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卷十一·志第一·志序 律歷上

南北朝 • 沈約

志序 律歷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片文只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歷》、《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採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採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潏，鹹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歷》，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雲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概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鹹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鹹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鹹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並、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採，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睹妍媸，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豪握簡，杼軸忘餐，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稿而已焉。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定律呂。夫聲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鬥。質有累重，故平以鈞石。故《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則律呂、宮商之所由生也。夫樂有器有文，有情有官。鐘鼓干鏚，樂之器也。屈伸舒疾，樂之文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廣樂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外”故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周禮》曰“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樂。又曰“圜鍾爲宮，黃鐘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地祇人鬼，禮亦如之。其可以感物興化，若此之深也。“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黃鐘之數六，分而爲雌雄十二鍾。鍾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故黃鐘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七，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呂。中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極不生，鐘律不能復相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姑洗三月，應鐘十月，不與正音比效爲和。和，徙聲也。〕應鐘生蕤賓，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爲武王伐紂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月律應二十四時。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人爲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黃鐘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即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爲制。秋分而禾票定，〔票，禾穗芒也。〕票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票而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爲丈。其以爲重，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揚子云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律生於辰，〔謂子爲黃鐘，醜爲大呂之屬。〕聲以情質，〔質，正也。各以其行本情爲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鍾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佔。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三代陵遲，音律失度。漢興，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孝武之世，置協律之官。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受學於小黃令焦延壽。其下生、上生，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暖風雨之佔於是生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續漢志》具載其律準度數。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嵩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爲能傳嵩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表略〕論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之。先儒推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約之，是爲上生。故《漢志》雲：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蔟。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鐘，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上生不及黃鐘實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約實一千九百六十八爲一分，此則不周九分寸之律一分有奇，豈得還爲宮乎。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鬥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爲觸，徵爲祉，陽氣施種於黃鐘，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蔡邕從朔方上書，雲《前漢志》但載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馬彪皆已志之。漢末，亡失雅樂。黃初中，鑄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協律都尉杜夔令玉鑄鐘，其聲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王。魏王取玉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主。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勖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製，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知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刑古昔，以求厥衷，合於經禮，於製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勖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種整、朱夏，皆與和同。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鐘。歌大呂，乃奏太蔟，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佈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製爲雅。《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始”《周禮》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律曆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古作，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雲：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主聲調法，以黃鐘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鐘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正聲調法，黃鐘爲宮，〔第一孔。〕應鐘爲變宮，〔第二孔。〕南呂爲羽，〔第三孔。〕林鐘爲徵，〔第四孔。〕蕤賓爲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蔟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黃鐘爲宮，〔作黃鐘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鐘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黃鐘生林鐘也。〔以林鐘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鐘生太蔟也。〔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度從角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商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鐘也。〔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商下者，墨點識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爲孔則得變宮之聲也。〕變宮生變徵，應鐘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爲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下徵調法，林鐘爲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鐘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者。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南呂爲商，〔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鐘之羽，今爲下徵之商。〕應鐘爲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鐘之變宮，今爲下徵之角也。〕黃鐘爲變徵，〔下徵之調，林鐘爲宮，大呂當變徵。而黃鐘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鐘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鐘及太蔟、應鐘三孔。黃鐘應濁而太蔟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磑蒦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太蔟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爲下徵之徵。〕姑洗爲羽，〔笛體中翕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羽也。〕蕤賓爲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宮，〔即是笛體中翕聲也，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爲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爲商，〔正也。〕林鐘爲角，〔非正也。〕南呂爲變徵，〔非正也。〕應鐘爲徵，〔正也。〕黃鐘爲羽，〔非正也。〕太蔟爲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鐘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周語》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周語》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周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鐘，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周語》曰“三間中呂，宣中氣也”〕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酧交酢”變宮近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鐘亦如之。〕林鐘之笛：正聲應林鐘，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二釐有奇。〔《周語》曰“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州，平民無貳也”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周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周語》曰“無射所以宣佈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應鐘之笛：正聲應應鐘，下徵應蕤賓，長五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周語》曰“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勖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爲律呂，故致失韻。乃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鍾，以律命之，不叩而自應。初，勖行道，逢趙郡商人縣鐸於牛，其聲甚韻。至是搜得此鐸，以調律呂焉。晉武帝以勖律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非興國之音。鹹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勖尺四分，時人鹹服其妙。元康中，裴頠以爲醫方民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爲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黃鐘箱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爲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吏奚縱又減五分，爲三尺六寸五分。〔列和雲“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也”〕太蔟箱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爲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爲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爲二尺五寸八分。

譯文：

《律曆志》原文翻譯如下：

請先看序言部分：

古代的書籍中，有記載說：從周代起，歷代王朝都設立專門的機構，以負責天地陰陽、四時節氣、日月星辰以及各種律呂音律的研究。自漢代以來，這些記錄不斷被整理，形成較爲完整的體系。至東漢，朝廷又進一步設立“太樂署”，專門負責禮樂的制定與施行。然而，由於歷代社會環境的變遷，許多前代的制度失傳，尤其在音律方面，出現了種種錯誤。所以，我將前人所留下的各種文獻，逐一加以考證和整理，希望還原出最符合古代禮制與音律規範的正確制度。

接下來是正文部分：

《律曆志》起源於古代的“黃鐘”，黃鐘是十二律的本源，其餘的律都是由它相生而來。黃鐘定爲“宮”音，宮是五聲之首，象徵着天地之始，因此在古代的典禮中，黃鐘是最重要的音律。從黃鐘生出的“林鐘”是“徵”音，代表陽氣的升發；“太蔟”是“商”音，象徵陰氣的收斂；“南呂”是“羽”音，象徵秋氣的肅殺；“姑洗”是“角”音，象徵春季的和煦。

這十二律遵循“相生”之法，即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變宮，變宮生變徵，形成一個循環。十二律之間，相互呼應，彼此調和，構成了完備的音律體系。古人認爲，只有音樂與天地自然相合，方能“協和陰陽”，達到“天人合一”。

而這些音律的具體應用，必須根據尺度、長短、聲音高低來確定。在古代，制音之器如笛、簫、鍾、磬，必須按照“律”來製作，且每一個器物的長度都與“律”相對應，才能保證聲音與律合。例如，黃鐘的笛，其正聲應黃鐘之律，下徵應林鐘之律，其長度爲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若以黃鐘爲宮，從宮孔向下度出林鐘之律，即可得徵聲；再從徵孔以上度出太蔟之律，即可得商聲；以此類推，直到角聲。

對於不同音調的笛，其製法也各不相同。例如，“下徵”之調，以林鐘爲宮，其商爲南呂，角爲應鐘，變徵爲黃鐘，徵爲太蔟，羽爲姑洗，變宮爲蕤賓。這種調法並非隨意，而是嚴格根據十二律“還相爲宮”的規則而定的。

此外，笛子的結構也十分講究。笛體中空，其長寬比例要符合音律原理。例如，笛體用角律（即“角”聲）的，其長度按比例分爲“八分”或“四分”；對於其他音律，則根據聲調的濁清，決定其長度的上、下變化。在實際演奏中，爲滿足不同場合的需要，也設置了“伏孔”——即隱藏在笛體內的孔洞，用於調節音高，使聲音更靈活。例如，伏孔有四類：正角孔、倍角孔、變宮孔、變徵孔，它們不直接發聲，而是作爲“調節音高的輔助”，以適應不同曲調和演奏需求。

在音律的實際應用中，必須依據經典典籍來規範。《周語》中明確記載：“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無射所以宣佈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由此可見，每一種音律的使用，都與禮樂制度相聯繫，不是單純的音樂技術，而是承載了文化價值的禮制體現。

然而，自漢以來，許多音律制度逐漸失傳。例如，魏代杜夔所制的律呂，與漢代舊律相差甚遠。他所依據的尺度比古代尺制長出了四分之多，導致音律失準，難以調和。晉代荀勖、張華爲糾正此弊，參考《周禮》所載“六律六同”、“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重新校定音律，制定新笛。他們親自命人以“積黍起度”之法，從古時標準長度出發，校準所有樂器的尺寸，結果發現，所制笛與周代玉律、漢代古鐘的音律相符，毫無偏差。

晉武帝因此採納了荀勖的律制，正式推行於朝廷樂事之中。然而，也有爭議。散騎侍郎阮咸認爲其聲音過高，不符合“興國之音”的標準，對此表示反對。直到阮咸去世後，人們在地下發掘出一支古代銅尺，其長度恰好比荀勖所制的尺長出四分，才證實了他當初的批評是正確的。

此外，元康年間，裴頠曾上書指出，若不糾正權衡制度，將嚴重危害醫藥與民生，提出應徹底改革度量衡制度。雖然此建議未被採納，但其影響深遠，反映出當時社會對音律與度量標準的重視。

而從晉代以來，太樂制度中所用的笛器長度也不斷調整。例如，黃鐘箱笛在晉時長三尺八寸，到南朝宋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將其縮短至三尺七寸，元嘉十四年，治書令奚縱又減五分，至三尺六寸五分。太蔟箱笛原長三尺七寸，鍾宗之減爲三尺三寸七分，奚縱再減一寸一分，降至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原長三尺五寸，鍾宗之減爲二尺九寸七分，奚縱再減五分，降至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原長二尺九寸，鍾宗之減爲二尺六寸，奚縱又減二分，降至二尺五寸八分。

這些長度的變化，反映出自東漢以後，隨着時代變遷和社會需求的改變，音律與度量標準不斷調整，但其背後始終蘊含着對“禮”的追求，對“音律合於天地”的執着。

總之，律歷之學，不單是技術層面的音高劃分，更是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將音律與天地節律、人事倫理相融合，才能真正實現“天人合一”的理想。

——《律曆志》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