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六·止足等

止足△顾宪之 陶季直 萧眎素《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则不知夫进退，不达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进也，以康世济务也，以弘道厉俗也。然其进也，光宠夷易，故愚夫之所干没。其退也，苦节艰贞，故庸曹之所忌惮。虽祸败危亡，陈乎耳目，而轻举高蹈，寡乎前史。汉世张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于乐毅、范蠡至乎颠狈，斯为优矣。其后薛广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礼，有可称焉。鱼豢《魏略·知足传》，方田、徐于管、胡，则其道本异。谢灵运《晋书·止足传》，先论晋世文士之避乱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旷遗荣好遁，远殆辱矣。《宋书·止足传》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亚。齐时沛国刘瓛，字子珪，辞禄怀道，栖迟养志，不戚戚于贫贱，不耽耽于富贵，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贤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则当世罔闻，时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国史书之，亦以为《止足传》云。顾宪之，字士思，吴郡吴人也。祖觊之，宋镇军将军、湘州刺史。宪之未弱冠，州辟议曹从事，举秀才，累迁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元徽中，为建康令。时有盗牛者，被主所认，盗者亦称己牛，二家辞证等，前后令莫能决。宪之至，覆其状，谓二家曰“无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径还本主宅，盗者始伏其辜。发奸擿伏，多如此类，时人号曰神明。至于权要请托，长吏贪残，据法直绳，无所阿纵。性又清俭，强力为政，甚得民和。故京师饮酒者得醇旨，辄号为“顾建康”，言醑清且美焉。迁车骑功曹、晋熙王友。齐高帝执政，以为骠骑录事参军，迁太尉西曹掾。齐台建，为中书侍郎。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傍。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辄云先人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喻，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时刺史王奂新至，唯衡阳独无讼者，乃叹曰“顾衡阳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将何事”还为太尉从事中郎。出为东中郎长史、行会稽郡事。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于馀姚立邸，颇纵横。宪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后还葬母，郡县争赴吊，宪之不与相闻。文度深衔之，卒不能伤也。迁南中郎巴陵王长史，加建威将军、行婺州事。时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成、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觊之尝为吏部，于庭植嘉树，谓人曰“吾为宪之种耳”至是，宪之果为此职。出为征虏长史、行南兖州事，遭母忧。服阕，建武中，复除给事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未拜，仍迁太子中庶子，领吴邑中正。出为宁朔将军、临川内史。未赴，改授辅国将军、晋陵太守。顷之遇疾，陈解还乡里。永元初，征为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贞妇万晞者，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中兴二年，义师平建康，高祖为扬州牧，征宪之为别驾从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禅，宪之风疾渐笃，固求还吴。天监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宪之虽累经宰郡，资无担石。及归，环堵，不免饑寒。八年，卒于家，年七十四。临终为制，以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来，死亦安识所往。延陵所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征，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驰隙。吾今豫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輴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汉明帝天子之尊，犹祭以杅水脯糗。范史云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干饭。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节衷也。丧易宁戚，自是亲亲之情。礼奢宁俭，差可得由吾意。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设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罔替。备物难办，多致疏怠。祠先人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也。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孔子云“虽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所著诗、赋、铭、赞并《衡阳郡记》数十篇。陶季直，丹阳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广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愍祖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季直时甫四岁，独不取。人问其故，季直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及诸孙，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于外染衣。卒后，家人始赎，季直抱之号恸，闻者莫不酸感。及长，好学，淡于荣利。起家桂阳王国侍郎、北中郎镇西行参军，并不起，时人号曰“聘君”。父忧服阕，尚书令刘秉领丹阳尹，引为后军主簿、领郡功曹。出为望蔡令，顷之以病免。时刘秉、袁粲以齐高帝权势日盛，将图之，秉素重季直，欲与之定策。季直以袁、刘儒者，必致颠殒，固辞不赴。俄而秉等伏诛。齐初，为尚书比部郎，时褚渊为尚书令，与季直素善，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渊卒，尚书令王俭以渊有至行，欲谥为文孝公，季直请曰“文孝是司马道子谥，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简”俭从之。季直又请俭为渊立碑，终始营护，甚有吏节，时人美之。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郡号为清和。还除散骑侍郎，领左卫司马，转镇西谘议参军。齐武帝崩，明帝作相，诛锄异己，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颇忌之，乃出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边职上佐，素士罕为之者。或劝季直造门致谢，明帝既见，便留之，以为骠骑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仍迁建安太守，政尚清静，百姓便之。还为中书侍郎，迁游击将军、兼廷尉。梁台建，迁给事黄门侍郎。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无为务人间之事，乃辞疾还乡里。天监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十年，卒于家，时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绝伦，又屏居十馀载，及死，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殡敛，闻者莫不伤其志焉。萧眎素，兰陵人也。祖思话，宋征西仪同三司。父惠明，吴兴太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贫，为叔父惠休所收恤。起家为齐司徒法曹行参军，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永元末，为太子洗马。梁台建，高祖引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天监初，为临川王友，复为太子中舍人、丹阳尹丞。初拜，高祖赐钱八万，眎素一朝散之亲友。又迁司徒左西属、南徐州治中。性静退，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间及居职，并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简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终焉之志，乃于摄山筑室。会征为中书侍郎，遂辞不就，因还山宅，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妻，太尉王俭女，久与别居，遂无子。八年，卒。亲故迹其事行，谥曰贞文先生。史臣曰：愿宪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萧眎素则宦情鲜焉。比夫怀禄耽宠，婆娑人世，则殊间矣。

译文：

【止足传】（节选自《梁书·列传第四十六》）

《周易》说：“‘亢’的意思是，知道前进却不知道后退，知道存在却不知道灭亡。既懂得进退存亡的规律，又能把握其中适当的平衡，这样的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传》中又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受羞辱，知道停止就不会陷入危险。”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进退之度，不明白何时该停步，那么危险和耻辱就会像影子一样很快地跟随而来。

古代贤能之士的进取，是为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弘扬道义、教化民众；但他们一旦功成，便懂得适时退隐，不贪图权力和荣宠。他们的进取看似光彩显赫，因而容易被愚夫俗人嫉妒；而他们退隐时则坚持节操，坚守清贫，因此常被平庸之辈所忌恨。即使前面已经出现过灾祸失败、危亡的迹象，他们仍能从容应对，而不随便轻举妄动。在汉代，张良功成之后主动退隐，病中卧床，不再饮食，比起乐毅、范蠡等人的结局，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后来还有薛广德、二疏（疏广、疏受）等人，做到进退有度、去留合礼，值得称道。

《魏略·知足传》中记载的方田、徐于管、胡等人，其修养和行为方式各不相同。谢灵运在《晋书·止足传》里批评了晋朝那些逃避战乱的文人，认为他们并非真正懂得止足之道。唯有阮思旷能够舍弃荣华富贵、喜好隐居避世，从而真正远离了灾祸与羞辱。《宋书·止足传》中记载的羊欣、王微，也都是这种人格的追随者。南齐时，沛国的刘瓛，字子珪，辞去官职，胸怀道义，安于淡泊，不为贫贱而忧愁，不为富贵而贪恋，是儒家修养中极高的典范。

梁朝建立以后，小人横行，贤士大夫纷纷被召入仕，有些人衡量自身能力，坚守志节，这种行为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偶尔有人请求退休或自我节制，朝廷史官也把这些记载下来，归为《止足传》的内容。

顾宪之，字士思，吴郡吴县人。祖父顾觊之，曾任宋朝镇军将军、湘州刺史。顾宪之年少时便被州府征召为议曹从事，被举荐为秀才，多次升迁，担任过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元徽年间，他任建康令。当时，有个人偷了牛，被主人认出，但偷牛的人也声称自己家的牛，两家都提供了证词，情况相同，前后几任官吏都无法判断。顾宪之到任后，只说了一句：“不必多言，我已明白真相了。”随即命令两人放开牛，任其自由走动，结果牛自行回到了主人家的院子里，偷牛的人这才认罪伏法。顾宪之善于发现真相、揭发隐秘，这类事很多，当时人们称他为“神明”。

每当权贵请求他办事，或地方官贪污腐败，他都依法处理，绝不偏袒。他为人清廉朴素，勤勉尽责，深得百姓拥戴。京城的人喝酒，都称其酒“清醇甘美”，称他为“顾建康”，意思是他的酒好得像从建康城中所产的佳酿。

后来，他升任车骑功曹、晋熙王的僚属。齐高帝掌权时，任命他为骠骑录事参军，后升任太尉西曹掾。齐朝朝廷建立后，任中书侍郎。齐高帝即位，任命他为衡阳内史。此前，衡阳地区连续多年发生瘟疫，死亡人数过半，棺材价格昂贵，人们只能用芦席包裹尸体，弃于路边。顾宪之上任后，下令各属县寻找亡者亲属，要求他们妥善安葬。对于没有亲属的，顾宪之便用自己的公家经费出钱，派遣官吏负责安排殡葬事宜。此外，当地风俗中，山民如果有人生病，便认为是祖先作祟，于是开坟挖棺，用水冲洗干尸，称这样可以驱除鬼神。顾宪之向他们解释生死之别，说明这些事并无因果联系，风俗从此改变。

当时新上任的刺史王奂来到衡阳，发现唯有衡阳郡没有诉讼案件，便赞叹道：“顾衡阳的教化太好了！如果九个郡都能像这样，我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之后，他担任太尉从事中郎。后来，外调为东中郎长史，代理会稽郡事务。山阴人吕文度深受齐武帝喜爱，在余姚设立府邸，行为骄横放肆。顾宪之到任后，立刻上表请求将其罢免。文度后来返回家乡为母亲送葬，地方官员纷纷前去吊唁，顾宪之却一概不回应。文度心中怀恨，却最终无法加害他。

后来，顾宪之改任南中郎巴陵王长史，加封建威将军，代理婺州事务。当时司徒、竟陵王在宣城、临成、定陵三县交界处设立军营，圈占山地几百里，禁止百姓砍柴采樵。顾宪之坚决上奏反对，言辞非常直接。王回答说：“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于是立刻下令解除禁令。

顾宪之后来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掌尚书吏部事务。这职务是他的祖父顾觊之曾担任过的职位，当年顾觊之曾在官府庭院种下一棵树，说：“这树是为我孙儿顾宪之种的。”如今，顾宪之果然也担任了这一职务。

之后，他外调为征虏长史，代理南兖州事务，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孝。服丧完毕后，建武年间，又复任给事黄门侍郎，兼任步兵校尉。尚未上任，便升任太子中庶子，兼管吴郡的选官事务。后外调为宁朔将军、临川内史。尚未赴任，改任辅国将军、晋陵太守。不久因患病，请求辞官回乡休养。

永元初年，朝廷征召他为廷尉，但他没有接受，改任豫章太守。有一位贞妇万晞，年少守寡，无子，侍奉公婆极为孝顺。父母想强行将她嫁人，她誓死不从。顾宪之赏赐她一些衣物，并上表表彰她的节义。

中兴二年，义军平定了建康，梁高祖当时担任扬州牧，征召顾宪之任别驾从事史。刚到时，高祖已经称帝，顾宪之病情渐重，坚决请求返回故乡。天监二年，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但只是在家中受职。

顾宪之虽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但始终家无多余财物。归乡后，家里简陋，甚至时常饥寒交迫。八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临终前，他写下遗嘱，嘱咐儿子：“人生出生入死，时间昼夜交替，生来不知从何而来，死后又怎能知道去向呢？延陵季子曾说：‘精气升入天空，骨肉回归大地，魂气则无所不到’，这句话确实有道理。虽然这些道理模糊难证，但绝不是空想。人生百年，转瞬即逝。我如今预先拟定身后安排，死后请你们认真遵照，不要违背我的意愿。

庄子和澹台灭明是通达生死的人；王孙满和士安是打破世俗偏见的人。我虽然进不了巅峰，退也无须矫饰，一直认为中都（即简朴的居所）的制度最为合理、合乎人心。穿衣服以符合礼制，不夸张；棺材包裹衣服，足以遮蔽腐臭即可。入棺之物，一概不需要。用小车运送，盖上粗布，这样才不至于让人觉得不体面。

汉明帝虽是天子，尚且只用陶器、水饭祭祖。范晔在《后汉书》中说，烈士之高尚，也只是用冷水干饭来祭奠。何况我这样平庸的人，怎可不节制朴素呢？

丧事以宁戚为榜样，是出于亲人之间的亲情。礼制讲究节俭，比华贵更符合我心意。不必常设灵堂，只在适当时候设香灯，让吊唁者有所寄托即可。每月初一、十五，以及重要节日，可以临时摆个小床，设几桌，只准备素菜，不设牲畜祭祀。祭祀祖先，无论贵贱都应坚持，但物品种类繁多，往往导致疏忽懒怠。祖先祭祀自有传统，不可中断。从我开始，以后祭祀只用蔬菜和水果，不与先人时代一样丰盛。这样，子孙四季不忘祭拜亲人，正是本意。孔子说：即使只吃菜汤、用瓜果祭祀，也必须庄重如常。关键在于诚心敬意，哪需要讲究齐全呢？”

顾宪之还著有诗歌、赋文、铭文、赞文等数十篇，以及《衡阳郡记》。

陶季直，是丹阳秣陵人。祖父顾愍祖曾任宋朝广州刺史，父亲景仁曾任中散大夫。季直从小聪慧，祖父母非常喜爱。有一次，祖父在厅堂上摆出四只银盒，命所有孙子去取，当时季直才四岁，却只看了一眼，没有取。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如果有赏赐，应当先给父亲和伯父，不该轮到我这样的小辈，所以我没拿。”祖父更加惊讶，视为奇才。五岁时母亲去世，哀伤如成人一般。母亲在世时曾嘱咐他外出染衣，母亲死后，家人才去赎回尸体，他抱着棺木痛哭，听到的人都为之动容。

长大后，他好学深思，淡泊功名利禄。初入仕途，任桂阳王国侍郎、北中郎镇西行参军，但都拒绝就职，人们称他为“聘君”。父亲去世守孝期满后，尚书令刘秉任丹阳尹，推荐他担任后军主簿，兼领郡功曹。后调任望蔡县令，不久因病辞职。当时刘秉、袁粲因担忧齐高帝势力壮大，有图谋政变的意图，刘秉非常看重陶季直，想让他参与谋划。但陶季直认为袁、刘是读书人，最终会失败，坚决推辞不从。不久，刘秉等人被处死。

齐朝初年，陶季直任尚书比部郎。当时褚渊任尚书令，与陶季直交好，多次任命他为司空、司徒的主簿，委以重要事务。褚渊去世后，尚书令王俭想赐他谥号“文孝”，陶季直建议：“‘文孝’是司马道子的谥号，此人未必具备这等美德，不如称‘文简’更恰当。”王俭采纳了建议。陶季直又请求王俭为褚渊立碑，从始至终悉心筹划，表现出极高的为官操守，当时人们都称其贤德。

后升任太尉记室参军。外调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任期间以清正宽和著称。返回后，任散骑侍郎，兼领左卫司马，后转任镇西谘议参军。

齐武帝去世，明帝当权，开始清除异己，陶季直不阿谀奉承，明帝因此对他心生忌惮，于是外调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这种边远地区的重要职位，一般都由士族或高官担任，平庸之士极少能涉足，陶季直却毅然接受。有人劝他去拜访明帝表示感谢，明帝见了他，便留下他，任命他为骠骑谘议参军，兼管尚书左丞。不久，升任建安太守，治理以清静为主，百姓非常拥护。后调回担任中书侍郎，升为游击将军，兼管廷尉。

梁朝建立后，升任给事黄门侍郎。他常说：“能当到二千石级别（相当于地方长官），就是我一生的愿望了，从此不再追求人世间的事。”于是称病辞官，返回家乡。天监初年，朝廷特地任命他为太中大夫，但只在家中接受职位。

高祖曾感叹：“梁朝建立后，竟然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十年后，陶季直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陶季直一生清苦简朴，毫无奢望，又在山林隐居十余年。临终时，家中一贫如洗，连丧葬经费都凑不齐，听到此事的人无不为之哀伤，敬佩其节操。

萧眎素，是兰陵人。祖父萧思话曾任宋朝征西仪同三司，父亲萧惠明曾任吴兴太守，皆有盛名。萧眎素早年丧父，生活贫困，由叔父萧惠休抚养成人。初入仕途，任齐朝司徒法曹行参军，后升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永元末年，任太子洗马。梁朝建立后，高祖征召他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天监初年，任临川王的属官，后又任太子中舍人、丹阳尹丞。

刚上任时，高祖赐予他八万钱，他当天就把这笔钱分给亲友，不私藏一分。后升任司徒左西属、南徐州治中。

萧眎素性格沉静低调，少有欲望，好学博识，擅长清谈，从不提及功名利禄，喜怒从不显露。无论是做官还是居家，都自然坦率，不自夸高傲，天生淡泊简朴，因此士人普遍敬仰他。

后来他定居京口，便有终身隐居的志向，便在摄山建起茅屋。适逢朝廷征召他为中书侍郎，他坚决辞谢，便回到山中，独自居住，外人不得进入篱门。他的妻子是太尉王俭的千金，两人长期分居，没有孩子。八年去世，亲友追述其一生，追谥为“贞文先生”。

史官评论说：顾宪之、陶季直都是年老自退的贤者，而萧眎素却已彻底放下仕途之情。相比那些贪恋俸禄、追求权势、在人世间奔走的人，他们的志向与境界实在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