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注:《民国演义》并非“四书五经”中的著作,而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小说,属于现代文学作品,并非传统儒家经典。因此,文中所引内容并非出自四书五经。若问题要求翻译“四书五经”中的文章,应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原文为对象。现根据您的请求,仅提供原文内容的现代汉语翻译,不涉及“四书五经”范畴之误读。)
话说卢永祥、何丰林、臧致平三人下野之后,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奉天和广东都反对外来的曹锟势力,各自采取行动。广东方面,东江地区的战事因为双方都已筋疲力尽,变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吴佩孚见陈炯明无法得势,便命令广西的陆荣廷和江西的方本仁迅速进攻广东,但这些进攻都未能奏效。沈鸿英本应助阵,却反而投靠了孙中山,回广西攻打陆荣廷,这样一来,吴佩孚不仅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反而又多了一个敌人。沈鸿英的反复无常,在民国军阀中是极为罕见的。
广东方面由于财政困难,而北伐又极为重要,也无法不努力筹措资金。当时财政部门提出要统一马路两侧的店铺所有权,以改善道路状况,于是征收“铺底捐”:所有临街店铺按铺面价值缴纳20%的费用,作为使用马路的代价。此外,还增设了租捐、特种药品捐、珠宝玉石捐、仪仗捐等苛捐杂税,各地商店纷纷团结起来反对,商界还商议采取总罢市的方式来抗议。他们还联合全市的商会和周边乡镇的民兵组织,以“联防”为名,聚集在广州,向政府施加压力。
此时,广东省长徐绍桢已辞职,但他对国家大事仍极为关注。听到这一情况后,他担心局势会扰乱治安,便立即出面调停。商界提出七项要求:
一、永久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
二、取消租捐;
三、取消特种药品捐;
四、取消所有其他拟议的苛捐杂税;
五、军队全部撤出市区;
六、归还各江轮船使用权,以恢复交通;
七、撤换财政厅长陈其瑗职务。
徐绍桢经过几天调解,广东省长杨庶堪才发布布告,宣布取消马路统一业权案。但商界认为“永远”二字缺失,坚决不接受,坚持必须永久取消。徐绍桢只好继续反复协商,最终杨庶堪答应在原案中加入“永久取消”字样,其他各项杂税也全部取消。这场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那些原本为总罢市而来的商团与乡团,现在看到问题解决了,便陆续返回各自防区。不久,各团代表又召开会议,设立“联防总办事处”。这一举动却被野心家看中,因为此前商会会长陈廉伯曾秘密从挪威购买大量军械,导致各地出现大规模罢市,商团与驻军之间发生冲突,甚至牵涉到外交事务。只看孙中山先生在9月1日发布的对外宣言,就能看出端倪。
这份宣言原文如下:
自从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叛抗我国政府以来,我便怀疑其叛国行为背后有英国帝国主义的影子。但我并不完全相信,因为英国工党目前执政,该党在议会中和政纲中多次表达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因此,我曾期待工党政府掌权后,能真正实践其承诺,至少放弃过去以炮舰政策压迫中国的历史,开启一个尊重中国主权、平等互利的国际新秩序。然而,8月29日,英国总领事向我国政府发函,称沙面领事团“抗议我方对无防御城市开炮的野蛮行径”。其最后几句话,实际上等同于宣战。信中写道:“我已接到上级海军军官命令,如果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英国海海军将立即介入行动。”我们坚决拒绝“对无防御城市开炮”这种荒谬说法。须知,我国政府对广州实施军事行动,仅限于西关郭外的一小部分区域,而这正是陈廉伯叛乱武装的据点。这种说法的来源,其实与新加坡屠杀事件、印度阿立察、埃及、爱尔兰等地的暴行有关,完全是帝国主义热狂的集中表现。其他国家暂且不提,最近在我国万县的英国海军,竟不惜炮击无武装城市,直到两名中国同胞被捕,未经审判便被处决,才心满意足地罢休。那么,这种暴行难道可以作为样板,用于攻击另一个中国的城市政府吗?我感到,英国帝国主义的这一举动,其动机远比表面更恶劣。回顾过去十二年,帝国主义强国在外交、舆论和各类贷款上,始终支持反革命势力,这种一贯的立场,说明他们并不真正意图摧毁我国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如今有反政府行为的领导者,正是在华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代理人之一。
我国政府面对这种挑衅,唯一有效的应对方法,便是坚决反击。而所谓“英国工党政府”,却反而威胁要推翻我国政府,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帝国主义所要摧毁的,正是中国唯一坚持革命精神、抵抗反革命势力的国民党政府,正是我国抵抗帝国主义干涉、完成民族复兴的唯一中心。因此,英国军队一旦对中国发动进攻,也就等于是对革命政权的直接攻击。
过去我们曾为推翻清朝而努力,现在,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为推翻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清除革命道路上最大障碍而奋斗。
这场风波,后来由范石生、廖行超两人调停,最终得以解决。之后,由于陈廉伯被利用,又发生过一次重大变故,这属于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孙中山先生因东南和东北战事不断,经常召集要员讨论北伐计划。那天正开会时,忽然传来消息:石青阳要来见他。原来,石青阳自从熊克武战败后,因在四川无立足之地,只得暂时离开,后来得知熊克武在云南、贵州边境,便前往云南投靠唐继尧。
唐继尧原本就有吞并四川的野心,听闻石青阳到来,非常欢迎,立刻派代表去迎接。石青阳抵达省城后,唐继尧亲自出面迎接,一见如故,仿佛老友重逢。坐下后,石青阳问了些云南当前的情况,又简要说明了四川战事失败的原因。唐继尧叹息道:“锦帆兄是我多年的友人,我日夜期盼你能平定全川,驱逐北方势力,为西南各省打开局面。可惜功败垂成。”
石青阳分析道:
目前北方军阀曹锟、吴佩孚野心勃勃,正积极扩张,他们勾结内乱势力,煽动地方叛乱,不断蚕食中国富庶地区。广东虽地处偏远,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国家的“心脏区域”。若不能及时遏制他们,南方将首当其冲。
如果曹锟、吴佩孚得志,必将南下侵扰,浙江、上海一旦失守,广东将陷入“噬脐之祸”——就像人被自己肚子里的毒虫咬住,再无法逃脱。因此,保护浙江、上海,就等于保障广东的安全。
过去我们主张和平统一,希望以大义团结各方,共同消弭战祸。但北方军阀反其道而行,不仅穷兵黩武,还拉拢叛兵,煽动地方势力,致使全国动荡,东江、湘中、北江等地相继爆发叛乱。当时广东仅靠一隅之力,对抗四面敌人,全靠将士奋战和民众支持才得以坚守。
但当这些军阀看到无法在广东取得优势后,反而愈发胆大妄为,先是利用贿赂手段扰乱选举,后来又煽动军队进攻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造成东南战火连绵。他们深知,只要控制东南,就能逐步扩大战果,进而威胁全国。
我们明白,这场动乱的根源,正是曹、吴两股势力的贪婪与暴行。其他小军阀不过是依附他们求生存的“走狗”。只要铲除曹、吴,祸乱自会平息。
因此,我已正式下令各路将领齐集北上,讨伐这些贼寇,尽快将大本营移至韶州,以便统一指挥,最终与各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安定中原。
至于战后事务,交由地方官员处理。过去几年,广东人民为军队提供物资,负担沉重,财政困难,军费开支繁重,地方政府又无能为力,导致苛捐杂税接连出现,人民生活困苦,物价飞涨,民生艰难。
革命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责任,而广东人民的负担最为沉重,这已经让广东人民极为不满。有些军队将领纪律松弛,横征暴敛,贪官污吏以筹饷为名,借机中饱私囊,严重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交通中断,商业凋敝,令人痛心疾首。
人民对革命政府逐渐产生失望,尤其商人阶层更为不满。然而,革命的理想与革命的执行方式是两码事。革命宗旨始终如一,政府也从未放弃。目前广东出现的问题,是执行过程中的失误,而非理念的根本错误。若因表面问题而否定革命本身,进而反对革命政府的存在,那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种阻力。
过去三十余年,我与同志始终坚持革命理念,即便面对全国的反对和非议,也从未退缩。从满洲政府的高压统治,到世人对我们的辱骂和指责,我们都泰然处之。广东人民最清楚这一点。因此,为广东人民、为商民计,唯有支持革命政府,坚持革命理念,同时与政府协商,改进执行方式。
过去的弊端,是人民长期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不愿与政府合作。政府为维持存在,不得不强行征税、调集资源,从而造成与人民之间的隔阂。如今,我们愿意改变策略,主动改革,与民众携手共进。
我们郑重宣布以下三项决定:
第一,短期内全面调动军队,实施北伐;
第二,将广东交由广东人民自治,立即改组广州市政厅,市长由民众选举产生,作为全省自治的先导;
第三,立即废除所有苛捐杂税,由民选官员重新制定税法。
这三点,政府已决心实行。广东人民应清楚,政府在革命的执行方式上,完全愿意顺应民意,做出调整。但人民也必须坚定支持革命理念,支持政府,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权与和平。
十三年来积压的改革与建设,就在此刻得以推进。中华民国,必因之而振兴。
各省人民听说孙中山誓师北伐,无不翘首以待,期盼革命军队早日到来。正如诗句所言:
大地干戈无了日,万民端望义师来。
未来的局势如何,敬请期待下回。
——
毒蛇咬手,壮士断腕。自民国建立以来,十余年过去,民不聊生,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成果未能彻底落实。就像毒蛇已经咬住了手,若不愿斩断手腕,毒素便会蔓延全身,终究不可救药。阅读孙中山北伐宣言与布告,我们才明白他“不愿轻易动用武力,却不得不战”的苦衷。人民本就渴望和平,一旦明白了北伐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自然会奋起响应,共同支持正义军队。北伐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全民觉醒与团结支持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