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卷五十五·列传第十五·臧焘 徐广 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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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制的问答百余条,至今仍被采用。
臧焘,字彦道,为官清正,重视礼制。他向朝廷提出《礼论》一书,主张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人伦秩序的最高规范。他认为,礼不仅体现于君臣、父子之间的尊卑,也体现在婚娶、冠礼、丧葬等重大人生礼仪中。礼是“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的根本之道,其来源深远,影响广泛,非有大智慧者难以洞悉。自秦朝暴政焚书坑儒,礼乐典籍几乎全毁,汉初虽有搜集残本,但体例混乱,条理断缺。后世学者虽各有注解,但理解各异,传承分歧,内容芜杂。因此,他建议应重新考究,厘定适用于新时代的国家礼制。他恳切上书,表示自己学识浅薄,不敢承担,但仍愿献出五十二条见解,以供参考。朝廷采纳其意见。
徐广,字景玄,博学多才,通晓经籍,尤精《三礼》。年少时家境贫穷,孤苦无依,却勤奋读书,有高尚德行。义熙初年,出任建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后因辞官被免职,又任会稽征虏参军。他主张礼法应合情理,反对机械僵化。曾针对剡县一案提出异议:黄初之妻赵氏殴打息载之妻王氏致死,王氏有父母及子女,依法应流放二千里。徐广认为,父子、祖孙之间情同一体,不应因法律条文而割裂亲情。若强令分置,则将导致“父子孙祖相残”,违背先王立法初衷。他主张应令赵氏避王氏的“期功”之亲,徙居千里外即可,且子女随同,不应断绝亲情。朝廷采纳其议。
徐广在地方任职有政绩,后入朝为左民尚书,因正直拒假而被罢免,后以白衣身份继续任职。历任太常、秘书监等职。其著作《答礼问》百余条,被后世广泛引用,成为礼制研究的重要参考。晚年归乡于晋陵,自请归老,朝廷批准,赏赐丰厚。他一生好学不倦,直至终老,享年七十四岁。
傅隆,字伯祚,北地人。家族早年显达,曾祖为司徒属,祖父、父亲皆早亡,自幼孤苦,没有亲戚相依,却以学问德行自立。义熙初年,四十岁才得授建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后因辞官遭免,复任会稽征虏参军。后历任多地官员,佐理三军八年,出任给事中,又入朝为祠部郎、丹阳丞,后任尚书左丞。因族弟为仆射,按礼制应回避,改任太子率更令,后又任庐陵王车骑参军,出仕山阴令。太祖元嘉初年,升为司徒右长史,后转任御史中丞,执法严明,深得人心。
傅隆曾提出:百姓黄初妻赵氏殴击息载妻王氏致死,王氏有父母与子女,依律应流放二千里。傅隆认为,父子之间情同骨肉,祖孙血缘相连,所谓“称”与“赵”虽分隔三代,但情理一体,不应割裂。若以“杀人父母”之律施之,将导致“父子孙祖相残”,违背先王“明罚”与“教爱”之本意。且旧律明言“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而“父子孙祖”皆不在此列,故赵氏仅应避期功之亲,徙居千里即可。子女应随同,不得阻隔。若强行分置,则父子之间情义断绝,违背人伦根本。其主张为后世所采纳。
后调任义兴太守,在任有政绩。后任左民尚书,因正直而被罢官,以白衣领职。又改任太常。元嘉十四年,太祖命其研读新撰《礼论》,傅隆上表称自己学识浅薄,无法通晓师说,但愿以所见五十二事进言,以表恭敬之心。表文强调礼为根本,贯通天人,关系国政与人伦。自秦汉以来,礼制屡经损益,体例混乱,各派注疏各异,难以统一。因此,应重新考订,定下适合当朝的礼制制度。太祖称其“钦明玄圣”,勉励礼乐复兴,傅隆深感责任重大,遂上表献议。
后因年老致仕,拜为光禄大夫。归隐后,手不释卷,每日抄写书籍,博学多通,尤其精通《三礼》。于元嘉二十八年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史臣评论曰:在民间选拔贤才,则能成就个人德业;在朝廷任用士子,则风气得以弘扬。《六经》博大精深,是治国修身的正道;百家杂说,多为速成之术。汉代举士,重视乡里德学,推崇本末学问,不崇尚浮华虚饰。因此,人们勤于从师,家家专精一门,学术成就显著,一时之间,学府如市,学子云集,著录达万人之多。所以,官位以学问获得,身居以道义立身。自魏晋以来,君主偏爱文辞小技,士人弃章句而趋奇巧,选士制度脱离民间,多凭台阁评定,由一人耳目断定贤否,万中无一。因此,官职靠声誉取得,学问不为个人所修,趋附虚荣,轻视踏实学问。士人自此放弃经典,各寻利禄,早出晚归,只为谋生。学校教育之业,自魏黄初至晋末百余年,儒学几乎衰落。高祖即位后,议建国学,因国事繁忙未能及时实施,至元嘉年间才建成。虽不及汉代盛况,但已有振兴气象。皇帝亲临学宫,储君北面行礼,后生罕见,老者首次目睹,是国家教育的一大盛事。
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等,皆忠于圣贤之道,不因世俗潮流而改变,名垂后世,实属自然。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等,皆志趣于经学,为后学者所称道。庾蔚之虽略通《礼记》,但仍注释贺循《丧服》,其书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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