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演义》•自序

自序  革命功成,私史杂出,排斥清廷无遗力;甚且摭拾宫阃事,横肆讥议,识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水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昔龙门司马氏作《史记》,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见解之高超,为班范以下诸人所未及,而后世且以谤史讥之;乌有不问是非,不辨善恶,并置政教掌故于不谭,而徒采媟亵鄙俚诸琐词,羼杂成编,即诩诩然自称史笔乎?以此为史,微论其穿凿失真也,即果有文足征,有献可考,亦无当于大雅;劝善惩恶不足,鬻奸导淫有余矣。  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论,胡人犬种,说本不经,卫女狐绥,言多无据;鉴清者但以为若翁华胄,夙无秽闻,南面称尊,非我莫属;而攀鳞附翼者,且麕集其旁,争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赏,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zhuanzhi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宬,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稿甫就,会文堂迫于付印,未遑修饰,他日再版,容拟重订,阅者幸勿诮我疏略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五年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译文:

革命成功之后,各种私人撰写的史书纷纷出现,对清朝政府进行无情的抨击,甚至随意采撷宫廷内部的隐私事件,肆意讥讽嘲笑,这使得有见识的人深感痛心。如果清朝统治者真的没有过失,那么他们本可以延续到亿万年,何以只是鄂军一动,清朝政权便土崩瓦解?然而,如果现在的人只凭偏颇之见,把清廷的过错说得比秦朝的暴政或隋炀帝的荒淫更加严重,那么秦朝、隋朝不过数年就灭亡了,怎么能说清朝能延续两百多年呢?过去,龙门司马迁所著《史记》,独树一帜,眼光远大,见解超群,超越了班固、范晔等后人,而后来的人反而因批评《史记》而讥讽它;哪有不分辨是非、不判断善恶,连政治教化和历史制度都不去研究,只挑取低俗浅薄的琐碎细节凑成一本书,还洋洋自得地称之为“史笔”呢?如果把这样的书当作史书,不仅考证失实,即使其中确有真实可靠的材料,也远远不够严肃,达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反而充斥着败坏道德、引导淫邪的内容。

我自认为没有历史才学,实在不敢随意评述历史大事。只是看到市面上流传的各类私家笔记,内心常常感到遗憾,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有所改正,也深感自己才学不足;多年来勤于笔耕,始终未能写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没想到时局突变,君主制度重新被恢复,人们不断呼吁“恢复帝制”,我根本料不到这种情况。然而,我也清楚,这些新潮流的著述,往往不从根本处立论,所依据的材料都是荒诞无稽的,比如把“胡人犬种”这种说法当作史实,又把“卫女狐绥”这类无据之谈当作真实,一些人便认为清朝统治者出身高贵,素来清白,登上皇位是理所当然;于是,那些依附权势的人纷纷聚集,争相宣称自己能辅佐新君,以博取封王之功,甚至想重新恢复君主专制,从而重回清王朝旧路。

我认为,民间的小说、通俗故事,也属于历史的分支和余脉,理应与正史并列。而我国社会普遍喜欢这类通俗读物,它们易于理解,一目了然,不受艰深晦涩的困扰。如果能读到一本优秀的小说,其价值甚至不亚于一部优秀的正史。因此,我内心充满责任感,于是开始动笔,努力完成这部作品。从“天命”开始,到宣统帝退位结束,历时二百九十七年,我从中挑选了最具重要性的事件,编成通俗演义,反复查阅资料,多方考证,重大政策力求真实,细节记载也力求准确;尤其对帝王“个人魅力”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反复强调,作为警示。全书共四册,一百回,约五六十万字,不敢自比正史馆的官方史书,只希望它能为普通大众提供一个了解历史的窗口,或许也能成为国家思想启蒙的一种辅助材料。书稿刚刚完成,文堂出版社迫于出版压力,未能细致修改,将来再版时,我打算重新修订,敬请读者谅解我的疏漏之处。
中华民国五年七月,古越蔡东藩谨识于临江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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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蔡东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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