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直、皖两军互相角逐，分作东西两路，西路就是高碑店，东路乃是杨村。徐树铮率同西北军，猛攻曹锳。曹锳仓猝抵敌，一时措手不及，竟为西北军所乘，枪似林攒，弹如雨注，不由曹军不走。曹锳只好号召兵士，退出杨村。树铮把杨村占住，很是得意，偏接高碑店战报，一再败衄，急得小徐又转喜为忧。原来段芝贵前次失败，收合余军，再图大举。七月十五日晚间，复向高碑店进攻，意欲乘他不备，得一胜仗。直军也曾防着，出阵接战。小段见直军严肃，料不可袭，便另生一计，密令部众散阵四趋，诱入直军。也欲作诱敌计么？直军踊跃直前，向敌阵中杀入。敌阵先散后聚，复一齐裹合拢来，拟把直军困在垓心。直军也觉情急，猛力冲突，各自为战。小段见直军中计，喜不自禁，便申令军中，再接再厉，要杀得他片甲不回。谁知阵后忽来了数百人，统执着新式快枪，接连击射，好似连珠一般，无从趋避。为首的统兵大员，不是别人，正是直军总司令吴佩孚，小段被他一扰，吓得方寸已乱，亟欲分兵对敌，偏偏兵不应命，相率溃去。直军前后夹攻，几把小段擒住。幸亏小段跨一骏马，跑走得快，才得逃脱，退至三十里外下营。小段经此两败，方知吴佩孚计中有计，不敢轻敌。 吴佩孚得胜收军，休息一宵。到了次日的夜间，令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与第三补充旅旅长龚汉冶，合力向涿州进攻，再令补充旅旅长彭寿莘，作为后应。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守涿州，正与萧耀南相值，两军接触，即劈劈拍拍的放起枪来。边防军屡遭败仗，未战先怯，勉强支撑了一小时，看直军来势益盛，便想退下。那龚汉冶部下补充旅，正从右边攻入，冲断边防军，彭寿莘又复继至，击毙边防军无数，俘获旅团长以下共五十余人。曲同丰带领残兵，遁入涿州。直军便至涿州城外安营，再图进取。诘旦有奉军到来加入，直军气焰益盛，曲军已失战斗的能力，眼见得支持不住，没奈何派员请和。吴佩孚只准乞降，不得提出和字。曲同丰保命要紧，就使丢掉面子，也不暇顾，只好依吴佩孚所言，与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带同残军二千余人，向直军缴械投降。不愧姓曲。涿州遂由直军占住。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闻得曲军降敌，竟弃师遁去。蛇无头不行，兵无主自乱，大都弃械逃生，各走各路。段芝贵亦遁入京师，西路军完全失败。 徐树铮得此消息，方在忧患，蓦闻营外枪声大震，乃是曹锳领军杀到。从来出兵打仗，全靠着一鼓锐气，锐气一挫，虽有良将，不能为力。此时曹锳奋勇杀来，无非为了西路大捷，鼓动士气，前来夺还杨村。那小徐部下，正因西路覆没，垂头丧气，还有何心接战？顿时出营四溃。小徐到此，就使郁愤满腔，要想拚命一争，怎奈兵心已散，无可挽回，也惟有行了三十六策中的上策，一溜风跑入都门，窜匿六国饭店中，可巧与小段碰着。“愁人莫对愁人说，说起愁来愁煞人”，想两人当时情状，应亦如此，毋容笔下描摹了。这是好战的报应。段祺瑞迭接败耗，且愤且惭，当即取过手枪，意欲自戕。幸经左右夺去，劝他入京，求总统下停战令。祺瑞不得已还都，上书老徐，引咎自劾。徐总统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遂令靳云鹏、张怀芝等往见曹、吴，商议停战，一面颁下通令道： 前以各路军队，因彼此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当经明令一律退驻原防，共维大局。乃据近日报告，战事迄未中止，群情惶惧，百业萧条，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时方盛暑，各将士躬冒锋镝，尤属可悯。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用副本大总统再三调和之至意！此令。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自段氏四路大军一齐败溃，于是鲁、豫各省的段派军官，亦皆瓦解。山东德州方面，本被边防军统领马良攻入，守将商德全退走。嗣由奉军往援德全，复击败边防军，夺回德州，马良当然窜去。就是信阳戍将赵云龙，率领部下，与河南旅长李奎元激战，亦为所败，被逐出境。还有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起应曹吴，入驻康庄，就在居庸关附近，与边防军西北军，一场剧斗，边防军西北军均皆败降，解除武装，老段小徐的计策，无不失败。段祺瑞自欲解嘲，因电致直、奉、苏、赣、鄂、豫等省，大略说是： 顷奉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并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谨先电闻。 投井下石，古今同慨，况段氏误信小徐，组织安福部，党同伐异，借债兴兵，究为舆论所未容，此次一败涂地，虽然返躬自责，情愿去官，毕竟众怒未消，谤言益甚。江苏督军李纯，发一通电，有“歼厥渠魁，指日可待，从此魑魅敛迹，日月重光”等语。又有南北海军将校林葆怿、蓝建枢、蒋拯、杜锡珪等，亦通电声讨安福党人，历数罪状，并称：“南北实力提携，共济艰难”云云。最激烈的是吴佩孚，趁这全军大胜的机会与奉军同诣京师，驻扎南苑、北苑，请大总统诛戮罪魁。靳云鹏与张怀芝，到了吴军，与吴佩孚从容筹商，特提出四大条件：（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是解散安福部。（四）是解放新国会。这四条已经中央承认，劝吴即日罢兵。吴佩孚尚未肯干休，再经靳、张两人苦口调解，才得吴最后答复，谓：“当转达曹经略，佩孚不便作主”等语。靳、张乃往与曹锟商议。曹锟虽允停战，惟对着中央承认四事，尚嫌不足。靳、张虽各具三寸舌根，终未能妥为斡旋，只得回京复命。徐总统闻报，默忖多时，想此事非借重奉张，不能排解，因即电召张作霖，再作调人。一面派王怀庆收束近畿军队，兼任督办。怀庆奉令办理，尚称得手，所有边防军与西北军，或编入队伍，或给资遣散，近畿一带，总算粗安。 既而张作霖出为调停，与曹、吴商定条件：（一）为解散安福部。（二）为惩办罪魁十四人。（三）为取消边防军与西北军及其他属于该两军之一切机关。（四）为京畿保卫归直、奉军，永远驻扎，京城以内，由京畿卫戍总司令担负全责。（五）撤销安福包办之和议机关，驱逐王揖唐，另与西南直接办理和议。（六）解散新旧两国会，另办新选举。这六项为主要条件，尚有先决事件两项：（一）为政府速将三年以来，所借外债及用途，分布全国。（二）为褫免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议定以后，即由张作霖转呈徐总统。徐总统非不赞成，但尚欲稍示通融，顾全段氏面目，因复使靳、张二人电复张作霖，托他再为转圜。作霖乃复与曹、吴磋商，大致仍照前议，惟略改细目罢了。于是中央命令，蝉联而下，由小子汇录如下： [[七月二十四日大总统令]] 准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免职，令财政次长潘复，司法次长张一鹏，代理部务。 特任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 准京畿卫戍总司令段芝贵免职，特派王怀庆兼署京畿卫戍总司令。 [[二十六日大总统令]] 据兼代国务总理萨镇冰呈称：“师长吴佩孚等，所部军队，前次在豫暂驻，未能即时回直，证以曹经略使来电，始则因住兵房舍，一时难腾，继则因铁路车辆，未能即时应付，并非有意逗留，其情事既有不符，拟请将处分令撤销”等语。应准将本年七月九日，关于曹锟、吴佩孚处分命令，即行撤销，交陆军部查照。 准京师警察厅总监，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吴炳湘免职，令田文烈兼督办京都市政事宜，殷鸿寿为京师警察厅总监，并会办京都市政事宜。 准交通次长姚国桢免职，任命权量兼署交通次长。 [[二十八日大总统令]] 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 前以沿边一带，地方不靖，当经令设督办边防事务处，以资控驭，现在屯驻边外军队，业已陆续撤退，该处事务较简，所有督办边防事务处，应即裁撤，其所辖之边防军，着陆军部即日接收，分别遣散，以一军制而节冗费。此令。 前有令将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即日接收办理，所有西北军名义，应即撤销，着责成该部迅速收束，妥为遣散，仍将办理情形，克日呈复。此令。 准大理院院长姚震免职，特任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二十九日大总统令]] 国家dafa，所以范围庶类，偭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乃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迫胁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恣逞私图。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其财政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国家虽政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统观以上命令，除为曹、吴洗刷外，所有免职各条都是对着段派的关系。惟免职二字，不过去官而止，与身家无甚碍处。至若上文严缉祸魁一令，乃是诖犯刑章，将加体罚，这是小徐等人特别畏忌的条件，不得不设法趋避。况直、奉各军，满布京畿，一被缉获，尚有何幸？当下统避匿东交民巷，作为京城里面的逋逃薮。东交民巷，是各国使馆所在地，政府不得过问。就是六国饭店，亦在东交民巷，故小徐、小段先就该饭店藏身。徐总统下此命令，主动力全在曹、吴，他虽然阴忌段派，但教段氏下台、段派失势，已算是如愿以偿，不欲再为已甚，所以命令中尚为段氏洗愆，惟罪及小徐等十人。所云缉获讯办，无非虚扬威名。看官试回溯民国以来，中央所颁惩办大员的命令，能有几人到案，如法办理么？这就是致乱原因。独此次曹、吴主见，本思乘着胜仗罚及老段。上文叙及罪魁十四人，必兼老段在内。旋因徐总统曲为调停，方将老段除出，且把小徐等尽法惩治，聊泄宿忿。 及闻小徐等避匿使馆界内，不能直接往拿，只得浼人疏通各国公使请他驱逐罪魁。各国公使团乃会议办法，磋商多时，英、美、法三国公使暗中帮助曹、吴，并在会场中发表政见，谓：“此次小徐诸人扰乱京畿，贻害中外人民，不应照国事犯例保护。”国事犯即政治犯，各国公法，有容留国事犯通例。惟日本及意大利国公使，力持异议，所以东交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国公使文告，通饬本国侨民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有容留，限令即日迁出。徐树铮等瞧着告示，禁不住慌张起来。自思六国饭店，乃是各国公共寓所，势难久居，尚幸日、意两国无此禁令，留出一条活路，可以投奔，于是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相偕计议，拟往日、意两公使馆乞请保护。转想日本感情，比意国为厚，不如同去恳求日使，较为妥洽。当下联袂偕行，共至日使馆中，拜会日使。可巧日使未曾外出，得蒙邀入，遂由徐树铮等当面哀求，仗着几寸广长舌，说得日使怦然心动，不由的大发慈悲，力任保护，便令九人居留护卫队营内，安心避难。好在九人各有私财，预储日本银行，一经挪移，依然衣食有着，不致冻馁。独李思浩生平，常在金融界中，主持办理，与日人往来更密，他闻惩办令下，早已营就兔窟，藏身有所，看官不必细猜，想总是借着日本银行，做了安乐窝呢。小子有诗叹道： 好兵不戢自焚身，欲丐余生借外人。 早识穷途有此苦，何如安命乐天真。 小徐等既得避匿，眼见中国政府，无从缉获，只好付作后图。此外尚有各种命令，容至下回续叙。 ---------- 兵志有言：“骄兵必败”，小段小徐之一再败衂，正坐此弊。彼吴佩孚方脱颖而出，挟其久练之士卒，与小段小徐相持，小段小徐，徒恃彼西北边防等军，即欲以众凌寡，以强制弱，而不知骄盈之态，已犯兵忌，曹操且熸师赤壁，苻坚尚覆军淝水，于小段小徐何怪焉？及战败以后，遁匿六国饭店中，坐视段合肥之丢除面子，一无善策。放火有余，收火不足，若辈伎俩，可见一斑。段合肥名为老成，奈何轻为宠信也。英、美、法三国公使，不愿容留小徐等人，而日使独出而保护之，其平日之利用段派，更可知矣。合肥合肥，安能不授人口实乎？
《民国演义》•第一百十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
以下是对《民国演义》第一百十八回《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的现代汉语翻译：
话说直系和皖系军队彼此争斗，分成东西两路作战。西路以高碑店为战场，东路则在杨村。徐树铮率领西北军猛攻直系将领曹锳。曹锳仓促应战，毫无准备，被西北军迅速击溃，枪声如林，子弹如雨，曹军不得不后撤。曹锳只得号召士兵，退出杨村。徐树铮拿下杨村，十分得意，却突然接到高碑店战报，接连失利，急得他由高兴转为忧愁。
原来段芝贵此前战败后，收拢残部，准备再发起大规模进攻。七月十五日晚，他再次进攻高碑店，企图趁着直军不备取得胜利。直军早有防备，出兵迎战。段芝贵见直军纪律严明，便另想计策，秘密命令部下分散队形，引诱直军深入。直军果然奋勇冲入敌阵，不料敌军先散后聚，随即重新合拢，意图把直军围困在中央。直军察觉形势危急，拼死抵抗，各自为战。段芝贵见直军中计，欣喜若狂，下令全军再接再厉，誓要彻底歼灭直军。谁知阵后突然冲出数百人，手持新式快枪，连发如雨，毫无办法躲避。为首的将领正是直军总司令吴佩孚。段芝贵被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慌乱失措，急忙下令分兵迎战，却因士兵不听命令，纷纷溃逃。直军从前后夹击，几乎将段芝贵活捉。幸亏段芝贵骑着快马逃得快，才逃到三十里外的营地。这次两连败让他终于明白，吴佩孚早有谋略，不敢再轻视他。
吴佩孚获胜后，连夜下令：由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和第三补充旅旅长龚汉冶联合攻取涿州，同时派补充旅旅长彭寿莘作为后援。当时，驻守涿州的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正好与萧耀南遭遇，两军交火，枪声不断。边防军屡战屡败，一开始就胆怯，勉强支撑了一个小时，见直军攻势更猛，便想撤退。而龚汉冶的部队从右侧突袭，成功切断边防军防线，彭寿莘随后跟进，击毙大量敌军，俘虏旅团长以下共五十多人。曲同丰带着残兵逃入涿州城内。直军随即在城外扎营，准备继续进攻。第二天清晨，奉军赶到加入战斗，直军气势更加旺盛，边防军已丧失战斗力，无法支撑，只能派人求和。吴佩孚只允许投降，不许谈“和”字。曲同丰为了保命，哪怕丢脸也顾不上，只好依从吴佩孚的要求，与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带领两千余残兵向直军缴械投降。涿州于是被直军控制。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得知曲军投降，也惊慌失措，弃军而逃。军队无主，自乱阵脚，纷纷丢盔弃甲，各自逃散。段芝贵也逃回北京，西路军队彻底失败。
徐树铮听说这一消息，正处在忧虑中，忽然听到营外枪声大作，原来是曹锳带兵杀到。打仗靠的是士气，一旦士气丧失，再好的将领也无力回天。曹锳带兵奋勇进攻，是为了庆祝西路大捷，夺回杨村。而徐树铮的部队，因西路战败，士气低落，早已心灰意冷，根本不想应战，顿时四散溃逃。徐树铮虽愤懑难平，想拼命一搏，但士兵早已人心涣散，无可挽回，只得采取“三十六策”中的上策——连夜逃跑，逃入都城，躲进六国饭店。巧的是，他正巧遇到了段芝贵。“愁人莫对愁人说，说起愁来愁煞人”，两人当时的情境，想必也如出一辙，不必多作描写。这是好战者的报应。
段祺瑞接连接到败报，既愤怒又惭愧，当即取出手枪，想自杀。幸被身边人夺下，劝他返回北京，请求总统下令停战。段祺瑞无奈，只得回京，向徐总统上书自责。徐总统冷笑一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随即下令靳云鹏、张怀芝等去见曹锟、吴佩孚，商议停战，并颁布通令：
“此前因各路军队因误会而调动，已下令一律退守原防，以维护大局。然而近日战事仍未停止，民众惊恐，经济萧条，百姓何以堪此？况且正值盛夏，将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更令人同情。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速命令前线军队，守住防线，停止进攻，等待中央命令解决。此为我反复调和之意。”
世上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自从段氏四路大军接连败退，鲁、豫等地的段派军官也纷纷瓦解。山东德州原本被边防军攻占，守将商德全撤退。后来奉军前来救援，击败边防军，夺回德州，商德全只好逃走。河南信阳守将赵云龙与旅长李奎元交战，也惨败被驱逐出境。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响应曹锟、吴佩孚，驻守康庄，与边防军、西北军激战，最终被击溃，被迫缴械投降。段祺瑞和徐树铮的计谋全部失败。
段祺瑞想挽回名声，便电报直、奉、苏、赣、鄂、豫等省，说：
“近日接到外交团警告，指出北京驻有众多外国侨民，生命财产极为重要，若战事继续，危险不堪设想，应立即停战，命令前线军队停火，各守防线，等待中央正式下令解决。我方此次组建定国军，是为保卫京城、整顿秩序，并非好战穷兵。实因能力不足，指挥不当，引发外人责难，上劳总统挂念。我深感内疚，愿承担全部责任。现已呈请总统，撤销我担任的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陆军上将等职务，同时撤销所有荣誉勋章、军衔，正式解除‘定国军’名号，以此谢罪。特此电告。”
投石问路，古今皆有。段氏当初轻信徐树铮，成立“安福系”，结党营私，借债扩军，早已违背民意。此次彻底失败，虽自请辞官，但百姓怒意未消，批评声更大了。江苏督军李纯发通电谴责：“肃清祸首，指日可待，从此魑魅潜退，日月重光。”还有南北海军将领林葆怿、蓝建枢、蒋拯、杜锡珪等人也通电声讨安福系，历数其罪，称“南北携手，共渡难关”。最激烈的是吴佩孚，趁此全胜之机，偕同奉军前往北京，驻扎南苑、北苑，请求总统处死安福派的罪魁祸首。靳云鹏与张怀芝前往吴佩孚处，与他商议，提出四项条件：（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系；（四）解散新国会。这四条中央予以承认，劝吴佩孚立刻停战。但吴佩孚仍不肯罢休，经靳、张反复劝说，才勉强答应，表示：“我转告曹经略，我无法自己决定。”靳、张随后前往与曹锟商议。曹锟虽同意停战，但对中央承认的四条仍不满意。靳、张虽口才过人，终究未能协调成事，只得回京复命。
徐总统思虑良久，认为此事必须依靠奉系张作霖才能解决，于是立即电召张作霖出面调停。同时派王怀庆收编近畿军队，兼任督办。王怀庆执行命令，处理得当，边防军和西北军或编入正规部队，或给予资金遣散，京畿一带总算暂时安定。
后来，张作霖出面调停，与曹锟、吴佩孚商定六项主要条款：（一）解散安福系；（二）惩办十四名主要罪犯；（三）取消边防军、西北军及其他相关机构；（四）京畿保卫由直系与奉系军队长期驻守，京城内由京畿卫戍总司令全面负责；（五）撤销安福系操控的和议机构，驱逐王揖唐，改与西南直接谈判；（六）解散新旧国会，重新选举。此外还有两项前置条件：（一）政府应尽快公布三年来所借外债及其用途，分配至全国；（二）撤去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职务。协定后，张作霖将条款转呈徐总统。徐总统虽不反对，但希望稍作妥协，顾全段祺瑞的颜面，便让靳云鹏、张怀芝电复张作霖，请求他再做调解。张作霖又与曹、吴磋商，大体仍维持原议，只是细节稍作调整。最终中央命令如下：
【七月二十四日总统令】
免去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务，任命财政次长潘复、司法次长张一鹏代行职务。
兼任交通总长田文烈。
免去京畿卫戍总司令段芝贵职务，任命王怀庆兼代。
【二十六日总统令】
据兼代国务总理萨镇冰报告：“吴佩孚等部队此前在河南暂驻，未能及时返回直隶，是因为住房紧张，铁路车辆未及时调配，并非有意滞留。该情况与事实不符，请求撤销此前对曹锟、吴佩孚的处罚命令。”应准予撤销当年七月九日对曹锟、吴佩孚的处分命令，交陆军部备案。
免去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职务，由田文烈兼管京都市政，殷鸿寿任警察厅总监，并兼管市政事务。
免去交通次长姚国桢职务，任命权量代行交通次长职务。
【二十八日总统令】
免去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的段祺瑞职务。
此前因边疆不稳，设立边防事务处以加强控制。如今驻外军队陆续撤回，该处事务简化，应立即裁撤。边防军由陆军部接管，迅速遣散，以精简军队、节省开支。此令。
此前已下令裁撤西北边防总司令一职，其部属军队由陆军部接收，西北军名义应立即撤销，责成陆军部迅速收编，妥善遣散，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处理情况。此令。
免去大理院院长姚震职务，任命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二十九日总统令】
国家法律的根本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违逆法纪者必受严惩。此次徐树铮等人在京城附近发动兵变，严重危害百姓，祸根在于其所属西北边防军拒不交出，故意拖延，甚至煽动军队发兵，擅自调动部队，占用军械军地，严重超越职权，图谋私利。曾毓隽、段芝贵等结党营私，互相勾结，或参与密谋，亲自参战，或联络内外，扰乱社会安定，更有侵吞国库、滥用职权的行为，绝不能轻纵。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一律革除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和京师警察厅共同缉拿，依法严审。其财政、交通等部的款项，应由各部门彻底调查核实后上报核准。国家虽主张宽大，但此类重大罪行，法律明确，绝不能姑息。此令。
纵观以上命令，除为曹、吴洗清名声外，几乎所有免职命令都是针对段派人士的。但“免职”只是去官，个人人身安全尚无大碍。而“严缉”一令，才是真正触及刑罚，对徐树铮等人尤其危险——这正是他们最害怕的条款，必须设法躲避。况且直、奉军已遍布京畿，一旦被捉，无处可逃。于是徐树铮等人只得隐匿于东交民巷，那里是各国使馆集中之地，政府无法管辖。六国饭店就在东交民巷，因此徐、段先逃到那里藏身。
徐总统下达此令，主导权实际上在曹锟和吴佩孚手中。他虽暗中嫉恨段派，但段氏下台、段派失势，已属如愿，不愿再过度追究，因此命令中仍为段祺瑞开脱，只是将小徐等十人列为罪责对象。所谓“缉拿审办”，其实只是声势浩大，徒具虚名。请读者回想自民国以来，中央颁布惩办官员的命令，有几人真正被依法抓到、受过严惩？这正是导致乱局的根源。而此次曹、吴本想借胜仗惩处老段，原文提到“罪魁十四人”，必定包括段祺瑞。后经徐总统调停，才将段祺瑞剔除，仅对小徐等人依法处置，以发泄积怨。
当得知徐树铮等人躲进使馆区后，中央无法直接逮捕，只得请各国公使协助，要求驱逐这些“国事犯”。各国公使团经过长时间会议，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公使暗地支持曹、吴，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徐树铮等人扰乱京畿，危害中外老百姓，不应依照‘国事犯’被庇护。”所谓“国事犯”即政治犯，各国法律有“容留国事犯”的惯例。但日本、意大利公使坚决反对，因此仅英、美、法三国发表了通告，要求本国侨民不得容留中国男子，如被发现，必须限期驱逐。徐树铮等人看到告示，顿时慌乱。他们清楚，六国饭店是各国共管场所，难以长期停留，幸而日本、意大利两国未发此令，留下一条生路。于是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商议，决定前往日本、意大利公使馆求保护。考虑到日本与段派关系更密切，他们认为不如去求日本公使。于是联袂前往日本使馆，拜见日方。恰巧日本公使不在，被邀请入内，徐树铮等人当面哭诉哀求，凭借几句言语打动了日本公使，对方大为感动，同意提供保护，允许九人留居在护卫队营地内，安心避难。
九人各有私财，提前存有日本银行存款，一旦转移，生活无忧，不至于饿死。只有李思浩长期在金融界工作，与日本人往来密切，听说要被查办，早已安排好藏身之所，想必也是靠日本银行安身立命。
我有诗歌感慨道：
好兵不戢自焚身，欲求余生借外人。
早识穷途有此苦，何如安命乐天真。
徐树铮等人一旦逃入使馆，便知道政府无法抓捕，只能等待时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命令，暂且留待下回继续说明。
兵家有言：“骄兵必败”。段芝贵、徐树铮不断失败，正是因骄横自大所致。吴佩孚正崛起，以精练的军队与他们抗衡，段、徐二人却只凭西北边防军，妄图以多欺少、以强压弱，而不知骄傲自满已违背兵法。曹操败于赤壁，苻坚败于淝水，段、徐何尝能例外？战败后，他们躲进六国饭店，看着段祺瑞丢面子，却无一计可施。他们放火容易，收火却无力，手段全然不足。段祺瑞看似老成，却轻信宠信这等人，最终难逃众怒。英国、美国、法国公使不愿庇护徐树铮等人，唯有日本公使出面保护，正说明日本长期利用段派，可见其用心。段祺瑞，岂非授人以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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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