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污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鹹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節
譯文：
公都子說：“外界的人都說老師您喜歡爭辯，我想請教一下，這是爲什麼呢？”
孟子回答說：“我難道真的喜歡爭辯嗎？我只是迫於形勢不得不這樣而已。自從世界產生以來，總是交替出現太平與混亂。在堯的時代，洪水倒流，氾濫成災，蔓延到中原地區，蛇龍居住其中，百姓無法安居，住在低處的就建巢居住，住在高處的就挖洞而居。《尚書》裏說：‘洪水警誡我。’這裏的‘洪水’就是指大水災。當時派禹來治理，禹開挖河道，把洪水引到大海，把蛇龍驅趕進沼澤，讓水流從地下通過，形成了今天的江、淮、河、漢等河流。洪水的威脅消除後，險阻都被遠離，鳥獸對人類的傷害也減少了，人們才得以在平安的土地上安居。
後來堯舜去世，聖賢之道漸漸衰落，暴君接踵而起，他們毀掉宮殿改建爲池塘，百姓無處安身，廢棄農田改爲園林，使百姓無法得到食物，各種歪理邪說和暴行又紛紛出現。園林池沼遍佈，野獸大量出沒，到了紂王時期，天下再次大亂。周公輔佐武王，討伐紂王，攻伐奄國，連續三年討伐其君主，把飛廉驅逐到海邊並處死，滅掉了五十個諸侯國，把虎、豹、犀牛、大象等猛獸驅趕得很遠，天下百姓都感到高興。《尚書》說：‘文王的謀略多麼顯赫，武王的功業多麼偉大，他護佑我們後世子孫，使天下正道完整無缺。’”
社會逐漸衰敗，正道消亡，歪理邪說和暴行再次興起，有臣子弒君的，有兒子殺死父親的。孔子感到憂慮，於是寫出了《春秋》。《春秋》是天子所應做的事，所以孔子說：‘真正瞭解我的，只有《春秋》；指責我的，也只有《春秋》。’
聖賢君王不再出現，諸侯各自爲政，學者們隨意議論，楊朱、墨翟的學說充斥天下，天下人言論要麼歸於楊，要麼歸於墨。楊朱主張‘爲我’，等於沒有君主；墨翟主張‘兼愛’，相當於沒有父道。沒有父親、沒有君主，就如同野獸一樣。公明儀曾說過：‘廚房有肥美的肉，馬廄裏有肥壯的馬，而百姓卻有飢餓的臉色，野外有餓死的人，這就像率領野獸來喫人一樣。’楊朱和墨翟的學說不停止傳播，孔子的學說卻無人傳揚，這就成了歪理邪說欺騙百姓，堵塞了仁義之道。一旦仁義被完全遮蔽，就會出現率領野獸來喫人的局面，人與人之間也將互相殘殺。我對此深感憂慮。因此，我必須弘揚先代聖賢的道義，抵制楊墨之說，排斥荒謬的言論，使歪理邪說無法產生。一旦歪理生於人心，就會危害實際行動；一旦出現在行動中，就會危害政治。如果聖賢再出現，也一定不會否定我的主張。
從前，大禹平息洪水，天下才得以安寧；周公征討邊遠民族，驅趕猛獸，百姓才得以安生；孔子編訂《春秋》，讓暴亂之臣和邪惡之徒膽戰心驚。《詩經》上說：‘面對外族入侵，懲治荊楚之地的蠻夷，那麼就沒人敢來侵犯我。’‘無父無君’，正是周公所要懲治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消除歪理邪說，抵制那些不正當的言行，抵制荒誕無稽之言，來延續堯、舜、禹三位聖王的道統。我難道喜歡爭辯嗎？我只是迫不得已罷了。凡是能夠有力反駁楊朱、墨翟之學的人，都是聖賢門下的真學者。”
納蘭青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