《宋书》•卷九十二·列传第五十二·良吏
在宋朝建立之初,开国皇帝刘宋的先祖从平民出身,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一旦掌握权力,便重视官吏的职责,但在对外用兵上投入大量精力,无暇顾及内部政务。为了节省开支,他裁减了各种奢侈开销,生活节俭,身边没有私幸之臣,家中也没有华美的装饰品,因此能够常年亲自带兵出征,百姓因此不必忧愁。
太祖年少时就为人宽厚仁慈,继承皇位后,面对北方战乱,曾多次派兵征讨周边少数民族,征调军队主要依靠官府财政支持,不加重百姓负担。自此,国家安定,三十年间,百姓逐渐增多,他们只需按时缴纳赋税,不用额外劳役,早上出工,晚上回家,各自谋生即可。地方官员任期固定为六年,即使死后也不轻易更换,百姓因此对地方官有依附感,官吏也并非贪图私利。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即便生活艰难,也不至于死在沟渠之中。每个千户乡里,都有集市,百姓歌谣舞蹈,随处可见,这正是刘宋国力强盛的体现。
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战争频繁,国家大量耗费资财,仍然无法满足军需,于是开始加重赋税,百姓深受其苦,全国动荡不安。从那时起,直到孝建年间,战事不断,仅凭江东一地,面积不到数千里,户数不到百万,又因连年战乱和灾荒,刘宋的国力从此衰落。
西晋时期,各朝皇帝多居住在宫内,日常活动仅限于东西两个殿堂。到了孝武帝末年,修建了一座清凉的暑室,但高祖登基后并未进行改建,只称其为西殿,没有更华丽的名字。太祖沿袭这一做法,也仅称“合殿”。到了世祖时期,制度变得奢华,宫廷中的狗马都配有粮食,建筑耗费大量木材和丝绸,还追仿前朝风格,修建了“正光”“玉烛”“紫极”等宫殿。宫殿中雕梁画栋,珠帘玉窗,宫中宠妃、亲信大臣被赐予大量财物,耗费国库,百姓苦不堪言,官民皆难满足其欲望。
太宗继承皇位后,更加沉溺于奢侈浮华,恩惠不施于百姓,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地方官吏频繁更替,官员无法安心任职,百姓连炊事的灶台都来不及暖和,更不用说休息。这些情况并非只是官吏不如古人,百姓也变本加厉,而是因为上层统治者扰民,导致治理难以为继。如今我们选取其中一些典型例子,编撰成《良吏篇》。
王镇之,字伯重,琅琊临沂人,是征士王弘的哥哥。曾祖王暠是晋朝骠骑将军,祖父王耆之曾任中书郎,父亲王随之曾任上虞县令。王镇之最初担任琅琊王的卫军行参军,后外调为剡县和上虞县令,有才干声誉。内史谢輶推荐他担任山阴县令,政绩更加突出。后来又升任卫军参军、本国郎中令,加封宁朔将军。桓玄辅政时,任命他为大将军的录事参军。当时江南三吴地区遭受饥荒,他奉命前往赈灾,但会稽内史王愉不听命,王镇之依法弹劾。王愉之子王绥是桓玄的外甥,当时权势显赫,王镇之因此受到排挤,于是因母亲年老,请求调任安成太守。桓玄失败后,其将领苻宏入侵,王镇之抵抗多时,儿子们五人皆在战场上战死。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一生清廉,妻子子女无法维持生活,便抛弃家业返回上虞,为儿子王标之请求复任县令,随儿子赴任。服丧期满后,任征西道规司马、南平太守。徐道覆侵犯江陵,加封王镇之为建威将军,统率檀道济、到彦之等人讨伐徐道覆。因未受将帅之职,坚决推辞,未被采纳。后来前军失利,虽未担任军职,仍被临时任命,不久后恢复原职。因讨伐徐道覆有功,封为华容县五等男,后任廷尉。晋穆帝时,负责山陵修建,担任将作大匠。之后升任御史中丞,执法刚正,百官畏惧。出京担任使持节、都督交广二州军事、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高祖曾对人说:“王镇之年轻时就有清廉的政绩,将来必定能继承吴隐之的佳迹,只有他才能让岭南地区恢复安定。”在任广州刺史期间,他从未接受俸禄,生活简朴,一无所积。离职时,与初到时并无两样。
高祖刚建立相国府时,任命他为谘议参军,兼任录事,精通官吏事务,严明而不滥杀。后来升任宋朝台省祠部尚书。高祖登基后,因腿脚有病,自请外调,出任辅国将军、琅邪太守,后升任宣训卫尉,兼任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王镇之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弟弟王弘之,载于《隐逸传》。
杜慧度,交趾朱鹴人,原属京兆。曾祖杜元曾任宁浦太守,迁居交趾。父亲杜瑗,字道言,曾担任日南、九德、交趾太守。起初,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猛有势力,控制交州地区,听说刺史腾遁将到,便派二子阻断陆上和水路要道。杜瑗率众斩杀李逊,使整个州境恢复安宁,被封为龙骧将军。腾遁在州中十多年,与林邑多次交战。腾遁将北归时,林邑王范胡达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包围州城。当时腾遁已远,杜瑗与第三子杜玄之全力守城,并设多种计策,多次击败敌人,最终追击到九真、日南,林邑王范胡达败退回国。于是朝廷任命杜瑗为龙骧将军、交州刺史,进号冠军将军。卢循占据广州,派使者表示友好,被杜瑗斩杀。义熙六年,杜瑗年八十四岁去世,追赠右将军,原有官职不变。
杜慧度是杜瑗的第五子。最初担任州主簿、流民督护,后升任九真太守。杜瑗死后,府中官员因交州面临侵扰,不宜空缺职位,共推杜慧度代理州府事务,他推辞未就。义熙七年,被任命为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诏书尚未到达,当年春天,卢循袭击合浦,直逼交州。杜慧度率文武六千人于石碕迎战,生擒卢循长史孙建之。虽然卢循战败,但仍余部三千人,精通兵法。李子逊、李弈、李脱等人逃往石碕,聚集俚人和獠族,各自拥有一支军队。卢循得知他们与杜氏有仇,派使者招降,这些人便引众俚人五六千人归附卢循,听命于其指挥。六月庚子日清晨,卢循率军攻占南津,下令军士进入城中才允许吃饭。杜慧度拿出自己家族的私财,用来奖励士兵。弟弟杜慧期、杜九真太守章民分别统领水陆军队,杜慧度亲自登上高舰,发起进攻,放出火箭和火把,步军在两岸射击。敌军战舰全部起火,瞬间溃散,卢循被箭射中落水而死。杜慧度斩杀卢循及其父卢嘏,以及卢循二子,还有亲属录事参军阮静、中兵参军罗农夫、李脱等人,并将他们首级送往京城。封杜慧度为龙编县侯,食邑一千户。高祖登基后,进号辅国将军。当年又率文武一万人南征林邑,斩杀过半,被劫掠的百姓全部得以返回家园。林邑请求投降,献出人口、大象、金银、古贝等,杜慧度才释放他们,并派长史江悠向朝廷献捷。
杜慧度生活朴素,饮食简单,不贪图享受,擅长弹琴,喜欢《庄子》《老子》。他禁止一切迷信活动,提倡建立学校。每当遇到饥荒,便用自己的俸禄救济百姓。治理政事细致周到,就像管理自家一样,所以百姓深受其惠,盗贼不生,城门不必夜间关闭,街上无人捡拾遗物。少帝景平元年,杜慧度去世,享年五十岁,追赠左将军。他的长子杜弘文被任命为振威将军、刺史。起初,高祖北征关中和洛阳,派杜弘文为鹰扬将军,流民督护,配兵三千,随军北上。行至广州时,关中已平,便返回。朝廷又任命他为九真太守。后来继任父亲职位,也以宽厚仁政赢得民心,继承爵位为龙编侯。太祖元嘉四年,任命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杜弘文被征召。恰逢重病,家人劝他等身体恢复再出发。杜弘文说:“我世代承恩,一直持节任官三世,始终想要为国家献身,以报恩德。现在受到征召,怎能安逸退居?若不幸病重,这便是天命。”他母亲年老,见他病重前往,不忍分别,一同同行。抵达广州后,杜弘文病逝。临终前,派弟弟杜弘猷前往朝廷报信,朝廷非常悲痛。
徐豁,字万同,东莞姑幕人,是中散大夫徐广的侄子。父亲徐邈曾是晋朝太子左卫率。徐豁在晋安帝隆安末年任太学博士。桓玄专政时,任中外都督,徐豁提出:“对大臣的礼遇应仅限于武官,太宰、司徒并非武官,故不应给予特殊礼遇。”桓玄便借机让中丞罢免了徐豁的官职。桓玄失败后,徐豁被任命为秘书郎、尚书仓部郎、右军何无忌的功曹,后来又任镇南参军,再任祠部郎、永世令、建武司马、中军参军、尚书左丞。永初初年,任徐羡之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阴令。历任两丞三县,在政务上熟稔明理,被人推崇。元嘉初年,任始兴太守。元嘉三年,派特使巡视各地,并让各郡县陈述得失。徐豁借此上表提出三条建议:第一,郡中对年满十六岁的武官征税六十斛米,十五岁至十三岁者征三十斛,每户按丁数均摊。但十三岁儿童尚不能耕作,多为单亲家庭,难以共耕,一旦年满征税,便自行逃亡,造成边疆易被侵扰,甚至有人截肢、不育孩子,人口逐年减少。建议重新调整税收标准,让百姓得以存活。若减少米税虽有短期损失,但长远来看利大于弊。第二,郡中三百多户“银民”凿坑采砂,深达二三丈,劳役繁重且危险,每年都会有死亡事故。政府虽已监管,仍无法杜绝,百姓深受其苦。建议加以整顿。第三,山桑县令何道年轻时便清廉,直至白发依然坚持,应给予表彰。
元嘉年间,太祖派遣大使巡行四方,散骑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人上奏:“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廉勤勉,奸盗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洁谨慎,在职忘私,生活简朴,时间越长久越坚定;前宋县令成浦,政绩宽厚仁慈,百姓仍传颂其德;前鲖阳令李熙国,施政得当,百姓思念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幼清廉,晚年更加坚定,应予嘉奖与赏赐。”于是,李元德被加封为宁朔将军,魏恭子赐绢五十匹、米五百斛,成浦、李熙国、何道各赐绢三十匹、米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东人。曾祖王愆期在晋代著名,官至南蛮校尉;祖父王寻之为光禄大夫;父亲王肇之曾任豫章公相。王歆之受到太祖重用,历任左民尚书、光禄大夫,卒于任上。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上奏:“所辖威远将军、北谯梁二郡太守关中侯申季历,五年来勤于职守,诚信仁惠与威严并存,治理内外,安抚百姓,赋税合理,百姓安居,对新归附的边远地区,也给予关怀,广施教化。其政绩显著,理应提升官阶以鼓励后人。”因此,申季历被加封为宁朔将军。此后,晋寿太守郭启玄也以清廉著称,去世后仍获朝廷表彰。元嘉二十八年,诏书称:“郭启玄曾奉命出使北方敌国,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勤勉不懈,公私财物一分未取,生活简朴,以清廉著称。朝廷因此超擢其官职以表彰其廉洁政绩。然而他节操坚贞,始终如一,去世时,家人冻饿无食,其气节远超一般,令人惋惜。应赐其家属粟五百斛。”
当时还有北地人傅僧祐、颍川人陈珉、高平人张祐,因才能出众被朝廷重视。傅僧祐的事迹载于《臧焘传》。陈珉任吴县令,善于发现隐藏的奸佞,境内百姓称为神明。张祐祖父张湛在晋孝武帝时期,因才学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光禄勋。张祐历任临安、武康、钱塘三县令,皆有才能,被世人称为“三贤”。元嘉年间,高平太守潘词以清廉著称,其子潘亮任昌虑令,也以廉洁闻名,大明年间,被徐州刺史刘道隆荐举。世祖时期,吴郡陆法真官位清正,曾任刘秀之安北录事参军。泰山人羊希写信给安北谘议参军孙诜说:“您同僚中有位陆录事,是东南一带的名士,又是张玄的外孙,为人极其清廉,有高尚气节。年高官卑,操守不衰,希望能与他面谈。”太宗初年,陆法真任南海太守,去世于任上。太宗时期,琅琊王悦也以清廉正直著称。王悦字少明,是东晋右将军王羲之的曾孙。父亲王靖之官至司徒左长史。王靖之深受刘穆之赏识,曾多次请求任侍中,但刘穆之说:“如果你不求,迟早会得到。”因此未果。王悦在泰始年间任黄门郎、御史中丞,因清正廉洁,被赐良田五顷。后升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在门下尽心尽力,五年后去世,追赠太常。初任侍中时,他曾监督御府、太官、太医等部门,发现大量贪腐行为。王悦死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部门的官员诅咒他,于是朝廷逮捕十余名相关官员,锁上囚车送至淮阴,秘密安排渡江投入江中。史臣评论道:好的政治对于百姓而言,就像良匠对待泥土,用功少却能成就很多。汉代人口众多,刑罚宽简,地方官治理百姓,无事扰民,赏罚分明,事务多由地方官自主处理,一纸诏书便能治理地方,因此龚遂、黄霸的政绩容易实现。到晚唐时期,奸伪之风盛行,百姓减少,治理方式比前代繁复,要建立政绩、树立风尚,难度是百倍。若用上古的政教去治理当今的百姓,即使有才能的官员,也难以像古代那样轻易实现“武城有弦歌”的景象。淮阳虽可模仿,但或许仍需努力。未必是当今人才不如古人,而是社会风气有厚薄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