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卷五十九·志第二十八·食貨志上

元代 • 脫脫等

食貨志上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谷、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羣牧，逐類採摭，緝而爲篇，以存一代食貸之略。
　　初，皇祖勻德實爲大迭烈府夷離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瀾爲于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大濃兀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
　　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克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尋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甌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三年，詔以諧裏河、臚朐河近地，賜南院歐堇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種。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爲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強。”上深然之。是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敢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
　　應歷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非經費有餘，其能若是？
　　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開帑藏而代民稅；螟蝗爲災，罷徭役以恤飢貧。”統和三年，帝嘗過藁城，見乙室奧隗部下婦人迪輦等黍過熟未獲，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逋民棄業，禾稼棲畝，募人獲之，以半給獲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躪於邊兵，請復今年租。六年，霜旱，災民飢，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於檀、順、薊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庤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振民。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惟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穀不登，發倉以貸；田園蕪廢者　，給牛種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土產珍異。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連日。九年，燕地飢，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
　　興宗即位，遣使閱諸道禾稼。是年，通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遂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
　　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鬥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朐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鬥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爲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乃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遼之農谷至是爲盛。而東京如鹹、信、薊、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用乏。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會天祚播遷，耶律敵烈等逼立梁王雅裏，令羣牧人戶運鹽濼倉粟。人戶侵耗，議籍其產以償。雅裏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裏曰：“民有則我有。若令盡償，衆何以堪？”事雖無及，然使天未絕遼，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
　　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戶丁之數無所於考。聖宗乾亨間，以上京“云爲戶”資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衆，每歲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當時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餉。故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閒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統和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閒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佔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郛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爲二等也。
　　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榷酤，而鹽曲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稅，鬥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亦皆利民善政也。

譯文：

《遼史·食貨志上》現代漢語翻譯：

契丹人以前的風俗，富裕靠馬匹，強大靠軍隊。他們把馬放養在曠野，把兵卒安置在民間，打仗時纔出動。弓箭手和騎兵，按時間集合，隨時準備出戰。馬匹追逐草場水源，人們靠牛乳和奶酪爲生，以打獵和射獵來維持日常所需，糧食、飼料都來源於此。靠着這樣的方式作戰，所向披靡，戰無不勝。等到建立國家後，內部設立宗廟和朝廷，外部設立郡縣和地方官員，制度逐漸完善，開支日益擴大，上下互相模仿，官員的衣飾也日益奢侈，於是，財政經濟的重要性便顯得尤爲突出。因此，遼國設置了五京，以及長春、遼西、平州等地的鹽鐵、轉運、度支、錢帛等機構，負責掌管財政收支。雖然具體的制度細節不可一一詳述，但大體內容仍可從舊史中找到。我們根據農耕、租稅、鹽鐵、貿易、礦冶、貨幣、畜牧業等類別，分別選取資料，整理成篇，以保存遼代經濟制度的全貌。

起初，遼太祖的祖父勻德實擔任大迭烈府夷離堇（地方軍事長官），喜歡耕種，善於放牧，根據各地地理條件教導百姓耕田。他的仲父述瀾擔任於越（高級官員），督促百姓種植桑麻，學習織布技藝。太祖平定弟弟們的叛亂後，停止戰爭，減輕賦稅，一心致力於發展農業。他曾因人口增長，地方管理不便，將北大濃兀地區分爲兩部分，推廣耕種技術，各地紛紛效仿。

太宗在會同初年準備東征打獵時，下令減少運輸的物資，迅速趕往北山獲取物資，以備國家所需，但又不耽誤農事。後來，朝廷下令各地方官員勸導百姓務農種桑，教授紡織。因烏古地區水草豐美，便命令甌昆石烈等居民遷居此地，並開闢善地作爲農田。三年時，朝廷下令將諧裏河、臚朐河附近土地賜予南院歐堇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剌等三石烈人，讓他們用於耕種。八年，皇帝駐紮在赤山，設宴招待大臣，詢問國家大事。大臣們回答說：“國家事務的根本，在於愛護百姓。百姓富裕，軍隊纔有保障；軍隊充足，國家才能強大。”皇帝非常贊同。當年，下令徵調各道兵士，並特別告誡：誰若敢傷害莊稼，就要以軍法論處。

在應歷年間，雲州進貢了一種罕見的優良稻穀，當時人們認爲這是重視農業的體現。保寧七年，後漢發生戰爭，派人來請求糧食，朝廷下令賜予二十萬石糧食支援。如果不是財政充裕，又怎麼能辦到呢？

聖宗乾亨五年下詔說：“如果五種莊稼歉收，就打開國庫替百姓代繳賦稅；如果發生蝗災螟蟲災害，就免除徭役來救助貧苦百姓。”統和三年，皇帝路過藁城，看見乙室奧隗部下的一位婦女迪輦等人收成已很豐盛卻未能收穫，便派人幫助收割。太師韓德讓建議：戰亂之後，流離失所的百姓棄絕了田地，莊稼長在田裏無人收割，應招募人手去收割，並把收穫的一半分給收割的人。政事令室昉也進言：山西各州因軍餉開支，百姓財力消耗殆盡，田地被邊疆士兵踐踏，請求免除今年的租稅。六年遭遇霜凍旱災，百姓飢餓，詔令三司調查，發現過去用錢代繳糧食的定價不實，決定提高價格，以利百姓。又將吉避寨的三百戶居民遷到檀州、順州、薊州，選擇肥沃土地，給予耕牛和種子。第十三年，下令全國各地方設立義倉。每年秋季，社民根據自身收穫，每戶繳納一定糧食存入義倉，由社司登記造冊。遇到年成不好時，便打開義倉賑濟災民。第十五年，下令免除南京地區舊欠的義倉糧款，並禁止軍官在農忙季節私自打獵，影響農耕。開泰元年，皇帝下詔說：“我深知，如果百姓徭役繁重，就應多發工錢；遇到收成不好，就打開糧倉借貸；對於荒廢的田地，應給予耕牛和種子來幫助恢復生產。”太平初年，皇帝到燕地巡幸，燕地百姓因年成豐收進獻土特產和珍奇物品。皇帝敬重長者，關懷鰥寡孤獨，連續數日舉行宴會。九年時，燕地發生饑荒，戶部副使王嘉建議造船，招募熟悉海上運輸的人，從遼東運糧到燕地，雖有大臣認爲路途險遠且不便，但此建議廣受稱讚，最終未被採納。

興宗即位後，派遣使者巡視各地的莊稼收成。當年，朝廷全面清查人口，下詔說：“我年輕時就瞭解農業的重要性。那些勤勞耕作的人，很少需要交稅；而那些只靠自己喫飯的家庭，基本不種田，大多流離失所。因此應當全面清查戶口，實現賦稅公平。”同時，禁止各級官員私自制造酒類以消耗糧食；凡有婚喪祭祀的，必須由官府開具憑證，方可使用。

道宗初期，西北地區大範圍降雨，三十里地內都可收成，春州一斗穀物僅值六錢。當時西夏等少數民族頻頻叛亂，皇帝想加強邊防，於是命耶律唐古負責督促耕種，以供應西部軍隊。唐古帶領百姓在臚朐河畔開墾耕地，一年就獲得豐收。後來遷到鎮州，連續十四年耕作，積累了數十萬石糧食，每鬥價格不過幾錢。後來他調任南京度支判官，政績突出，公私都充裕。他清查戶口，執法公平，被提拔爲中京度支使。上任半年，就積存糧食十五萬石，升任左散騎常侍。到這時，遼國的農業和糧食儲備達到鼎盛。在東京地區，如鹹、信、薊、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多個城池，邊疆各州都設有“和糴倉”（官府收購民間糧食的倉庫），依照祖宗舊制，用陳糧換新糧，允許百姓自願借貸，利息爲兩成。各地的倉儲量估計有二三十萬石，即使經歷了多次戰爭，也從未出現糧食短缺。直到天慶年間，金兵大舉入侵，全部被金國奪取。後來天祚帝逃亡，耶律敵烈等人立梁王雅裏爲帝，命令羣牧戶運送鹽和來自濼倉的糧食。百姓運輸中損耗嚴重，朝廷提議登記其財產來補償。雅裏定下價格：一車糧食換一頭羊，三車換一頭牛，五車換一匹馬，八車換一頭駱駝。有人反對說：“現在一頭羊換兩鬥糧食都很難買到，這個價格太低了。”雅裏回答：“百姓有糧，我纔有糧。如果讓他們全部償還，百姓怎麼能承受？”雖然此事最終未能實施，但如果遼國沒有滅亡，這句話就足以安撫民心。

關於賦稅制度，最早從太祖任用韓延徽開始建立國家財政制度。太宗時期，按五京的戶數和丁口來確定賦稅標準，但具體戶丁數量已難以查考。聖宗乾亨年間，發現上京的“云爲戶”家境富裕，可以逃避徭役，損害了貧苦百姓的利益，於是下令所有農戶，凡有田租到手，全部上繳官府，統一攤派，實現均平。在統和年間，耶律昭建議：西北地區每戶農忙時，一戶負責偵察，一戶負責管理公田，兩戶負責服役。當時邊境各地設有屯田戍兵，用開墾農田、積攢糧食來供軍隊後勤。因此，太平七年下令：各屯田所收的穀物，不得私自借貸；屯田士兵負責耕種公田，不需繳納賦稅，此即“公田制”。其餘百姓可自願應募，開墾閒地或私地，按畝數交糧給國家賦稅。統和十五年，招募百姓開墾灤河荒地，十年後纔開始收租，這是“在官閒田制”。又下令，山後、山前尚未納稅的戶，可遷到密雲、燕樂兩縣，佔田定居，按規定納稅，這是“私田制”。各部大臣出征打仗時，俘獲的民衆，自行設立城池，成爲“頭下軍州”。這些軍州的市井稅收歸入頭下軍州所有，唯獨酒稅上繳上京，這種政策把頭下軍州的賦稅分爲兩種。

以前，遼東新歸附的地方不實行釀酒稅收，鹽和酒的禁令也較爲寬鬆。馮延休、韓紹勳等人想利用這些地方的資源謀利，想仿照燕地平山的制度加強管制，百姓因此深受其苦，導致爆發大延琳之亂。數年之後，朝廷下令恢復這些地區的原有租稅制度，百姓才得以安定。南京每年向三司繳納鹽鐵折算成的布絹，大同每年繳納三司稅收折算成的穀物。開遠軍舊例，百姓每年納稅，一斗穀物摺合五錢，耶律抹只擔任知府後，上表請求改爲每鬥折六錢，這也是惠民的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