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演义》•第三十四回 镇湘中谯王举义 失石头元帝惊心
元帝接连收到王敦的叛乱奏报,得知王敦造反,顿时愤怒不已,立刻紧急召见征西大将军戴渊和镇北将军刘隗,让他们返回都城保卫朝廷,并下旨讨伐王敦。诏书中写道:
“王敦凭借权势宠幸,竟敢肆意叛乱,他想把我这个太甲之君囚禁起来,这种事是能容忍的吗?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现在我将统领六军,讨伐这大逆不道的大臣。凡是杀死王敦的人都封为五千户侯。我绝不食言!”
王敦收到诏书后,毫不惊惧,反而更加坚定进军的决心,还挑选了一些有名望的士人进入自己的幕府:一个是前任太傅羊祜的孙子羊曼;一个是前咸亭侯谢鲲;一个是著作佐郎郭璞。羊曼原本是黄门侍郎,后被调任为晋陵太守,因犯事被罢官,王敦却将他召为左长史。羊曼平时喜欢喝酒,这次被王敦邀请,不便坚决推辞,便欣然接受,借酒消愁,经常醉醺醺地只知饮酒,很少清醒。谢鲲是个放荡不羁的人,擅长弹琴唱歌,家住阳夏,字叫幼舆,曾做过东海郡的官吏,因为他轻浮放达、行为不端,被除名回乡。邻居家一个美貌的女子曾被他多次追求,结果被她用梭子打在嘴唇上,打落了两颗门牙。当时人们开玩笑说:“幼舆太过轻浮,已连齿都折断了。”谢鲲却毫不在意,还高兴地长啸道:“这还不影响我弹琴唱歌,牙齿断裂又有什么了不起!”可见他根本不守礼法。后来王敦征召他为长史,让他参与讨伐杜弢的战役,因立功被封为咸亭侯。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等到王敦准备叛乱时,又叫他复职,并召他入宫商议说:“刘隗奸邪,将危及国家,我想清除这些奸臣,你认为怎么样?”谢鲲回答道:“刘隗确实是个祸患,但那些小人,又何足挂齿呢?”这句话倒是有些道理。王敦听后十分愤怒,叹息道:“你简直是个平庸之辈,不懂大局!”叛乱难道还谈什么大局吗?于是便任命谢鲲为豫章太守。谢鲲当天就准备告辞,王敦却不让他走。等到王敦起兵东进,强行要谢鲲同行,谢鲲虽随变应变,却也毫不高兴或忧愁。
郭璞出身河东,精通经学,喜欢古文奇字,通晓阴阳五行、天文、历法和占卜之术。他曾拜隐士郭公为师,得到一本叫做《青囊中书》的九卷书,日夜研读,通晓了多种卜筮之法。在惠怀年间,河东发生动乱,郭璞占卜得到凶兆,便逃到东南,抵达将军赵固的军营。正好赵固丢失了一匹好马,郭璞说他能起死回生,赵固便向他请教。郭璞说:“可以用二十多个强壮的壮夫,每人手持长竿向东行进三十里,见到有山丘或庙宇时,就用竿子敲打,会得到一样东西,马上带回,就能治好这匹马。”赵固照他说的做了,果然得到了一个类似猴子的东西。郭璞让放在马旁边,然后对着马鼻子吹气,马立刻跳跃起来,吃食如常,只是那个异物不见了,不知去向。赵固非常惊讶,重金酬谢郭璞。后来他们来到庐江,太守吴孟康因为建康的征召,被任命为军谘祭酒,但吴孟康不愿意南渡。郭璞替他占卜,说庐江不适合久居。吴孟康怀疑是胡说八道,对郭璞并不尊重。郭璞在旅店住下,看到主人有一个美貌可爱的婢女,便想出了一个方法:取小豆三斗,分撒在主人住宅周围。次日早晨,主人出门,看到成千上万的赤衣人围着他的家,吓得大叫,急忙跑回来。郭璞说他能驱除怪异,建议主人把那个婢女贱卖了,怪事就能消除。主人迫不得已听从,将婢女卖掉。郭璞随即画了一个符,投入井中,结果那些赤衣人全被反绑着沉入井底,再无踪影。主人非常高兴,重金酬谢。实际上,那个婢女是郭璞买下的,只是通过中间人转手,钱财到手后,除了买婢的钱外,还多出一笔,还得到了一位美丽娇艳的婢女,一路欢声笑语,不问可知。这种术士的恶行,往往如此。
过了几个月,庐江果然被盗寇洗劫,村庄荒废。郭璞渡江后,被宣城太守殷祐聘为参军,屡次占卜都应验了。后来被王导发现,征召为掾属。有一次,王导命他占卜,郭璞惊讶地说:“您将遭遇灾祸,赶紧出城几十里,找到一棵柏树,砍下来,长度与您身高相当,放在卧室旁,灾祸就能避免。”王导立刻西行,果然发现一棵柏树,砍下后放在卧室里。几天后,卧室里传出巨大响声,柏树粉碎,王导却安然无恙。看起来像前次撒豆成鬼的把戏,不过是借此愚弄王导罢了。
当时元帝尚未正式即位,郭璞占卜得到“咸井”两卦,便告诉王导:“东北方向有武名的郡县,将出现铜铎作为受命的祥瑞;西南方向有阳名的郡县,井水将沸腾。”不久,武进县人果然在田里捡到五枚铜铎,献给建康。历阳县的井水也真的沸腾了一整日,才慢慢停止。等到元帝成为晋王时,又让郭璞占卜,得到“豫”和“暌”两个卦,郭璞说:“会稽将出现瑞钟,钟上刻有铭文,应出现在百姓家井中的泥里。卦辞说先王制作音乐以崇德,用以祭祀上天,这正是这个征兆。”“作乐”出自《周易·豫》的卦象。不久,会稽剡县的井中真的发现了一个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钟上有十八个古文,只有“会稽岳命”四个篆字能认得,余下的都难以辨认。郭璞断定这是神迹的象征,元帝因此开始称尊。谁能说这不是郭璞暗中制造了这钟,藏在井里呢?郭璞还著有《江赋》和《南郊赋》,词藻华丽,受到元帝赞赏,于是被任命为著作佐郎。此后他多次上书,用灾异和变化来提醒朝廷,提出一些规劝。
王敦听说郭璞能预知未来,便写信给王导,邀请他前往。王导派人将郭璞召往武昌,王敦即命他为记室参军。郭璞知道王敦必反,害怕自己会遭难,心中一直忧虑。大将军的幕僚陈述,字叫嗣祖,一向有名望,深受王敦敬重。王敦准备起兵时,陈述突然病逝。郭璞痛哭失声,还对着棺材反复呼唤:“嗣祖!嗣祖!难道不是福报吗?”郭璞知道将来自己也会遭遇灾祸,可又无力躲避,因为命运已注定,无法改变。只是王敦见朝廷无人可依,便决心发兵,毫不迟疑。王敦的兄长王含,曾在建康任职,官至光禄勋,得知王敦已抵达芜湖,便偷偷溜出京城,乘船前往王敦处。王敦曾派使者去梁州刺史甘卓处,约定共同造反,甘卓假装答应。等到王敦出兵时,甘卓却没去,只派参军孙双去阻挡王敦。王敦惊讶地问:“甘侯与我有约定,为何失信?我并非想夺取皇位,只是要铲除凶恶之人,事成之后,必定让甘侯担任公职,麻烦你转告一声,切勿违背盟约。”孙双回报甘卓,甘卓叹道:“当年陈敏造反时,我先答应后又违背,当时人们讥笑我反复无常,如果我再做这种事,如何面对世人指责?只会被唾骂!”于是派人转达顺阳太守魏该,魏该回答说:“我只知道忠于王室,现在王公举兵内向,明显是叛乱,怎能参与呢?”甘卓听了这话,更加不愿意与王敦合作。
王敦又派参军桓罴前往湘州,请求谯王承担任军司。承长叹道:“我将要死了!这地方荒芜,百姓稀少,力量孤单,外援断绝,不死有什么意义?只要能为忠义而死,我也心甘情愿。”于是将桓罴拘禁起来,随即任命长沙的虞悝为长史。虞悝正好遭遇母亲丧事,谯王亲自前往吊唁,问虞悝对策道:“我打算讨伐王敦,但兵力少、粮草不足,且任职时间不长,威望尚未建立,你们兄弟是湘地的豪杰,该如何帮助我?”虞悝回答:“大王不将我兄弟视为庸人,亲自前来询问,我们怎敢不拼死效命?但本州荒僻,实际上难以出兵进攻,不如收拢军队坚守,向各地发布檄文,先削弱王敦的势力,再图谋王敦,或许还能成功。”于是谯王任命虞悝为长史,虞悝的弟弟虞望为司马,统辖各军,立即向周边发布檄文,劝大家共同讨伐王敦。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舂陵令易雄等人纷纷响应,起兵讨伐王敦。只有湘东太守郑淡不从。郑淡是王敦妹妹的丈夫,一心依附王敦,谯王派司马虞望前去讨伐,郑淡出城抵抗,被诛杀,首级被传送到各地,以警示百姓。
谯王又派主簿邓骞前往劝说甘卓:“刘大连隗,虽然性格倔强,但并未对天下造成多大危害。而大将军王敦,积怨已久,竟敢向朝廷进兵,忠臣义士,本应共同愤慨。公作为一方地方长官,奉命讨伐叛逆,正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盛举。”甘卓微笑道:“桓文之事我无法做到,若真心为国家效命,这是我本心,我会慢慢考虑对策。”可见他多疑少决。邓骞还想继续劝说,旁边有参军李梁提出建议:“东汉初年,隗嚣跋扈,窦融守住河西,最后归顺光武帝,最终得享美名。如今将军占据上游,也可效法古人,按兵不动。若大将军战功成功,您必定获得大官,若失败,也可得到朝廷任命,继承大将军职位,始终不失富贵,何必冒险与他生死相搏呢?”话未说完,邓骞立即反驳道:“古今形势不同,怎能相比?当年光武帝建国时,中原尚未平定,所以窦融可以观望;如今将军长期效忠晋室,理应为国尽力。襄阳远不如河西,可以固守。若大将军击败刘隗,返回武昌,加强石城守军,切断荆州湘州的粮道,那么将军将退向何处?参军将依附于谁呢?”李梁被反驳得说不出话来。甘卓仍犹豫不决,留下邓骞暂住,再做决定。
邓骞住了两三日,不见动静,便再次去见甘卓道:“如今您既不为正义之举,又不接受大将军的讨伐命令,难道是坐等灾祸吗?我猜您迟迟不决,恐怕是担心实力不敌,无法取胜,其实大将军的部下不过一万余人,留守武昌的仅五千人。而您的兵马力量是对方的数倍,您拥有旧日的威名,统领本府精锐部队,手持符节,吹响战鼓,讨伐叛逆,又何愁无法取胜?为何还安坐不动,等待灭亡?这是不智,也是不义!”话音刚落,便有明显效果。
这时,刁协、刘隗、戴渊等人果然率军攻打王敦,但这些人不懂军事,所率士兵毫无纪律,一接触就退缩不前。王敦部下从未真正打过仗,也没有疲惫,反而仗着锐气,奋勇冲击,纵横无阻。从清晨到中午,刁协、刘隗、戴渊的部队全部溃败,三名将领也骑马逃回。随后王导、谢鲲和将领郭逸、虞潭分路迎击,但王导和谢鲲早已不和,巴不得谢鲲战败,哪里会同心协力?号令混乱,行动不一,最终全军崩溃,四下逃散。郭逸、虞潭相继败退,谢鲲也退回,王导干脆不派兵,也一同上报败仗,甘愿承担“战败失律”的罪名。败报接连传入宫廷,太子司马绍忍无可忍,打算亲自统兵出战,决一死战,立刻上车准备出发。中庶子温峤抓住缰绳劝谏道:“殿下是国家储君,责任重大,怎能轻率冒险,白白牺牲国家未来?”司马绍还想前进,被温峤拔剑斩断马缰,这才停下。太子虽有雄心,但后来仍成功诛灭叛乱。宫廷中的卫兵惊慌失措,有的逃走,有的躲藏,只有安东将军刘超和侍中两人仍留守在宫殿。元帝此时彻底陷入困境,无计可施,干脆脱下军衣,换上朝服,呆坐殿中,对刘超叹道:“想坐我这个位置,不如早点说,何必这样害百姓?”先前不愿北伐,以为可以偏安一隅,谁知如今竟有此变!刘超也无话可说,只能感慨叹息。突然听到王敦派士兵进入都城,四处抢掠,哭声与喧闹声不断。元帝便派使者去劝说王敦:“如果你还能不忘本朝,就立刻停战,共谋安乐;若执意不退,我就归隐琅琊,主动退位,避开权力。”简直要拱手让权了。王敦置之不理,元帝更感绝望,慌乱至极。确实是个无能之辈。恰在此时,刁协与刘隗狼狈逃入宫中,俯伏在地,痛哭不止。元帝握住他们的手,相对落泪,片刻后才说两句话:“事情已至此地,你们赶快离开,躲避灾祸吧。”刁协回答道:“我愿宁死不二,绝不背叛。”元帝又说:“你们在此,徒增死亡,毫无益处,不如赶紧走。”说完,便命令左右挑选两匹战马,赐予他们二人,并各安排几名仆从,让他们速速离开。二人辞别出殿,刁协年老体衰,又素来不受恩宠,一出都门,仆人全散,只剩他自己一人一匹马,行至江乘,被人杀害,首级献给王敦。刘隗回到家中,带领妻子、子女和亲信数百人,从都城向北逃亡,最终投奔后赵,被任命为从事中郎,后升至太子太傅,终老于后赵。
作者感叹道:
无端制造动乱,惊扰京城,一人之死尚难向百姓交代。
何况是逃命投敌,背叛君主、危害国家,罪过何其深重!
究竟元帝能否幸免于难,详情请看下回。
谯王承与甘卓都不附王敦,共同发布讨伐檄文,表面相似,实则心术迥异。谯王承初到长沙,兵力单薄,粮草不足,加上战乱之后城郭残破,深知难以抵御外敌,一接到桓罴,立即将其关押,立刻决断,毫不迟疑。他确实是为忠义而死,完全不顾利害。而甘卓则多疑少决,临事犹豫,评论者说他年老气衰,以致如此,其实他内心畏惧死亡,这种心态早已根深蒂固。当年陈敏造反时,他甘愿受胁,甚至假扮太弟,扰乱人心,若不是畏惧死亡,怎会如此昏聩?所以谯王承的忠诚是真忠,甘卓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刁协和刘隗,智谋不足,胆识不够,制造动乱有余,平乱能力却为零。王敦一旦发难,就攻陷石头城,仓促应对,狼狈败退。刁协尚有“宁死不贰”的誓言,而刘隗却一句话也不说,立刻带全家老小逃离,谁是首恶,竟不顾国家危亡,投靠敌寇求生!元帝不察,仍认为他们忠诚,纵使逃走,也等于将江东的衰微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