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演義》•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陽團結西南 孫中山宣言北伐
(注:《民國演義》並非“四書五經”中的著作,而是民國時期的歷史小說,屬於現代文學作品,並非傳統儒家經典。因此,文中所引內容並非出自四書五經。若問題要求翻譯“四書五經”中的文章,應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經典原文爲對象。現根據您的請求,僅提供原文內容的現代漢語翻譯,不涉及“四書五經”範疇之誤讀。)
話說盧永祥、何豐林、臧致平三人下野之後,戰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奉天和廣東都反對外來的曹錕勢力,各自採取行動。廣東方面,東江地區的戰事因爲雙方都已筋疲力盡,變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吳佩孚見陳炯明無法得勢,便命令廣西的陸榮廷和江西的方本仁迅速進攻廣東,但這些進攻都未能奏效。沈鴻英本應助陣,卻反而投靠了孫中山,回廣西攻打陸榮廷,這樣一來,吳佩孚不僅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反而又多了一個敵人。沈鴻英的反覆無常,在民國軍閥中是極爲罕見的。
廣東方面由於財政困難,而北伐又極爲重要,也無法不努力籌措資金。當時財政部門提出要統一馬路兩側的店鋪所有權,以改善道路狀況,於是徵收“鋪底捐”:所有臨街店鋪按鋪面價值繳納20%的費用,作爲使用馬路的代價。此外,還增設了租捐、特種藥品捐、珠寶玉石捐、儀仗捐等苛捐雜稅,各地商店紛紛團結起來反對,商界還商議採取總罷市的方式來抗議。他們還聯合全市的商會和周邊鄉鎮的民兵組織,以“聯防”爲名,聚集在廣州,向政府施加壓力。
此時,廣東省長徐紹楨已辭職,但他對國家大事仍極爲關注。聽到這一情況後,他擔心局勢會擾亂治安,便立即出面調停。商界提出七項要求:
一、永久取消統一馬路業權案;
二、取消租捐;
三、取消特種藥品捐;
四、取消所有其他擬議的苛捐雜稅;
五、軍隊全部撤出市區;
六、歸還各江輪船使用權,以恢復交通;
七、撤換財政廳長陳其瑗職務。
徐紹楨經過幾天調解,廣東省長楊庶堪才發佈佈告,宣佈取消馬路統一業權案。但商界認爲“永遠”二字缺失,堅決不接受,堅持必須永久取消。徐紹楨只好繼續反覆協商,最終楊庶堪答應在原案中加入“永久取消”字樣,其他各項雜稅也全部取消。這場風波至此告一段落。
那些原本爲總罷市而來的商團與鄉團,現在看到問題解決了,便陸續返回各自防區。不久,各團代表又召開會議,設立“聯防總辦事處”。這一舉動卻被野心家看中,因爲此前商會會長陳廉伯曾祕密從挪威購買大量軍械,導致各地出現大規模罷市,商團與駐軍之間發生衝突,甚至牽涉到外交事務。只看孫中山先生在9月1日發佈的對外宣言,就能看出端倪。
這份宣言原文如下:
自從廣州滙豐銀行買辦公開叛抗我國政府以來,我便懷疑其叛國行爲背後有英國帝國主義的影子。但我並不完全相信,因爲英國工黨目前執政,該黨在議會中和政綱中多次表達對被壓迫民族的支持。因此,我曾期待工黨政府掌權後,能真正實踐其承諾,至少放棄過去以炮艦政策壓迫中國的歷史,開啓一個尊重中國主權、平等互利的國際新秩序。然而,8月29日,英國總領事向我國政府發函,稱沙面領事團“抗議我方對無防禦城市開炮的野蠻行徑”。其最後幾句話,實際上等同於宣戰。信中寫道:“我已接到上級海軍軍官命令,如果中國當局對城市開炮,所有英國海海軍將立即介入行動。”我們堅決拒絕“對無防禦城市開炮”這種荒謬說法。須知,我國政府對廣州實施軍事行動,僅限於西關郭外的一小部分區域,而這正是陳廉伯叛亂武裝的據點。這種說法的來源,其實與新加坡屠殺事件、印度阿立察、埃及、愛爾蘭等地的暴行有關,完全是帝國主義熱狂的集中表現。其他國家暫且不提,最近在我國萬縣的英國海軍,竟不惜炮擊無武裝城市,直到兩名中國同胞被捕,未經審判便被處決,才心滿意足地罷休。那麼,這種暴行難道可以作爲樣板,用於攻擊另一箇中國的城市政府嗎?我感到,英國帝國主義的這一舉動,其動機遠比表面更惡劣。回顧過去十二年,帝國主義強國在外交、輿論和各類貸款上,始終支持反革命勢力,這種一貫的立場,說明他們並不真正意圖摧毀我國的國民黨政府。因爲如今有反政府行爲的領導者,正是在華帝國主義最強大的代理人之一。
我國政府面對這種挑釁,唯一有效的應對方法,便是堅決反擊。而所謂“英國工黨政府”,卻反而威脅要推翻我國政府,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帝國主義所要摧毀的,正是中國唯一堅持革命精神、抵抗反革命勢力的國民黨政府,正是我國抵抗帝國主義干涉、完成民族復興的唯一中心。因此,英國軍隊一旦對中國發動進攻,也就等於是對革命政權的直接攻擊。
過去我們曾爲推翻清朝而努力,現在,我們將開始一個新的時代——爲推翻帝國主義干涉中國、清除革命道路上最大障礙而奮鬥。
這場風波,後來由範石生、廖行超兩人調停,最終得以解決。之後,由於陳廉伯被利用,又發生過一次重大變故,這屬於後話,暫且不提。
再說,孫中山先生因東南和東北戰事不斷,經常召集要員討論北伐計劃。那天正開會時,忽然傳來消息:石青陽要來見他。原來,石青陽自從熊克武戰敗後,因在四川無立足之地,只得暫時離開,後來得知熊克武在雲南、貴州邊境,便前往雲南投靠唐繼堯。
唐繼堯原本就有吞併四川的野心,聽聞石青陽到來,非常歡迎,立刻派代表去迎接。石青陽抵達省城後,唐繼堯親自出面迎接,一見如故,彷彿老友重逢。坐下後,石青陽問了些雲南當前的情況,又簡要說明了四川戰事失敗的原因。唐繼堯嘆息道:“錦帆兄是我多年的友人,我日夜期盼你能平定全川,驅逐北方勢力,爲西南各省打開局面。可惜功敗垂成。”
石青陽分析道:
目前北方軍閥曹錕、吳佩孚野心勃勃,正積極擴張,他們勾結內亂勢力,煽動地方叛亂,不斷蠶食中國富庶地區。廣東雖地處偏遠,但戰略地位極爲重要,是國家的“心臟區域”。若不能及時遏制他們,南方將首當其衝。
如果曹錕、吳佩孚得志,必將南下侵擾,浙江、上海一旦失守,廣東將陷入“噬臍之禍”——就像人被自己肚子裏的毒蟲咬住,再無法逃脫。因此,保護浙江、上海,就等於保障廣東的安全。
過去我們主張和平統一,希望以大義團結各方,共同消弭戰禍。但北方軍閥反其道而行,不僅窮兵黷武,還拉攏叛兵,煽動地方勢力,致使全國動盪,東江、湘中、北江等地相繼爆發叛亂。當時廣東僅靠一隅之力,對抗四面敵人,全靠將士奮戰和民衆支持才得以堅守。
但當這些軍閥看到無法在廣東取得優勢後,反而愈發膽大妄爲,先是利用賄賂手段擾亂選舉,後來又煽動軍隊進攻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造成東南戰火連綿。他們深知,只要控制東南,就能逐步擴大戰果,進而威脅全國。
我們明白,這場動亂的根源,正是曹、吳兩股勢力的貪婪與暴行。其他小軍閥不過是依附他們求生存的“走狗”。只要剷除曹、吳,禍亂自會平息。
因此,我已正式下令各路將領齊集北上,討伐這些賊寇,儘快將大本營移至韶州,以便統一指揮,最終與各軍會師長江,飲馬黃河,安定中原。
至於戰後事務,交由地方官員處理。過去幾年,廣東人民爲軍隊提供物資,負擔沉重,財政困難,軍費開支繁重,地方政府又無能爲力,導致苛捐雜稅接連出現,人民生活困苦,物價飛漲,民生艱難。
革命是全國民衆的共同責任,而廣東人民的負擔最爲沉重,這已經讓廣東人民極爲不滿。有些軍隊將領紀律鬆弛,橫徵暴斂,貪官污吏以籌餉爲名,藉機中飽私囊,嚴重損害了人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交通中斷,商業凋敝,令人痛心疾首。
人民對革命政府逐漸產生失望,尤其商人階層更爲不滿。然而,革命的理想與革命的執行方式是兩碼事。革命宗旨始終如一,政府也從未放棄。目前廣東出現的問題,是執行過程中的失誤,而非理念的根本錯誤。若因表面問題而否定革命本身,進而反對革命政府的存在,那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消除這種阻力。
過去三十餘年,我與同志始終堅持革命理念,即便面對全國的反對和非議,也從未退縮。從滿洲政府的高壓統治,到世人對我們的辱罵和指責,我們都泰然處之。廣東人民最清楚這一點。因此,爲廣東人民、爲商民計,唯有支持革命政府,堅持革命理念,同時與政府協商,改進執行方式。
過去的弊端,是人民長期對國家事務漠不關心,不願與政府合作。政府爲維持存在,不得不強行徵稅、調集資源,從而造成與人民之間的隔閡。如今,我們願意改變策略,主動改革,與民衆攜手共進。
我們鄭重宣佈以下三項決定:
第一,短期內全面調動軍隊,實施北伐;
第二,將廣東交由廣東人民自治,立即改組廣州市政廳,市長由民衆選舉產生,作爲全省自治的先導;
第三,立即廢除所有苛捐雜稅,由民選官員重新制定稅法。
這三點,政府已決心實行。廣東人民應清楚,政府在革命的執行方式上,完全願意順應民意,做出調整。但人民也必須堅定支持革命理念,支持政府,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民權與和平。
十三年來積壓的改革與建設,就在此刻得以推進。中華民國,必因之而振興。
各省人民聽說孫中山誓師北伐,無不翹首以待,期盼革命軍隊早日到來。正如詩句所言:
大地干戈無了日,萬民端望義師來。
未來的局勢如何,敬請期待下回。
——
毒蛇咬手,壯士斷腕。自民國建立以來,十餘年過去,民不聊生,根本原因在於革命成果未能徹底落實。就像毒蛇已經咬住了手,若不願斬斷手腕,毒素便會蔓延全身,終究不可救藥。閱讀孫中山北伐宣言與佈告,我們才明白他“不願輕易動用武力,卻不得不戰”的苦衷。人民本就渴望和平,一旦明白了北伐的真正目的——是爲了實現真正的和平,自然會奮起響應,共同支持正義軍隊。北伐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全民覺醒與團結支持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