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粲袁粲，字景倩，陈郡阳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扬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愍孙少好学，有清才，有欲与从兄顗婚者，伯父洵即顗父，曰“顗不堪，政可与愍孙婚耳”时愍孙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见知。初为扬州从事，世祖安北、镇军、北中郎行参军，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转记室参军。及即位，除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於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二年，起为廷尉，太子中庶子，领右军将军。出为辅国将军、西阳王子尚北中郎长史、广陵太守，行兖州事。仍为永嘉王子仁冠军长史，将军、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复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封兴平县子，食邑五百户，事在《颜师伯传》。三年，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寻为西阳王子尚抚军长史，又为中庶子，领左军将军。四年，出补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复还为侍中，领长水校尉，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七年，转吏部尚书，左卫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临宴东宫，愍孙劝颜师伯酒。师伯不饮，愍孙因相裁辱。师伯见宠於上，上常嫌愍孙以寒素凌之，因此发怒，出为海陵太守。前废帝即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复为吏部尚书。永光元年，徙右卫将军，加给事中。景和元年，复入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太宗泰始元年，转司徒左长史，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愍孙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渊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懒，无所营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泛识其大归，而不以成名。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识。所处席门常掩，三径裁通，虽扬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又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於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愍孙幼慕荀奉倩之为人，白世祖，求改名为粲，不许。至是言於太宗，乃改为粲，字景倩焉。二年，迁领军将军，仗士三十人入六门。其年，徙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户，固辞不受。三年，转尚书仆射，寻领吏部。五年，加中书令，又领丹阳尹。六年，上於华林园茅堂讲《周易》，粲为执经。又知东宫事，徙为右仆射。七年，领太子詹事，仆射如故。未拜，迁尚书令，丹阳尹如故。坐前选武卫将军江柳为江州刺史，柳有罪，降为守尚书令。太宗临崩，粲与褚渊、刘勔并受顾命，加班剑二十人，给鼓吹一部。后废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亲朝政，下诏曰“比元序愆度，留熏耀晷，有伤秋稼，方贻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滞犹积，晨兢夕厉，每恻於怀。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就讯众狱，使冤讼洗遂，困弊昭苏。颁下州郡，咸令无壅”元徽元年，丁母忧，葬竟，摄令亲职，加卫将军，不受。敦逼备至，中使相望，粲终不受。性至孝，居丧毁甚，祖日及祥变，常发诏卫军断客。二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随，府置佐史。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於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事宁，授中书监，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以扬州解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书令，卫军、开府如故，并固辞，服终乃受。加侍中，进爵为侯，又不受。时粲与齐王、褚渊、刘秉入直，平决万机，时谓之“四贵”。粲闲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谘决，或高咏对之，时立一意，则众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给。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适。居负南郭，时杖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及受遗当权，四方辐凑，闲居高卧，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顺帝即位，迁中书监，司徒、侍中如故。时齐王居东府，故使粲镇石头。粲素静退，每有朝命，多不即从，逼切不得已，然后方就。及诏移石头，即便顺旨。有周旋人解望气，谓粲曰“石头气甚乖，往必有祸”粲不答。又给油络通幰车，仗士五十人入殿。时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丹阳尹刘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并虑不见容於齐王，皆与粲相结。将帅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并与粲合。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齐王自诣粲，粲称疾不见。粲宗人通直郎袁达以为不宜示异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时艰，与桂阳时不异，劫我入台，便无辞以拒。一如此，不复得出矣”时齐王入屯朝堂，秉从父弟领军将军韫入直门下省，伯兴为直閤，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粲谋克日矫太后令，使韫、伯兴率宿卫兵攻齐王於朝堂，回率军来应。秉、候伯等并赴石头，本期夜发。其日秉恇扰不知所为，晡后便束装，未暗，载妇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齐王遣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云以助粲，实御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则为直閤，与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秉已奔，叹曰“今年事败矣”时齐王使蕴募人，已得数百，乃狼狈率部曲向石头。本期开南门，时已暗夜，薛渊等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即便散走。齐王以报敬则，率所领收蕴杀之，并诛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渊，自仓门得入。时粲与秉等列兵登东门，僧静分兵攻府西门。粲与秉欲还赴府，既下城，列烛自照，僧静挺身暗往，粲子最觉有异人，以身卫粲，僧静直前斩之，父子俱殒，左右各分散。粲死时，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并乘轻舸，自新亭赴石头，闻粲败，乃驰还。其后并诛。秉事在《宗室传》。齐永明元年，诏曰“昔魏矜袁绍，恩给丘坟。晋亮两王，荣覃余裔。斯盖怀旧流仁，原心兴宥，二代弘义，前载美谈。袁粲、刘秉，并与先朝同奖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沾优隆。粲、秉前年改葬，茔兆未修，材官可为经略，粗合周礼。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可符荆州以时致送，还反旧墓，在所营葬事”史臣曰：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於时，囗囗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故汉室囗囗，文举不屈曹氏。魏鼎将移，夏侯义不北面。若悉以二子为心，则两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标简贵，任属负图，朝野之望虽隆，然未以大节许也。及其赴危亡，审存灭，岂所谓义重於生乎。虽不达天命，而其道有足怀者。昔王经被旌於晋世，粲等亦改葬於圣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书》•卷八十九·列传第四十九·袁粲
译文：
袁粲，字景倩，是陈郡阳夏人，是太尉袁淑的兄长袁洵的儿子。他的父亲袁濯曾任扬州秀才，很早便去世了。祖母因为袁粲年幼丧父，非常哀痛，便给他取名“愍孙”。袁粲的伯叔兄弟在当时都很显达富贵，而“愍孙”却生活贫苦，衣食不足。母亲是琅琊王氏，是太尉长史王诞的女儿，她亲自操持纺纱织布，供一家人生活所需。
袁粲年少时就喜爱读书，有才情，曾有人想让他与堂兄袁顗结婚，伯父袁洵（袁顗的父亲）说：“袁顗不行，倒可以与愍孙结婚。”当时袁粲在场，听后泪流满面，起身离开。他自幼以操行端正、志向高洁而被人称道。起初担任扬州从事，后任世祖的安北、镇军、北中郎行参军，又担任侍中郎和主簿。世祖讨伐叛逆时，转任记室参军。世祖即位后，被任命为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
孝建元年，世祖率领群臣在中兴寺举行八关斋会，中午饭后，袁粲独自与黄门郎张淹一起进餐，又分食鱼肉。尚书令何尚之一向遵守法度，偷偷向世祖报告此事，世祖便派御史中丞王谦之加以检举，袁粲因此被罢官。第二年，他被重新起用，担任廷尉、太子中庶子，兼右军将军。后来出任辅国将军、西阳王子尚的北中郎长史、广陵太守，兼行兖州事务。之后又担任永嘉王子仁的冠军长史，将军和太守职务不变。
大明元年，他又被重新任命为侍中，兼任射声校尉，被封为兴平县子，食邑五百户（详情见《颜师伯传》）。大明三年，因收受山阴百姓丁彖文的财物，被推荐为会稽郡孝廉，因此被罢官。不久之后，他又任西阳王子尚的抚军长史，又任中庶子、左军将军。大明四年，外调出任豫章太守，加授中二千石俸禄。五年，又回到朝廷，任侍中，兼任长水校尉，升任左卫将军，加授给事中。七年，转任吏部尚书，左卫将军职务依旧。
那一年，皇太子举行冠礼，皇帝亲临东宫参加宴会，袁粲劝颜师伯喝酒。颜师伯不喝，袁粲便加以羞辱。颜师伯受皇帝宠信，皇帝常因袁粲出身寒微而对他不满，因而发怒，将袁粲外调为海陵太守。前废帝即位后，任命袁粲为御史中丞，但他没有接受。后来又复任吏部尚书。
永光元年，改任右卫将军，加授给事中。景和元年，再次进入朝廷担任侍中，兼任骁骑将军。太宗泰始元年，改任司徒左长史、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
袁粲为人清正、有风范操守，待人谦逊而厚重，常常写《妙德先生传》，继续嵇康《高士传》的风格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文中说：有位妙德先生，是陈国人，气质深远、思想空灵，神态清秀、风度高远，品性孝顺，为人谦和，追求清静简朴的生活，有帝舜那样的风度。这位先生小时候就多病，性格疏懒，不喜参与世俗事务，但对九流百家的学问、雕龙、谈天等文章，都能大致了解其大义，却不求成名。家境贫寒，曾短暂任职，其实并非其志乐。他混迹于人群，隐藏内心，因此与深交的朋友产生矛盾，世俗之人无法理解他。他住处的门常是关闭的，只留三条小径，与扬雄的隐居、严子陵的沉静相比，不逊一筹。他致力于修道，实现志向，最终也没能被世人称道。他还曾对交游的朋友说：“过去有一个国家，境内有一条河，名叫‘狂泉’。百姓饮用此水，无不发狂，唯有国君打井取水，独得安然无恙。后来百姓都发狂了，反而认为国君不发狂是‘发狂’。于是众人聚谋，要抓国君来治病。他们备好了针灸、药草，各种疗法治法应有尽有。国君不堪其苦，便去泉边取水喝下，喝完后也发疯了。于是君臣上下都发狂了，众人反而欢欣鼓舞。我既然不发狂，就难以独立生存，干脆也尝一尝这水看看。”袁粲幼年仰慕荀奉倩的品格，向世祖请求改名为“粲”，世祖没有同意。到太宗时，他才向太宗提出改名，于是改名为“粲”，字“景倩”。
第二年，升任领军将军，配备三十名士兵进入宫门。那年改任中书令，兼任太子詹事，增加封地三百户，坚决推辞不接受。第三年，转任尚书仆射，不久兼管吏部事务。五年，加授中书令，又兼任丹阳尹。六年，皇帝在华林园的茅屋中讲《周易》，袁粲担任执经人。又分管东宫事务，后改任右仆射。七年，继续兼任太子詹事，仆射职务不变。还未正式就任，又升为尚书令，丹阳尹职务仍保留。后来因曾推荐武卫将军江柳担任江州刺史，而江柳有罪，被降为守尚书令，因此被罢免。
太宗临死前，袁粲与褚渊、刘勔一同接受顾命，每人配备二十名侍从和一套鼓吹乐队。后废帝即位后，又加兵五百人。当时皇帝尚未亲自处理政事，发布诏书说：“近年来国家制度失当，耽误了农事，影响秋收，造成百姓困苦。我身为君主，不能施行政令，监狱中囚犯众多，冤案积压，日夜忧心，常感不安。尚书令可与执法官员一起，审讯众多囚犯，使冤屈得到昭雪，困苦之人重新获得生机。请各地州郡尽快落实，不得延误。”
元徽元年，因母亲去世，袁粲守丧，守丧期满后，暂代尚书令职务，加授卫将军之职，但坚决不接受。他极为孝顺，居丧期间极度悲痛，祖母死亡和吉祥之变，常下令卫军禁止宾客来访。第二年，桂阳王休范发动叛乱，袁粲亲自扶他进入宫殿，并受命带兵随行，官府配备佐官和文书人员。当时战事危急，叛贼已抵达南掖门，诸位将领信心动摇，无人敢奋起。袁粲慷慨激昂地对将领们说：“敌人已逼近城郊，而众人情绪涣散，我作为先帝托付的亲信后裔，本应以死报国，今日我当与褚护军一同为国家而死！”随即命左右侍从备马，言辞悲壮有力。于是陈显达等人感动奋起出战，叛军被平定。
战事平息后，袁粲被任命为中书监，恢复中书监名号，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司徒，以扬州为府署，但坚决不肯迁移府邸。三年后，改任尚书令，卫将军和开府之职不变，仍坚决推辞，直到服丧期满才接受。加授侍中，晋爵为侯，仍然推辞不接受。
当时袁粲与齐王、褚渊、刘秉同时入朝，参与处理国家大事，时人称为“四贵”。袁粲性格沉默寡言，不愿直接介入事务，主书常常前往请教，他或高声吟诵，或沉默不语，一旦有明确主张，众人便无法更改。宅院朴素，物品简单，只求足够。他喜欢喝酒，善于吟诗，常常独自在庭院中饮酒，以此自适。住宅靠近南面城郭，常拄杖独自出游，平时往来稀少，门庭从无杂客。当执掌大权时，四面八方的人纷至沓来，他却闲居高卧，不与任何人交往，谈话中能见到的文人学者，也仅一二而已。
顺帝即位后，袁粲升任中书监，司徒与侍中之职不变。齐王驻守东府，因此朝廷命袁粲镇守石头城。袁粲一向低调退让，对朝廷命令多数不立即执行，只有在逼迫无奈的情况下才答应。等到朝廷下令调往石头，他才顺从。有位朋友曾望气说：“石头城的气场很不对劲，前往必定有灾祸。”袁粲不作回应。朝廷又赐予油饰帷幔的车马及五十名士兵进入殿内。
当时齐王功高德重，天命已归，袁粲认为自己接受先帝托付，不愿侍奉两个政权，心中暗藏异图。丹阳尹刘秉是南朝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蕴是太后亲侄，二人长期爱好武事，都担心遭到齐王的忌惮，于是与袁粲结盟。将领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也都与袁粲联合。
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叛，齐王亲自前往袁粲处，袁粲称病拒绝接见。袁粲的族人袁达认为不宜表露态度，袁粲说：“如果齐王以幼主年幼、世事艰难，与桂阳王时无异，强行逼我入宫，那我就无法拒绝。一旦如此，我将永远无法脱身。”当时齐王进驻朝堂，刘秉的堂弟领军将军刘韫进入门下省，卜伯兴担任直阁，黄回等将领率军驻扎在新亭。袁粲计划在某日假传太后命令，命刘韫、卜伯兴率领宿卫兵进攻齐王于朝堂，黄回则率军前来支援。刘秉、任候伯等人也计划前往石头城，约定夜袭出发。
然而那天刘秉慌乱不知所措，下午便收拾行装，尚未夜深，便携带妻女仓皇前往袁粲处，导致阴谋暴露。此前，齐王派将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驻守石头城，表面上说是为帮助袁粲，实则是为了防范。又派心腹王敬则担任直阁，与卜伯兴共同统领禁军。王蕴得知刘秉已逃，感叹道：“今年事情败了。”当时齐王派人招募士兵，已收得数百人，便匆忙率部向石头城进发，原计划开南门进入，但天已黑，薛渊等人据守城门射击，王蕴以为袁粲已被击败，遂慌忙逃散。齐王立即报告王敬则，率军收捕并处死王蕴，同时诛杀卜伯兴。又派军主戴僧静前往帮助薛渊，从仓门进入石头城。当时袁粲与刘秉等人列兵登东门，僧静分兵进攻府西门。袁粲与刘秉打算返回府邸，刚下城便列烛自照，僧静突然暗中前往，袁粲的儿子袁最察觉异常，挺身保护父亲，结果僧静直奔而上，斩杀袁最，父子二人同时死亡，左右随从四散而逃。
袁粲死时，年五十八岁。任候伯等将领当晚乘轻舟从新亭赶赴石头城，得知袁粲兵败，便迅速折返。此后他们均被诛杀。刘秉的事迹见于《宗室传》。
齐永明元年，朝廷下诏说：“从前魏国敬重袁绍，给予其陵墓优厚待遇；晋朝优待两代王族，恩泽延续至后世。这说明怀旧之仁，以宽恕之心延续恩情，是两代君主推崇义行的佳话。袁粲、刘秉曾与先朝一同拥护宋室，沈攸之在景和年间，有忠诚之心，虽然最终未能善终，但最初的诚意仍值得嘉许。岁月已逝，应予优厚恩待。袁粲与刘秉前年改葬，墓地未修，可由官府负责修整，大致符合古代礼制。沈攸之及其诸子的灵柩仍在西边，可由朝廷命令荆州按时运送，送回故乡安葬，地方负责修葺墓园。”
史官评论说：开创基业的君主，若无机变之才，难以顺利成就事业；世袭继承的君主，若无忠诚坚贞之德，难以守成。开创基业的君主千百年才出现一次，而世袭君主则随时可能出现，因此，对于前者需依赖机变之才，对于后者则需依靠忠诚坚贞之品质。因此，汉代有文举不屈于曹氏，魏国将易主之时，夏侯义不向曹魏称臣。若能始终以这两位君主为心，两代政权或许不至于灭亡。袁粲风度清雅、品格高尚，受人信赖，虽在朝野享有盛名，但并未被广泛认为有大节。当他面对国家危亡之时，判断清楚生与死，是出于责任感，而非“义重于生”。虽然他未能完全理解天命，但其为人之道仍值得敬佩。昔日王经在晋代受到表彰，而袁粲等人也于圣朝得以改葬，这正是盛世之礼，美好之景。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