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卷六十六·列传第二十六·王敬弘 何尚之

南北朝 • 沈约

王敬弘 何尚之王敬弘，琅邪临沂人也。与高祖讳同，故称字。曾祖暠，晋骠骑将军。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晋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恬静，乐山水，为天门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时为荆州，遣信要令过。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见要，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转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高祖以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咨议参军。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尝共酣饮致醉，敬弘因醉失礼，为外司所白，道规即更引还，重申初宴。召为中书侍郎，始携家累自作唐还京邑。久之，转黄门侍郎，不拜。仍除太尉从事中郎，出为吴兴太守。旧居余杭县，悦是举也。寻征为侍中。高祖西讨司马休之，敬弘奉使慰劳，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单船送还都，存亡不测，有司奏免官，诏可。未及释朝服，值赦复官。宋国初建，为度支尚书，迁太常。高祖受命，补宣训卫尉，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吏部尚书，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复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违也。复除庐陵王师，加散骑常侍，自陈无德，不可师范令王，固让不拜。又除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江夏王师。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六年，迁尚书令，敬弘固让，表求还东，上不能夺。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让侍中、特进，求减亲信之半，不许。及东归，车驾幸冶亭饯送。十二年，征为太子少傅。敬弘诣京师上表曰“伏见诏书，以臣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惧交悸。臣抱疾东荒，志绝荣观，不悟圣恩，猥复加宠。东宫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应选者多，且板筑之下，岂无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呜呼微臣，永非复大之一物矣。所以牵曳阙下者，实瞻望圣颜，贪《系》表之旨。臣如此而归，夕死无恨”诏不许。表疏屡上，终以不拜。东归，上时不豫，自力见焉。十六年，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诣京师上表曰“臣比自启闻，谓诚心已达，天鉴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处，牵曳载驰。臣闻君子行道，忘其为身，三复斯言，若可庶勉，顾惜昏耄，志与愿违。礼年七十，老而传家，家道犹然，况於在国。伏愿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回圣恩，赐反其所，则天道下济，愚心尽矣”竟不拜，东归。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闻达。先帝拔臣於蛮荆之域，赐以国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齿，由是感激，委质圣朝。虽怀犬马之诚，遂无尘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尽，永绝天光，沦没丘壑。谨冒奉表，伤心久之”明年，薨於余杭之舍亭山，时年八十八。追赠本官。顺帝升明二年诏曰“夫涂秘兰幽，贞芳载越，徽猷沈远，懋礼弥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德敷象魏，道蔼丘园。高挹荣冕，凝心尘外，清光粹范，振俗淳风。兼以累朝延赏，声华在咏，而嘉篆阙文，猷策韬裹，尚想遥芬，兴怀寝寤。便可详定辉谥，式旌追典”於是谥为文贞公。敬弘形状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谓之“弹棋八势”。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太祖尝问为政得失，敬弘对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绦五辫，著青纹袴襦，饰以朱粉。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尝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斋中卧。俄顷，尚之还，敬弘使二卑守阁不听尚之入，云“正热，不堪相见，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它室。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於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敬弘见儿孙岁中不过一再相见，见辄克日。恢之尝请假还东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乞求奉辞，敬弘呼前，既至阁，复不见。恢之於阁外拜辞，流涕而去。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瓒之，世祖大明中，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子。瓒之弟升之，都官尚书。升之子延之，升明末，为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何尚之，字彦德，庐江灊人也。曾祖准，高尚不应征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谨有行业，姨适沛郡刘璩，与叔度母情爱甚笃，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珍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简，流涕对之。公事毕，即往致哀，以此为常，至三年服竟。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於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全之”后为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其清身洁己。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蒱，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家贫，起为临津令。高祖领征南将军，补府主簿。从征长安，以公事免，还都。因患劳疾积年，饮妇人乳，乃得差。以从征之劳，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为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谏戒，不纳。义真被废，入为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出为临川内史，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父忧去职。服阕，复为左卫，领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十二年，迁侍中，中庶子如故。寻改领游击将军。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诛，迁吏部尚书。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太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晔后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又领建平王师，乃徙中书令，中护军。二十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岁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时上行幸，还多侵夕，尚之又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舆驾比出，还多冒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默耳。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亦优诏纳之。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求之管浅，犹有未譬。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囗囗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愦乱，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业。烦政曲杂，致远常泥。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不过匮。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至消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民巧虽密，要有踪迹，且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属所怠纵，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酧与之实，若申明旧科，禽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议，智者择焉，猥参访逮，敢不输尽”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并同尚之议。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於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历代虽远，资用弥便，但采铸久废，兼丧乱累仍，糜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弥旷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堥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弗思厘改，为弊转深，斯实亲教之良时，通变之嘉会。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莫盛於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二十五年，迁左仆射，领汝阴王师，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转尚书令，领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卫率袁淑与尚之书曰“昨遣修问，承丈人已晦志山田，虽曰年礼宜遵，亦事难斯贵，俾疏、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龚、贡、山、卫，沦惭乎曩篇。规迨休告，雪涤素怀，冀寻幽之欢，毕囗玄之适。但淑逸操偏迥，野性瞢滞，果兹冲寂，必沈乐忘归。然而已议涂闻者，谓丈人徽明未耗，誉业方籍，傥能屈事康道，降节殉务，舍南濒之操，淑此行永决矣。望眷有积，约日无误”尚之宅在南涧寺侧，故书云“南濒”，《毛诗》所谓“於以采苹，南涧之濒”也。诏书敦劝，上又与江夏王义恭诏曰“今朝贤无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谢，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邪”义恭答曰“尚之清忠贞固，历事唯允，虽年在悬车，而体独充壮，未相申许，下情所同”尚之复摄职。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彦重，本昌安丘人。兄昶贵盛，顗不就征辟。昶死后，起家为东阳太守，遂历吴郡、会稽、丹阳三郡，侍中，仆射，太子詹事，复为会稽太守，卒官，赠左光禄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适彭城王义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既还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进位司空，领尚书令。时三方兴义，将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诛之，尚之诱说百端，并得免。世祖即位，复为尚书令，领吏部，迁侍中、左光禄大夫，领护军将军。寻辞护军，加特进。复以本官领尚书令。丞相南郡王义宣、车骑将军臧质反，义宣司马竺超民、臧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尚之上言曰“刑罚得失，治乱所由，圣贤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为贼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与向始末无论者复成何异。陆展尽质复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为重。臣豫蒙顾待，自殊凡隶，苟有所怀，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时欲分荆州置郢州，议其所居。江夏王义恭以为宜在巴陵，尚之议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於事为允”上从其议，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复合二州，上不许。大明二年，以为左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於殿廷戏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庆之累辞爵命，朝廷敦劝甚笃，尚之谓曰“主上虚怀侧席，讵宜固辞”庆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尚之有愧色。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传於世。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既以致怨，亦以此见称。复以本官领中书令。四年，疾笃，诏遣侍中沈怀文、黄门侍郎王钊问疾。薨於位，时年七十九。追赠司空，侍中、中书令如故。谥曰简穆公。子偃，别有传。尚之弟悠之，义兴太守，侍中，太常。与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与偃书曰“吾与义兴，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贤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书。悠之子颙之，尚太祖第四女临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史臣曰：江左以来，树根本於扬越，任推毂於荆楚。扬土自庐、蠡以北，临海而极大江。荆部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民户境域，过半於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是以义宣藉西楚强富，因十载之基，嫌隙既树，遂规问鼎。而建郢分扬，矫枉过直，藩城既剖，盗实人单，阃外之寄，於斯而尽。若长君南面，威刑自出，至亲在外，事不患强。若运经盛衰，时艰主弱，虽近臣怀祸，止有外惮，吕宗不竞，实由齐、楚，兴丧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谓识治也矣。

译文：

王敬弘，琅琊临沂人。他的字和高祖相同，所以称字。曾祖王暠是晋朝骠骑将军，祖父王胡之任司州刺史，父亲王茂之任晋陵太守。王敬弘年少时品行高洁，初入仕途，担任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格恬淡安静，喜爱山水，后来任天门太守。他的妻子是桓玄的姐姐。王敬弘赴任天门太守时，桓玄当时正掌荆州，派人来请他一同前往。王敬弘到了巴陵，对人说：“灵宝（指桓玄）派人来邀请，无非是想和他姐姐相聚，我不能去做桓家的女婿。”于是派另一艘船送妻子去江陵。妻子在桓家多年，桓玄始终没有派人接她回来。在山地郡守任上，没有军政大事，王敬弘尽情游玩，数日都不回，内心非常高兴。后来改任桓伟的安西长史、南平太守。离职后，住在作唐县附近。桓玄掌权并篡位后，多次召他赴任，他都没有应召。刘宋开国后，朝廷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的咨议参军。当时府主簿宗协也有高尚志趣，道规也与他相期于清静处世。他们曾共同宴饮，喝醉后，王敬弘因失礼被外司告发，道规当即把他请回来，重新宴饮以示宽待。后来被提拔为中书侍郎，这才带着全家从作唐返回都城。后来转任黄门侍郎，但他没有接受。又任太尉从事中郎，出任吴兴太守。他原先居住在余杭县，对此任命十分满意。不久又被征召为侍中。刘宋高祖西征司马休之时，王敬弘奉命出使慰劳，途中副使潘尚病倒，王敬弘独自驾船将他送回都城，潘尚生死不明，有关部门奏请免除其官职，皇帝批准了。王敬弘还未换下朝服，就遇赦免，重新恢复官职。建立宋国初年，任度支尚书，后升任太常。高祖登基，任命他为宣训卫尉，加封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任吏部尚书，散骑常侍职位不变。王敬弘每次被任命或征召，都立刻应命赴任，到任后不久便辞去，高祖赞赏他的志节，不随意违背。又任命他为庐陵王的老师，加散骑常侍，他自谦德行浅薄，不适合做王的表率，坚决推辞不接受。又任命他为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本州中正，但他都没有接受。太祖即位后，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任江夏王的老师。元嘉三年，出任尚书仆射。他负责处理公文，从不亲自阅读。曾参与审理案件，皇帝问他疑难案件，王敬弘不回答。皇帝脸色变了，问左右：“为什么不对我呈递的案卷进行审核？”王敬弘说：“我得到案卷才读过，自己也看不懂。”皇帝很不高兴。六年，升任尚书令，王敬弘坚决推辞，上表请求返回东部，皇帝无法强求。改任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给予二十名亲信侍从。他推辞侍中、特进，请求减少一半亲信，未被允许。后来他返回东部，皇帝到冶亭为他饯行。十二年，被征召为太子少傅。王敬弘到京城上表说：“我看到诏书任命我为太子少傅，内心震惊惶恐，喜悦与忧虑交织。我年老体衰，早已远离荣华，不曾想到圣上仍赐予我如此大恩。太子之位，关系四海，非我这种德薄之人所可担当。如今朝廷内外才俊辈出，选拔之才众多，况且在山林草庐中，难道就没有高洁之士？而我这种愚钝老朽之人，竟玷污了朝廷清誉。唉，我这卑微之人，再也不能承担重大职责了。之所以还留在朝廷，只是仰望圣颜，想实现《系辞》中所说的忠心而已。如果我如今能回去，就是死也不遗憾了。”皇帝没有批准。他多次上表，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他返回东部时，皇帝身体不适，他亲自前往探视。十六年，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职位不变。他再次到京城上表说：“我此前多次上表，以为我真诚的意愿已经传达，但天意深远，尚未获得宽恕，不敢安居，一直拖着往返。我听说君子行道，忘我自身，反复思量这些话，或许可以勉力自持。然而我年事已高，志向与愿望已背道而驰。按礼制，七十岁后可称老而传家，家道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朝廷任职？恳请陛下体恤我晚年，怜悯我一次，特别收回圣恩，让我返回家乡，这样天道下济，我心也终得满足。”最终仍不接受，返回东部。二十三年，再次被任命，上表说：“我躬耕于南澧，不求名利。先帝从蛮荆之地提拔我，给予我国士之遇。陛下继位，又特别关照，因此感激，忠心报国。虽有犬马之诚，却未获任何回报。年近九十，身体已衰，生命将尽，永别阳光，隐居山野。谨冒昧上表，心中悲伤已久。”第二年，在余杭舍亭山去世，享年八十八岁。追赠原职。顺帝升明二年下诏说：“一个人清正廉洁，品行高尚，德行深藏，礼节昭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敬弘，品行清正，志向高远，德行布施于宫庙，道义影响乡野。他高洁不慕权势，凝神于尘世之外，人格清高，成为世风淳朴的表率。历朝重用，声名远扬，但其功绩记载缺失，谋略深藏，仍令人怀念其风范。可详细评定谥号，以彰显追思。”于是追谥为“文贞公”。王敬弘身形短小，但坐起端庄，桓玄曾说他“像弹棋的八种姿态”。他所居舍亭山，林木溪涧环绕，登高望远景色优美，人们称他为“王东山”。太祖曾问治理国家的得失，王敬弘回答：“天下有道，百姓不议论政事。”太祖十分欣赏他的回答。宫中常有两位老婢女，戴着五条绦带、五股辫子，穿着青纹短衣短裤，用朱砂绘脸。女儿嫁给了尚书仆射何尚之的弟弟何述之。王敬弘曾去何家探望女儿，当时何尚之不在，便寄宿在何家的斋室里。不久何尚之回来，王敬弘派两个婢女守在阁楼，不让何尚之进去，说：“正热，受不了见面，请你先回去。”何尚之便移居到别的房间。他的儿子王恢之被召为秘书郎，王敬弘为他请求担任奉朝请，写信给他道：“秘书职位少，因此竞争激烈；奉朝请职位多，因此没有竞争。我希望你处于不争之地。”太祖赞赏并批准了此事。王敬弘看到子孙一年中最多见一两次，每次见面都定好日期。王恢之曾请假回东省亲，王敬弘定好日期相见，到那天却未能赴约，假期将尽，王恢之请求辞别，王敬弘叫他上前，到了阁楼又不见他。王恢之在门外拜别，流着泪离去。王恢之后来任新安太守，后升为中大夫。王恢之的弟弟王瓒之，在世祖大明年间任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谥号“贞子”。王瓒之的弟弟王升之任都官尚书。王升之的儿子王延之，在升明末年任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彦德，庐江灊人。曾祖何准，品行高洁，不接受征召。祖父何恢曾任南康太守。父亲何叔度，为人恭敬谨慎，有良好德行。何叔度的姨母嫁给沛郡刘璩，与叔度母亲感情深厚，叔度母亲早亡，他侍奉姨母如同亲生母亲。姨母去世后，每逢初一、十五必定前往吊唁，还亲自设祭，供养食具尽皆精美，亲自到场照料。若赶上公事，便先派人送去祭品，自己亲手准备、细心整理，流泪送别。公事结束后，立刻前往吊唁，这成为常态，直到三年守孝期满。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被劫，其父王睦向官府自首。当时新规定，凡劫人者处斩刑，其家人全部处死。王睦自首后，按法律有疑问。当时何叔度任尚书，提出：“立法除奸，应以情理为本，不是说一个人被劫，全家都应处死。之所以令同族共罪，是为鼓励人们揭发恶人，使其摆脱家庭束缚。王睦父子若都逃亡，割断亲情，反而互相捆绑，这在情理上令人悲伤，也是不合情理的。若令凶人无法在家中安身，也无法逃脱刑罚，才能彻底杜绝根源。王睦既然已揭发并送人，其他人再无理由揭发，应全盘赦免。”后任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官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赞他清廉自守。元嘉八年去世。

何尚之年轻时轻浮，喜欢玩摴蒱（一种游戏），长大后改过自新，以操守和德行为人所称道。受到陈郡谢混的赏识，与之交游。家境贫寒，初任临津县令。刘宋高祖任征南将军时，被补为府主簿。随军征伐长安，因公务问题被免职，返回都城。因常年劳苦，生病多年，靠喝妇人乳才痊愈。因参战有功，被赐爵位为都乡侯。少帝即位，任庐陵王义真车骑参军。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关系不和，常有不满言论，何尚之劝诫，未被采纳。义真被废后，入朝任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后，出任临川内史，后入朝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因父丧离职。服丧结束后，复任左卫将军，兼任太子中庶子。何尚之擅长文辞，经常与人宴饮应酬，深得太祖赏识。十二年，升任侍中，中庶子职务不变。不久改任游击将军。十三年，彭城王刘义康想任命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太祖不答应。于是任命何尚之为丹阳尹，他在城南郊外建宅，设立玄学，聚集学生。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等人都慕名前来求学，称为“南学”。他女儿嫁给刘湛的儿子刘黯，然而刘湛与他关系不密切。刘湛想担任丹阳尹，便将何尚之调任为祠部尚书，兼任国子祭酒。何尚之非常不满。刘湛被诛后，何尚之升任吏部尚书。当时左卫将军范晔掌握机密要务，何尚之察觉他心怀不轨，上奏太祖，建议将他外调出任广州，如果他在朝廷造反，朝廷必须严加惩处，以免诛杀大臣，损害皇威。太祖说：“刚杀了刘湛等人，本打算提拔年轻后进。范晔尚未表现出过失，就轻易贬斥，别人会认为你们不能容人，反而信以为真谗言。只要大家知道如此，就不会产生大变。”后来范晔果然谋反，太祖没有处罚，此事得到化解。当时打算分荆州设郢州，讨论新州驻地。江夏王义恭主张设于巴陵，何尚之认为：“夏口位于荆江之中，正对沔口，连接雍州、梁州，是水路枢纽，历来为重要据点，根基稳固。如今将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划归新州，设镇于夏口，已有城池，水路宽广，可容大船。竟陵可顺水直达荆州，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距离江夏都差不多，各郡到夏口都可顺流而下，极为便利。湘州辖十一郡，其巴陵靠近长江，距离夏口较近，若分出湘中地区，新州反而更大，也可割让巴陵划归新州，这样较为合理。”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荆、扬二州合计人口占天下一半，是东晋以来的根基，朝廷把军政大权交于亲信。因此义宣凭借西楚富强，依靠十年基业，积怨已久，图谋称帝。而建立郢州，矫枉过正，将藩镇割裂，导致实力削弱，外藩孤立。若君主临朝，权力出自中央，亲信在外，虽有强臣，亦无大患。若时局动荡，君主年幼孱弱，即使臣下怀有野心，也只限于外患，根本原因在于齐、楚之争，此为兴衰之根。何尚之的建议切合实际，可谓通达治国之道。

大明二年，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职位依旧。他平时在家常戴鹿皮帽，到被封为开府时，皇帝在殿前举行仪式，百官陪列，沈庆之在殿中戏谑他说：“今天为什么不戴鹿皮帽了？”沈庆之多次辞让官位爵位，朝廷劝说非常坚定。何尚之说：“君主虚怀若谷，宽待臣下，怎能坚决推辞？”沈庆之说：“沈公不效法何公，离去又回来啊！”何尚之羞愧难当。何尚之爱好文采，老而不辍，常与太常颜延之辩论文辞，在当时传为佳话。他为人节制简单，车马衣食朴素，妻子去世后不再娶，也无妾室。他执掌朝政时，远离权力，不举荐亲戚故旧，因此虽有怨言，却也因此受到称赞。后来又以原官任中书令。四年病重，皇帝派侍中沈怀文、黄门侍郎王钊前往探病。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司空，侍中、中书令职位不变。谥号为“简穆公”。儿子王偃，另有所述。何尚之弟弟何悠之，曾任义兴太守、侍中、太常。与琅邪王徽交好。何悠之去世后，王徽写信给王偃说：“我和何悠之，只遗憾相识太晚，常觉得他了解我。若论我的小善，同情我能力不足，唯有贤明的叔父才能做到。”何悠之弟弟何愉之，任新安太守。愉之弟弟何翌之，任都官尚书。悠之儿子何颙之，娶了太祖第四女临海惠公主。太宗时代，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评论：自东晋以来，国家根基在于扬州与荆州。扬州自庐江、蠡县以北，临江而大，地势辽阔；荆州则包括湘、沅流域，跨过巫山，控制荆楚要地。两地人口、疆域，远超全国一半。西晋初期，皇权微弱，实权掌握在辅臣手中，荆、扬二州的刺史，地位如同关中与陕右的重镇。刘宋建立后，权力不能转移，这两州始终掌握在亲信手中。因此义宣依仗西楚富庶，凭借十载基业，积怨日深，遂图谋夺取皇位。而建郢州分割扬州，矫枉过直，藩镇被分裂，实力削弱，导致外患暴露，军政大权就此尽失。若君主亲临，能自行施政，亲信在外，不至于强盛。若时局动荡，君主年幼，虽然亲信怀有祸心，也仅能产生外部忌惮，根本原因在于齐、楚之争，此为兴衰之根本。何尚之的建议切中要害，堪称通晓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