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十九省将军，及张巡阅使、龙镇守使等，联电中央，力请拒约。袁总统不得不答，当有复电宣布文： 电呈均悉。立国于此风云变态无常之世界，必具有一种自立不挫之精神，有自立不挫之精神，人虽谋我，焉能亡我？民国肇造，如初生之孩，资人扶助，庶无颠倒之患。各省将军受任以来，皆能以拥护共和为己任，热诚爱国为前提，洵民国之幸也。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国家存亡重要之关系，讵敢忽略？仍是欺人语。日来中外对于中日交涉，尤多猜疑，忐忑不安，国民爱国之热诚，于此可见。惟天下自有公理，无论如何艰难解决之问题，持以公理，自能剖决。如金虽坚，炼之以火，未有不熔。但天下之大患，防不胜防，往往防之于此而漏之于彼，今日危难，不止一端，要惟同心相济，合力进行。而保护外人，尤宜谨慎，我尽东道之谊，斯无衅隙之生，误会消灭，国交巩固，各将军勿为疑似之言所动，是所至盼！ 越数日，又有一告诫的电文云：近来关于中日交涉，政府接到各省将军及师长等电报多起，均有所献替。此项电文，具征公忠。惟该将军既属军职，自应专致力于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宜。现在政府正殚精竭能，以解决此目前所遇之问题，虽不敢谓事事能取信于国民，但国家之利益，断无不保护惟谨。该将军等正宜尽心军事，不必兼顾外交。须可令尔秘密卖国！ 如有造谣生事者，仰该将军协同地方官禁止，至要勿误！ 此外又有数电，无非说是：“中日协商，渐就和平，可无他虞。各将军巡按使，总宜劝谕人民，持以镇静，一俟交涉解决，自当宣布内容”云云。就是外交部总次长，亦有公电传达，略称：“前后会议，已历多次，现日使已允将条件寄回政府，请示修正，暂停谈判。昨至十三次会议，知全案确已修正，当即通融磋商，以期和平解决。京中报纸，及外间谣传，统属无凭，必待全案公布，是非乃定”等语。各省大吏，及全国志士，接阅此等电文，才把一种激昂愤勇的气概，稍稍恬退。究竟日本是否让步，政府能否力争，大家还是疑信参半。 嗣经交涉了结，才识当时会议的情形，由小子依次演述。自初次谈判以迄第七次谈判，彼此争辩，茫无头绪，上文已约略叙明。至第八次会议，乃是三月九日，谈判进行，逐条讨论。陆总长徵祥，先提出第一号第一条，须俟至欧战平定，加入讲和大会，再行定议。且声言中国政府，如承认第一条，须以交还胶澳为对待条件。日使日置益道：“我国用兵胶澳，损失颇多，理应如何解决？”陆徵祥答道：“自贵国用兵青岛，敝国人民，损失甚巨，应向贵国索偿，难道还转加敝国吗？且战事已平，所有税关邮电，应照向来办法办理，军用铁路电线，即行撤废，租界外军队，先行撤回。到胶济交还时，租界留兵，亦应尽行撤去。”日置益微笑道：“有这许多条件么？现且暂从缓议。请问这第一号第二条，是否允诺呢？”议入第二条。陆徵祥道：“第二条么？敝国允自行声明，不将山东沿海及岛屿让与他国。”日置益道：“第三条呢？”入第三条。陆徵祥道：“第三条所说烟、潍或龙潍铁路，倘德国允抛弃借款权利，当先向贵国资本家商借；就是第四条商埠问题，敝国允自行添开罢了。”第三、四条，接连表过。日置益道：“第一号共计四款，据贵总长意见，当转达敝国政府，请示定夺。惟第二号的条件，须完全允诺为是。”陆总长道：“旅顺、大连湾的租借期，及南满洲的铁路权，前清已有成约，当可商量。惟安奉铁路，与该数处情形不同，不能援以为例。”议及第二号第一条。日置益忿然道：“旅顺、大连等处，不过连类带及，此条注意，实为安奉铁路，若安奉铁路的租借期，不肯允诺，何容向贵国要求？”陆总长再三辩论，日置益只是不从，嗣且攘臂起座道：“此条不允，无须别论，当决诸兵力便了！”又肆恫喝。曹汝霖插口道：“贵公使何必动怒，总可和平议决。”日置益道：“这条不允，那条又不允，教我如何答复政府？且敝国上下，愤激得很，如不达目的，就使劳师费饷，亦所不惜。本驻使为全国代表，若事事通融，岂不要受全国唾骂么？”陆总长到了此时，只得答应下去。日置益方才复座，问及第二三条。陆总长道：“南满洲可添开商埠，贵国人民，可与敝国合办农恳公司，若欲内地杂居，及土地所有权，是与我主权有碍，贵国政府，向来声言保全中国领土，此条件似违初意。”日置益道：“我国并不要占你土地，不过令人民营业，较为便利罢了。”明是殖民，何得谓非占我领土？曹次长又应声道：“如贵国人民，欲杂居内地，须归敝国管辖，贵国应撤回领事裁判权。”日置益又复摇首。陆徵祥道：“且先议下文各条。搁过第二条，转入第四、五、六、七各条。第四条的开矿权，除已探勘及开采各区，准可通融，惟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办理，第五条略加更改，如敝国需借款造路，或抵借外债，可先向贵国资本家商议。第六条南满洲的顾问，尽先聘用贵国人，东部内蒙古，殊不适用。第七条吉长铁路，应改为全路借款，重订合同。”日置益闻言，又勃然道：“第二号的要点，实在二、三两条，余外尚是枝叶，贵政府不允照办，敝政府万难容忍。就是这第三号的汉冶萍公司问题，与敝国人民有密切关系，倘贵政府倡言充公，或提议国有，或借第三国为抵制，实与敝国投资家，生出无穷危险，贵国亦须绝对承认此约，方免后虑。”陆徵祥道：“敝国政府，当声明不充公，不国有，不借用第三国外资，可好么？”说明第三号第一条。日置益道：“第二条应如何解决？”陆徵祥道：“这条是又碍领土权，不便承认。”日置益复道：“第四号第五号呢？”陆徵祥迟疑半晌道：“均不便承认。”撇去第四、五两号。日置益向外一望，天色已暮，便道：“贵国太无诚意，看来此事是难了呢。”言毕，即起身别去。 过了一两日，闻日政府调集海军，准备出发，一面借换防为名，增派陆兵至山东、奉天，大有跃跃欲试的形势。袁政府未免心慌，只得质问增兵理由，再请日置益商议，迭经三次，无非为南满洲、东内蒙及汉冶萍公司诸条件，双方仍然未决。日置益乘马驰回，马忽跃起，竟将日置益掀下地来。亏得马夫将马带住，日置益才保全性命，但左足已是受伤，由仆役异入使馆，卧床呻吟去了。人不如马。袁总统闻日使受伤，当遣曹次长汝霖，向日本使署问疾，备极殷勤，日置益总算道谢，并言：“日政府已停止派兵，只中政府须顾全邦交，毋再固执”等语。曹汝霖又道：“贵公使近患足疾，且待痊后再商。”日置益道：“敝国政府，日望贵国允诺，令我急速办了，我适患伤足，病不能行，还请贵政府原谅，会议地点，改至敝署方好哩。”曹汝霖道：“且请示总统，再行报命。”于是珍重而别。 越二日，日置益请参赞小幡为代表，至外交部为非正式会议，且约至日使署续议期间。陆总长以为未便，小幡不从，乃订定三月二十三日，开第十三次会议。届期陆、曹二人，同往日本使馆。日置益尚高卧未起，两人忍气吞声，不得已至病榻前，与日置益晤商，世人称为榻前会议，便是此举。可耻！可叹！日置益坐在床上，向陆总长道：“本驻使已奉政府训令，第一号准示通融，第二号应一律求允，但敝政府为友谊起见，亦格外让步。内地杂居的日人，可服从中国警章税课，惟须由救国领事承认；若关于土地诉讼等项，可由两国派员会审；土地所有权，改为永租。这是已让到极点，不能再让了。”承情之至。陆徵祥再请修正，日置益频频摇首，且要求三四五号允诺。陆徵祥告辞道：“且回去陈明总统，再议何如？”日置益点首示允。嗣后复在榻前会议两次，至日置益足疾渐愈，稍能起行，又在日使馆会议三次，都是因南满洲问题，中国允日人选采矿产九处，且开放满洲商埠，供日人贸易，并允杂居置地，惟关系诉讼案件，应归华官办理。日置益未肯允从。 转瞬间已是四月六日，日置益足疾全愈，乃重至外交部会议，所议仍为南满洲杂居问题，终未解决。越二日，又来会议，提出第五号问题。陆徵祥因关系主权，婉词谢绝。又越二日，复开会议，仍要求解决第五号问题。陆徵祥答言：“贵国军械精良，不能受条约拘束，余难置议”云云。日置益终不肯稍让。至四月十三日及十五日，复要索东蒙问题，应由中国予以南满相同的利益。陆徵祥初未肯允，嗣允在东蒙开辟数处，日置益终未满意。临行时，且谓：“讨论已毕，不消再议，本驻使当详复政府，候令施行罢了。”这已是第二十四次会议，自散会后，停议了八九天，至二十六日下午，日置益复气宇轩昂，乘着马车，径至外交部，由陆总长等迎入。略写日使状态，已觉气焰逼人。日置益大言道：“现奉本政府训令，将所有全案，已加修正，若贵国再不允从，也无庸多谈了。”说至此，即取出日本政府修正案，递交陆总长，当由陆总长接阅，但见纸上写着： 第一号（第一款）仍前。（第二款）改为换文。彼此互换，因称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凡在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三款）修正。中国政府允准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自愿抛弃烟潍铁路权之时，可向日本资本家商议借款。（第四款）修正。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附属换文）所有应开地点及章程，由中国政府自拟，与日本公使预先决定。 第二号（第一款）仍前。惟附属换文，旅顺、大连租借期，至民国八十六年，即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七年为满期。南满铁路交还期，至民国九十一年，即西历二千零二年为满期。其原合同第十二款所载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可给价收回一节，毋庸置疑。安奉铁路期限，至民国九十六年，即西历二千零七年为满期。（第二款）修正。日本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可得租赁或购买其须用地亩。（第三款）仍前。惟附带声明。 前二款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由日本国领事官承认警察法令及课税。至民刑诉讼，日本人为被告，归日本国领事官，中国人为被告，归中国官吏各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人，与中国人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俟将来该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时，如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第四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允诺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左开各矿，除已探勘或开采各矿区外，速行调查选定，即准其探勘或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以前，仿照现行办法办理。（一）奉天省本溪县牛心台石炭矿，本溪县田什付沟石炭矿，海龙县杉松岗石炭矿，通化县铁厂石炭矿，锦县暖池塘石炭矿，辽阳县起至本溪县止，鞍山站一带铁矿。（二）吉林省南部，和龙县彩龙、岗石炭矿，吉林县缸窑石炭矿，桦甸县夹皮沟金矿。（第五款）第一项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在东三省南部需造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如需外款，中国允诺先向日本国资本家商借。第二项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将东三省南部之各种税课（除已由中央政府借款作押之关税及盐税等类）作抵，由外国借款之时，须先向日本资本家商借。（第六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嗣后如在东三省南部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各顾问教官，尽先聘用日本人。（第七款）修正。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央政府，关于铁路借款附于外国资本家，以致现在铁路借款合同事项为有利之条件时，依日本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中国对案第七款）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协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旧实行。关于东部内蒙古事项：（一）中国政府，允诺嗣后在东部内蒙古之各种税课作抵，由外国借款之时，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二）中国政府，允诺嗣后在东部内蒙古需造铁路，由中国自行筹款建造，如需外款，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三）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其应开地点及章程，由中国自拟，与日本国公使商妥决定。（四）如有日本国人及中国人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设工业时，中国政府应行允准。 第三号修正。日本国与汉冶萍公司之关系人，极为密切，如将来该公司关系人与日本资本家商定合办，中国政府，应即允准。又中国政府允诺，如未经日本资本家同意，将该公司不归国有，又不充公，又不准使该公司借用日本国以外之外国资本。 第四号修正。按左开要领，中国自行宣布，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换文。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铁路之借款权，如经明悉他外国并无异议，应将此权许与日本国。（换文第二案）对于由武昌联络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又南昌至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铁路之借款权，由日本国与向有关系此项借款之他外国，直接商妥以前，中国政府应允将此权不许与他外国。换文。中国政府，允诺凡在福建省沿岸地方，无论何国，概不允建设造船厂军用蓄煤处海军根据地，又不准其他一切军务上施设；并允诺中国政府，不以外资自行建设，或设施上开各事。 第五号改为陆总长言明如下：（一）嗣后中国政府认为必要时，应聘请多数日人为顾问。（二）嗣后日本国臣民，愿在中国内地，为设立学校病院，租赁或购买地亩，中国政府应即允准。（三）中国政府，日后在适当机会，遣派陆军武官至日本，与日本军事当局，协商采办军械，或设立合办军械厂之事。日置益公使言明如下：关于布教权问题，日后应再行协议。 陆总长阅毕全文，便向日置益道：“我看这修正案中，有几件还应酌商，最难承认的，是原文第五号，改为本总长言明。本总长前请撤销五号，不便开议，经贵公使要求说明理由，方由本总长约略说及，提出数条，声明不便允诺的情形。今贵政府修正案，断章取义，误为言明，本总长碍难承认。”日置益道：“这已是敝国政府最后的修正，务请允诺。如果全体同意，敝政府即可交还胶济了。”仍是诱迫。陆总长道：“这非本总长所能专擅。”日置益道：“请即转达贵总统，指日答复为要。”陆总长点首示允，日置益起身去了。 是夕，即闻山东、奉天两方面，又有日本派兵到，且有日本军舰，游弋渤海口外，人心惶惑，谣言益盛。经袁总统与陆总长等会议，复再行让步，承认数条，拒绝数条，至第五号仍完全拒绝。当于五月一日提交日使，并说明无可再让的理由。日置益道：“是否最后答复？”陆总长道：“这已是最后答复了。”日置益狞笑道：“照敝国的修正案，贵政府尚难承认，我国将行最后的手段了。请贵政府莫怪！”陆总长也无可置辞，彼此告别。不料日本果然厉害，竟提出最后通牒来了。这最后通牒，差不多是哀的美敦书。即战书译文。小子有诗叹道： 前车已覆后车师，来日大难只自知。 试看扶桑最后牒，挟强胁弱竟如斯。 欲知最后通牒的详情，请至下回再阅。 ---------- 本回叙中日交涉之经过情形，历写口头辩论，及书面修正，简而能赅，不烦不漏，可为国民前车之鉴。且于外交总次长，忍辱状态，及日使日置益威吓手段，亦演写大略，跃然纸上。即如袁总统告诫电文，亦录叙篇首，中国不幸，遭此难题，极宜披示国民，共图抵制，而彼此鬼鬼祟祟，一私索，一私许，是何理由？岂民主国之政策，应如是乎？袁政府不足责，而吾国民之恇弱不振，或虚憍无能，亦当乘此反省，毋再蹈覆辙为也。
《民国演义》•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
当然可以，以下是您提供的《民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内容的现代汉语翻译：
话说十九省的将军，以及张巡阅使、龙镇守使等人，纷纷联名发电给中央政府，强烈要求拒绝与日本签订的条约。袁世凯总统无奈地回复了电报，内容如下：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来信。一个国家身处风云变幻、局势不稳的世界，必须具备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只要拥有这种自立不倒的精神，即使有人想伤害我们，也绝不可能使我们灭亡。民国刚刚成立，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不倒下。各省市的将军们自上任以来，都能以维护共和为职责，以热爱祖国为前提，这是民国的一大福分。作为国民赋予的领导人，我只能尽心尽力，死而后已，对于国家存亡这样的重大问题，我怎敢轻忽？现在，国内外对中日交涉事件普遍怀疑、不安，这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但天底下终究是有公理的，无论问题多么困难，只要秉持公理，就一定能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就像金子虽然坚硬，但经过高温冶炼，终究会融化。然而，天下大患太多了，防不胜防，往往防住了这里，却漏掉了那里。目前的危机不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同时，对外国人的保护也必须谨慎，我们若能尽到东道主的义务，就不会产生矛盾和误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自然会更加稳固。各位将军们，不要被一些怀疑的言论所动摇，望你们深切理解并共同坚持！
几天后，又有一份告诫电文发出：
最近关于中日交涉的问题，政府陆续收到了各省将军、师长等人的电报，大家都提出了建议，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忠心与责任感。但将军们身为军人，本应专注于军事事务，而不应插手外交问题。目前政府正全力以赴，努力解决当前的难题，虽然不敢说所有决定都能让百姓相信，但国家利益，我们绝不会轻率地放弃。将军们应当专心做好军事工作，不必再干预外交事务。如有造谣生事的人，请你们与地方官员合作，坚决制止，务必要当心！
此外，还有几份电报，说：“中日双方正在协商，情况趋于和平，暂时没有其他风险。各位将军、巡按使，应当劝导百姓保持冷静，等交涉问题解决后，政府会公布具体内容。”外交部总次长也发了公文，说：“双方已经进行了多次会议，目前日本使节已经同意将谈判条件寄回国内，供政府审核修改，暂时暂停谈判。在第十三次会议上，确认了所有条款已修改，双方开始进行协商，力求和平解决。至于报纸上和民间流传的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必须等到所有文件正式公布，真相才清楚。”
各省官员和全国有志之士看到这些电文，才逐渐平静下来，把先前那种愤怒和激烈的反应稍稍收起。然而日本是否真正让步？政府是否还能坚持主张？大家心里仍然半信半疑。
后来，交涉终于达成结果，我将当时会议的情况按顺序叙述出来。从第一次谈判到第七次，双方争执不断，毫无进展，前文已有简要说明。到了第八次会议，时间是三月九日，会议开始后逐条讨论。
陆征祥作为外交总长，首先提出第一号第一条：必须等到欧洲战事结束，才能加入和平谈判会议。他还强调，如果中国政府同意第一条，就必须以归还胶州湾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使节日置益问道：“我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损失很大，该怎么解决？”陆征祥回答：“贵国出兵侵占青岛，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理应由贵国负责赔偿，怎么会反过来要求我们赔偿呢？况且战事已经结束，原本的税关、邮电制度应恢复原状，军用铁路和电线都应立即撤除，租界外的部队也应先撤回。等到胶济铁路交还时，租界内的部队也必须全部撤走。”
日置益笑着答道：“这些条件太多了？我们暂且搁置，那第一号第二条，您是否愿意接受呢？”进入第二条的讨论。
陆征祥说：“第二条？我们同意声明：中国不把山东沿海及岛屿让与任何外国。”日置益问：“第三条呢？”进入第三条。
陆征祥说：“第三条提到烟潍或龙潍铁路，如果德国愿意放弃借款权利，我们愿意先向贵国资本家借款；至于第四条关于商埠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自行增设一些商埠。”第三、四条一并提出。
日置益说：“第一号共四条，根据贵总长的意见，转达给我们的政府，请他们决定。但第二号的条款，必须全部接受才可。”陆征祥说：“旅顺、大连的租借期，以及南满洲铁路的管理权，是清朝时期已有协议的条款，可以商议。但安奉铁路的情况不同，不能以这些旧例类推。”
讨论进入第二号第一条。日置益愤怒地质问：“旅顺、大连不过牵连到安奉铁路，这一条的重点正是安奉铁路！如果安奉铁路的租借期你们不同意，我们还怎么向你们提出要求？”陆征祥反复辩驳，日置益不为所动，随后激动地站起来，怒吼道：“这一条不同意，就不谈其他了，直接动用武力解决！”又大肆威胁。
曹汝霖插话道：“贵公使何必发怒，总可以和平解决。”日置益说：“如果这些条款都不答应，我如何向本国政府答复？国内民众情绪非常激动，如果我们达不到目的，就愿意耗费兵费、劳师费饷，也毫不在意。我作为全国使节，若处处妥协，岂不被全国百姓唾弃？”
陆征祥至此，只好低头答应下来。日置益才重新坐下，又问第二、第三条。
陆征祥说：“南满洲可以增设商埠，贵国人民可以与我国合作经营农业公司，但若允许日人进入内地杂居，或拥有土地所有权，就等于侵犯我国主权，贵国政府一直宣称要保护中国领土完整，这一条件恐怕违背了初衷。”日置益说：“我们并不是要侵占土地，只是让人民在当地经营、生活方便。”——这分明是殖民行为，怎能说是“便利”？曹次长又说道：“如果贵国人民想在内地居住，必须由我国管辖，贵国政府应撤销领事裁判权。”日置益仍摇头拒绝。
陆征祥说：“我们先不讨论后面的条款，将第二条暂时搁置，先讨论第四、五、六、七条。”
第四条关于开矿权：除已探明和开采的矿区，可以适当通融，但必须按照中国的矿业条例执行。第五条略作修改：如果我国需要借款修路或抵偿外债，可以先向贵国资本家商议。第六条关于南满洲聘用顾问：应优先聘用日本人，东部内蒙古情况不适用。第七条吉长铁路应改为全部借款，重新签订合同。
日置益听到后勃然大怒：“第二号的要点，其实是第二、第三条，其他条款只是枝节问题。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这些核心条款，我们根本无法容忍。至于第三号的汉冶萍公司问题，与我们国内投资者关系密切，如果中国提出充公、国有，或借助第三国资本进行抵制，将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巨大危险。贵国必须绝对承认此约，否则后患无穷。”
陆征祥说：“我们政府声明，不充公、不国有、不借助第三国资金，可以吗？”
日置益问：“第二条怎么办？”
陆征祥说：“这条涉及国土主权，难以接受。”
日置益又说：“第四、第五条呢？”
陆征祥犹豫片刻，说：“这两条也不便同意。”
于是干脆把第四、五号条款全部放弃。
日置益望向窗外，天色已晚，叹了口气说：“贵国根本没有诚意，看来这件事是难以解决了。”说完起身离开。
过了两天，听说日本政府秘密调集海军，准备出兵，同时以“换防”为借口，派遣更多陆上部队进入山东和奉天，气势汹汹，似乎随时准备开战。袁世凯政府感到惊慌，连忙质问增兵理由，并再次请求日置益商议。经过三次会谈，依旧围绕南满洲、东蒙古以及汉冶萍公司等条款反复争执，始终没有结果。
日置益骑马返回使馆途中，马突然跳起，将他掀倒。幸好马夫及时拉住马，才保住性命，但左脚已受伤，由仆从抬进使馆，躺在病床上呻吟不止。这倒真是“人不如马”了。
袁世凯听说日使受伤，立刻派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探望，态度极为恭敬。日置益表示感谢，并说：“日本政府已决定停止增兵，只希望中国能顾全邦交，不要再坚持某些要求。”
曹汝霖又说：“贵公使近日受伤，等痊愈后再商讨。”
日置益说：“敝国政府希望贵国尽快答应，好让我能立即办理。我现在脚伤严重，行动不便，还请贵政府谅解，会议地点改到我们使馆去吧。”
曹汝霖说：“我先请示总统，再回复您。”于是两人慎重告别。
几天后，日置益请参赞小幡代表，到外交部进行非正式会议，又约定在使馆继续谈判。陆征祥认为此举不便，小幡不听劝告，于是决定在三月二十三日召开第十三次会议。
那天，陆征祥和曹汝霖一同前往日本使馆。当天日置益仍在床上躺着，两人忍辱负重，无奈之下前往病床前与日置益会面——史称“榻前会议”。这实在令人羞耻又令人惋惜。
日置益坐在床上，对陆征祥说：“我已接到政府命令，第一号的条款可以适当让步，第二号必须全部接受。但出于两国友谊，我们也会做出额外让步。日人可以在内地杂居，但须服从中国警卫和税收管理，由救国领事承认；关于土地诉讼等，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理；土地所有权改为永租。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大让步，不能再让了。”
陆征祥感到非常感动，又请求修改。日置益连连摇头，要求接受第三、四、五号条款。陆征祥表示：“我先回去向总统报告，再研究如何处理。”日置益点头同意。
后来，又在炕前会议中进行了两次，直到日置益脚伤好转稍微能走动，又在使馆举行了三次会谈，依然围绕南满洲问题争论。最终，中国同意让日方在南满洲选择九处矿区进行开采，开放部分商埠供日方贸易，并允许日人杂居和购置土地，但诉讼案件仍由中方官员处理。日置益始终不肯接受。
转眼已是四月六日，日置益伤势完全痊愈，重回到外交部开会，主题依然是南满洲杂居问题，最终仍未能解决。
第二天，又召开会议，提出第五号问题。陆征祥以涉及国家主权为由，婉言谢绝。
又过了两天，再次开会，仍要求解决第五号问题。陆征祥回答说：“贵国军力强大，不能受条约约束，我们无法同意。”
日置益始终不肯让步。到四月十三日和十五日，又提出要求，希望中国在东蒙古给予与南满同等的待遇。陆征祥起初拒绝，后来勉强同意在东蒙古开辟几处区域，日置益仍不满意。
临走时，日置益说：“讨论已经结束，无需再议，我将向政府详细汇报，等待政府的命令。”这已是第二十四次谈判，会后停议了几天，直到二十六日下午，日置益精神振奋，乘马直接前往外交部，由陆征祥等人迎接。
他看起来气焰十足，气势逼人。日置益高声说道：“我已接到政府命令，所有条款都已修改完毕。如果贵国仍不同意，那就无需再多谈了。”说完，当众拿出日本政府的修正案，交给陆征祥。
陆征祥阅读后，发现内容如下：
第一号（第一款）不变。
（第二款）改为“换文”形式，即双方互相确认。中国政府声明：在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地区及所有岛屿，无论何种名义，均不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外国。
（第三款）修改：中国政府同意自建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铁路的铁路线；若德国自愿放弃烟潍铁路权利，可向日本资本家商借借款。
（第四款）修改：中国政府同意为外国人居住贸易之便，在山东省内迅速开辟合适地点为商埠。
（附属换文）开埠的具体地点及章程，由中方拟定，与日本公使预先商定。
第二号（第一款）不变。
（附属换文）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延长至民国八十六年（即1997年），南满铁路交还期延至民国九十一年（即2002年）。原合同规定，在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可按价收回，这一条款不变。安奉铁路租期延长至民国九十六年（即2007年）。
（第二款）修改：日本国民在南满洲可以修建工厂、从事农业经营，可租赁或购买土地。
（附属声明）：日方公民除需向当地官员登记护照外，应服从日本领事承认的警察条例和税收制度。涉及民事和刑事案件，日本人为被告的由日本领事处理，中国人为被告的由中方官员处理，双方均可派员旁听。但关于土地纠纷中涉及日本人的案件，应按照中国法律和地方风俗，由两国人员共同审理。将来司法制度完善后，有关日本国民的民事刑事案件，将全部由中方法院审理。
（第四款）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同意日本国民在南满洲的矿区进行勘探或开采，除了已探明或已开采的矿区外，应迅速调查选定，准许其进行。具体包括：
（1）奉天省本溪县牛心台、田什付沟、海龙县杉松岗、通化县铁厂、锦县暖池塘石炭矿，辽阳县至本溪县之间的鞍山站铁矿区。
（2）吉林省南部和龙县彩龙、岗石炭矿，吉林县缸窑石炭矿，桦甸县夹皮沟金矿。
（第五款）第一项改为换文：中国在东三省南部若要新建铁路，将自行筹款建设；若需借款，将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
第二项改为换文：中国同意不将该类铁路或项目让与外国。
（第六款）中国政府承诺：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无论哪个国家，均不允许建造造船厂、军用煤场、海军基地，也不允许其他军事设施的设立；同时，中国不会以外资形式自行建设或设立相关设施。
第五号改为陆征祥说明如下：
（1）将来中国政府认为需要时，可聘请多名日方人士担任顾问。
（2）将来日本国民若愿在中国内地设立学校、医院，或租赁、购买土地，中国应予以批准。
（3）中国将来在适当时机，可派遣陆军军官到日本，与日本军事部门协商军火采购或共同建立军工厂事宜。
日置益补充说明：关于传教权问题，将来再另行协商。
陆征祥看完后对日置益说：“我看了这份修正案，其中几项仍需进一步商议，最难接受的是第五号条款，如今被贵方错误地改写为‘言明同意’。我之前曾请求撤销第五号条款，认为不合适，因此未开议。后来贵方要求说明理由，我才简要说明原因，提出几项不便接受的事项。如今贵方将我的说明误认为是‘已同意’，我无法接受。”
日置益说：“这已是贵国政府最后的修正案，务请立刻同意。如果全部接受，我方将立即归还胶济铁路。”仍是威胁。
陆征祥说：“这并非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日置益说：“请立刻转达你们总统，务必在短时间内答复。”陆征祥点头答应，日置益随即离开。
当晚，听说山东、奉天地区又有日本军队抵达，甚至有日本军舰在渤海外游弋，民众恐慌不已，谣言四起。
袁世凯与陆征祥等人紧急开会，再次让步，同意若干条款，但坚决拒绝第五号条款。最终于五月一日正式提交日使，并说明再无让步的理由。
日置益问：“这是最后答复了吗？”
陆征祥说：“是的，已是最后的答复。”
日置益狞笑着说道：“贵国政府仍无法接受我们的修正案，那么我方将采取最后手段——请贵政府不要怪罪！”
陆征祥对此也无话可说，双方告别。
结果，日本果然强硬，正式提出了“最后通牒”——这几乎就是一份“哀的美敦书”（即以开战相威胁的最后通牒）。
我写诗感叹道：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未来之难，只在自知。
看那扶桑（日本）的最后通牒，挟强凌弱，竟如此狠毒！
关于最后通牒的详细内容，请见下回。
本回详细叙述了中日交涉的全过程，从口头争辩到书面修改，简明扼要，无一遗漏，可作为国民的前车之鉴。同时描绘了外交总长忍辱负重、日使威逼利诱的种种情形。就连袁世凯的告诫电文，也全文收录于篇首。中国遭遇如此困境，实在令人痛心，亟需向民众公布，共同抵制。双方私下秘密交易、暗中许诺，究竟是何理由？难道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如此卑劣吗？袁世凯政府固然有其局限，但更值得反省的，是我们国民的软弱、怯懦与盲目自信。我们应当借此深刻反思，切不可重蹈覆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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