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卷十一·志第一·志序 律历上

南北朝 • 沈约

志序 律历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是也。至於楚《书》、郑《志》、晋《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后。司马迁制一家之言，始区别名题。至乎礼仪刑政，有所不尽。乃於纪传之外，创立八书。片文只事，鸿纤备举。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序《食货》。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朱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百不记一。《天文》虽为该举，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说，纷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书，谓宜载述者也。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河自龙门东注，横被中国，每漂决所渐，寄重灾深，堤筑之功，劳役天下。且关、洛高垲，地少川源，是故镐、酆、潦、潏，咸入礼典。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窃以班氏《律历》，前事已详，自杨伟改创《景初》，而《魏书》阙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议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书。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舆服》，并各立志。夫礼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政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至於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然则自汉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顺帝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无差。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阙。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大宋受命，重启边隙，淮北五州，翦为寇境，其或奔亡播迁，复立郡县，斯则元嘉、泰始，同名异实。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百官置省，备有前说，寻源讨流，於事为易。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虽斟酌前史，备睹妍媸，而爱嗜异情，取舍殊意，每含豪握简，杼轴忘餐，终亦不足与班、左并驰，董、南齐辔。庶为后之君子，削稿而已焉。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管，以听凤鸣，以定律吕。夫声有清浊，故协以宫商。形有长短，故检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质有累重，故平以钧石。故《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则律吕、宫商之所由生也。夫乐有器有文，有情有官。钟鼓干戚，乐之器也。屈伸舒疾，乐之文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周礼》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乐。又曰“圜钟为宫，黄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地祇人鬼，礼亦如之。其可以感物兴化，若此之深也。“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黄钟之数六，分而为雌雄十二钟。钟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故黄钟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七，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吕。中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极不生，钟律不能复相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不比於正音，故为和。〔姑洗三月，应钟十月，不与正音比效为和。和，徙声也。〕应钟生蕤宾，蕤宾不比於正音，故为缪。〔缪，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缪、和，为武王伐纣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月律应二十四时。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古人为度量轻重，皆生乎天道。黄钟之律长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长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即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为制。秋分而禾票定，〔票，禾穗芒也。〕票定而禾孰。律之数十二，故十二票而当一粟，十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为丈。其以为重，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铢而当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一斤。三月而一时，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一岁，故四钧而一石”“其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扬子云曰“声生於日，〔谓甲己为角，乙庚为商，丙辛为徵，丁壬为羽，戊癸为宫。〕律生於辰，〔谓子为黄钟，丑为大吕之属。〕声以情质，〔质，正也。各以其行本情为正也。〕律以和声，〔当以律管钟均，和其清浊之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协，和。〕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谓之八音。声和音谐，是谓五乐”夫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於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令封上。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周密，布缇幔。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三代陵迟，音律失度。汉兴，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孝武之世，置协律之官。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受学於小黄令焦延寿。其下生、上生，终於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於南事，而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於六十，犹八卦之变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暖风雨之占於是生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其术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续汉志》具载其律准度数。汉章帝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子男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嵩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为能传嵩学耳”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候气而已。〔表略〕论曰：律吕相生，皆三分而损益之。先儒推十二律，从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约之，是为上生。故《汉志》云：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无射既上生中吕，则中吕又当上生黄钟，然后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上生不及黄钟实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约实一千九百六十八为一分，此则不周九分寸之律一分有奇，岂得还为宫乎。凡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为下生，此其大略，犹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至於南事，为六十律，竟复不合，弥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训角为触，徵为祉，阳气施种於黄钟，如斯之属，空烦其文，而为辞费。又推九六，欲符刘歆三统之数，假托非类，以饰其说，皆孟坚之妄矣。蔡邕从朔方上书，云《前汉志》但载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马彪皆已志之。汉末，亡失雅乐。黄初中，铸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协律都尉杜夔令玉铸钟，其声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於魏王。魏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於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主。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於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则不可知也”勖等奏“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佐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知写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於后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刑古昔，以求厥衷，合於经礼，於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太乐、乐府施行。平议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余无所施用，还付御府毁”奏可。勖又问和“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后乃以为乐不”和辞“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徵之声。於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令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后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和乃辞曰“自和父祖汉世以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令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朱夏，皆与和同。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依律调之，然后施於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於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於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令部郎刘秀、邓昊、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后器象有制，音均和协。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案《周礼》奏六乐，乃奏黄钟。歌大吕，乃奏太蔟，歌应钟，皆以律吕之义，纪歌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周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钟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钟”《周语》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是则歌奏之义，当合经礼，考之古典，於制为雅。《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始”《周礼》载六律六同。《礼记》又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刘歆、班固纂《律历志》，亦纪十二律。唯京房始创六十律，至章帝时，其法已亡。蔡邕虽追古作，其言亦曰“今无能为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无施於乐。谨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记注图侧，如别。省图，不如视笛之了，故复重作蕤宾伏孔笛。其制云：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周语》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主声调法，以黄钟为宫，则姑洗为角。翕笛之声应姑洗，故以四角之长为黄钟之笛也。其宫声正而不倍。故曰正声。〕正声调法，黄钟为宫，〔第一孔。〕应钟为变宫，〔第二孔。〕南吕为羽，〔第三孔。〕林钟为徵，〔第四孔。〕蕤宾为变徵，〔第五附孔。〕姑洗为角，〔笛体中声。〕太蔟为商。〔笛后出孔也。商声浊於角，当在角下，而角声以在体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宫上，清於宫也。然则宫商正也，余声皆倍也。是故从宫以下，孔转下转浊也。此章说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说律吕相生，笛之制也。〕正声调法，黄钟为宫，〔作黄钟之笛，将求宫孔，以姑洗及黄钟律从笛首下度之，尽二律之长而为孔，则得宫声也。〕宫生徵，黄钟生林钟也。〔以林钟之律从宫孔下度之，尽律作孔，则得徵声也。〕徵生商，林钟生太蔟也。〔以太蔟律从徵孔上度之，尽律以为孔，则得商声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以南吕律度从角孔下度之，尽律为孔，则得羽声也。〕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以姑洗律从羽孔上行度之，尽律而为孔，则得角声也。然则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从羽孔下行度之，尽律而为孔，亦得角声，出於附商孔之下，则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复倍其均，是以角声在笛体中，古之制也。音家旧法，虽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适足为唱和之声，无害於曲均故也。《周语》曰：匏竹利制，议宜，谓便於事用从宜者也。〕角生变宫，姑洗生应钟也。〔上句所谓当为角孔而出商下者，墨点识之，以应律也。从此点下行度之，为孔则得变宫之声也。〕变宫生变徵，应钟生蕤宾也。〔以蕤宾律从变宫下度之，尽律为孔，则得变徵之声。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宫为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下徵调法，林钟为宫，〔第四孔也。本正声黄钟之徵。徵清当在宫上，用笛之宜，倍令浊下，故曰下徵。下徵更为宫者，记所谓“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者。然则正声调清，下徵调浊也。〕南吕为商，〔第三孔也。本正声黄钟之羽，今为下徵之商。〕应钟为角，〔第二孔也。本正声黄钟之变宫，今为下徵之角也。〕黄钟为变徵，〔下徵之调，林钟为宫，大吕当变徵。而黄钟笛本无大吕之声，故假用黄钟以为变徵也。假用之法：当变徵之声，则俱发黄钟及太蔟、应钟三孔。黄钟应浊而太蔟清，大吕律在二律之间，俱发三孔而微硙蒦之，则得大吕变徵之声矣。〕诸笛下徵调求变徵之法，皆如此。太蔟为徵，〔笛后出孔，本正声之商，今为下徵之徵。〕姑洗为羽，〔笛体中翕声也。本正声之角，今为下徵之羽也。〕蕤宾为变宫，〔附孔是也。本正声之变徵也，今为下徵之变宫也。然则正声之调，孔转下转浊。下徵之调，孔转上转清也。〕清角之调：以姑洗为宫，〔即是笛体中翕声也，於正声为角，於下徵为羽。清角之调，乃以为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为宛诗谣俗之曲，不合雅乐也。〕蕤宾为商，〔正也。〕林钟为角，〔非正也。〕南吕为变徵，〔非正也。〕应钟为徵，〔正也。〕黄钟为羽，〔非正也。〕太蔟为变宫。〔非正也。清角之调，唯宫商及徵，与律相应，余四声非正者皆浊，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凡笛体用角律，其长者八之，〔蕤宾、林钟也。〕短者四之，〔其余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实容，长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长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声均法度之齐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齐，必不得已，取其声均合。〕三宫〔一曰正声，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变也。〔宫有七声，错综用之，故二十一变也。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变宫，近於宫孔，倍令下者也。四曰变徵，远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则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应进退上下之法，所以协声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隐而不见，故曰伏孔。〕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长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周语》曰“元间大吕，助宣物也”〕太蔟之笛：正声应太蔟，下徵应南吕，长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周语》曰“太蔟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夹钟之笛：正声应夹钟，下徵应无射，长二尺四寸。〔《周语》曰“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姑洗之笛：正声应姑洗，下徵应应钟，长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周语》曰“三间中吕，宣中气也”〕蕤宾之笛，正声应蕤宾，下徵应大吕，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周语》曰“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献酧交酢”变宫近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钟亦如之。〕林钟之笛：正声应林钟，下徵应太蔟，长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奇。〔《周语》曰“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夷则之笛：正声应夷则，下徵应夹钟，长三尺六寸。〔《周语》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州，平民无贰也”变宫之法，亦如蕤宾，体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南吕之笛，正声应南吕，下徵应姑洗，长三尺三寸七分。〔《周语》曰“五间南吕，赞阳秀也”〕无射之笛：正声应无射，下徵应中吕，长三尺二寸。〔《周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应钟之笛：正声应应钟，下徵应蕤宾，长五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周语》曰“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勖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乖错。始知后汉至魏，尺度渐长於古四分有余。夔依为律吕，故致失韵。乃部佐著作郎刘恭依《周礼》更积黍起度，以铸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比之不差毫厘。又汉世故钟，以律命之，不叩而自应。初，勖行道，逢赵郡商人县铎於牛，其声甚韵。至是搜得此铎，以调律吕焉。晋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乃施用之。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非兴国之音。咸亡后，掘地得古铜尺，果长勖尺四分，时人咸服其妙。元康中，裴頠以为医方民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不见省。黄钟箱笛，晋时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减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书令吏奚纵又减五分，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东箱长笛四尺二寸也”〕太蔟箱笛，晋时三尺七寸，宗之减为三尺三寸七分，纵又减一寸一分，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晋时三尺五寸，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纵又减五分，为二尺九寸二分。蕤宾箱笛，晋时二尺九寸，宗之减为二尺六寸，纵又减二分，为二尺五寸八分。

译文：

《律历志》原文翻译如下：

请先看序言部分：

古代的书籍中，有记载说：从周代起，历代王朝都设立专门的机构，以负责天地阴阳、四时节气、日月星辰以及各种律吕音律的研究。自汉代以来，这些记录不断被整理，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至东汉，朝廷又进一步设立“太乐署”，专门负责礼乐的制定与施行。然而，由于历代社会环境的变迁，许多前代的制度失传，尤其在音律方面，出现了种种错误。所以，我将前人所留下的各种文献，逐一加以考证和整理，希望还原出最符合古代礼制与音律规范的正确制度。

接下来是正文部分：

《律历志》起源于古代的“黄钟”，黄钟是十二律的本源，其余的律都是由它相生而来。黄钟定为“宫”音，宫是五声之首，象征着天地之始，因此在古代的典礼中，黄钟是最重要的音律。从黄钟生出的“林钟”是“徵”音，代表阳气的升发；“太蔟”是“商”音，象征阴气的收敛；“南吕”是“羽”音，象征秋气的肃杀；“姑洗”是“角”音，象征春季的和煦。

这十二律遵循“相生”之法，即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变宫，变宫生变徵，形成一个循环。十二律之间，相互呼应，彼此调和，构成了完备的音律体系。古人认为，只有音乐与天地自然相合，方能“协和阴阳”，达到“天人合一”。

而这些音律的具体应用，必须根据尺度、长短、声音高低来确定。在古代，制音之器如笛、箫、钟、磬，必须按照“律”来制作，且每一个器物的长度都与“律”相对应，才能保证声音与律合。例如，黄钟的笛，其正声应黄钟之律，下徵应林钟之律，其长度为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若以黄钟为宫，从宫孔向下度出林钟之律，即可得徵声；再从徵孔以上度出太蔟之律，即可得商声；以此类推，直到角声。

对于不同音调的笛，其制法也各不相同。例如，“下徵”之调，以林钟为宫，其商为南吕，角为应钟，变徵为黄钟，徵为太蔟，羽为姑洗，变宫为蕤宾。这种调法并非随意，而是严格根据十二律“还相为宫”的规则而定的。

此外，笛子的结构也十分讲究。笛体中空，其长宽比例要符合音律原理。例如，笛体用角律（即“角”声）的，其长度按比例分为“八分”或“四分”；对于其他音律，则根据声调的浊清，决定其长度的上、下变化。在实际演奏中，为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也设置了“伏孔”——即隐藏在笛体内的孔洞，用于调节音高，使声音更灵活。例如，伏孔有四类：正角孔、倍角孔、变宫孔、变徵孔，它们不直接发声，而是作为“调节音高的辅助”，以适应不同曲调和演奏需求。

在音律的实际应用中，必须依据经典典籍来规范。《周语》中明确记载：“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由此可见，每一种音律的使用，都与礼乐制度相联系，不是单纯的音乐技术，而是承载了文化价值的礼制体现。

然而，自汉以来，许多音律制度逐渐失传。例如，魏代杜夔所制的律吕，与汉代旧律相差甚远。他所依据的尺度比古代尺制长出了四分之多，导致音律失准，难以调和。晋代荀勖、张华为纠正此弊，参考《周礼》所载“六律六同”、“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重新校定音律，制定新笛。他们亲自命人以“积黍起度”之法，从古时标准长度出发，校准所有乐器的尺寸，结果发现，所制笛与周代玉律、汉代古钟的音律相符，毫无偏差。

晋武帝因此采纳了荀勖的律制，正式推行于朝廷乐事之中。然而，也有争议。散骑侍郎阮咸认为其声音过高，不符合“兴国之音”的标准，对此表示反对。直到阮咸去世后，人们在地下发掘出一支古代铜尺，其长度恰好比荀勖所制的尺长出四分，才证实了他当初的批评是正确的。

此外，元康年间，裴頠曾上书指出，若不纠正权衡制度，将严重危害医药与民生，提出应彻底改革度量衡制度。虽然此建议未被采纳，但其影响深远，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音律与度量标准的重视。

而从晋代以来，太乐制度中所用的笛器长度也不断调整。例如，黄钟箱笛在晋时长三尺八寸，到南朝宋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将其缩短至三尺七寸，元嘉十四年，治书令奚纵又减五分，至三尺六寸五分。太蔟箱笛原长三尺七寸，钟宗之减为三尺三寸七分，奚纵再减一寸一分，降至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原长三尺五寸，钟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奚纵再减五分，降至二尺九寸二分。蕤宾箱笛原长二尺九寸，钟宗之减为二尺六寸，奚纵又减二分，降至二尺五寸八分。

这些长度的变化，反映出自东汉以后，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需求的改变，音律与度量标准不断调整，但其背后始终蕴含着对“礼”的追求，对“音律合于天地”的执着。

总之，律历之学，不单是技术层面的音高划分，更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将音律与天地节律、人事伦理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

——《律历志》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