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古代圣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一直到最低贱的奴仆、守门人、守关守卫者,他们的爵位、俸禄、衣食、住宅、车马、棺椁、祭祀、生与死的礼制,都有明确的等级差别,卑微者不得僭越尊贵者,地位低下的不得超越高官。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下有序,百姓心志安定。于是,统治者根据各地的土地、河流、山丘、平坦肥沃之地、低湿地等自然条件,教导百姓种植树木、畜养牲畜。五谷、六畜,乃至鱼类、龟鳖、飞鸟、走兽,以及木材、器物等生产生活所需物资,都能得到良好培育。这些物资都是为了养活人民、安葬死者而存在的,因此必须按时培育,合理使用。草木未落时,不砍伐山林;豺狼、水獭未繁殖之前,不设陷阱于田野;鹰隼未猎取之前,不使用箭弩捕猎。遵循自然节气来获取自然资源,但仍保持山林不滥砍滥伐,水泽不破坏幼嫩生命,禁止捕杀幼虫、鱼卵、小兽,以顺应时节,调和天地之气,使万物繁衍兴旺,资源储备充足,才能实现社会安定和生活所需。
然后,四种职业的人依据当地物产,发挥各自的才能,勤勉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专心经营自己的事业,彼此合作、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不靠政府征调,却能使远近地区都富足起来。正如《易经》所说:“君主以财富来辅助天地之宜,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各种物资完备,制作各种器物以造福天下,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这就是所说的道理。
《管子》说:古代的士、工、商、农四种人不能混居。士人于闲暇时谈论仁义道德,工匠在官府讨论技艺,商人于市集商议利弊,农民在田间谋划耕种,他们每天从事本业,生活稳定,不会因外界变化而迁移。因此,父辈的教养自然有效,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即可成才,各自安心居住,乐享职业,饮食甘美,服饰舒适。即便见到奇丽华贵的事物,也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此,不会模仿,就像中原人与边远民族之间,互不融合。所以欲望稀少,行事节制,财富充足却不会争夺。因此执政者以德行引导人民,以礼仪规范行为,百姓便知羞耻而恭敬,尊重道义而轻视利益。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直言正道、不施苛政、自然治理的根本原因。
到了西周衰落,礼制崩坏,诸侯大肆修建华美的宫殿,大夫们用华丽的柱子、彩饰的梁木,甚至在朝廷上举行八佾舞,演奏《雍》乐。礼制败坏的风气传到百姓,大家纷纷丢弃本分,弃农经商,种植业减少,商业活动增多,粮食紧缺,物资过剩。到桓公、文公时代以后,礼义彻底衰败,上下互相冒犯,各国政令不同,家庭风俗各异,欲望难以节制,僭越之风无止无尽。于是商人追逐稀有货物,工匠制造无用器物,士人违背正道,追逐时兴的风气以谋取利益。伪君子背弃真实而追求名声,奸人侵犯法纪而贪图财富,篡夺王位者称王称公,强夺家业者称雄称霸。礼义无法约束君子,刑罚也无法威慑小人。富人穿锦绣华服,拥有众多马匹、肉食,而穷人则衣不蔽体,只靠粗粮饮水。他们作为普通百姓,地位平等,却是以财富互相称臣,即使沦为奴仆,也毫不怨恨。因此,那些善于伪装、欺诈、搞非法勾当的人,可以在世上一时得意;而坚持正道、遵守准则的人,却常陷入贫困与饥饿。这种风气是从上层开始的,源于法律制度的失控。所以,我把这些事例记录下来,用以警示后世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便任用范蠡等贤人,励精图治。他重用能人,善于治国。国家逐渐富强,百姓安居,终于复仇成功。在他治理下,粮食充足,军事强大,国力振兴。他深知唯有以德服人,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西汉初年,许多地方的商人因经营有方而致富。如成都的罗裒,最初在京城经商,身带数十万财富,被平陵的石氏所赏识。石氏家资雄厚,信任罗裒,给予大量资金,让他往来于巴蜀之间,几年间积聚财富达千万。罗裒将一半财富赠予曲阳、定陵的侯王,依靠其权力在各郡国之间借贷,无人敢违约。他兼营食盐与井水之利,一年之内收入翻倍,财富积累日盛。再如宛地的孔氏,原为梁地人,以冶铁为业,秦灭魏后被迁至南阳,大力发展冶铁,修建大型水田,骑马游历诸侯,借助商业之利,拥有游侠公子般的名声。但后来他过度追求利润,变得非常吝啬,家资达到数千金,使得南阳所有商人效法孔氏的豪奢风气。鲁地人素来节俭,而丙氏尤为如此,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巨万之数。他们家庭内部制定严格规矩,父兄子弟约定,不得随意取用他人财物,借贷亦有节制,商旅往来遍及全国。由于这种做法,邹鲁一带的人纷纷放弃读书,转而投身于商业。齐地风俗轻视奴仆,唯独刀间认为奴仆是可贵之物。他收留凶狠狡诈的奴仆,让他们负责鱼盐贸易,甚至派他们与车马护卫同行,越加信任,最终发挥出巨大作用,家族财富达数千万。因此说:“宁愿拥有官爵,也不愿意拥有刀间这样的豪奴”,意思是说,只要能让他掌握奴隶,就能使奴才自得其利,尽其能力,从而致富。刀间家族衰落之后,在成帝、哀帝时期,临淄姓伟家族财富达到五千万。周地商贾最为精明,而师史尤为突出,车马成群,往来于各国,无所不到。洛阳一带居住的富商,彼此以长期经商为荣,路过城邑也不愿进入。凭借这种才能,师史积累财富达十千万。后来师史衰落,至成帝、哀帝及王莽时期,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也积累了十千万财富。王莽曾任命他们为“纳言士”,想效仿汉武帝之策,但终究未能得到利益。
宣曲任氏,先祖是管理仓储的小官。秦亡之际,其他豪强争相抢夺金银,而任氏却只储存粮食。楚汉相争时,荥阳百姓无法耕种,米价高达每石万钱,而豪强的金银全被任氏收入囊中,因此他由此发家致富。任氏虽富,却保持节俭,专以务农、养畜为本,不追求奢侈。别人争相购买廉价商品,他却只购买优质货物,富足持续数代。家中有严格规定:没有田地和畜牧业带来的收入,不得穿衣服、吃东西;公务未完成,不得饮酒食肉。因此他成为邻里中的榜样,虽富而不失清誉,因此受到朝廷重视。在塞外,只有桥桃拥有马千匹,牛两千,羊一万,粮食上万钟。吴楚叛乱时,长安的列侯封君都带军出征,向富商借贷资金,但无人愿借。只有毋盐氏慷慨借款千金,利息为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平定,一年之内,毋盐氏利息翻十倍,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富裕了关中地区。关中一带的富商大贾,大都以田地为主,如韦家、栗氏、安陵杜氏等家族都极为富庶。早年富有的人逐渐衰败,从元帝到成帝,直至王莽时期,京师富户如杜陵的樊嘉、茂陵的挚网、平陵的如氏、苴氏、长安的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成为天下首富。其中樊嘉财富达五千万,其余也都达到巨万级别。王孙大卿靠钱财供养门客,与豪强交往,王莽任其为京师市令,相当于汉代的东市主管。这些事例尤为显著。
此外,各诸侯国中,有许多富商兼业致富,靠贿赂往来,赢得乡里尊重,数不胜数。例如秦地的杨氏以种田致富,一州领先,翁伯以贩卖脂膏倾覆全县,张氏靠卖酱奢侈享乐,质氏靠做酒酱而享受宴食,浊氏靠卖腌肉而骑马出行,张里靠医马而敲响钟鼓,他们均已越过法律的边界,违法乱纪。然而,这些商人大多守本分,稳健经营,逐渐积累财富。但像蜀地的卓氏、宛地的孔氏、齐地的刀间,他们直接垄断山川、铜铁、盐、鱼、市井等资源,运筹帷幄,上面争取王室利益,下层压制普通百姓的产业,都是贪婪奢侈、逾越法度的恶行。更何况,有人掘坟盗尸、偷盗财宝,以非法手段积累财富,像曲叔、稽发、雍乐成等,地位高而行为恶劣,严重败坏礼法,破坏风俗,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这应为当世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