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演義》•第一百十八回 鬧京畿兩路喪師 投使館九人避禍
以下是對《民國演義》第一百十八回《鬧京畿兩路喪師 投使館九人避禍》的現代漢語翻譯:
話說直系和皖系軍隊彼此爭鬥,分成東西兩路作戰。西路以高碑店爲戰場,東路則在楊村。徐樹錚率領西北軍猛攻直系將領曹鍈。曹鍈倉促應戰,毫無準備,被西北軍迅速擊潰,槍聲如林,子彈如雨,曹軍不得不後撤。曹鍈只得號召士兵,退出楊村。徐樹錚拿下楊村,十分得意,卻突然接到高碑店戰報,接連失利,急得他由高興轉爲憂愁。
原來段芝貴此前戰敗後,收攏殘部,準備再發起大規模進攻。七月十五日晚,他再次進攻高碑店,企圖趁着直軍不備取得勝利。直軍早有防備,出兵迎戰。段芝貴見直軍紀律嚴明,便另想計策,祕密命令部下分散隊形,引誘直軍深入。直軍果然奮勇衝入敵陣,不料敵軍先散後聚,隨即重新合攏,意圖把直軍圍困在中央。直軍察覺形勢危急,拼死抵抗,各自爲戰。段芝貴見直軍中計,欣喜若狂,下令全軍再接再厲,誓要徹底殲滅直軍。誰知陣後突然衝出數百人,手持新式快槍,連發如雨,毫無辦法躲避。爲首的將領正是直軍總司令吳佩孚。段芝貴被這一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得慌亂失措,急忙下令分兵迎戰,卻因士兵不聽命令,紛紛潰逃。直軍從前後夾擊,幾乎將段芝貴活捉。幸虧段芝貴騎着快馬逃得快,才逃到三十里外的營地。這次兩連敗讓他終於明白,吳佩孚早有謀略,不敢再輕視他。
吳佩孚獲勝後,連夜下令:由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和第三補充旅旅長龔漢冶聯合攻取涿州,同時派補充旅旅長彭壽莘作爲後援。當時,駐守涿州的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正好與蕭耀南遭遇,兩軍交火,槍聲不斷。邊防軍屢戰屢敗,一開始就膽怯,勉強支撐了一個小時,見直軍攻勢更猛,便想撤退。而龔漢冶的部隊從右側突襲,成功切斷邊防軍防線,彭壽莘隨後跟進,擊斃大量敵軍,俘虜旅團長以下共五十多人。曲同豐帶着殘兵逃入涿州城內。直軍隨即在城外紮營,準備繼續進攻。第二天清晨,奉軍趕到加入戰鬥,直軍氣勢更加旺盛,邊防軍已喪失戰鬥力,無法支撐,只能派人求和。吳佩孚只允許投降,不許談“和”字。曲同豐爲了保命,哪怕丟臉也顧不上,只好依從吳佩孚的要求,與第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第三十旅旅長齊寶善,帶領兩千餘殘兵向直軍繳械投降。涿州於是被直軍控制。邊防軍第三師師長陳文運得知曲軍投降,也驚慌失措,棄軍而逃。軍隊無主,自亂陣腳,紛紛丟盔棄甲,各自逃散。段芝貴也逃回北京,西路軍隊徹底失敗。
徐樹錚聽說這一消息,正處在憂慮中,忽然聽到營外槍聲大作,原來是曹鍈帶兵殺到。打仗靠的是士氣,一旦士氣喪失,再好的將領也無力迴天。曹鍈帶兵奮勇進攻,是爲了慶祝西路大捷,奪回楊村。而徐樹錚的部隊,因西路戰敗,士氣低落,早已心灰意冷,根本不想應戰,頓時四散潰逃。徐樹錚雖憤懣難平,想拼命一搏,但士兵早已人心渙散,無可挽回,只得採取“三十六策”中的上策——連夜逃跑,逃入都城,躲進六國飯店。巧的是,他正巧遇到了段芝貴。“愁人莫對愁人說,說起愁來愁煞人”,兩人當時的情境,想必也如出一轍,不必多作描寫。這是好戰者的報應。
段祺瑞接連接到敗報,既憤怒又慚愧,當即取出手槍,想自殺。幸被身邊人奪下,勸他返回北京,請求總統下令停戰。段祺瑞無奈,只得回京,向徐總統上書自責。徐總統冷笑一聲:“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隨即下令靳雲鵬、張懷芝等去見曹錕、吳佩孚,商議停戰,並頒佈通令:
“此前因各路軍隊因誤會而調動,已下令一律退守原防,以維護大局。然而近日戰事仍未停止,民衆驚恐,經濟蕭條,百姓何以堪此?況且正值盛夏,將士們冒着槍林彈雨,更令人同情。應責成各路將領迅速命令前線軍隊,守住防線,停止進攻,等待中央命令解決。此爲我反覆調和之意。”
世上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自從段氏四路大軍接連敗退,魯、豫等地的段派軍官也紛紛瓦解。山東德州原本被邊防軍攻佔,守將商德全撤退。後來奉軍前來救援,擊敗邊防軍,奪回德州,商德全只好逃走。河南信陽守將趙雲龍與旅長李奎元交戰,也慘敗被驅逐出境。察哈爾都統王廷楨響應曹錕、吳佩孚,駐守康莊,與邊防軍、西北軍激戰,最終被擊潰,被迫繳械投降。段祺瑞和徐樹錚的計謀全部失敗。
段祺瑞想挽回名聲,便電報直、奉、蘇、贛、鄂、豫等省,說:
“近日接到外交團警告,指出北京駐有衆多外國僑民,生命財產極爲重要,若戰事繼續,危險不堪設想,應立即停戰,命令前線軍隊停火,各守防線,等待中央正式下令解決。我方此次組建定國軍,是爲保衛京城、整頓秩序,並非好戰窮兵。實因能力不足,指揮不當,引發外人責難,上勞總統掛念。我深感內疚,願承擔全部責任。現已呈請總統,撤銷我擔任的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陸軍上將等職務,同時撤銷所有榮譽勳章、軍銜,正式解除‘定國軍’名號,以此謝罪。特此電告。”
投石問路,古今皆有。段氏當初輕信徐樹錚,成立“安福系”,結黨營私,借債擴軍,早已違背民意。此次徹底失敗,雖自請辭官,但百姓怒意未消,批評聲更大了。江蘇督軍李純發通電譴責:“肅清禍首,指日可待,從此魑魅潛退,日月重光。”還有南北海軍將領林葆懌、藍建樞、蔣拯、杜錫珪等人也通電聲討安福系,歷數其罪,稱“南北攜手,共渡難關”。最激烈的是吳佩孚,趁此全勝之機,偕同奉軍前往北京,駐紮南苑、北苑,請求總統處死安福派的罪魁禍首。靳雲鵬與張懷芝前往吳佩孚處,與他商議,提出四項條件:(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解散安福系;(四)解散新國會。這四條中央予以承認,勸吳佩孚立刻停戰。但吳佩孚仍不肯罷休,經靳、張反覆勸說,才勉強答應,表示:“我轉告曹經略,我無法自己決定。”靳、張隨後前往與曹錕商議。曹錕雖同意停戰,但對中央承認的四條仍不滿意。靳、張雖口才過人,終究未能協調成事,只得回京覆命。
徐總統思慮良久,認爲此事必須依靠奉系張作霖才能解決,於是立即電召張作霖出面調停。同時派王懷慶收編近畿軍隊,兼任督辦。王懷慶執行命令,處理得當,邊防軍和西北軍或編入正規部隊,或給予資金遣散,京畿一帶總算暫時安定。
後來,張作霖出面調停,與曹錕、吳佩孚商定六項主要條款:(一)解散安福系;(二)懲辦十四名主要罪犯;(三)取消邊防軍、西北軍及其他相關機構;(四)京畿保衛由直系與奉系軍隊長期駐守,京城內由京畿衛戍總司令全面負責;(五)撤銷安福系操控的和議機構,驅逐王揖唐,改與西南直接談判;(六)解散新舊國會,重新選舉。此外還有兩項前置條件:(一)政府應儘快公佈三年來所借外債及其用途,分配至全國;(二)撤去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職務。協定後,張作霖將條款轉呈徐總統。徐總統雖不反對,但希望稍作妥協,顧全段祺瑞的顏面,便讓靳雲鵬、張懷芝電覆張作霖,請求他再做調解。張作霖又與曹、吳磋商,大體仍維持原議,只是細節稍作調整。最終中央命令如下:
【七月二十四日總統令】
免去財政總長李思浩、司法總長朱深、交通總長曾毓雋職務,任命財政次長潘復、司法次長張一鵬代行職務。
兼任交通總長田文烈。
免去京畿衛戍總司令段芝貴職務,任命王懷慶兼代。
【二十六日總統令】
據兼代國務總理薩鎮冰報告:“吳佩孚等部隊此前在河南暫駐,未能及時返回直隸,是因爲住房緊張,鐵路車輛未及時調配,並非有意滯留。該情況與事實不符,請求撤銷此前對曹錕、吳佩孚的處罰命令。”應准予撤銷當年七月九日對曹錕、吳佩孚的處分命令,交陸軍部備案。
免去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職務,由田文烈兼管京都市政,殷鴻壽任警察廳總監,併兼管市政事務。
免去交通次長姚國楨職務,任命權量代行交通次長職務。
【二十八日總統令】
免去督辦邊防事務兼管理將軍府事務的段祺瑞職務。
此前因邊疆不穩,設立邊防事務處以加強控制。如今駐外軍隊陸續撤回,該處事務簡化,應立即裁撤。邊防軍由陸軍部接管,迅速遣散,以精簡軍隊、節省開支。此令。
此前已下令裁撤西北邊防總司令一職,其部屬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西北軍名義應立即撤銷,責成陸軍部迅速收編,妥善遣散,並在規定時間內上報處理情況。此令。
免去大理院院長姚震職務,任命董康爲大理院院長。
【二十九日總統令】
國家法律的根本在於維護社會秩序,違逆法紀者必受嚴懲。此次徐樹錚等人在京城附近發動兵變,嚴重危害百姓,禍根在於其所屬西北邊防軍拒不交出,故意拖延,甚至煽動軍隊發兵,擅自調動部隊,佔用軍械軍地,嚴重超越職權,圖謀私利。曾毓雋、段芝貴等結黨營私,互相勾結,或參與密謀,親自參戰,或聯絡內外,擾亂社會安定,更有侵吞國庫、濫用職權的行爲,絕不能輕縱。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一律革除官職、勳位、勳章,由步軍統領和京師警察廳共同緝拿,依法嚴審。其財政、交通等部的款項,應由各部門徹底調查覈實後上報覈准。國家雖主張寬大,但此類重大罪行,法律明確,絕不能姑息。此令。
縱觀以上命令,除爲曹、吳洗清名聲外,幾乎所有免職命令都是針對段派人士的。但“免職”只是去官,個人人身安全尚無大礙。而“嚴緝”一令,纔是真正觸及刑罰,對徐樹錚等人尤其危險——這正是他們最害怕的條款,必須設法躲避。況且直、奉軍已遍佈京畿,一旦被捉,無處可逃。於是徐樹錚等人只得隱匿於東交民巷,那裏是各國使館集中之地,政府無法管轄。六國飯店就在東交民巷,因此徐、段先逃到那裏藏身。
徐總統下達此令,主導權實際上在曹錕和吳佩孚手中。他雖暗中嫉恨段派,但段氏下臺、段派失勢,已屬如願,不願再過度追究,因此命令中仍爲段祺瑞開脫,只是將小徐等十人列爲罪責對象。所謂“緝拿審辦”,其實只是聲勢浩大,徒具虛名。請讀者回想自民國以來,中央頒佈懲辦官員的命令,有幾人真正被依法抓到、受過嚴懲?這正是導致亂局的根源。而此次曹、吳本想借勝仗懲處老段,原文提到“罪魁十四人”,必定包括段祺瑞。後經徐總統調停,纔將段祺瑞剔除,僅對小徐等人依法處置,以發泄積怨。
當得知徐樹錚等人躲進使館區後,中央無法直接逮捕,只得請各國公使協助,要求驅逐這些“國事犯”。各國公使團經過長時間會議,英國、美國、法國三國公使暗地支持曹、吳,在會議上公開表示:“徐樹錚等人擾亂京畿,危害中外老百姓,不應依照‘國事犯’被庇護。”所謂“國事犯”即政治犯,各國法律有“容留國事犯”的慣例。但日本、意大利公使堅決反對,因此僅英、美、法三國發表了通告,要求本國僑民不得容留中國男子,如被發現,必須限期驅逐。徐樹錚等人看到告示,頓時慌亂。他們清楚,六國飯店是各國共管場所,難以長期停留,幸而日本、意大利兩國未發此令,留下一條生路。於是徐樹錚、段芝貴、曾毓雋、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商議,決定前往日本、意大利公使館求保護。考慮到日本與段派關係更密切,他們認爲不如去求日本公使。於是聯袂前往日本使館,拜見日方。恰巧日本公使不在,被邀請入內,徐樹錚等人當面哭訴哀求,憑藉幾句言語打動了日本公使,對方大爲感動,同意提供保護,允許九人留居在護衛隊營地內,安心避難。
九人各有私財,提前存有日本銀行存款,一旦轉移,生活無憂,不至於餓死。只有李思浩長期在金融界工作,與日本人往來密切,聽說要被查辦,早已安排好藏身之所,想必也是靠日本銀行安身立命。
我有詩歌感慨道:
好兵不戢自焚身,欲求餘生借外人。
早識窮途有此苦,何如安命樂天真。
徐樹錚等人一旦逃入使館,便知道政府無法抓捕,只能等待時機。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命令,暫且留待下回繼續說明。
兵家有言:“驕兵必敗”。段芝貴、徐樹錚不斷失敗,正是因驕橫自大所致。吳佩孚正崛起,以精練的軍隊與他們抗衡,段、徐二人卻只憑西北邊防軍,妄圖以多欺少、以強壓弱,而不知驕傲自滿已違背兵法。曹操敗於赤壁,苻堅敗於淝水,段、徐何嘗能例外?戰敗後,他們躲進六國飯店,看着段祺瑞丟面子,卻無一計可施。他們放火容易,收火卻無力,手段全然不足。段祺瑞看似老成,卻輕信寵信這等人,最終難逃衆怒。英國、美國、法國公使不願庇護徐樹錚等人,唯有日本公使出面保護,正說明日本長期利用段派,可見其用心。段祺瑞,豈非授人以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