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卷五十九·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

元代 • 脱脱等

食货志上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於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于是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其制数差等虽不可悉，而大要散见旧史。若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冶、泉币、群牧，逐类采摭，缉而为篇，以存一代食贷之略。
　　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糺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
　　太宗会同初，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无害农务。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八年，驻跸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深然之。是年，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
　　应历间，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非经费有余，其能若是？
　　圣宗乾亨五年诏曰：“五稼不登，开帑藏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统和三年，帝尝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太师韩德让言，兵后逋民弃业，禾稼栖亩，募人获之，以半给获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诸州给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边兵，请复今年租。六年，霜旱，灾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十三年，诏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庤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振民。十五年，诏免南京旧欠义仓粟，仍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开泰元年，诏曰：“朕惟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　，给牛种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丰进土产珍异。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连日。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
　　兴宗即位，遣使阅诸道禾稼。是年，通括户口，诏曰：“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遂均平。”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有司给文字始听。
　　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用法平恕，乃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擢左散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而东京如咸、信、蓟、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石，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迨天庆间，金兵大入，尽为所有。会天祚播迁，耶律敌烈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群牧人户运盐泺仓粟。人户侵耗，议籍其产以偿。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轻。”雅里曰：“民有则我有。若令尽偿，众何以堪？”事虽无及，然使天未绝辽，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
　　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于考。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资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故太平七年诏，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馀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统和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
　　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曲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开远军故事，民岁输税，斗粟折五钱，耶律抹只守郡，表请折六钱，亦皆利民善政也。

译文：

《辽史·食货志上》现代汉语翻译：

契丹人以前的风俗，富裕靠马匹，强大靠军队。他们把马放养在旷野，把兵卒安置在民间，打仗时才出动。弓箭手和骑兵，按时间集合，随时准备出战。马匹追逐草场水源，人们靠牛乳和奶酪为生，以打猎和射猎来维持日常所需，粮食、饲料都来源于此。靠着这样的方式作战，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等到建立国家后，内部设立宗庙和朝廷，外部设立郡县和地方官员，制度逐渐完善，开支日益扩大，上下互相模仿，官员的衣饰也日益奢侈，于是，财政经济的重要性便显得尤为突出。因此，辽国设置了五京，以及长春、辽西、平州等地的盐铁、转运、度支、钱帛等机构，负责掌管财政收支。虽然具体的制度细节不可一一详述，但大体内容仍可从旧史中找到。我们根据农耕、租税、盐铁、贸易、矿冶、货币、畜牧业等类别，分别选取资料，整理成篇，以保存辽代经济制度的全貌。

起初，辽太祖的祖父匀德实担任大迭烈府夷离堇（地方军事长官），喜欢耕种，善于放牧，根据各地地理条件教导百姓耕田。他的仲父述澜担任于越（高级官员），督促百姓种植桑麻，学习织布技艺。太祖平定弟弟们的叛乱后，停止战争，减轻赋税，一心致力于发展农业。他曾因人口增长，地方管理不便，将北大浓兀地区分为两部分，推广耕种技术，各地纷纷效仿。

太宗在会同初年准备东征打猎时，下令减少运输的物资，迅速赶往北山获取物资，以备国家所需，但又不耽误农事。后来，朝廷下令各地方官员劝导百姓务农种桑，教授纺织。因乌古地区水草丰美，便命令瓯昆石烈等居民迁居此地，并开辟善地作为农田。三年时，朝廷下令将谐里河、胪朐河附近土地赐予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等三石烈人，让他们用于耕种。八年，皇帝驻扎在赤山，设宴招待大臣，询问国家大事。大臣们回答说：“国家事务的根本，在于爱护百姓。百姓富裕，军队才有保障；军队充足，国家才能强大。”皇帝非常赞同。当年，下令征调各道兵士，并特别告诫：谁若敢伤害庄稼，就要以军法论处。

在应历年间，云州进贡了一种罕见的优良稻谷，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重视农业的体现。保宁七年，后汉发生战争，派人来请求粮食，朝廷下令赐予二十万石粮食支援。如果不是财政充裕，又怎么能办到呢？

圣宗乾亨五年下诏说：“如果五种庄稼歉收，就打开国库替百姓代缴赋税；如果发生蝗灾螟虫灾害，就免除徭役来救助贫苦百姓。”统和三年，皇帝路过藁城，看见乙室奥隗部下的一位妇女迪辇等人收成已很丰盛却未能收获，便派人帮助收割。太师韩德让建议：战乱之后，流离失所的百姓弃绝了田地，庄稼长在田里无人收割，应招募人手去收割，并把收获的一半分给收割的人。政事令室昉也进言：山西各州因军饷开支，百姓财力消耗殆尽，田地被边疆士兵践踏，请求免除今年的租税。六年遭遇霜冻旱灾，百姓饥饿，诏令三司调查，发现过去用钱代缴粮食的定价不实，决定提高价格，以利百姓。又将吉避寨的三百户居民迁到檀州、顺州、蓟州，选择肥沃土地，给予耕牛和种子。第十三年，下令全国各地方设立义仓。每年秋季，社民根据自身收获，每户缴纳一定粮食存入义仓，由社司登记造册。遇到年成不好时，便打开义仓赈济灾民。第十五年，下令免除南京地区旧欠的义仓粮款，并禁止军官在农忙季节私自打猎，影响农耕。开泰元年，皇帝下诏说：“我深知，如果百姓徭役繁重，就应多发工钱；遇到收成不好，就打开粮仓借贷；对于荒废的田地，应给予耕牛和种子来帮助恢复生产。”太平初年，皇帝到燕地巡幸，燕地百姓因年成丰收进献土特产和珍奇物品。皇帝敬重长者，关怀鳏寡孤独，连续数日举行宴会。九年时，燕地发生饥荒，户部副使王嘉建议造船，招募熟悉海上运输的人，从辽东运粮到燕地，虽有大臣认为路途险远且不便，但此建议广受称赞，最终未被采纳。

兴宗即位后，派遣使者巡视各地的庄稼收成。当年，朝廷全面清查人口，下诏说：“我年轻时就了解农业的重要性。那些勤劳耕作的人，很少需要交税；而那些只靠自己吃饭的家庭，基本不种田，大多流离失所。因此应当全面清查户口，实现赋税公平。”同时，禁止各级官员私自制造酒类以消耗粮食；凡有婚丧祭祀的，必须由官府开具凭证，方可使用。

道宗初期，西北地区大范围降雨，三十里地内都可收成，春州一斗谷物仅值六钱。当时西夏等少数民族频频叛乱，皇帝想加强边防，于是命耶律唐古负责督促耕种，以供应西部军队。唐古带领百姓在胪朐河畔开垦耕地，一年就获得丰收。后来迁到镇州，连续十四年耕作，积累了数十万石粮食，每斗价格不过几钱。后来他调任南京度支判官，政绩突出，公私都充裕。他清查户口，执法公平，被提拔为中京度支使。上任半年，就积存粮食十五万石，升任左散骑常侍。到这时，辽国的农业和粮食储备达到鼎盛。在东京地区，如咸、信、蓟、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多个城池，边疆各州都设有“和籴仓”（官府收购民间粮食的仓库），依照祖宗旧制，用陈粮换新粮，允许百姓自愿借贷，利息为两成。各地的仓储量估计有二三十万石，即使经历了多次战争，也从未出现粮食短缺。直到天庆年间，金兵大举入侵，全部被金国夺取。后来天祚帝逃亡，耶律敌烈等人立梁王雅里为帝，命令群牧户运送盐和来自泺仓的粮食。百姓运输中损耗严重，朝廷提议登记其财产来补偿。雅里定下价格：一车粮食换一头羊，三车换一头牛，五车换一匹马，八车换一头骆驼。有人反对说：“现在一头羊换两斗粮食都很难买到，这个价格太低了。”雅里回答：“百姓有粮，我才有粮。如果让他们全部偿还，百姓怎么能承受？”虽然此事最终未能实施，但如果辽国没有灭亡，这句话就足以安抚民心。

关于赋税制度，最早从太祖任用韩延徽开始建立国家财政制度。太宗时期，按五京的户数和丁口来确定赋税标准，但具体户丁数量已难以查考。圣宗乾亨年间，发现上京的“云为户”家境富裕，可以逃避徭役，损害了贫苦百姓的利益，于是下令所有农户，凡有田租到手，全部上缴官府，统一摊派，实现均平。在统和年间，耶律昭建议：西北地区每户农忙时，一户负责侦察，一户负责管理公田，两户负责服役。当时边境各地设有屯田戍兵，用开垦农田、积攒粮食来供军队后勤。因此，太平七年下令：各屯田所收的谷物，不得私自借贷；屯田士兵负责耕种公田，不需缴纳赋税，此即“公田制”。其余百姓可自愿应募，开垦闲地或私地，按亩数交粮给国家赋税。统和十五年，招募百姓开垦滦河荒地，十年后才开始收租，这是“在官闲田制”。又下令，山后、山前尚未纳税的户，可迁到密云、燕乐两县，占田定居，按规定纳税，这是“私田制”。各部大臣出征打仗时，俘获的民众，自行设立城池，成为“头下军州”。这些军州的市井税收归入头下军州所有，唯独酒税上缴上京，这种政策把头下军州的赋税分为两种。

以前，辽东新归附的地方不实行酿酒税收，盐和酒的禁令也较为宽松。冯延休、韩绍勋等人想利用这些地方的资源谋利，想仿照燕地平山的制度加强管制，百姓因此深受其苦，导致爆发大延琳之乱。数年之后，朝廷下令恢复这些地区的原有租税制度，百姓才得以安定。南京每年向三司缴纳盐铁折算成的布绢，大同每年缴纳三司税收折算成的谷物。开远军旧例，百姓每年纳税，一斗谷物折合五钱，耶律抹只担任知府后，上表请求改为每斗折六钱，这也是惠民的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