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四
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三州皆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岁得盐万四千斛，以给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
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
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伤财，当时病之。其后军费日增，盐价浸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私籴犯法，未尝少息。
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增云安、涣阳、涂鞬三监。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锜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主以郎官，其佐贰皆御史。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
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镈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硷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自兵兴，河北盐法羁縻而已。至皇甫镈，又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罢榷盐。户部侍郎张平叔议榷盐法弊，请粜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以为不可，平叔屈服。是时奉天卤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盐十二斤，利倍硷卤。文帝时，采灰一斗，比盐一斤论罪。开成末，诏私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课科。
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迁榷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坏与鬻硷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宣宗乃择尝更两畿辅望县令者为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使，上盐法八事，其法皆施行，两池榷课大增。
其后兵遍天下，诸镇擅利，两池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岁贡盐三千车。中官田令孜募新军五十四都，餫转不足，乃倡议两池复归盐铁使，而重荣不奉诏，至举兵反，僖宗为再出，然而卒不能夺。
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州县总领，醨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麹而已。元和六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大和八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在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镇麹法，复榷酒以赡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方颛其利，按兵请入奏利害，天子遽罢之。
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遗李珏上疏谏曰："榷率起于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訾，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搨地钱"，故私贩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摸，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铜山四。汾州矾山七。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
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皆隶盐铁使。
元和初，天下银治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
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监。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盗铸者论死，没其家属。
其后盗铸渐起。显庆五年，以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间藏恶钱以待禁驰。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而奸亦不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粜米粟，斗别纳恶钱百，少府、司农毁之。是时铸多钱贱，米粟踊贵，乃罢少府铸，寻复旧。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武后时，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
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熔锡摸钱，须臾百十。开元初，宰相宋璟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率户出恶钱，捕责甚峻，上青钱皆输官，小恶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价益贵，隐之坐贬官。宋璟又请出米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毁之。十一年，诏所在加铸，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二十年，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二铢四参，禁缺顿、沙涩、荡染、白强、黑强之钱。首者，官为市之。铜一斤为钱八十。
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为钱以通贸易。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议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秘书监崔沔皆以为"严断恶钱则人知禁，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以利薄而自息。若许私铸，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曰："今之钱，古之下币也。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贱伤农，钱轻伤贾，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则作法布之使轻，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杂则钱恶。今塞私铸之路，人犹冒死，况设陷井诱之？不可三也；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去南亩者众，不可四也；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贫富不齐，若得铸钱，贫者服役于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钱重繇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旧。公钱与铜价颇等，故破重钱为轻钱，铜之不赡，在采用者众也。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禁铜则人无所用，盗铸者少，公钱不破，人不犯死，钱又日增，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于是下诏禁恶钱而已。信安郡王祎复言国用不足，请纵私铸，议者皆畏祎帝弟之贵，莫敢与抗，独仓部郎中韦伯阳以为不可，祎议亦格。
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诏出铜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日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钱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
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是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先是诸炉铸钱窳薄，熔破钱及佛像，谓之"盘陀"，皆铸为私钱，犯者杖死。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是时民间行三钱，大而重棱者亦号"重棱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
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肃宗以新钱不便，命百官集议，不能改。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硙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直与钱钧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于棺瓶埋藏焚溺，其间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大历七年，禁天下铸铜器。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德宗从之。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盪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故销铸者多，而钱益耗。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诸道盐铁使张滂奏禁江淮铸铜为器，惟铸鉴而已。十年，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销钱者以盗铸论。然而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二人为保。
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
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十二年，复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少亦五十万缗，乃争市第宅。然富贾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府县不敢劾问。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铅锡钱益多，吏捕犯者，多属诸军、诸使，謼集市人强夺，殴伤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本使涖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涖决。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大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镮、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是时峻铅锡钱之禁。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鑪、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新唐书》•卷五十四·志第四十四·食货四
百姓私铸钱币，小钱多用坏钟、佛像等物铸成，违法者日益增多。郑叔清任京兆尹时，几个月内就处决了八百多名犯人。肃宗因新铸钱币不便，召集百官商议，未能改变。上元元年，将重轮钱的比值由一当三十改为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一当十，碾磨后作为实际钱币交易，虚钱则用十当钱交易，因此出现了虚实钱之分。
史思明占据东都时，也铸造“得一元宝”钱，直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百。后来认为“得一”不是长久之兆，便改其文为“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后，将乾元重宝钱比值由一当二，重轮钱由一当三，仅三天后大小钱都改为一当一。自第五琦变铸以来，违法者每日达数百人，州县难以禁止，至此民众反而十分方便。此后民间用乾元、重棱钱铸成器物，不再流通。当时有意见认为：“自天宝年间到此时，全国有九百余万户。《周礼》规定：上等农夫供养九人，中等农夫供养七人。以中等农夫计算，应有六千三百万人。少壮人口平均每人每日消费米二升，每日消耗米百二十六万斛，每年消耗米四千五百三十六万斛，衣物费用为米的两倍，吉凶祭祀费用再增加两倍，三年储备用于防灾，总计应有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若米价与钱价相当，则米的市价与钱价相等。田地按肥瘠高下和产量变化计算，每顷产米五十斛，合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然而每年钱币毁于棺材、瓶、埋藏、焚烧及溺亡，其间铜价上升，钱币贬值，有些被铸为器物，不出十年，钱币几乎耗尽，不足以应付当时需求。”各道盐铁转运使刘晏认为，江、岭诸州出产的货物重、粗、贱、弱，运往京城无法负担运输费用。于是将货物积存在江淮地区，用铜、铅、薪炭等物品交换，大量铸造钱币，每年获得十余万缗，输送至京城及荆、扬两州，从此钱币日渐增多。
大历七年，全国禁止铸造铜器。建中初年，户部侍郎韩洄认为商州红崖铜矿产量多，请求恢复洛源废弃的铸造监，设立十座炉，每年铸造七万二千缗钱币，每千钱耗费九百。德宗采纳此建议。
江淮地区多使用铅、锡钱币，铜含量不足，导致其重量、规格达不到标准，布匹价格更贵。销一千钱可得六斤铜，若将其铸为器物，每斤可获利六百钱，因此销钱铸器的人很多，货币也日益减少。判度支赵赞采自连州的白铜，铸造大钱，一当十，以调节币值轻重。贞元初年，骆谷、散关开始禁止行人携带一钱出门。各道盐铁使张滂上奏，禁止江淮地区铸造铜器，仅允许铸造铜镜。十年，朝廷下令全国禁止铸造铜器，每件器物一斤，其价值不得高于一百六十钱，擅自将钱币销铸者，视为盗铸处理。然而民间钱币日益减少，布帛价格反而变轻，州县严禁钱币出境，商贾皆停止贸易。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求允许钱币自由流通，但京师商贾携带钱币前往各地贸易者数不胜数。朝廷再次下令禁止。二十年，下令市井交易时，允许使用绫、罗、绢、布等货品与钱币并用。宪宗因钱币不足，再次禁止使用铜器。当时商贾到京城，将钱存放在各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人家中，以轻装前往各地，凭凭证取出，称为“飞钱”。京兆尹裴武请求禁止商贾“飞钱”行为，责令坊市居民两人结为保人。
盐铁使李巽发现郴州平阳铜坑有二百八十余处，重新设立桂阳监，设置两座炉，每日铸造二十万钱。全国每年铸造钱币十三万五千缗。下令商贾存钱者必须拿出用于交易；全国有银矿的地方必定有铜矿，但银矿对人民无益，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转而流入他州，官吏对此要论罪。元和四年，京城钱币数量不足二十缗，或出现铅锡钱币的，予以捕获；非用于交易而钱币行于街市的，不追究。再次下令开采五岭银矿，禁止钱币出境。六年，交易钱币十缗以上者，须同时使用布帛。蔚州三河铜矿距飞狐旧铸炉二十里左右，河东节度使王锷设置炉窑，疏浚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其节省，任命刺史李听为使，设置五座炉，每炉每月铸造三十万钱，自此河东锡钱逐渐废止。
自京城开始禁止“飞钱”之后，百姓家中积存现金，物价逐渐下降。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王绍、盐铁使王播请求允许商人向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飞钱”，每千钱加给百钱，但商人并无前往者。再次允许商人以等值贯钱进行交换，但钱重布轻问题依旧存在。宪宗拿出内库五十万缗钱币，购买布帛，每匹加价十分之一。正值吴元济、王承宗联合对抗朝廷，朝廷派七道军队征讨，经费严重不足。皇甫镈建议，内外开支每缗补贴二十钱外，再抽五十钱上缴度支以供军费。十二年，再次命令京兆府提供五十万缗钱币购买布帛，而富人若钱超过五千贯者处死，王公贵族严厉贬谪，没收其财产，将其中五分之一赏给举报者。京城各市场积存的钱币，最少也有五十万缗，于是争相购置房产。然而富商依靠神策军军官的金钱支持，地方官府不敢追究。民间垫钱比例高至七十，铅锡钱币更加普遍，官吏抓捕违法者，大多归于各军、各使，强取豪夺，殴打伤害官吏。京兆尹崔元略请求违法者由其所属军、使负责审判，皇帝未采纳，下诏由所属军、使处理，而京兆府派人进行审判。穆宗即位后，京城买卖金银十两，需垫一两，购米盐百钱需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格法规禁止此现象。不久因各地使用钱币垫陌不统一，朝廷下令依各地实际习俗决定，内外使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年，河南尹王起请求将钱用于铸造佛像的，视为盗铸论处。大和三年，朝廷下诏规定佛像以铅、锡、土、木制成，装饰带可使用金银、鍮石、乌油、蓝铁，仅镜、磬、钉、镮、钮可使用铜，其余皆禁，盗铸者处死。当时严厉禁止铅、锡钱币。凡举报千钱者，奖励五千钱。
四年，下诏规定积存钱币以七千缗为限，十万缗者一年内必须拿出，二十万缗者两年内必须拿出。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布帛、米粟须占一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因是繁华都市，管理与京城相同。不久后皆被撤销。
八年，河东地区锡钱再次兴起，盐铁使王涯在蔚州设立飞狐铸钱院，全国每年铸造钱币不到十万缗。文宗因货币轻，钱币重，下诏允许藩镇自由进行钱谷交易。虽然禁止铸造铜器，但江淮、岭南地区店铺仍售卖铜器，将一千钱铸为器物，获利数倍。宰相李珏请求加设炉窑铸造钱币，于是又禁止铜器，官府一律收购。全国铜矿达五十处，每年采集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后来武宗废除佛教，永平监官李郁彦请求将铜像、钟、磬、鑪、铎等归入巡院管理，地方铜矿因此更多。盐铁使因工匠劳力固定，无法增加铸造，允许各道观察使自行设立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全国以州名铸造钱币，京城为京钱，直径一寸，形制如开元通宝，交易中禁止使用旧钱。适逢宣宗即位，废弃会昌年间政策，新钱以字迹清晰为特点，重新铸造为像。
昭宗末年，京城用钱八百五十为一串，每百仅八十五钱，河南府则以八十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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