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陳炯明在廣州被中山擊敗後，只得退守博羅等處，一面向吳佩孚乞救。吳佩孚雖然擁兵甚衆，無奈鞭長莫及，不能立刻派隊援助，只得電令沈鴻英、方本仁、陸榮廷等，火速入粵。那沈鴻英此時已有歸附中山、回桂攻陸的意思，對於吳佩孚的命令，如何肯受？忽而叛中山，忽而順中山，忽而又叛中山，忽而又欲降中山，沈鴻英之反覆，在中國武人中，可謂罕與倫比。至方本仁目光，全在贛督一席，早有取蔡而代之之心。蔡成勳對他，也似防賊一般，十分留意。方本仁既不離開江西，至失了乘勢而起的機會。蔡成勳更不能接濟子彈餉械，爲虎添翼。有了這兩種原因，吳佩孚的電令，哪裏還能發生效力？三路中又去了一路。陸榮廷在廣西，不過佔得一部分地方，實力有限，也無暇遠征。三路全都沒用了。三路援軍，沒有一路可爲陳炯明實際上的援助。還有湖南的唐生智，也曾奉到吳令，助攻廣東，誰知生智是新派人物，本來反對北軍，因時局緊急，自己實力未充，不曾有露骨表示，如今卻教他進攻廣東，更辦不到。這一路也沒用了。陳炯明見盼不到救軍，只得用離間引誘之法，此公反覆小人，應善此等計劃。運動楊希閔、劉震寰所部的滇、桂軍停止進攻，或竟背叛中山，這一着倒頗有效力。原因中山此時正在全力改組中國國民黨，作根本整頓之圖，對於東江戰事的進行，當然不能十分注意。有了這兩層原因，戰事便日趨沉寂，彷彿入於停頓之中了。至此將戰局暫時擱起，以後本回全寫國民黨改組事情。 說到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動機，卻在去年 民國十二年。秋間，那時有一個名叫高一涵的，在《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批評國民黨的份子太複雜，和組織的不適當，主張加以改組。中山先生見了這個提議，十分滿意，便派汪精衛等着手預備。一面在未改組之先，先在廣州開一次談話會，請黨員發表意見，並規定在一月二十日，民國十三年。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代表由各省黨員各選舉三人，由總理指派三人，其餘如黨綱黨章以及改組手續等，則一切都俟大局決定，並由中山先生髮表一篇改組宣言道： 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祕密的團體而爲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其奮鬥之生涯，犖犖大者，見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漢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諸役，丙辰以往護法諸役。黨之精英，以個人或團體爲主義而捐生命者，不可勝算。當之者摧，攖之者折。其志行之堅，犧牲之大，國中無二。然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程功，不得不自認爲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隨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溷，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爲，此則目前情形無可爲諱者也。竊以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欲起沈痾，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衆之熱望，爲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衆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爲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國中政黨，言之可羞。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爲。凡此派流，不足齒數。而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歷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軍，無以取勝。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爲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章程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衆所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將系乎此，願與同志共勉之！ 到了一月十九日那天，光開了一次預備會，第二天才開正式的代表大會。會期共是十天，到一月三十日閉會。在開會的那一天，各省代表，紛紛出席，議決修改黨章，決定政綱，並發表了一篇宣言。那宣言非常之長，共分爲中國之現狀，國民黨之主義，國民黨之政綱三大段。現在把中國之現狀一段，擇要摘錄，政綱則全部都錄在下面。至國民黨之主義，則大家都知道是三民主義了。在這黨治之下，大概已經沒有不知道的人，在下也不容多費筆墨，來做抄書胥咧。那最前面中國之現狀一段的大略道： 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卒顛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自滿洲入據中國以來，民族間不平之氣，抑鬱已久。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滿洲政府既無力以御外侮，而鉗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吾黨之士，追隨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後，知非顛覆滿洲，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爲國民前驅，激進不已，以至於辛亥，然後顛覆滿洲之舉，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依當時之趨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於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度的生產。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而爲獨立的中國，以屹然於世界。 然而當時之實際，乃適不如所期。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爲民族解放主義。曾幾何時，已爲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gemin的專制階級謀妥協。 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爲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gemin的專制階級者，實爲袁世凱，其所挾持之勢力，初非甚強，而革命黨人乃不能勝之者，則爲當時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且尚未能獲一有組織，有紀律，能瞭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使當時而有此政黨，則必能抵制袁世凱之陰謀，以取得勝利，而必不致爲其所乘。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gemin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爲刀俎，而以人民爲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已，以攫取利權，各佔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沖突，乃假手于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爲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爲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爲之剝奪無餘矣。 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者漸致失業，淪爲流氓，流爲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至以其土地廉價售人。 生活日以昂，租稅日以重，如此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此全國人民所請疾首蹙額，而有識者所以徬徨日夜，急欲爲全國人民求一生路者也。吾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詳闡主義，發佈政綱，以宣告全國。 政綱的全文道： 吾人於黨綱，固悉力以求貫徹，顧以道途之遠，工程之巨，誠未敢謂咄嗟有成。而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政綱，爲第一步之救濟方法。謹列舉具體的要求，作爲政綱。 凡中國以內，有能認國家利益，高出於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與辨明而公行之。 甲 對外政策。 一 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 二 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爲最惠國。 三 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爲原則。 四 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範圍內保證並償還之。 五 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 六 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竊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爲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負償還之責任。 七 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於債務而陷於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對內政策。 一 關於中央及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 二 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憲相牴觸。省長一方面爲本省自治之監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揮以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三 確定縣爲自治單位。自治之縣，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複決法律之權。 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應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資力不能發展興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 各縣對於國家之負擔，當以縣歲入百分之幾爲國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不得超過於百分之五十。 四 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 五 釐定各種考試製度，以救選舉制度之窮。 六 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七 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 八 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如厘金等類，當一切廢絕之。 九 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整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十 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 十一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十二 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 十三 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十四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十五企業之有獨佔的性質者，及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爲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一面通過國民政府的組織案，舉出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等二十四人爲執行委員，以主持大會團會後，一年內黨務的進行，另外選出監察委員五人，以監察黨內的一切。這次改組的最大變化，就是容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但是因爲這樣一改組，在精神固是煥然一新，而一般老黨員如馮自由、謝英伯、劉成勳等，卻大爲反對，以致引起外面國民黨赤化和國民黨新舊衝突的謠言。中山因他們違背大會的決定，便是不守黨紀，特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控告。馮自由等不敢再強，只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出席聲剖自己不曾違背黨紀情形，事情便算就此解決了。 改組國民黨的問題，既經解決，中山便又用全力來對付東西北三江戰事。但因財政爲難，同時還有一個關餘問題，須儘先解決。爲這問題，北京外交團雖曾派艦示威，武力脅迫，但中山先生堅持到底，並不曾因而減少反抗，百餘年來，中國對外交涉，無不失敗，皆因太怕外人，當局者每爲外人武力屈服之故。若如中山先生之強毅不屈，據理力爭，雖列強亦不能不降心以相從也。進行的更加激烈。外交團沒法，只得由美使調停，和平解決。至於東路方面的軍事，因蔣緒亮部滇軍王秉鈞師，受了陳炯明的運動，叛孫降陳，蔣氏軍隊本不可靠，王師之變，其或蔣氏亦有默契者乎？頗影響進行。西路方面，陳天太部也被粵籍各軍繳械。北路方面，高鳳桂旅既被誘北歸，趙成梁部滇軍也被北軍誘去兩團。從這幾點看來，可見中山所部軍隊內部的團結力，非常缺乏。但是中山先生平生經過的憂患不知多少，如何肯因此灰心？好在此時陳炯明的內部，也非常不穩，洪兆麟、林虎均有離陳獨立的消息。再有一位桂派舊人沈鴻英，困頓於廣東北邊，前進不能，退後無路，餉械的接濟又缺乏，正在十分苦惱之時，想來想去，只有仍然歸降中山，帶兵回廣西，推翻陸榮廷而代之的一計，以攫得廣西地盤爲目的，反正便非本心，日後復叛，何足異乎？因此屢次派代表和中山先生接洽投誠。若此所爲，只可謂之投機，安得目爲投誠？中山因他反覆已非一次，不敢信任，恰因蔣介石奉了中山的命令，依照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在黃埔創辦軍官學校，這天回來有所稟白，中山便和他商量此事。蔣介石道：“沈鴻英反覆性成，他的說話，全不可信。但現在四面受敵，大有困獸走險之勢，拒之太甚，則糜爛地方，不如答應他投誠，令他依照投誠的條件，剋日西征陸榮廷，如此便可抽調西征的軍隊，去討伐東江，等東江的戰事一定，沈鴻英便再叛變，也不足憂咧。”中山笑道：“我的意思，原是這般，你我意見既同，我便這樣決定了。”蔣介石去後，中山便答應沈鴻英的代表，準他投誠，但須即日西征，不得在粵境逗留。沈鴻英俱一一遵從，事情定妥後，便拔隊向梧州進發，聲討陸榮廷去了。陸榮廷有可討之罪，而沈鴻英非討陸之人，所以直書聲討者，重孫中山之命也。 中山見西路軍事，已可無慮，便專意對付東江，計分三路出動。中路楊希閔的滇軍，進攻博羅，劉震寰的桂軍，則向廣九鐵路進展，譚延闓的湘軍，進攻龍門。陳炯明因洪兆麟部在閩南與臧致平、楊化昭作戰，所部兵力單薄，不敢戀戰，稍爲抵抗便走，楊希閔便乘勢佔領博羅，劉震寰軍也連克樟木頭、淡水各要隘，進佔惠州城外的飛鵝嶺，湘軍也深入河源，把個惠州城，困於垓心之中。中山見戰事順手，很想一舉破敵，便令楊希閔向惠州突進。劉震寰留一部分軍隊監視惠州外，其餘軍隊直繞海陸豐，截斷惠州的後路。計劃自是周密，其如將士之不用命何？不料楊、劉佔領各地，已覺心滿意足，便頓兵觀望，不肯前進，此種軍隊，真如兒戲。只讓湘軍孤軍深入，向梅縣方面進展。譚公自是忠勇。陳炯明卻也料定楊、劉不肯再進，便把中左路的得力軍隊，抽調到北路來攻湘軍。林虎又用誘敵之計，把湘軍困在垓心。湘軍奮勇衝出時，已經被敵軍繳去一千多槍械。楊、劉能戰，湘軍何至於此？陳軍乘勢前進，經湘軍奮勇反攻，勉力堵住。但是中山大包圍的計劃，未免受了影響，不能進行。幸而陳軍力量薄弱，雖得勝利，仍然不能反攻。其後洪兆麟戰勝臧、楊，班師回粵，也不肯加入力戰，因此雙方又成相持之勢。到了九月中，東南戰事爆發，盧永祥派代表到廣東來請中山北伐，中山因反直同盟的關係，當然答應。並說：“曹錕毀法賄選，我久已想出師北伐，便沒有子嘉的催促，不久也必實行，何況子嘉屢次來電敦促呢。”盧永祥的代表，欣然而去。原來此時曹錕，已是逐去了黃陂，用重金賄賂國會，做了總統，盧永祥因反對賄選，通電討曹。中山的目的，雖比盧氏更大，但是北伐不成，便不能貫徹救國救民的主張，自然也非討曹不可，因此一得東南戰事發動的消息，便親自到韶關來指揮北伐事宜。正是： 只因救國懷宏願，不惜從軍受苦辛。 未知曹錕如何賄選，且看下回分解。 ---------- 民國以來，軍閥爭雄，如唐代之藩鎮，此仆彼起，不可完結，所異者藩鎮之勢，常亙數十年而不喪，軍閥之力，往往盛於藩鎮，而一擊便破，一破即潰，潰即不能再振，其故何哉？蓋軍閥之所以成軍閥者，非其力之所能，皆由兼併弱小軍隊而成。此等軍隊，即所謂雜色部隊也。此屬皆飢附飽颺之流，既無一定宗旨，更無所謂主義，以無主義無宗旨之軍隊，所造成之軍閥。軍閥之勢力，尚足恃乎？本回記楊、劉得地以後，頓兵觀望，遂令陳逆得乘機蓄養，專攻湘軍，因得苟延殘喘，貽患多時。此無他，楊、劉非革命基本隊伍，只能供利用於一時，不能使作戰於永久也。後此蔣氏專征，出師北伐，對於無宗旨主義，專事迎新送舊之雜色部隊，概拒收編，而惟恃黃埔親練之精銳，爲戰勝攻取之惟一軍隊，用能奏大功，成大業，革命軍之所以統一中國者在此，所以異於軍閥者亦如此而已。然使蔣氏稍存私利之心，略現軍閥面目，則上行下效，縱有良好部隊，正恐未必爲用耳。
《民國演義》•第一百五十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
陳炯明在廣東被孫中山擊敗後，退守博羅等地，便向吳佩孚求救。吳佩孚雖有大量軍隊，但兵力遙遠，無法立刻派兵援助，只能電令沈鴻英、方本仁、陸榮廷等人迅速進廣東支援。然而，沈鴻英此前曾反覆無常，時而投靠孫中山，時而背叛，時而又想歸附，這種反覆無常的行爲在中國武人中堪稱罕見。方本仁一心只想奪取江西都督之位，早就有了取代蔡成勳的野心，蔡成勳對他防備極嚴，也十分警惕。方本仁不願離開江西，因此錯失了趁勢崛起的機會，而蔡成勳更無力提供子彈、軍械等支援，使他的行動更加困難。因此，吳佩孚的電令根本無法真正實施，三路援軍中又消失了一路。陸榮廷在廣西佔據的地域有限，實力薄弱，也無法遠征。三路援軍最終全無實際作用。此外，湖南的唐生智也曾接到吳佩孚命令，要他進攻廣東，但唐生智屬於新派人物，本來就不贊成北軍行動，雖然因局勢緊張而暫時妥協，如今卻更無法真正出兵。這一路也徹底無望。陳炯明眼看外援無望，便採取離間計，利用楊希閔、劉震寰所率領的滇、桂部隊，誘使他們停止進攻，甚至背叛孫中山。這一計策確實生效了，因爲孫中山當時正全力整頓中國國民黨，致力於根本性改革，對東江戰事的處理自然無法過分關注。由於這兩個原因，戰事逐漸沉寂，彷彿陷入停頓。戰爭形勢暫時被擱置，接下來本回將重點講述國民黨的改組過程。
關於中國國民黨改組的背景，始於民國十二年秋天，當時有一位叫高一涵的人，在《努力》週刊上發表文章，批評國民黨成員繁雜、組織混亂，主張進行改組。孫中山看到這一提議後非常贊成，便派汪精衛着手準備。同時，在正式改組之前，先在廣州召開一次黨員座談會，徵求各方意見，並決定於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代表由各省黨員各推選三人，由總理指定三人，至於黨綱、黨章以及具體的改組程序，則待大局明朗後由孫中山親自發布改組宣言：
“我們的黨組織，從革命同盟會發展到中國國民黨，經歷了從祕密團體到公開政黨的轉變，歷史已長達二十年。其奮鬥歷程中，最突出的事件包括辛亥三月廣州起義、同年十月武漢起義，以及癸丑年推翻袁世凱的運動，以及丙辰年後的護法運動。黨內的傑出人物，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都爲信仰理想獻出生命，數不勝數。面對壓迫，他們堅毅不屈，即使被打擊，也從未折斷。他們精神的堅定、犧牲的悲壯，在全國實屬罕見。但回顧過去十餘年的工作，若從成效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失敗。清朝覆滅後，又出現袁世凱的獨裁；洪憲帝制雖廢，卻誕生了無數地方軍閥小朝廷。軍閥橫行，政客腐敗，黨人投靠權貴，議員出賣國家，如同深山雜草，越燒越茂盛；又如黃河濁流，越是激盪，越發渾濁。這使國人紛紛懷疑革命是否能真正實現治國理想，懷疑中華民族是否還有前途，這正是當前現實不可迴避的困境。
我認爲，如今中國政治敗壞，經濟崩潰，社會已瀕臨瓦解，貧困和剝削問題日益嚴重。要醫治這種頑疾，必須依靠有明確主義、有健全組織、有專業訓練的政治團體，肩負歷史使命，順應民衆期待，給予指導和奮鬥方向，實現我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否則，民衆就會茫然無措，只能淪爲軍閥的附庸，或成爲外國帝國主義經濟掠奪的犧牲品。國內其他政黨，言行可恥，朝秦暮楚，目標不明確，只追求權力，把忠誠當作可交易的東西。這些政黨，根本不值得提及。而我們國民黨，始終以三民主義爲宗旨奮鬥多年，雖名稱屢變，但核心理念從未改變。然而，我們長期難成大事，原因在於組織不夠完善，訓練不夠充分。意志不明確，行動不靈活，即使擁有大軍，也無法取勝。因此，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出於自知之明和堅定決心，正式發佈改組宣言，明確改組的必要性。
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成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爲改組的開端，接下來將召集海內外全體黨員代表會議進行討論。關於黨綱黨章的起草，必須使主義清晰、政策切實，並符合民衆的期望；在組織與訓練方面，則要做到上下貫通，形成真正有力的戰鬥力。通過成員的優勝劣汰，去除不良者，保留優秀者，我們黨的成功，將取決於此。希望全體同志共同努力。”
一月十九日，召開預備會議，第二天才正式召開大會，會期共十天，於一月三十日圓滿結束。會議當天，各省代表紛紛到場，會議決定修改黨章、確定政治綱領，並通過了一篇重要宣言。這篇宣言非常長，分爲“中國現狀”、“國民黨主義”、“國民黨政綱”三大部分。其中，“國民黨主義”即爲廣爲人知的三民主義，此處不再贅述。下面摘錄“中國現狀”部分的大意：
“中國的革命，始於甲午以後，興盛於庚子年，最終在辛亥年完成，推翻了君主專制。革命並非突然發生，自滿洲統治中國以來，各族之間的不平等情緒長期壓抑。自通商口岸開放後，列強以帝國主義方式強勢入侵，通過武力掠奪與經濟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入半殖民地狀態。清政府無力抵禦外侮，反而施行更加嚴苛的奴役政策，反而迎合列強。我們黨追隨孫中山總理，認識到唯有推翻滿清，才能真正改造中國，於是奮起領導國民，不斷推進革命，直到辛亥年才最終完成推翻滿清的任務。因此，革命的目的，並不只是推翻滿清，更在於滿清覆滅之後，推動整個中國的改造。
在民族方面，由單一民族的專制統治，走向各民族平等聯合；在政治方面，從專制制度轉向民權制度；在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生產，轉向資本制度生產。循此發展，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爲真正獨立的國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實際情況遠不如理想。革命表面上成功，但實際表現的只是民族解放。不久之後，現實壓力迫使革命政府不得不與反對革命的專制勢力妥協。這種妥協，實際上間接與帝國主義達成和解，成爲革命第一次失敗的根源。當時代表反革命專制勢力的，正是袁世凱。他雖初期勢力並非強大，但革命黨人卻無法戰勝，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缺乏一個有組織、有紀律、能明確自身職責和目標的政黨。若當時有這樣政黨，一定能夠抵制袁世凱的陰謀，取得勝利，而非被其操控。袁世凱是北洋軍閥首領，長期與列強勾結，其他軍閥與官僚也依附於他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卻將政權讓與他們，導致失敗，實屬理所當然。
袁世凱死後，革命事業依然屢遭挫折，結果導致國內軍閥橫行霸道，自以爲是，將人民當作魚肉，民權制度建設徹底破產。軍閥與人民的利益完全對立，無法長久自存，因此軍閥無不與列強帝國主義勾結，借列強之手鞏固自身權力。所謂“民國政府”，實際上已被軍閥控制。軍閥利用列強獲取貸款，充實軍費，而列強也利用軍閥維持內亂，攫取經濟利益和勢力範圍。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內亂的根源，其實來自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衝突，便藉助軍閥，以屠殺民衆爲手段實現各自目的。此外，內亂又嚴重阻礙中國實業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洋貨，導致中國本土企業無法與外國資本競爭。其危害之嚴重，不僅剝奪了國民的政治生命，也剝奪了經濟生存權。
回顧國內局勢，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產階級經歷多次劇烈動盪，生活尤其艱難。小企業主逐漸破產，手工業者失業，淪爲流氓或兵匪，農民無法維持生計，土地被低價賣與他人。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稅負日益加重，這種慘狀隨處可見，已近乎絕境。從辛亥革命以來，到今天，中國不僅沒有進步，反而不斷走向衰落。軍閥專橫、列強入侵，日益嚴重，使中國深陷半殖民地的泥潭之中，這是全國民衆的共同痛心，也是有識之士日夜憂心的難題。我們國民黨始終堅信，只有通過國民革命，切實實行三民主義，纔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如今審視中國現狀，更加堅定我們推進國民革命的決心，因此再次詳述主義，發佈政綱，向全國宣告。
政綱全文如下：
“我們雖致力於貫徹黨綱，但考慮到道路遙遠，工程浩大，不敢奢望立即完成。然而當前中國形勢危急，必須儘快制定應對措施。因此，我們始終牢記的，是切實實施政綱，作爲第一步的救國方案。現將各項具體要求列出，作爲政綱內容：
一、凡在中國境內，能堅持國家利益高於個人或派系利益者，請共同明辨並公開實行。
甲、對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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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不平等條約，如外國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關稅管制權，以及外國在華行使政治權力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爲，都應予以廢除，重新簽訂平等互尊主權的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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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願放棄特權、願意廢除損害中國主權條約的國家，中國將視其爲最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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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列強所籤其他條約，如損害中國利益者，應重新審查，務必以不損害雙方主權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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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借外債，應在不損害中國政治與實業的前提下，予以保證並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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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賠款，應完全劃作教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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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府，如通過賄賂選舉篡位的北京政府，其外債並非爲增進人民福祉，而是爲維持軍閥地位、以行賄、侵吞、盜竊爲手段，這些債務，中國人民概不負擔償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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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各省職業團體（如銀行、商會）和社會團體（如教育機構）召開會議，共同研討償還外債的方法，以擺脫因長期債務而陷入國際半殖民地地位的困境。
乙、對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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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實行均權主義。全國性事務歸中央，地方性事務歸地方，不偏向中央集權，也不偏向地方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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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人民可自主制定省憲法，自行選舉省長，但省憲不得與國家憲法相牴觸。省長一方面監督本省自治，另一方面接受中央指揮，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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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縣爲基層自治單位。自治縣的人民有權直接選舉、罷免官吏，有權直接制定和否決法律。土地稅、地價增值、公共土地生產、山川水利、礦產資源等收益，均屬地方政府所有，用於發展公共事業，如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若本縣財力不足，無法發展大規模產業，國家將予以協助，所得純利由國家與地方按比例共享。各地對國家的負擔，以縣財政年收入的百分之十爲最低，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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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普遍選舉制度，廢除以財產爲標準的階級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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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規範的考試製度，以彌補選舉制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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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人民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的完全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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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將募兵制改爲徵兵制，同時改善基層軍官和士兵的經濟狀況與法律地位，推行軍隊中的農業教育與職業教育，嚴格規定軍官資格，改革軍官任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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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確定田賦與地稅的法定額度，禁止一切額外加徵，如厘金等，一律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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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人口，整理耕地，調整糧食產銷，以保障人民飲食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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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農村組織，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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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勞工法，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保障勞工團體，支持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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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確立男女平等原則，推動女性權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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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教育普及，重點發展以兒童爲中心的教育，整頓學制體系，增加教育經費，並保障教育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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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地價稅法》。私人土地由地主估價報備，國家按法律管理，用於徵收、使用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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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政策，均以保障人民福祉、恢復國家穩定爲根本目標。
在西路戰事方面，軍事壓力逐漸減弱，中山便集中精力對付東江地區。他計劃分三路出擊：中路由楊希閔率領滇軍進攻博羅；劉震寰率桂軍向廣九鐵路推進；譚延闓率湘軍進攻龍門。陳炯明因洪兆麟正與臧致平、楊化昭在閩南作戰，兵力空虛，不敢久戰，僅稍作抵抗便撤退。楊希閔趁機佔領博羅，劉震寰則接連攻克樟木頭、淡水等要地，進逼惠州城外的飛鵝嶺，湘軍也深入河源，將惠州城包圍在垓心。孫中山見局勢順利，想一舉擊破敵軍，便命令楊希閔向惠州突進；劉震寰留下部分軍隊監視惠州外圍，其餘部隊繞道海陸豐，切斷惠州後路。計劃周密，但將士們毫無鬥志，楊希閔、劉震寰佔領城池後便心滿意足，停止前進，軍隊如兒戲，僅任由湘軍孤軍深入。譚延闓忠勇無畏，奮力奮戰。陳炯明也預料到楊、劉不會繼續進攻，便將中路主力調往北路，圍攻湘軍。林虎又使用誘敵戰術，將湘軍困在城下。湘軍奮力突圍時，損失超過一千支槍械。楊、劉本能戰，湘軍爲何如此慘敗？敵軍趁勢進攻，雖經奮勇反攻勉強守住，但孫中山原本設想的大包圍計劃已受干擾，難以實施。雖然陳軍實力薄弱，雖得局部勝利，也無法反攻。之後洪兆麟擊敗臧致平、楊化昭，返回廣東，卻也不願投入主力作戰，雙方再次陷入僵持。直到九月，東南戰事爆發，盧永祥派代表赴廣東請孫中山北伐。孫中山因與反直聯盟關係，自然答應，並表示：“曹錕賄選奪權，我早就想出兵北伐，因缺乏督促，一直未行動。如今子嘉屢次來電催促，我怎可再猶豫？”盧永祥的代表十分欣喜，欣然離去。
當時曹錕已罷免黃陂，通過重金賄賂國會成爲總統，盧永祥由於反對賄選，通電討伐曹錕。孫中山的北伐目標雖比盧永祥更宏大，但若北伐不成，救國救民的理想也無法實現，因此，他一得知東南戰事爆發，便親自趕赴韶關，指揮北伐事務。
話說：
只因救國懷宏願，不惜從軍受苦辛。
接下來，我們看看曹錕如何通過賄賂成爲總統，敬請期待下回分解。
自民國以來，軍閥割據，如唐代藩鎮般此起彼伏，無法終結。不同之處在於，藩鎮勢力常能持續數十年，而軍閥則往往在短期內被擊敗，一戰即潰，潰後難以復興。其原因何在？軍閥之所以能成爲軍閥，並非依靠自身軍事力量，而是通過兼併弱小軍隊而成。這些軍隊，被稱爲“雜色部隊”，屬於依附權貴、隨風而變的流寇，既無明確目標，也無共同信仰。這種缺乏主義與宗旨的軍隊，所能依賴的軍力，值得懷疑嗎？本回所記，楊希閔、劉震寰得地後卻停滯不前，坐視陳炯明有機可乘，專攻湘軍，導致戰局持續惡化、隱患長期存在。這並非因爲敵強我弱，而是楊、劉並非革命的主力軍，只是一時可用的工具，無法支撐長期作戰。後來蔣介石專責出征，北伐時堅決拒絕收編無宗旨、只知迎新送舊的雜色部隊，只依靠黃埔軍校訓練的精銳部隊，才能取得勝利，完成統一。革命軍隊之所以能統一中國，就因爲如此。這也正是與軍閥的根本區別。然而，倘若蔣介石稍有私利之心，稍現軍閥作風，那麼即便有優良部隊，也將因上行下效而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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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蘭青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