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瞻 孔琳之谢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初为桓伟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於至亲。刘弟柳为吴郡，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解职随从，为柳建威长史。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於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高祖以瞻为吴兴郡，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忧惧。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闻疾奔往，瞻见之，曰“汝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时果有诉告晦反者。瞻疾笃还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在领军府东门。瞻曰“吾有先人弊庐，何为於此”临终，遣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遂卒，时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灵运父瑛，无才能。为秘书郎，早年而亡。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弟晙，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晨昏温凊，尝药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病畏惊，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咸纳屡而行，屏气而语，如此者十馀年。初为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俄迁秘书丞。自以兄居权贵，己蒙超擢，固辞不就。徐羡之请为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从坐伏诛，时年三十一。有诏宥其子世平，又早卒，无后。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沈，晋丞相掾。父曌，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国常侍。桓玄辅政为太尉，以为西阁祭酒。桓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肄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敝，著於自曩。故钟繇曰：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自至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於已试。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於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饑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玄又议复肉刑，琳之以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网。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贵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恨恨，议之而未辩。钟繇、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众矣。降死之生，诚为轻法，然人情慎显而轻昧，忽远而惊近，是以盘盂有铭，韦弦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则忽而不戒，日陈於前，则惊心骇瞩。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伤，轻之不必不惧，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产育，仁既济物，功亦益众。又今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肃戒未犯，永绝恶原。至於余条，宜依旧制。岂曰允中，贵献管穴”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顺旨，是以不见知。迁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遭母忧，去职。服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时司马休之为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以琳之为长史。父忧，去官。服阕，补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所居著绩。时责众官献便宜，议者以为宜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务农简调。琳之於众议之外，别建言曰“夫玺印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於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不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传玺，人臣众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肖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於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於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於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饑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於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虽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於袍袄裲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或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唯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卧，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於斯，私服为脂艰贵，官库为之空尽。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又曰“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肴馔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殚产，众所同鄙，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俭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迁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领平西将军，以为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宋台初建，除宋国侍中。出为吴兴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为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挠。奏劾尚书令徐羡之曰“臣闻事上以奉宪为恭，临下以威严为整。然后朝典惟明，莅众必肃。斯道或替，则宪纲其颓。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咨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辀张，有顷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车侧，录收捕樊马子，互行筑马子顿伏，不能还台。臣自录非，本无对校，而宗敢乘势凶恣，篡夺罪身。尚书令臣羡之，与臣列车，纷纭若此，或云羡之不禁，或云羡之禁而不止。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陵犯监司，凶声彰赫，容纵宗等，曾无纠问，亏损国威，无大臣之体，不有准绳，风裁何寄。羡之内居朝右，外司辇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肃是风轨。致使宇下纵肆，凌暴宪司，凶赫之声，起自京邑，所谓己有短垣，而自逾之。又宗为篡夺之主，纵不纠问，二三亏违，宜有裁贬。请免羡之所居官，以公还第。宗等篡夺之愆，已属掌故御史随事检处”诏曰“小人难可检御，司空无所问，余如奏”羡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宪示物。时羡之领扬州刺史，琳之弟璩之为治中，羡之使璩之解释琳之，停寝其事。琳之不许。璩之固陈，琳之谓曰“我触忤宰相，正当罪止一身尔，汝必不应从坐，何须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肃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经兰台，亲加临幸。又领本州大中正，迁祠部尚书。不治产业，家尤贫素。景平元年，卒，时年五十五。追赠太常。子邈，有父风，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邈子觊，别有传。觊弟道存，世祖大明中，历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为侍中，行雍州事。事败自杀。史臣曰：民生所贵，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民天。是以九棘播於农皇，十朋兴於上代。昔醇民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於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稌之资，饑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饑於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渴於汤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於怀璧。万斛为市，未易於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与事习，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於水火。既而荡涤圆法，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於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宋书》•卷五十六·列传第十六·谢瞻 孔琳之
译文：
谢瞻，字宣远，另名檐，字通远，是陈郡阳夏人，是卫将军谢晦的第三兄。六岁时就能写文章，创作了《紫石英赞》和《果然诗》，当时才学之士无不惊叹赞赏。他最初担任桓伟的安西参军，后任楚台秘书郎。谢瞻幼年丧父，由叔母刘氏抚养长大，感情深厚，兄弟之间如同骨肉。刘氏的弟弟柳担任吴郡太守，准备带姐姐一同前往，谢瞻无法推辞，便辞去职务随行，担任柳的建威长史。不久后，他转任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后升为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再任宋国中书和黄门侍郎，又任相国从事中郎。
他的弟弟谢晦当时担任宋台右卫，权势已经很大，于是从彭城返回都城迎家人，宾客云集，街巷拥堵。当时谢瞻正在家中，惊骇地对谢晦说：“你名位尚浅，却已有如此多人追随，我们家族一向崇尚淡泊，不愿参与政事，交友也仅限于亲朋，而你却权势显赫，倾覆朝野，这难道是家族的福分吗？”于是他用篱笆隔开自家门庭，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景象。”等谢晦回到彭城后，谢瞻又向高祖进言：“我本是普通人家，父辈祖辈官职不过二千石。弟弟才三十岁，志向平庸，如今却位居要职，身居重要职位，福气过重，灾祸必至，这不应是长久之福。恳请陛下降下贬职，以保我家族衰落之中不失安宁。”他前后多次上书陈情。高祖遂任命他为吴兴郡太守，谢瞻再次上书请求，最终被任命为豫章太守。
谢晦有时向谢瞻透露朝廷机密，谢瞻便转而向亲友讲说，当作玩笑来讥讽，以断绝谢晦的言论。因此谢晦得以建立辅佐国政的功业，地位日益尊贵，谢瞻更加忧惧不安。永初二年，谢瞻在郡中患病，不愿自行治疗，不久便病逝。谢晦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往探望，见面后谢瞻说：“你身为国家大臣，又统兵重职，万里远行，一定会引起怀疑和诽谤。”当时果然有人诬告谢晦谋反。谢瞻病重后回到都城，因谢晦是禁军将领，不能外出住宿，高祖便让谢瞻住在晋南郡公主的夫婿羊贲旧居，位于领军府东门。谢瞻说：“我有先人留下的旧屋，何必住在别人的住宅？”临终前，他写信给谢晦说：“我得保全性命，回归山陵安葬，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弟弟应努力勉励自己，为国家、为家庭竭尽全力。”谢瞻终年三十五岁。
谢瞻擅长文章写作，辞藻优美，与族叔谢混、族弟谢灵运并驾齐驱。谢灵运的父亲谢瑛没有才华，担任过秘书郎，早年便去世。谢灵运喜好评论人物，谢混对此深感忧虑，想加以遏制，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便对谢瞻说：“只有你才能办到。”于是与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人一起游玩，让谢瞻与谢灵运同乘一辆车。谢灵运一登车就开始品评人物，谢瞻对他说：“秘书郎早逝，评论人物的人众说纷纭。”谢灵运沉默不语，从此言论逐渐衰微。
谢瞻的弟弟谢晙，字宣镜，幼年便有非凡的品行。几岁时，母亲郭氏长期患病，他每天早晚为母亲端汤送饭，按时服药，从不懈怠，勤恳恭敬，面容忧戚，从未改变。担心仆人因照料母亲而疲惫懈怠，亲自承担所有劳作。母亲因怕惊吓，任何细微的举动都格外小心，一家大小都深受感动，纷纷效仿，敬畏谨慎，持续十余年。他最初担任州主簿，后任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不久升为秘书丞。自认为兄长居于权贵，自己获得超常提拔，便坚决推辞不就。徐羡之请他担任司空长史、黄门郎，但元嘉三年，因参与谋反案被处死，时年三十一岁。朝廷下诏赦免其子谢世平，但谢世平也早逝，无后人。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上沈曾任晋代丞相掾，其父沈曌为光禄大夫。孔琳之为人刚正有志，喜爱文学、音律，会弹棋，擅长草书和隶书。他曾被郡府任命为主簿，拒绝就职，后被征召为本国常侍。桓玄辅政时任太尉，任命他为西阁祭酒。桓玄曾提议废除钱币改用谷物和布帛，孔琳之反对，认为《洪范》八政中，货利位居食粮之前，是因为交易是生活的必要基础。若取消交易，百姓必须从事铸钱，这会妨害生计，虽可禁止，但并非根本解决。当今农民务农，工匠制器，四民各从事本业，何曾需要钱？圣人制定政策，只使用无用的货品，而流通真正有用的物资，既避免了毁坏财物的损失，又省去了运输之苦，因此钱币自古以来能替代龟甲贝壳，历代不断使用。若用谷物布帛作为货币，则造成巨大损失，且被商人损耗，被剪裁破坏，这弊端已明显可见。如钟繇所说：“奸巧之人，囤积湿谷谋利，以薄绢充作资本。”魏朝用严刑，也无法禁止。因此，司马芝认为用钱不仅能增强国家实力，还能减少刑罚。钱币不再使用，是因为战乱长期持续，最终被废弃，这是有原因的，汉末即曾如此。现在既然恢复使用，却又立刻废止，就会使百姓失去财富，陷入困顿。若将全国的谷物收归集中，用于供给百姓生活，或仓库存储富足，或粮仓充足，以互相支援，那么贫者便能依靠富者，其根本途径正是通过钱币实现。一旦取消钱币，就会变成无粮之民，坐等饥饿，这便是废除钱币的严重弊端。而且，目前使用钱币的地方并不贫困，使用谷物布帛的地方也未必富裕。百姓习惯已久，一旦改革必定混乱。俗语说：“利益不到百倍，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职业。”更何况钱币使用起来便捷，岂会比谷物差？魏明帝时期，曾废除钱币改用谷物布帛，已三十多年，因对百姓不利，朝廷才重新讨论，认为应恢复使用钱币，百姓无不赞同，朝中也无异议。他们尚且愿意舍谷帛而用钱币，足以证明谷帛作为货币的弊病。有些人认为魏朝不用钱币很久，积累财富巨万，因此想恢复用钱，以利国富民，这显然不合理。昔日晋文公的舅舅狐偃曾提出改革，而齐国的季孙氏也表示信任，认为即使一时有功劳，也不如万世之益。那时贤能之士众多，君子满朝，谋划国家根本利益，决定治国要务。如果谷物真的比钱币更便利，他们不会昧于眼前的短暂之利，而破坏长久稳定的制度，这种变革显然只是出于困境后的无奈之举。近年孝武帝末年，天下安宁，年岁丰盛，百姓安居乐业，谷物布帛丰富，几乎家家富裕充足，实验证明，钱并不妨碍百姓生活。然而最近战乱频繁，灾荒不断，人民饥寒未解，正是由于此。皇上能及时革除弊端，整顿视听，提倡敦本固本的教化，明定农业政策，尊重农时，百姓回归农耕，不从事投机，国家自然安定，南方农田尽可耕种，土地无一荒废。因此，天下太平可期，何须担忧衣食问题？我认为，解决弊病的方法，不应是废除钱币。
桓玄又提议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唐尧虞舜时期实行象刑，夏禹设立死刑，说明社会风气淳朴与衰败不同，但治世理念是一致的，宽严相济，视情况而定。《尚书》说‘刑罚随时代而轻重’，说明是随时代变化的。三代时期社会淳朴，事务简单，所以很少有人触犯法律。而末世社会风气浮躁，事务繁杂，因此动辄触犯法网。若在衰乱时期，推行三千种刑罚，必然会激起极端恶劣的事件，这是五帝时代不循旧法，肉刑不可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出于仁慈之心，想宽恕犯人，开辟自我悔改之路，革新制度，号称‘刑罚废除’，但实则名轻而义重，反而加剧了人民苦难。因此，汉景帝继位后，将刑罚减轻以缓和，但百姓懈怠，违法者反而增多，因此不能仅仅靠减轻刑罚来治理。可见，过去的制度其实并非理想，历代都经过详细研究，却未能找到恰当的中庸之道。战乱之后，刑法更重。弃市之刑，本来是斩断右脚，汉文帝误用此法，后代沿袭未改，所以先贤极为遗憾，至今仍无明确论断。钟繇、陈群虽有不同意见，但都主张用斩断右脚来替代弃市。若采纳此法，将救活大量百姓。减轻死刑，确实为轻法，但人心畏惧显赫的惩罚，而轻视微小的危险。因此，盘盂上刻铭文，腰佩韦弦，何况普通人，更容易被影响。若看不到惩罚，便不警戒；若天天看到，则惊心骇目。由此可见，加强刑罚未必不伤民，减轻刑罚未必不令人畏惧，但可以真正救活百姓，使他们得以繁衍后代，仁德既济民，功业也更广。如今所担忧的，是逃亡者居多，屡次叛乱未能杜绝，他们无处可逃，也应以此儆效，杜绝恶根。至于其他条文，应保留原制。岂能说它合理？只是提出建议，以供参考。”桓玄喜欢附和讨好，孔琳之却不愿顺从，因此未被赏识。后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母亲去世，辞官守孝。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司徒左西掾，因父亲退职，主动辞官。当时司马休之任会稽内史、后将军，复任孔琳之为长史。父亲去世，辞官守丧。服丧结束，补任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其任职期间政绩显著。
当时众官员纷纷上奏建议，认为应整顿教育，改善刑罚，审查官员，明确奖惩，选拔优秀人才，发展农业，减少赋税。孔琳之在众人建议之外，提出另外几条意见：
一、皇帝的印信用来区分官职高低，确立信物。最高官员是皇帝，最尊贵的爵位是公侯。但传国玉玺自古相传，历代沿用，封爵印信世代相承，贵在保持传统，不应轻易改动。如今只有州尉使用一枚印信，其他内外官员每升迁，就更换印信，其道理我尚不能理解。若说官员姓氏不同，与传袭不同，则不如异代的区别大。若从名望看，虽有许多公卿之贵，也不及帝王之重。若说因有被诛杀的官员，忌其不洁，那么汉代用秦朝的玉玺，延祚四百年，却未听说以子婴被杀国亡为由而弃之不用。帝王公侯之尊，从未怀疑传印，而一般臣僚卑微，又凭什么怀疑自己用印呢？史书上从未记载此说，依类推断，显然违背原则。如今每年都要雕刻印信，既浪费金银铜铁，又无实际意义，不符合因循旧制、简约高效的原则。我建议，各类官府统一使用一枚印信，不必频繁更换。若新设官职，则因官多印少，文书常有遗失，方可重新铸造，这样可节省财政，为国库所用。
二、凶门（即送葬时用的豪华棺材、装饰）并非礼制所载，起源于末代，形成习惯，逐渐成为传统。从天子到平民，皆以此为俗，其实有其来源，但一旦改革，必将引起恐慌。若无关系，又背离礼制，保留它并无明确意义，取消它也无明显损失，应严格遵循先代典制，改革后世错误，何况这还耗费民财。现在士人丧礼大多按乡野习俗办理，每次所需费用动辄数万，损耗百姓财力，却无实际意义。尤其对贫寒百姓，人们往往倾家荡产，竭尽全力，所谓“丧之以礼”，难道就是这种状况吗？我认为应严格遵循古代礼制，一律取消凶门之俗，改用素色扇子，即可表明丧事。
三、从前大饥荒时，米谷绢帛价格高昂，后来米价回落，但绢价反而上涨一倍。绵和绢贵，使养蚕业增加，尽管勤勉加倍，价格仍不下降。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饥荒前，军用品只用铠甲，袍子、外套、披肩等只在战时使用，长期存于仓库，从不损坏。现在仪仗队、卫兵及使者送迎，均使用袍子、外套等，不仅一个府署如此，全军皆然。丝绵易损，难以长期使用，白天御寒，晚上睡觉，不到一年便破烂不堪。每次新丝棉上市，官府便高价收购，各地官府争相收买，动辄数千万，价格不断攀升，造成高价，实因如此。民间生活困难，官府仓库也空虚。我认为，若护卫用到，是不可废除的，其他场合应继续使用铠甲。临时差事、普通送迎，只需提供兵器，不必使用铠甲。只要使用简略，价格自然下降。
四、不耻于吃粗劣食物，是君子的修养。如今饮食奢华风气已延续多年。虽然国家提倡节俭，但这种风气仍未改变。人们所喜的不过是一味菜，摆盘必方丈大小，仅满足口腹之外，都是为取悦视觉，富人以此炫耀，穷人因此耗尽家产，大家都鄙视，却无人能独自改变。我认为应适当限制菜品等级，使奢侈与节俭适度。若强行不改，应加以贬斥，这样节俭之风自然会传播。
孔琳之升任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任平西将军时，任命他为长史，又任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后又任高祖平北、征西长史，升为侍中。宋朝建立初期，任命他为宋国侍中。后外调任吴兴太守，因公事被免职。永初二年，任御史中丞。他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从不屈服。他上奏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说：“臣听说，侍奉上级以遵守法度为恭敬，治理下属以威严为严谨。这样，朝廷制度才能清明，百姓治理才严肃。若此道衰落，则法纪将颓废。今年七日，臣参加太子正式宴会，宴会结束后乘车离去，正巧有官员骑马在臣车前，强行抓捕并驱赶；又有官员辱骂、威胁，要求记录。凡公事，臣常担心混乱，叮嘱他们不要追问，可此人仍辱骂不止，臣便下令记录。此人拒绝下马，大声叫嚷，两名仪仗兵走来，将臣逮捕。尚书令省事倪宗还拉住仪仗兵，强行殴打臣下。倪宗说：‘中丞为何行凶，敢私自逮捕我府官员？’凡是中丞依法逮捕，所有仪仗人员都被拘捕。臣下令下属不得反抗，但对方凶横跋扈，片刻后才散去。又有众人聚集在臣车旁，逮捕樊马子，互相殴打，甚至将他打倒在地，无法回到尚书台。臣本人并无过错，也无对质，却被诬陷。徐羡之是朝廷重臣，却滥用权力，破坏法治。臣为此痛心疾首。”当时朝廷震怒，徐羡之被罢官。
后世评论：自古以来，人们因追求财富，逐渐抛弃本业，囤积珍奇物品，远取未命名的货物，明珠翡翠、无足飞驰，丝织品、文犀角，无需飞翔已可流通，天下皆以此为常。丰收时大家财富满仓，灾荒时又减去粮仓。铜钱虽厚，却无法救荒于尧舜年；贝壳大如车轮，也无法解渴于汤王时代，其弊端已深重。本应全面废除钱币，专用谷物布帛，使百姓明白勤于生计才是正道。千匹为货，难以携带；万斛交易，远不如越乡之便，这足以使投机者自知收敛，游民回归本业。但随着时代推移，百姓已适应生活，有的仓库堆积腐烂的谷物，粮仓却仍空缺；有的家庭虽藏有钱财，却无耕种之田。若突然改变，政策废止，交易便无依托，百姓无法承受。因此，应先简化浮华、杜绝虚假，回归淳朴，抛弃美玉，清整珠玉；然后引导百姓回归耕种，使缣帛粮食泛滥，如同水火一般充足；之后彻底清除旧法，熔铸新币，建立制度，世代相传。届时百姓安居乐业，怎能不如同唐尧盛世？桓玄只看到改革的开端，而看不到最终成效；孔琳之看到了末尾，却未能统领根本。他们哪里想到，改革必须顾全始末，不能只凭一时之谈，就认为可行。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