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一
三师 三公 宰执 门下省 中书省 尚书省
昔武王克商，史臣纪其成功，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后世曰爵，曰官，曰职，分而任之，其原盖始乎此。然周初之制，已不可考。周公作六典，自天官冢宰而下，小大高下，各帅其属以任其事，未闻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至于列爵分土，此封建诸侯之制也，亦未闻以爵以土，如后世虚称以备恩数者也。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官制沿革不常，不可殚举。后周复《周礼》六典官称，而参用秦、汉。隋文帝废《周礼》之制，惟用近代之法。唐承隋制，至天授中，始有试官之格，又有员外之置，寻为检校、试、摄、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觎。而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责以猷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资格，使得自竭其所长，以为治效。且黜陟进退之际，权归于上，而有司若不得预。殊不知名实混殽，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板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涖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
大凡一品以下，谓之"文武官"；未常参者，谓之"京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外官则有亲民、厘务二等，而监军、巡警亦比亲民。此其概也。故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九月，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堂礼成，近臣迁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易以混杂。及元祐初，于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无别，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词人为左，馀人为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以议者有请，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于是文阶始备。而武阶亦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继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而文武官制益加详矣。
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常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其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首更开封守臣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又内侍省职，悉仿机廷之号。已而修六尚局，建三卫，即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甚者走马承受升拥使华；黄冠道流，亦滥朝品。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正名，亦何补矣。
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删去三省长官虚称，道揆之名遂定。然维时多艰，政尚权宜。御营置使，国用置使，修政局置提举，军马置都督，并以宰相兼之。总制司理财，同都督、督视理兵，并以执政兼之。因事创名，殊非经久。惟枢密本兵，与中书对掌机务，号东、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实用庆历故典。其后，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至开禧初，始以宰臣兼枢密为永制。
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兵休稍稍增置。其后，诏非曾任监司、守臣，不除郎官，著为令。又增馆阁员，广环卫官。然绍兴务行元祐故事，以"左右"二字分别流品，其后，以人言省去，宁清浊相涵，无绝人迁善之路。横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既厘而正之矣，而介胄之士与缙绅同称，宁名号未正，毋示人以好武之机。陈傅良欲定史官迁次之序，众论韪之，而未及行。洪迈欲改三衙军官称谓，当时嘉之，卒未暇讲。考古之制，量今之宜，盖自元祐以逮政和，已未尝拘乎元丰之旧。中兴若稽成宪，二者并行而不悖。故凡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库监局之官，沿袭不革者，皆先后所同便也。或始创而终罢，或欲革而犹因，则有各当其可者焉。类而书之，先后互见，作《职官志》。以至廪给、傔从，虽微必录，并从旧述云。
三师 三公 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为宰相、亲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预政事，皆赴上于尚书省。凡除授，则自司徒迁太保，自太傅迁太尉，检校官亦如之。太尉旧在三师下，由唐至宋加重，遂以太尉居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仆射致仕者，以在位久近，或已任司空、司徒，则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师则为异数，自赵普以开国元勋，文彦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虽太傅王旦、司徒吕夷简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
熙宁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辞司空、侍中。三年，曾公亮除守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以两朝定策之功辞相位也。六年，文彦博除守司徒兼侍中。九年，彦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辞太保。元丰三年，以曹佾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中书令。九月，诏检校官除三公、三师外并罢。又以文彦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富弼守司徒，皆录定策之功也。六年，彦博守太师致仕。八年，王安石守司空，曹佾守太保。元祐元年，文彦博落致仕，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守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三年，蔡京授司空，行尚书左仆射。大观元年，京为太尉；二年，为太师。政和二年，京落致仕，依前太师，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诏："以太师、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为三师，古无此称，合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真相。
三公自国初以来，未尝备官。独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计也。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俣、越王偲）
《宋史》•卷一百六十一·志第一百一十四·职官一
职官一
古代武王打败商朝后，史官记录其功绩时曾说：“爵位分为五等，封地分为三等，设置官职以任用贤能之人，官职的设置根据能力来安排。”后来的朝代把爵位、官职、职务分开，分别授予不同的人来担任，这种制度的源头就来自这里。然而周朝初期的具体制度已无法考证了。周公制定《六典》，从天官冢宰以下，大小高低的官员都各自率领属下，承担相应职责，从未听说过设置官职而不安排具体事务，或设立职位而无实际职责的情况。至于“分封爵位、划分土地”这种制度，是分封诸侯的做法，也从未听说过像后世那样仅用爵位和封地作为虚名来表示恩宠或礼仪而已。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官制不断演变，难以一一列举。北周曾恢复《周礼》中的六典官名，又参照秦汉制度加以使用。隋文帝则废除《周礼》制度，只采用当时已有的制度。唐朝沿用了隋朝的制度，到了天授年间，才开始实行“试官”制度，并设“员外官”；不久又出现了“检校”“试任”“代理”“判官”“知事”等称谓。最初设立这些制度的本意是好的，目的是通过官职名称、待遇和政绩来分辨官员的能力，防止无能之辈凭借年资和劳苦而谋求晋升。然而，世家贵族和功臣集团却凭借恩宠获得俸禄，却不被要求做出实际政绩。真正掌握实权、负责事务的官员，不受资格限制，可以充分发挥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但问题在于，官员的升降任免权集中于朝廷高层，由上级直接决定，使官员部门无法参与判断和推荐。这种制度最终导致了官职名实不符、等级混乱的弊端。
宋代继承了唐朝制度，情况更严重。三师、三公并不常设，宰相也不专任三省的长官。尚书省和门下省都设置在朝廷之外，又另设中书省在宫内，称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共同掌管国家大政。全国的财政赋税、宫廷各机构、内外库藏，全部归三司管理。中书省只负责起草文书、复核奏章、核查账目；门下省则分管皇帝的仪仗用品、朝会座次安排、对下属官吏的考核，以及各机构附奏时的名义工作而已。台阁、尚书省、各寺监的官员，人数不固定，没有专职，纷纷轮换处理各种事务。因此，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大多由其他官员暂代主持，即使有正式官职，也必须经皇帝特批才能主持本司事务，实际事务被掌握的程度，不到十分之三。因此，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参与朝政，侍郎、给事中不负责具体事务，谏议大夫没有劝谏职责，起居郎也不记录政事；中书省常缺舍人，门下省很少任命堂侍，司谏、正言如果没有特别指派，也无法履行劝谏职能。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等官员，虽有官名，却不知其实际职责的，十有八九。至于官员的任命，分为“官”“职”“差遣”三类：官是表示禄位与品级的标志，职是为选拔有才学的人设置的，而“差遣”则是指具体处理内外各项事务的实职。此外，还有“阶”“勋”“爵”等分类。因此，官僚们更看重能否进入中央高层机构、担任重要禁卫职务，而不在意官职晋升的快慢；更看重差遣职务是否重要，而不看重阶、勋、爵的有无。当时人说：“宁愿登上文苑（登瀛），也不愿做卿级官职；宁愿抱着文书（抱椠），也不愿做监官。”这种虚名无法激励天下士人。在外任官方面，为防止五代时期藩镇专权，朝廷多任用文官担任州长，又设置“通判”来监督。在“阶官”制度尚未实行之前，州县的长官多兼任中朝的职事官；阶官制度推行之后，是否兼任则视情况而定，视为优劣标准。
总的来说，一品以下的官员称为“文武官”；未常入朝任职的称为“京官”；枢密院、宣徽院、三司使副、学士及下属官职，称为“内职”；殿前都校以下，称为“军职”。外官则分为“亲民官”与“厘务官”两类，而监军、巡警官员地位与“亲民官”相当。以上大致如此。自真宗、仁宗以来，许多讨论者都主张恢复“正名”制度。咸平年间，有人建议恢复正式官名。后来，朝廷在具体实施中不断调整。例如，熙宁年间，富弼被任命为司空兼侍中、平章事，他辞去了司空和侍中职务。三年后，曾公亮被任命为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以表彰他辅佐两朝定策的功绩，也辞去相位。六年，文彦博被任命为司空兼侍中；九年，他升为太保兼侍中，后辞去太保。元丰三年，曹佾被任命为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中书令。九月，朝廷下诏，除三公、三师外的检校官全部取消。同时，文彦博被免去兼侍中，改任守太尉，富弼改任司徒，都是为了表彰他们曾辅佐定策的功绩。六年，文彦博以太师身份退休。八年，王安石担任司空，曹佾担任太保。元祐元年，文彦博从退休中被召回，担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三年，蔡京被任命为司空，并兼任尚书左仆射。大观元年，蔡京升为太尉；第二年，升为太师。政和二年，蔡京退居，仍保留太师称号，但每日只需上朝三次处理政事。九月，朝廷下诏：“太师、太傅、太保，是古代三公的官名，如今称为‘三师’，此名并无古制，应恢复到上古三代的‘三公’制度，让三公真正承担宰相职责。司徒、司空是西周六卿之官，太尉是秦代统率军队之职，都不是三公之职，应全部取消。应参照古代周制，设立‘三孤’—即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作为三公的辅佐，担任次一级的宰相之职。”至此，蔡京才正式以三公之职担任宰相。
自建国以来，三公官职从未齐备，直到宣和末年，三公达到十八人，三少不计在内。太师有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有四人：王黼、燕王俣、越王偲。
（注：原文为宋代官制史，内容繁杂，以史实为基础，详述三师、三公制度的演变，反映宋代官僚体系的复杂性与调整过程。）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