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志
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
唐同光三年二月，敕：“魏府小绿豆税，每亩减放三升。城内店肆园囿，比来无税，顷因伪命，遂有配征。后来以所征物色，添助军装衣赐，将令通济，宜示矜蠲。今据紧慢去处，于见输税丝上，每两作三等，酌量纳钱，收市军装衣赐，其丝仍与除放。”其年闰十二月，吏部尚书李琪上言：“请赋税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官，又不以纽配为名，止以正税加纳。”敕曰：“本朝征科，惟配有两税，至于折纳，当不施为。宜依李琪所论，应逐税合纳钱物斛斗盐钱等，宜令租庸司指挥，并准元征本色输纳，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须具事由闻奏。”
天成元年四月，敕：“应纳夏秋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四年五月，户部奏：“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逐年所征夏秋税租，兼盐曲折征，诸般钱谷起征，各视其地节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
长兴二年六月，敕：“委诸道观察使，属县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有经灾沴及逐年逋处，不在此限。”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请：“诸道上供税物，充兵士衣赐不足。其天下所纳斛斗及钱，除支赡外，请依时折纳绫罗绢帛。”从之。
晋天福四年正月，敕：“应诸道节度刺史，不得擅加赋役及于县邑别立监征。所纳田租，委人户自量自既。”
周显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挥诸道州府，今后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五年七月，赐诸道《均田图》。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六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
唐同光二年，度支奏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
唐同光二年二月，诏曰：“钱者，即古之泉布，盖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间，无积滞则交易通，多贮藏则士农困，故西汉兴改币之制，立告缗之条，所以权蓄贾而防大奸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须检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又工人销铸为铜器，兼沿边州镇设法钤辖，勿令商人般载出境。”三月，知唐州晏骈安奏：“市肆间点检钱帛，内有锡镴小钱，拣得不少，皆是江南纲商挟带而来。”诏曰：“帛布之币，杂以铅锡，惟是江湖之外，盗铸尤多，市肆之间，公行无畏，因是纲商挟带，舟楫往来，换易好钱，藏贮富室，实为蠹弊，须有条流。宜令京城、诸道，于坊市行使钱内，点检杂恶铅锡钱，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有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并行收纳。”
天成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访闻近日诸道州府所卖铜器价贵，多是销熔见钱，以邀厚利。”乃下诏曰：“宜令遍行晓告，如原旧系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仍令生铜器物每斤价定二百文，熟铜器物每斤四百文，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
清泰二年十二月，诏御史台晓告中外，禁用铅钱，如违犯，准条流处分。
晋天福二年，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去。”
周广顺元年三月，敕：“铜法，今后官中更不禁断，一任兴贩，所在一色即不得泻破为铜器货卖，如有犯者，有人纠告捉获，所犯人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其地分所由节级，决脊杖十七放，邻保人决臀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给与赏钱一百贯文。”
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岁铸钱，池州永宁监、建州永丰监，并岁铸钱，杭州置保兴监铸钱。
唐同光二年二月，诏曰：“会计之重，咸鹾居先，矧彼两池，实有丰利。顷自兵戈扰攘，民庶流离，既场务以隳残，致程课之亏失。重兹葺理，须仗规模，将立事以成功，在从长而就便。宜令河中节度使冀王李继麟兼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仍委便制，一一条贯。”
晋天福中，河南、河北诸州，除俵散蚕盐征钱外，每年末盐界分场务，约粜一十七万贯有余。言事者称，虽得此钱，百姓多犯盐法，请将上件食盐钱于诸道州府计户，每户一贯至二百，为五等配之，然后任人逐便兴贩，既不亏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诸处场务亦且仍旧。俄而盐货顿贱，去出盐远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不过一十文，掌事者又难骤改其法，奏请重制盐场税，盖欲绝其兴贩，归利于官也。
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应有往来盐货悉税之，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其诸道州府，应有属州盐务，并令省司差人勾当。既而粜盐虽多，而人户盐钱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若干。
周广顺元年九月，诏改盐法，凡犯五斤已上者处死，煎硷盐犯一斤已上者处死。先是汉法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至是始革之。三年三月，诏曰：“青白池务，素有定规，只自近年，颇乖循守。比来青盐一石，抽税钱八百文足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文、盐五升。其后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访闻更改已来，不便商贩，蕃人汉户，求利艰难，宜与优饶，庶令存济。今后每青盐一石，依旧抽税钱八百文，以八十五为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盐五升。此外更不得别有邀求。访闻边上镇铺，于蕃汉户市易粜籴，衷私有抽税，今后一切止绝。”
显德元年十二月，上谓侍臣曰：“朕览食末盐州郡，犯私盐多于颗盐界分，盖卑湿之地，易为刮硷煎造，岂惟违我榷法，兼又污我好盐。况末盐煎炼，般运费用倍于颗盐。今宜分割十余州，令食颗盐，不惟辇运省力，兼且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余州，皆尽食颗盐。从之。
三年十月，敕：“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场粜盐，今后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许盐货通商。逐处有硷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兴贩则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
周显德二年正月，世宗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晋、汉已来，不与支破。仓廪所纳新物，尚除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损折？起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
唐天成三年七月，诏曰：“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是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曲，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征纳。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内，应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户计算都买曲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便从今年七月后，管数征纳。榷酒户外，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即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坊村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时孔循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或献此议，以为爱其人，便于国，故行之。
长兴元年二月，赦书节文：“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二年，诏曰：“酒醴所重，曲糵是须，缘卖价太高，禁条颇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烦苛之政，各随苗亩，量定税钱。访闻数年已来，虽犯法者稀，而伤民则甚。盖以乱离日久，贫下户多，才遇升平，便勤稼穑，各务耕田凿井，孰能枕曲藉糟，既随例以均摊，遂抱虚而输纳，渐成雕敝，深可悯伤。况欲致丰财，必除时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无名之求，尤宜废罢，但得日新之理，何辞夕改之嫌。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敕下之日，人甚悦之。
周显德四年七月，诏曰：“诸道州府曲务，今后一依往例，官中禁法卖曲，逐处先置都务，候敕到日，并仰停罢。据见在曲数，准备货买，兼据年计合，使曲数依时蹋造，候人户将到价钱，据数计曲，不得赊卖抑配与人。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志八·食货志
梁王建立国家的时候，正值黄巢作乱之后。当时，朝廷仅靠夷门一地作为根据地，对外严守边防烽火警戒，对内清除荒芜贫瘠之地，鼓励百姓耕种纺织，税赋轻便，不苛征。虽然士兵艰苦作战，但百姓也乐于缴纳赋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便逐渐壮大势力，建立了霸业。等到末帝与庄宗在黄河一带交战时，河南地区的百姓虽然因运输物资而生活困苦，但并未大规模流亡，原因在于赋税轻、田园尚可怀念。等到庄宗平定后梁，任用孔谦为租庸使，实行严苛的赋税政策，加重对百姓的搜刮，虽然百姓财产耗尽，但军队的粮食仍不足。再加上频繁的战争和饥荒，不到三四年，百姓便大量死亡，其根本原因在于赋税过重，百姓失去希望。
唐同光三年二月，皇帝下诏：“魏府的小绿豆税，每亩减免三升。城内店肆和园林，过去没有税，因旧命令而被征税，后来是用征来的物品来补充军衣和军需，以求缓解困难，应予以宽免。现在根据距离远近，允许在原来缴纳的丝织品税基础上，每两分为三等，酌情用钱代替缴税，用来购买军衣军需，原来的丝税则予以免除。”
当年闰十二月，吏部尚书李琪上奏：“请不要以折钱形式征税，一律要求用实物缴纳，并且不要以‘附加征收’为名，只增加正税即可。”皇帝下诏：“我朝征税，只保留两税制度，对于折钱制度，不应实行。应遵照李琪建议，各地各项应缴的税钱、粮食、盐等，均由租庸司统一规定，一律必须以实物缴纳，不得随意更改。若确有需要调整，必须详细说明原因并上报。”
天成元年四月，皇帝下诏：“秋季和夏季的税款，过去有损耗，每斗扣除一升，今后只收正税，不再扣除损耗。”四年五月，户部上奏：“三京、邺都及各道州府，每年征收的夏秋税、租税以及盐税等，应根据各地的节气和农时，分别确定征收时间。”当月，皇帝下诏：“今年百姓的夏粮，由农户自行申报，详细登记田地面积，五户为一保，相互监督，确保无隐瞒、无漏报，连同手写申报表一起送往本州，由州府汇总上报朝廷。州县不得派人反复检查，若农户隐瞒或虚报，允许百姓举报，对隐瞒田地的，一律加倍征收。”
长兴二年六月，皇帝下诏：“各道观察使，应指定每个村庄中实力较强的农户担任村长，并与村民商议，让有余粮的农户拿出剩余粮食，帮助贫困农户，同意者即登记上报，有异议者则进行逐户清查。从今年起，定为常额。若因灾害或历年欠税等情况，则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上奏：“各道上缴的税物，不足以供应士兵的衣粮。请将全国征收的斛斗和钱币，除用于维持政府开支外，按需折算为绫罗绸缎等布匹。”朝廷同意该建议。
晋天福四年正月，皇帝下诏：“各道节度使，不得擅自增加赋税或徭役，也不得在县城之外另设临时征税机构。田租应由农户自行评估、自行交付。”
周显德三年十月，三司命令各道州府，今后夏季税从每年六月开始征收，秋税从十月开始征收，此规定为长期制度。五年七月，赏赐各道《均田图》。十月，任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前往各地检查百姓的田赋情况。六年春季，各地官吏回禀，共查出农户共计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户。
唐同光二年，度支部门上奏，要求在府、州、县、镇广泛公布规定：凡有买卖行为，必须使用八十陌（即八百文）铜钱。
同光二年二月，皇帝下诏：“钱，是古代称作‘泉布’的货币，因其流通广泛，有利于交易。若钱被大量囤积，就会导致商人资本积聚，百姓困苦。西汉时期曾改铸货币并严防囤积，以保证市场流通。我朝也应如此。凡交易，必须使用铜钱，严禁私下大量囤积。”
同光二年，朝廷规定：三京、邺都及各州府乡村百姓，从当年七月起，每亩秋粮征收曲钱五文，允许百姓自行酿造私曲酿酒，供自家饮用，曲钱随夏秋税收一并征收。在城及各州府、县城、坊市内的户主，若购买官家酒曲，也允许自行酿造、出售。每年购买官酒曲的户数，只需缴纳十分之二的费用，便可作为酒类专卖税。其他百姓也可私制曲供家用，但不得私自销售酒类，若有违者，将被举报并按中等酒户的标准收税。坊市间允许自由买卖，不列入征税范围。当时，官员孔循因执行这项酒曲政策，曾杀害了一个家庭，有人认为此举既能保护百姓，又能有利国家，所以推行了该政策。
长兴元年二月，赦令中规定：“各道州府百姓，每亩秋粮原征曲钱五文，如今特免二文，只征收三文。”第二年，皇帝下诏：“酒类酿造关键在曲，过去因价格过高、管制太严，士农百姓屡次违法，以致刑案增多。现决定改革，不再严苛定额抽税，改为按亩产实际数量，合理核定税额。近年来，虽然违法者已较少，但对贫苦百姓的伤害仍大。因其长期战乱后生活艰难，一旦社会安定，百姓便急于耕种，却无力负担曲费，只能勉强缴税，逐渐导致生活困顿。因此，为实现国家富强，必须根除此类无谓的苛政。故决定，从今年夏季起，所有在京及各地的田亩，不再征收曲钱。官家酿造的酒曲，各地州府应减半售价，直接在城市市场出售。除城市居民不得私自酿酒外，乡村百姓如需家用，均可自行酿造，不作限制。”
周显德四年七月，皇帝下诏：“各道州府的酒曲机构，今后一律依照旧例，恢复官府禁售制度，每个地方先设立‘都务’机构，待诏书下达后，立即停止禁售。现有曲量应全部准备用于市场出售，按年度计划进行曲的生产。待百姓交纳款项后，按所交金额配给曲量，不得赊卖、不得强迫摊派。”
（注：全文为历史文献的现代白话翻译，旨在通俗表达原文政策内容，不涉及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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