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瞻 孔琳之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嘆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以素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遣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晙，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凊，嘗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鹹納屢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己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羨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後。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曌，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國常侍。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閣祭酒。桓玄時議欲廢錢用谷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谷，工自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谷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溼谷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谷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谷邪。魏明帝時，錢廢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爲宜複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谷帛而用錢，足以明谷帛之弊，著於已試。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鉅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谷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闢，蓋淳薄既異，致化實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則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不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兇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肖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遊費，實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兇”又曰“昔事故饑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於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或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週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脂艱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餚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誇，貧者爲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徵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蒞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頹。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並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雲：中丞何得行兇，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鬥，兇勢輈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互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兇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雲羨之不禁，或雲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兇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兇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己有短垣，而自逾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勳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疏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訛變，奸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鹹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兇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饑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渴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盪滌圓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宋書》•卷五十六·列傳第十六·謝瞻 孔琳之
譯文：
謝瞻，字宣遠，另名檐，字通遠，是陳郡陽夏人，是衛將軍謝晦的第三兄。六歲時就能寫文章，創作了《紫石英贊》和《果然詩》，當時才學之士無不驚歎讚賞。他最初擔任桓偉的安西參軍，後任楚臺祕書郎。謝瞻幼年喪父，由叔母劉氏撫養長大，感情深厚，兄弟之間如同骨肉。劉氏的弟弟柳擔任吳郡太守，準備帶姐姐一同前往，謝瞻無法推辭，便辭去職務隨行，擔任柳的建威長史。不久後，他轉任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後升爲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再任宋國中書和黃門侍郎，又任相國從事中郎。
他的弟弟謝晦當時擔任宋臺右衛，權勢已經很大，於是從彭城返回都城迎家人，賓客雲集，街巷擁堵。當時謝瞻正在家中，驚駭地對謝晦說：“你名位尚淺，卻已有如此多人追隨，我們家族一向崇尚淡泊，不願參與政事，交友也僅限於親朋，而你卻權勢顯赫，傾覆朝野，這難道是家族的福分嗎？”於是他用籬笆隔開自家門庭，說：“我不忍心看到這種景象。”等謝晦回到彭城後，謝瞻又向高祖進言：“我本是普通人家，父輩祖輩官職不過二千石。弟弟才三十歲，志向平庸，如今卻位居要職，身居重要職位，福氣過重，災禍必至，這不應是長久之福。懇請陛下降下貶職，以保我家族衰落之中不失安寧。”他前後多次上書陳情。高祖遂任命他爲吳興郡太守，謝瞻再次上書請求，最終被任命爲豫章太守。
謝晦有時向謝瞻透露朝廷機密，謝瞻便轉而向親友講說，當作玩笑來譏諷，以斷絕謝晦的言論。因此謝晦得以建立輔佐國政的功業，地位日益尊貴，謝瞻更加憂懼不安。永初二年，謝瞻在郡中患病，不願自行治療，不久便病逝。謝晦聽到消息後立刻趕往探望，見面後謝瞻說：“你身爲國家大臣，又統兵重職，萬里遠行，一定會引起懷疑和誹謗。”當時果然有人誣告謝晦謀反。謝瞻病重後回到都城，因謝晦是禁軍將領，不能外出住宿，高祖便讓謝瞻住在晉南郡公主的夫婿羊賁舊居，位於領軍府東門。謝瞻說：“我有先人留下的舊屋，何必住在別人的住宅？”臨終前，他寫信給謝晦說：“我得保全性命，迴歸山陵安葬，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弟弟應努力勉勵自己，爲國家、爲家庭竭盡全力。”謝瞻終年三十五歲。
謝瞻擅長文章寫作，辭藻優美，與族叔謝混、族弟謝靈運並駕齊驅。謝靈運的父親謝瑛沒有才華，擔任過祕書郎，早年便去世。謝靈運喜好評論人物，謝混對此深感憂慮，想加以遏制，卻找不到合適的方法。便對謝瞻說：“只有你才能辦到。”於是與謝晦、謝曜、謝弘微等人一起遊玩，讓謝瞻與謝靈運同乘一輛車。謝靈運一登車就開始品評人物，謝瞻對他說：“祕書郎早逝，評論人物的人衆說紛紜。”謝靈運沉默不語，從此言論逐漸衰微。
謝瞻的弟弟謝晙，字宣鏡，幼年便有非凡的品行。幾歲時，母親郭氏長期患病，他每天早晚爲母親端湯送飯，按時服藥，從不懈怠，勤懇恭敬，面容憂戚，從未改變。擔心僕人因照料母親而疲憊懈怠，親自承擔所有勞作。母親因怕驚嚇，任何細微的舉動都格外小心，一家大小都深受感動，紛紛效仿，敬畏謹慎，持續十餘年。他最初擔任州主簿，後任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不久升爲祕書丞。自認爲兄長居於權貴，自己獲得超常提拔，便堅決推辭不就。徐羨之請他擔任司空長史、黃門郎，但元嘉三年，因參與謀反案被處死，時年三十一歲。朝廷下詔赦免其子謝世平，但謝世平也早逝，無後人。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祖上沈曾任晉代丞相掾，其父沈曌爲光祿大夫。孔琳之爲人剛正有志，喜愛文學、音律，會彈棋，擅長草書和隸書。他曾被郡府任命爲主簿，拒絕就職，後被徵召爲本國常侍。桓玄輔政時任太尉，任命他爲西閣祭酒。桓玄曾提議廢除錢幣改用穀物和布帛，孔琳之反對，認爲《洪範》八政中，貨利位居食糧之前，是因爲交易是生活的必要基礎。若取消交易，百姓必須從事鑄錢，這會妨害生計，雖可禁止，但並非根本解決。當今農民務農，工匠制器，四民各從事本業，何曾需要錢？聖人制定政策，只使用無用的貨品，而流通真正有用的物資，既避免了毀壞財物的損失，又省去了運輸之苦，因此錢幣自古以來能替代龜甲貝殼，歷代不斷使用。若用穀物布帛作爲貨幣，則造成巨大損失，且被商人損耗，被剪裁破壞，這弊端已明顯可見。如鍾繇所說：“奸巧之人，囤積溼谷謀利，以薄絹充作資本。”魏朝用嚴刑，也無法禁止。因此，司馬芝認爲用錢不僅能增強國家實力，還能減少刑罰。錢幣不再使用，是因爲戰亂長期持續，最終被廢棄，這是有原因的，漢末即曾如此。現在既然恢復使用，卻又立刻廢止，就會使百姓失去財富，陷入困頓。若將全國的穀物收歸集中，用於供給百姓生活，或倉庫存儲富足，或糧倉充足，以互相支援，那麼貧者便能依靠富者，其根本途徑正是通過錢幣實現。一旦取消錢幣，就會變成無糧之民，坐等飢餓，這便是廢除錢幣的嚴重弊端。而且，目前使用錢幣的地方並不貧困，使用穀物布帛的地方也未必富裕。百姓習慣已久，一旦改革必定混亂。俗語說：“利益不到百倍，人們不會輕易改變職業。”更何況錢幣使用起來便捷，豈會比穀物差？魏明帝時期，曾廢除錢幣改用穀物布帛，已三十多年，因對百姓不利，朝廷才重新討論，認爲應恢復使用錢幣，百姓無不贊同，朝中也無異議。他們尚且願意舍谷帛而用錢幣，足以證明谷帛作爲貨幣的弊病。有些人認爲魏朝不用錢幣很久，積累財富鉅萬，因此想恢復用錢，以利國富民，這顯然不合理。昔日晉文公的舅舅狐偃曾提出改革，而齊國的季孫氏也表示信任，認爲即使一時有功勞，也不如萬世之益。那時賢能之士衆多，君子滿朝，謀劃國家根本利益，決定治國要務。如果穀物真的比錢幣更便利，他們不會昧於眼前的短暫之利，而破壞長久穩定的制度，這種變革顯然只是出於困境後的無奈之舉。近年孝武帝末年，天下安寧，年歲豐盛，百姓安居樂業，穀物布帛豐富，幾乎家家富裕充足，實驗證明，錢並不妨礙百姓生活。然而最近戰亂頻繁，災荒不斷，人民飢寒未解，正是由於此。皇上能及時革除弊端，整頓視聽，提倡敦本固本的教化，明定農業政策，尊重農時，百姓迴歸農耕，不從事投機，國家自然安定，南方農田儘可耕種，土地無一荒廢。因此，天下太平可期，何須擔憂衣食問題？我認爲，解決弊病的方法，不應是廢除錢幣。
桓玄又提議恢復肉刑，孔琳之認爲：“唐堯虞舜時期實行象刑，夏禹設立死刑，說明社會風氣淳樸與衰敗不同，但治世理念是一致的，寬嚴相濟，視情況而定。《尚書》說‘刑罰隨時代而輕重’，說明是隨時代變化的。三代時期社會淳樸，事務簡單，所以很少有人觸犯法律。而末世社會風氣浮躁，事務繁雜，因此動輒觸犯法網。若在衰亂時期，推行三千種刑罰，必然會激起極端惡劣的事件，這是五帝時代不循舊法，肉刑不可全部恢復的原因。漢文帝出於仁慈之心，想寬恕犯人，開闢自我悔改之路，革新制度，號稱‘刑罰廢除’，但實則名輕而義重，反而加劇了人民苦難。因此，漢景帝繼位後，將刑罰減輕以緩和，但百姓懈怠，違法者反而增多，因此不能僅僅靠減輕刑罰來治理。可見，過去的制度其實並非理想，歷代都經過詳細研究，卻未能找到恰當的中庸之道。戰亂之後，刑法更重。棄市之刑，本來是斬斷右腳，漢文帝誤用此法，後代沿襲未改，所以先賢極爲遺憾，至今仍無明確論斷。鍾繇、陳羣雖有不同意見，但都主張用斬斷右腳來替代棄市。若採納此法，將救活大量百姓。減輕死刑，確實爲輕法，但人心畏懼顯赫的懲罰，而輕視微小的危險。因此，盤盂上刻銘文，腰佩韋弦，何況普通人，更容易被影響。若看不到懲罰，便不警戒；若天天看到，則驚心駭目。由此可見，加強刑罰未必不傷民，減輕刑罰未必不令人畏懼，但可以真正救活百姓，使他們得以繁衍後代，仁德既濟民，功業也更廣。如今所擔憂的，是逃亡者居多，屢次叛亂未能杜絕，他們無處可逃，也應以此儆效，杜絕惡根。至於其他條文，應保留原制。豈能說它合理？只是提出建議，以供參考。”桓玄喜歡附和討好，孔琳之卻不願順從，因此未被賞識。後任楚臺員外散騎侍郎。母親去世，辭官守孝。服喪期滿後，被任命爲司徒左西掾，因父親退職，主動辭官。當時司馬休之任會稽內史、後將軍，復任孔琳之爲長史。父親去世，辭官守喪。服喪結束，補任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其任職期間政績顯著。
當時衆官員紛紛上奏建議，認爲應整頓教育，改善刑罰，審查官員，明確獎懲，選拔優秀人才，發展農業，減少賦稅。孔琳之在衆人建議之外，提出另外幾條意見：
一、皇帝的印信用來區分官職高低，確立信物。最高官員是皇帝，最尊貴的爵位是公侯。但傳國玉璽自古相傳，歷代沿用，封爵印信世代相承，貴在保持傳統，不應輕易改動。如今只有州尉使用一枚印信，其他內外官員每升遷，就更換印信，其道理我尚不能理解。若說官員姓氏不同，與傳襲不同，則不如異代的區別大。若從名望看，雖有許多公卿之貴，也不及帝王之重。若說因有被誅殺的官員，忌其不潔，那麼漢代用秦朝的玉璽，延祚四百年，卻未聽說以子嬰被殺國亡爲由而棄之不用。帝王公侯之尊，從未懷疑傳印，而一般臣僚卑微，又憑什麼懷疑自己用印呢？史書上從未記載此說，依類推斷，顯然違背原則。如今每年都要雕刻印信，既浪費金銀銅鐵，又無實際意義，不符合因循舊制、簡約高效的原則。我建議，各類官府統一使用一枚印信，不必頻繁更換。若新設官職，則因官多印少，文書常有遺失，方可重新鑄造，這樣可節省財政，爲國庫所用。
二、凶門（即送葬時用的豪華棺材、裝飾）並非禮制所載，起源於末代，形成習慣，逐漸成爲傳統。從天子到平民，皆以此爲俗，其實有其來源，但一旦改革，必將引起恐慌。若無關係，又背離禮制，保留它並無明確意義，取消它也無明顯損失，應嚴格遵循先代典制，改革後世錯誤，何況這還耗費民財。現在士人喪禮大多按鄉野習俗辦理，每次所需費用動輒數萬，損耗百姓財力，卻無實際意義。尤其對貧寒百姓，人們往往傾家蕩產，竭盡全力，所謂“喪之以禮”，難道就是這種狀況嗎？我認爲應嚴格遵循古代禮制，一律取消凶門之俗，改用素色扇子，即可表明喪事。
三、從前大饑荒時，米穀絹帛價格高昂，後來米價回落，但絹價反而上漲一倍。綿和絹貴，使養蠶業增加，儘管勤勉加倍，價格仍不下降。我認爲這是有原因的。饑荒前，軍用品只用鎧甲，袍子、外套、披肩等只在戰時使用，長期存於倉庫，從不損壞。現在儀仗隊、衛兵及使者送迎，均使用袍子、外套等，不僅一個府署如此，全軍皆然。絲綿易損，難以長期使用，白天禦寒，晚上睡覺，不到一年便破爛不堪。每次新絲棉上市，官府便高價收購，各地官府爭相收買，動輒數千萬，價格不斷攀升，造成高價，實因如此。民間生活困難，官府倉庫也空虛。我認爲，若護衛用到，是不可廢除的，其他場合應繼續使用鎧甲。臨時差事、普通送迎，只需提供兵器，不必使用鎧甲。只要使用簡略，價格自然下降。
四、不恥於喫粗劣食物，是君子的修養。如今飲食奢華風氣已延續多年。雖然國家提倡節儉，但這種風氣仍未改變。人們所喜的不過是一味菜，擺盤必方丈大小，僅滿足口腹之外，都是爲取悅視覺，富人以此炫耀，窮人因此耗盡家產，大家都鄙視，卻無人能獨自改變。我認爲應適當限制菜品等級，使奢侈與節儉適度。若強行不改，應加以貶斥，這樣節儉之風自然會傳播。
孔琳之升任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任平西將軍時，任命他爲長史，又任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後又任高祖平北、徵西長史，升爲侍中。宋朝建立初期，任命他爲宋國侍中。後外調任吳興太守，因公事被免職。永初二年，任御史中丞。他爲人正直，執法嚴明，從不屈服。他上奏彈劾尚書令徐羨之說：“臣聽說，侍奉上級以遵守法度爲恭敬，治理下屬以威嚴爲嚴謹。這樣，朝廷制度才能清明，百姓治理才嚴肅。若此道衰落，則法紀將頹廢。今年七日，臣參加太子正式宴會，宴會結束後乘車離去，正巧有官員騎馬在臣車前，強行抓捕並驅趕；又有官員辱罵、威脅，要求記錄。凡公事，臣常擔心混亂，叮囑他們不要追問，可此人仍辱罵不止，臣便下令記錄。此人拒絕下馬，大聲叫嚷，兩名儀仗兵走來，將臣逮捕。尚書令省事倪宗還拉住儀仗兵，強行毆打臣下。倪宗說：‘中丞爲何行兇，敢私自逮捕我府官員？’凡是中丞依法逮捕，所有儀仗人員都被拘捕。臣下令下屬不得反抗，但對方兇橫跋扈，片刻後才散去。又有衆人聚集在臣車旁，逮捕樊馬子，互相毆打，甚至將他打倒在地，無法回到尚書檯。臣本人並無過錯，也無對質，卻被誣陷。徐羨之是朝廷重臣，卻濫用權力，破壞法治。臣爲此痛心疾首。”當時朝廷震怒，徐羨之被罷官。
後世評論：自古以來，人們因追求財富，逐漸拋棄本業，囤積珍奇物品，遠取未命名的貨物，明珠翡翠、無足飛馳，絲織品、文犀角，無需飛翔已可流通，天下皆以此爲常。豐收時大家財富滿倉，災荒時又減去糧倉。銅錢雖厚，卻無法救荒於堯舜年；貝殼大如車輪，也無法解渴於湯王時代，其弊端已深重。本應全面廢除錢幣，專用穀物布帛，使百姓明白勤於生計纔是正道。千匹爲貨，難以攜帶；萬斛交易，遠不如越鄉之便，這足以使投機者自知收斂，遊民迴歸本業。但隨着時代推移，百姓已適應生活，有的倉庫堆積腐爛的穀物，糧倉卻仍空缺；有的家庭雖藏有錢財，卻無耕種之田。若突然改變，政策廢止，交易便無依託，百姓無法承受。因此，應先簡化浮華、杜絕虛假，迴歸淳樸，拋棄美玉，清整珠玉；然後引導百姓迴歸耕種，使縑帛糧食氾濫，如同水火一般充足；之後徹底清除舊法，熔鑄新幣，建立制度，世代相傳。屆時百姓安居樂業，怎能不如同唐堯盛世？桓玄只看到改革的開端，而看不到最終成效；孔琳之看到了末尾，卻未能統領根本。他們哪裏想到，改革必須顧全始末，不能只憑一時之談，就認爲可行。
納蘭青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