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卷九十一·列传第五十一·孝义
《易经》说:“建立人格的根本之道,是仁与义。”仁与义,是君臣、父子之间最根本的道理,正是忠与孝得以建立的基础。虽然义是出于内心,不靠外在的刺激,但这种精神,却是古代圣贤反复强调的教诲。然而,世风日下、道德衰败,礼仪丧失,忠心之人无法成就忠臣之名,孝道之人也难尽孝道之责。人们只图利益,争相追逐权力,做官靠的是权势,而非德行,不再有追求理想、舍身报国的情怀。哪怕世事冷峻,悲伤也早已被遗忘;节操虽存,却在战乱中首当其冲。这正是因为,教育人民以义理的观念没有深入人心,引导人心向善的途径也大为缺失。
如果情感源自天道,行为源自自身,能够舍生忘死、为国家、为亲人而奋斗,即使这种忠孝并非由奖赏所激励,也终究能成就非凡德行。然而,现实中,这些事迹大多隐藏在平民家庭中,无人知晓,因此能够被记载记载的几乎为数极少。现在我收集这些被遗忘的忠孝事迹,以补全历史记载。
龚颖,是遂宁人。年轻时好学,被益州刺史毛璩任命为劝学从事。毛璩被谯纵杀害后,官吏们纷纷逃亡,龚颖却痛哭奔去,以礼送葬。后来谯纵设宴邀请他,他不得已前往。奏乐时,龚颖泪流满面,站起来说:“做臣子应当面北跪拜,不能守义而死,怎能听闻乐声,参与叛乱呢?”谯纵的大将谯道福把他带出,准备斩杀。道福的母亲正是龚颖的姑母,她立刻赤脚冲出,为龚颖求情,才得以幸免。后来谯纵自称君主,正式下诏征召龚颖,但他还是没有前往。于是,谯纵把他抓进监狱,并以刀剑威胁,但他意志坚定,始终不改初衷。等到蜀地平定后,龚颖仍不屈服,不投降。此后,地方官员曾多次征召他,他历任府中参军、州府别驾等职。到南朝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陆征上书说:“我听说,当天下动荡、时势艰难,真正坚贞不渝的节操便显现出来。龚颖在危难之中,不改其志,不降其节,真是忠义之士。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他坚守孝道与忠义,不为利诱,不为权势所动,其行为值得后世铭记!”因此,他受到朝廷表彰,官职得以提升。
另有人名叫徐孝子,是晋陵人,父亲在家中病重去世,他听说消息后才急忙赶回。当他赶回家时,才得知父亲已死,于是悲恸哭泣,几乎昏倒。他问母亲:“父亲临终时说了什么?”母亲说:“父亲临终时,最遗憾的,就是没能见到你。”他答道:“相见何难?”说完就哭喊着奔向坟墓,几秒钟就昏倒。地方官员上报说,他至诚至孝,情到深处,不由自主,这种感情发自内心,和古代的参战、柴毁一样真实,和古代的孝子丘、赵相比,情感毫不逊色。因此,当地将他的家乡改为“孝义里”,免除赋税,并赐给母亲一百斛粮食。
又有一位叫孙棘的彭城人,当时被征召服役,弟弟萨应应征,但因逾期未到,按军法应处死。在案件未最终判决时,孙棘亲自去郡府请求:“我不想让弟弟一人承担家门之痛,请让我代替他受罪。”萨应也表示反对,说:“我是罪该死之人,罪责应由我承担,我愿自受刑罚。兄弟自幼失父,我一生都依赖兄长,兄长虽为兄,但若能救我,也算无憾。”太守张岱起初怀疑他们是否诚信,于是将两人分押,对孙棘说:“已调查清楚,你可以为弟弟代罪。”孙棘非常高兴,说:“若能这样,我便能活命了。”对萨应说:“我本应死,但只要兄长能免,我便心甘情愿。”孙棘妻子也劝他说:“你身为长兄,怎能把罪责推给弟弟?当年父亲临终时,把弟弟托付给你,至今未娶妻,家道不成,若你死去,又何苦呢?”张岱于是上报朝廷,太祖下诏:“孙棘和萨应虽是贫民,但节义可嘉,特赦其罪。”朝廷还赐给他们各自的财物作为奖励。
又有一位名叫许昭先的义兴人,叔父肇之因犯事被关入狱,七年未判。昭先家境最贫困,他独自出力替叔父申诉,几乎无日不奔波。为供养叔父,他把家里的所有财物都拿去,甚至卖掉了住宅。他家的亲戚子弟都因贫困而怠惰,他仍毫不懈怠,坚持七年来不懈。尚书沈演之非常赞赏他的操守,他的叔父也因此被释放。后来,他的舅父母也因病去世,家中贫穷无钱安葬。他卖掉衣物,为舅父母办了丧事。三个年幼的舅子,他悉心抚养,都得以长大成人。他的父母年老多病,家中无仆役,他尽力供养,从不分一点肉菜,亲生的滋味从不曾怠慢,乡里人非常敬佩他的孝行。后来,他被任命为雍州刺史的征虏参军,但他因父母年迈,坚决推辞。后来本乡补任主簿,也因叔父尚未出仕,再次拒绝。元嘉初年,西阳有一家庭五代共财,邻里称奇。在会稽,有个叫姚吟的人,对父母极为孝顺。孝建初年,扬州征召他任文学从事,他拒绝赴任。
余齐民是晋陵人,小时候就以孝行著称,做过地方书吏。父亲在大明二年在家病故,家人告诉他。信件还没到,齐民便对人说:“我最近感到心里疼痛、心烦,好像有人割我的肉,平常就心神不安,一定会有不寻常的事。”不久,信件到了,他立刻赶回,四百里路,一天就到了。到家后才得知父亲已死,悲痛欲绝,号啕大哭,许久才苏醒。问他母亲:“父亲在临终时说了什么?”母亲说:“父亲临终时,最遗憾的是没能见到你。”他答:“相见何难?”立刻跑到父亲的墓地,大声痛哭,不久倒地身亡。州郡上报,有司奏言:“选拔贤能、彰显善行,千古无双。齐民的情义是发自内心的,不靠外界触动,其感情深厚,天性纯正,跪着听父亲遗言,一恸而亡,与古代参、柴之忠,丘、赵之孝,其情义无异。当今国家正致力于教化百姓,恢复礼治,治国之本就在于孝道。正所谓‘孝道先于礼’,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天道应验,祥瑞之征。齐民虽出身低微,行止高尚,其事迹可以昭示乡里,传之万代!”因此,他的家乡被改名为“孝义里”,免除赋税,赏赐母亲一百斛粮食。
孙棘的弟弟萨应,因延误服役而被处死,孙棘主动请代,被朝廷赦免。另一位名叫许氏的女子,年仅二十一岁,丈夫去世,儿子才三岁。她的父亲十分怜惜她年幼,决定让她改嫁同县的张买。许氏发誓不愿改嫁,父亲逼着她上路。她自缢,家人赶到,许久才苏醒。张买得知后,连夜送她回原家,她回到丈夫徐元家中,抚养其父直至八十多岁去世。太宗泰始二年,长城人奚庆思杀了同县钱仲期,其子延庆在都中服役,听说父亲去世,立即赶回,在庚浦埭遇到奚庆思,当场将其杀死,并自己前往乌程县监狱自首。吴兴太守郗颙上奏请求不加刑罚,朝廷准许。
何子平是庐江灊人,祖上为晋朝侍中,家族世代忠良。他自幼品行端正,被乡里称道。对母亲极为孝顺。他被扬州征召为从事史,每月发白米,他都拿去换成粟米。有人问他:“这点收入,何必要这样麻烦?”他答:“母亲在东边,不能常得到白米,怎么能独自享用呢?”每当有人送鲜美的菜肴,若无法及时送到母亲处,他就坚决不接受。母亲本来是妾室,户籍登记有误,年龄未到赡养年限,但登记已满,他就辞官回家。当时镇军将军顾觊之掌管州中事务,劝他说:“您父亲实际还未到八十岁,亲友都认识。州里有微薄俸禄,建议您可以留下。”子平说:“州府看重的是户籍登记,既然年限已满,就应该回去侍奉私家父母,怎能因为实际年龄未到,就为了私利而冒充?况且我归家养亲的意愿,比任何人都迫切。”顾觊之又建议他请求担任县官,他回答说:“我实际还无法尽孝,怎可为了一点俸禄而勉强?”顾觊之更加敬重他。归家后,他全力以赴,用自己的一切力量供养母亲。元嘉三十年,元凶叛乱,安东将军随王诞率军讨伐,任命他为行参军。他因为认为叛乱违背天理,天下同声反对,所以拒绝接受职位,战乱平息后主动辞去职务。后来又任命他为奉朝请,他也拒绝。后来被任命为吴郡海虞令,俸禄只用来供养母亲一人,夫妻和子女不染一丝俸禄。有人怀疑他过于节俭,他解释说:“我争取俸禄,是为了孝养父母,而非为自己。”对方惭愧退去。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守孝,悲伤过度,常常因哭泣而晕厥,甚至几近死亡。大明末年,南方大饥荒,战乱不断,连续八年未能安葬,他日夜痛哭、捶胸顿足,几乎不停,悲伤之声仿佛是为亲人送终之日。冬天不穿棉衣,夏天躲避暑热,每天只吃几合米粥,从不添加盐菜。家中的房屋破败,无法遮风挡雨,哥哥的儿子想砍伐茅草竹片修理,他拒绝说:“我还有未尽之孝,是天地间罪人,哪能去修房子?”
蔡兴宗任会稽太守时,对他极为器重,为他修造坟墓、棺椁。何子平在服丧期间,悲痛至极,身体日渐衰弱,到免除丧事时,骨骼几乎无法支撑身体。他自幼为人正直,操守严谨,即使在暗室中,也如同面对重要宾客一般庄重。他秉持义理,沉默寡言,安于贫苦,坚持善行,不求升官,真正有志于退隐的人,更加敬重他的品德。
顺帝升明元年,何子平去世,时年六旬。
史官评论:汉代士人重在修身,因此忠孝之风盛行,即便是身居高官,皆以此为根本。自晋、宋以来,世风衰败,道德缺失,人们为了私利而忽略根本,行为浅薄,不重节制。真正的忠孝之人,多出自平民家庭,而非官宦之家。如果这样的精神和行为不能被广泛传播,那么社会风气,岂不令人痛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