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陈炯明在广州被中山击败后，只得退守博罗等处，一面向吴佩孚乞救。吴佩孚虽然拥兵甚众，无奈鞭长莫及，不能立刻派队援助，只得电令沈鸿英、方本仁、陆荣廷等，火速入粤。那沈鸿英此时已有归附中山、回桂攻陆的意思，对于吴佩孚的命令，如何肯受？忽而叛中山，忽而顺中山，忽而又叛中山，忽而又欲降中山，沈鸿英之反复，在中国武人中，可谓罕与伦比。至方本仁目光，全在赣督一席，早有取蔡而代之之心。蔡成勋对他，也似防贼一般，十分留意。方本仁既不离开江西，至失了乘势而起的机会。蔡成勋更不能接济子弹饷械，为虎添翼。有了这两种原因，吴佩孚的电令，哪里还能发生效力？三路中又去了一路。陆荣廷在广西，不过占得一部分地方，实力有限，也无暇远征。三路全都没用了。三路援军，没有一路可为陈炯明实际上的援助。还有湖南的唐生智，也曾奉到吴令，助攻广东，谁知生智是新派人物，本来反对北军，因时局紧急，自己实力未充，不曾有露骨表示，如今却教他进攻广东，更办不到。这一路也没用了。陈炯明见盼不到救军，只得用离间引诱之法，此公反复小人，应善此等计划。运动杨希闵、刘震寰所部的滇、桂军停止进攻，或竟背叛中山，这一着倒颇有效力。原因中山此时正在全力改组中国国民党，作根本整顿之图，对于东江战事的进行，当然不能十分注意。有了这两层原因，战事便日趋沉寂，仿佛入于停顿之中了。至此将战局暂时搁起，以后本回全写国民党改组事情。 说到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动机，却在去年 民国十二年。秋间，那时有一个名叫高一涵的，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字，批评国民党的份子太复杂，和组织的不适当，主张加以改组。中山先生见了这个提议，十分满意，便派汪精卫等着手预备。一面在未改组之先，先在广州开一次谈话会，请党员发表意见，并规定在一月二十日，民国十三年。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由各省党员各选举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余如党纲党章以及改组手续等，则一切都俟大局决定，并由中山先生发表一篇改组宣言道： 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当之者摧，撄之者折。其志行之坚，牺牲之大，国中无二。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随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为讳者也。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沈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凡此派流，不足齿数。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 到了一月十九日那天，光开了一次预备会，第二天才开正式的代表大会。会期共是十天，到一月三十日闭会。在开会的那一天，各省代表，纷纷出席，议决修改党章，决定政纲，并发表了一篇宣言。那宣言非常之长，共分为中国之现状，国民党之主义，国民党之政纲三大段。现在把中国之现状一段，择要摘录，政纲则全部都录在下面。至国民党之主义，则大家都知道是三民主义了。在这党治之下，大概已经没有不知道的人，在下也不容多费笔墨，来做抄书胥咧。那最前面中国之现状一段的大略道：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颠覆满洲之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gemin的专制阶级谋妥协。 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gemin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gemin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 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流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 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请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徬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政纲的全文道： 吾人于党纲，固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的要求，作为政纲。 凡中国以内，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辨明而公行之。 甲 对外政策。 一 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 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 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 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 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 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窃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 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对内政策。 一 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 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 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各县之天然富源，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 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 厘定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 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 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 九 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整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 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一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二 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十三 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四 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十五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一面通过国民政府的组织案，举出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二十四人为执行委员，以主持大会团会后，一年内党务的进行，另外选出监察委员五人，以监察党内的一切。这次改组的最大变化，就是容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但是因为这样一改组，在精神固是焕然一新，而一般老党员如冯自由、谢英伯、刘成勋等，却大为反对，以致引起外面国民党赤化和国民党新旧冲突的谣言。中山因他们违背大会的决定，便是不守党纪，特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控告。冯自由等不敢再强，只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声剖自己不曾违背党纪情形，事情便算就此解决了。 改组国民党的问题，既经解决，中山便又用全力来对付东西北三江战事。但因财政为难，同时还有一个关余问题，须尽先解决。为这问题，北京外交团虽曾派舰示威，武力胁迫，但中山先生坚持到底，并不曾因而减少反抗，百余年来，中国对外交涉，无不失败，皆因太怕外人，当局者每为外人武力屈服之故。若如中山先生之强毅不屈，据理力争，虽列强亦不能不降心以相从也。进行的更加激烈。外交团没法，只得由美使调停，和平解决。至于东路方面的军事，因蒋绪亮部滇军王秉钧师，受了陈炯明的运动，叛孙降陈，蒋氏军队本不可靠，王师之变，其或蒋氏亦有默契者乎？颇影响进行。西路方面，陈天太部也被粤籍各军缴械。北路方面，高凤桂旅既被诱北归，赵成梁部滇军也被北军诱去两团。从这几点看来，可见中山所部军队内部的团结力，非常缺乏。但是中山先生平生经过的忧患不知多少，如何肯因此灰心？好在此时陈炯明的内部，也非常不稳，洪兆麟、林虎均有离陈独立的消息。再有一位桂派旧人沈鸿英，困顿于广东北边，前进不能，退后无路，饷械的接济又缺乏，正在十分苦恼之时，想来想去，只有仍然归降中山，带兵回广西，推翻陆荣廷而代之的一计，以攫得广西地盘为目的，反正便非本心，日后复叛，何足异乎？因此屡次派代表和中山先生接洽投诚。若此所为，只可谓之投机，安得目为投诚？中山因他反复已非一次，不敢信任，恰因蒋介石奉了中山的命令，依照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在黄埔创办军官学校，这天回来有所禀白，中山便和他商量此事。蒋介石道：“沈鸿英反复性成，他的说话，全不可信。但现在四面受敌，大有困兽走险之势，拒之太甚，则糜烂地方，不如答应他投诚，令他依照投诚的条件，克日西征陆荣廷，如此便可抽调西征的军队，去讨伐东江，等东江的战事一定，沈鸿英便再叛变，也不足忧咧。”中山笑道：“我的意思，原是这般，你我意见既同，我便这样决定了。”蒋介石去后，中山便答应沈鸿英的代表，准他投诚，但须即日西征，不得在粤境逗留。沈鸿英俱一一遵从，事情定妥后，便拔队向梧州进发，声讨陆荣廷去了。陆荣廷有可讨之罪，而沈鸿英非讨陆之人，所以直书声讨者，重孙中山之命也。 中山见西路军事，已可无虑，便专意对付东江，计分三路出动。中路杨希闵的滇军，进攻博罗，刘震寰的桂军，则向广九铁路进展，谭延闿的湘军，进攻龙门。陈炯明因洪兆麟部在闽南与臧致平、杨化昭作战，所部兵力单薄，不敢恋战，稍为抵抗便走，杨希闵便乘势占领博罗，刘震寰军也连克樟木头、淡水各要隘，进占惠州城外的飞鹅岭，湘军也深入河源，把个惠州城，困于垓心之中。中山见战事顺手，很想一举破敌，便令杨希闵向惠州突进。刘震寰留一部分军队监视惠州外，其余军队直绕海陆丰，截断惠州的后路。计划自是周密，其如将士之不用命何？不料杨、刘占领各地，已觉心满意足，便顿兵观望，不肯前进，此种军队，真如儿戏。只让湘军孤军深入，向梅县方面进展。谭公自是忠勇。陈炯明却也料定杨、刘不肯再进，便把中左路的得力军队，抽调到北路来攻湘军。林虎又用诱敌之计，把湘军困在垓心。湘军奋勇冲出时，已经被敌军缴去一千多枪械。杨、刘能战，湘军何至于此？陈军乘势前进，经湘军奋勇反攻，勉力堵住。但是中山大包围的计划，未免受了影响，不能进行。幸而陈军力量薄弱，虽得胜利，仍然不能反攻。其后洪兆麟战胜臧、杨，班师回粤，也不肯加入力战，因此双方又成相持之势。到了九月中，东南战事爆发，卢永祥派代表到广东来请中山北伐，中山因反直同盟的关系，当然答应。并说：“曹锟毁法贿选，我久已想出师北伐，便没有子嘉的催促，不久也必实行，何况子嘉屡次来电敦促呢。”卢永祥的代表，欣然而去。原来此时曹锟，已是逐去了黄陂，用重金贿赂国会，做了总统，卢永祥因反对贿选，通电讨曹。中山的目的，虽比卢氏更大，但是北伐不成，便不能贯彻救国救民的主张，自然也非讨曹不可，因此一得东南战事发动的消息，便亲自到韶关来指挥北伐事宜。正是： 只因救国怀宏愿，不惜从军受苦辛。 未知曹锟如何贿选，且看下回分解。 ---------- 民国以来，军阀争雄，如唐代之藩镇，此仆彼起，不可完结，所异者藩镇之势，常亘数十年而不丧，军阀之力，往往盛于藩镇，而一击便破，一破即溃，溃即不能再振，其故何哉？盖军阀之所以成军阀者，非其力之所能，皆由兼并弱小军队而成。此等军队，即所谓杂色部队也。此属皆饥附饱飏之流，既无一定宗旨，更无所谓主义，以无主义无宗旨之军队，所造成之军阀。军阀之势力，尚足恃乎？本回记杨、刘得地以后，顿兵观望，遂令陈逆得乘机蓄养，专攻湘军，因得苟延残喘，贻患多时。此无他，杨、刘非革命基本队伍，只能供利用于一时，不能使作战于永久也。后此蒋氏专征，出师北伐，对于无宗旨主义，专事迎新送旧之杂色部队，概拒收编，而惟恃黄埔亲练之精锐，为战胜攻取之惟一军队，用能奏大功，成大业，革命军之所以统一中国者在此，所以异于军阀者亦如此而已。然使蒋氏稍存私利之心，略现军阀面目，则上行下效，纵有良好部队，正恐未必为用耳。
《民国演义》•第一百五十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陈炯明在广东被孙中山击败后，退守博罗等地，便向吴佩孚求救。吴佩孚虽有大量军队，但兵力遥远，无法立刻派兵援助，只能电令沈鸿英、方本仁、陆荣廷等人迅速进广东支援。然而，沈鸿英此前曾反复无常，时而投靠孙中山，时而背叛，时而又想归附，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在中国武人中堪称罕见。方本仁一心只想夺取江西都督之位，早就有了取代蔡成勋的野心，蔡成勋对他防备极严，也十分警惕。方本仁不愿离开江西，因此错失了趁势崛起的机会，而蔡成勋更无力提供子弹、军械等支援，使他的行动更加困难。因此，吴佩孚的电令根本无法真正实施，三路援军中又消失了一路。陆荣廷在广西占据的地域有限，实力薄弱，也无法远征。三路援军最终全无实际作用。此外，湖南的唐生智也曾接到吴佩孚命令，要他进攻广东，但唐生智属于新派人物，本来就不赞成北军行动，虽然因局势紧张而暂时妥协，如今却更无法真正出兵。这一路也彻底无望。陈炯明眼看外援无望，便采取离间计，利用杨希闵、刘震寰所率领的滇、桂部队，诱使他们停止进攻，甚至背叛孙中山。这一计策确实生效了，因为孙中山当时正全力整顿中国国民党，致力于根本性改革，对东江战事的处理自然无法过分关注。由于这两个原因，战事逐渐沉寂，仿佛陷入停顿。战争形势暂时被搁置，接下来本回将重点讲述国民党的改组过程。
关于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背景，始于民国十二年秋天，当时有一位叫高一涵的人，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成员繁杂、组织混乱，主张进行改组。孙中山看到这一提议后非常赞成，便派汪精卫着手准备。同时，在正式改组之前，先在广州召开一次党员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并决定于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由各省党员各推选三人，由总理指定三人，至于党纲、党章以及具体的改组程序，则待大局明朗后由孙中山亲自发布改组宣言：
“我们的党组织，从革命同盟会发展到中国国民党，经历了从秘密团体到公开政党的转变，历史已长达二十年。其奋斗历程中，最突出的事件包括辛亥三月广州起义、同年十月武汉起义，以及癸丑年推翻袁世凯的运动，以及丙辰年后的护法运动。党内的杰出人物，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为信仰理想献出生命，数不胜数。面对压迫，他们坚毅不屈，即使被打击，也从未折断。他们精神的坚定、牺牲的悲壮，在全国实属罕见。但回顾过去十余年的工作，若从成效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失败。清朝覆灭后，又出现袁世凯的独裁；洪宪帝制虽废，却诞生了无数地方军阀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腐败，党人投靠权贵，议员出卖国家，如同深山杂草，越烧越茂盛；又如黄河浊流，越是激荡，越发浑浊。这使国人纷纷怀疑革命是否能真正实现治国理想，怀疑中华民族是否还有前途，这正是当前现实不可回避的困境。
我认为，如今中国政治败坏，经济崩溃，社会已濒临瓦解，贫困和剥削问题日益严重。要医治这种顽疾，必须依靠有明确主义、有健全组织、有专业训练的政治团体，肩负历史使命，顺应民众期待，给予指导和奋斗方向，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否则，民众就会茫然无措，只能沦为军阀的附庸，或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牺牲品。国内其他政党，言行可耻，朝秦暮楚，目标不明确，只追求权力，把忠诚当作可交易的东西。这些政党，根本不值得提及。而我们国民党，始终以三民主义为宗旨奋斗多年，虽名称屡变，但核心理念从未改变。然而，我们长期难成大事，原因在于组织不够完善，训练不够充分。意志不明确，行动不灵活，即使拥有大军，也无法取胜。因此，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出于自知之明和坚定决心，正式发布改组宣言，明确改组的必要性。
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改组的开端，接下来将召集海内外全体党员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关于党纲党章的起草，必须使主义清晰、政策切实，并符合民众的期望；在组织与训练方面，则要做到上下贯通，形成真正有力的战斗力。通过成员的优胜劣汰，去除不良者，保留优秀者，我们党的成功，将取决于此。希望全体同志共同努力。”
一月十九日，召开预备会议，第二天才正式召开大会，会期共十天，于一月三十日圆满结束。会议当天，各省代表纷纷到场，会议决定修改党章、确定政治纲领，并通过了一篇重要宣言。这篇宣言非常长，分为“中国现状”、“国民党主义”、“国民党政纲”三大部分。其中，“国民党主义”即为广为人知的三民主义，此处不再赘述。下面摘录“中国现状”部分的大意：
“中国的革命，始于甲午以后，兴盛于庚子年，最终在辛亥年完成，推翻了君主专制。革命并非突然发生，自满洲统治中国以来，各族之间的不平等情绪长期压抑。自通商口岸开放后，列强以帝国主义方式强势入侵，通过武力掠夺与经济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入半殖民地状态。清政府无力抵御外侮，反而施行更加严苛的奴役政策，反而迎合列强。我们党追随孙中山总理，认识到唯有推翻满清，才能真正改造中国，于是奋起领导国民，不断推进革命，直到辛亥年才最终完成推翻满清的任务。因此，革命的目的，并不只是推翻满清，更在于满清覆灭之后，推动整个中国的改造。
在民族方面，由单一民族的专制统治，走向各民族平等联合；在政治方面，从专制制度转向民权制度；在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生产，转向资本制度生产。循此发展，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真正独立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实际情况远不如理想。革命表面上成功，但实际表现的只是民族解放。不久之后，现实压力迫使革命政府不得不与反对革命的专制势力妥协。这种妥协，实际上间接与帝国主义达成和解，成为革命第一次失败的根源。当时代表反革命专制势力的，正是袁世凯。他虽初期势力并非强大，但革命党人却无法战胜，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缺乏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明确自身职责和目标的政党。若当时有这样政党，一定能够抵制袁世凯的阴谋，取得胜利，而非被其操控。袁世凯是北洋军阀首领，长期与列强勾结，其他军阀与官僚也依附于他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却将政权让与他们，导致失败，实属理所当然。
袁世凯死后，革命事业依然屡遭挫折，结果导致国内军阀横行霸道，自以为是，将人民当作鱼肉，民权制度建设彻底破产。军阀与人民的利益完全对立，无法长久自存，因此军阀无不与列强帝国主义勾结，借列强之手巩固自身权力。所谓“民国政府”，实际上已被军阀控制。军阀利用列强获取贷款，充实军费，而列强也利用军阀维持内乱，攫取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内乱的根源，其实来自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冲突，便借助军阀，以屠杀民众为手段实现各自目的。此外，内乱又严重阻碍中国实业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洋货，导致中国本土企业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其危害之严重，不仅剥夺了国民的政治生命，也剥夺了经济生存权。
回顾国内局势，自革命失败以来，中产阶级经历多次剧烈动荡，生活尤其艰难。小企业主逐渐破产，手工业者失业，沦为流氓或兵匪，农民无法维持生计，土地被低价卖与他人。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税负日益加重，这种惨状随处可见，已近乎绝境。从辛亥革命以来，到今天，中国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不断走向衰落。军阀专横、列强入侵，日益严重，使中国深陷半殖民地的泥潭之中，这是全国民众的共同痛心，也是有识之士日夜忧心的难题。我们国民党始终坚信，只有通过国民革命，切实实行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如今审视中国现状，更加坚定我们推进国民革命的决心，因此再次详述主义，发布政纲，向全国宣告。
政纲全文如下：
“我们虽致力于贯彻党纲，但考虑到道路遥远，工程浩大，不敢奢望立即完成。然而当前中国形势危急，必须尽快制定应对措施。因此，我们始终牢记的，是切实实施政纲，作为第一步的救国方案。现将各项具体要求列出，作为政纲内容：
一、凡在中国境内，能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或派系利益者，请共同明辨并公开实行。
甲、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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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不平等条约，如外国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关税管制权，以及外国在华行使政治权力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都应予以废除，重新签订平等互尊主权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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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愿放弃特权、愿意废除损害中国主权条约的国家，中国将视其为最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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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列强所签其他条约，如损害中国利益者，应重新审查，务必以不损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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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借外债，应在不损害中国政治与实业的前提下，予以保证并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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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应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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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如通过贿赂选举篡位的北京政府，其外债并非为增进人民福祉，而是为维持军阀地位、以行贿、侵吞、盗窃为手段，这些债务，中国人民概不负担偿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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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各省职业团体（如银行、商会）和社会团体（如教育机构）召开会议，共同研讨偿还外债的方法，以摆脱因长期债务而陷入国际半殖民地地位的困境。
乙、对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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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实行均权主义。全国性事务归中央，地方性事务归地方，不偏向中央集权，也不偏向地方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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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人民可自主制定省宪法，自行选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家宪法相抵触。省长一方面监督本省自治，另一方面接受中央指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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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县为基层自治单位。自治县的人民有权直接选举、罢免官吏，有权直接制定和否决法律。土地税、地价增值、公共土地生产、山川水利、矿产资源等收益，均属地方政府所有，用于发展公共事业，如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若本县财力不足，无法发展大规模产业，国家将予以协助，所得纯利由国家与地方按比例共享。各地对国家的负担，以县财政年收入的百分之十为最低，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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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普遍选举制度，废除以财产为标准的阶级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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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范的考试制度，以弥补选举制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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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的完全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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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同时改善基层军官和士兵的经济状况与法律地位，推行军队中的农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严格规定军官资格，改革军官任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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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确定田赋与地税的法定额度，禁止一切额外加征，如厘金等，一律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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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人口，整理耕地，调整粮食产销，以保障人民饮食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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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组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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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劳工法，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保障劳工团体，支持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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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确立男女平等原则，推动女性权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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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教育普及，重点发展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整顿学制体系，增加教育经费，并保障教育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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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私人土地由地主估价报备，国家按法律管理，用于征收、使用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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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政策，均以保障人民福祉、恢复国家稳定为根本目标。
在西路战事方面，军事压力逐渐减弱，中山便集中精力对付东江地区。他计划分三路出击：中路由杨希闵率领滇军进攻博罗；刘震寰率桂军向广九铁路推进；谭延闿率湘军进攻龙门。陈炯明因洪兆麟正与臧致平、杨化昭在闽南作战，兵力空虚，不敢久战，仅稍作抵抗便撤退。杨希闵趁机占领博罗，刘震寰则接连攻克樟木头、淡水等要地，进逼惠州城外的飞鹅岭，湘军也深入河源，将惠州城包围在垓心。孙中山见局势顺利，想一举击破敌军，便命令杨希闵向惠州突进；刘震寰留下部分军队监视惠州外围，其余部队绕道海陆丰，切断惠州后路。计划周密，但将士们毫无斗志，杨希闵、刘震寰占领城池后便心满意足，停止前进，军队如儿戏，仅任由湘军孤军深入。谭延闿忠勇无畏，奋力奋战。陈炯明也预料到杨、刘不会继续进攻，便将中路主力调往北路，围攻湘军。林虎又使用诱敌战术，将湘军困在城下。湘军奋力突围时，损失超过一千支枪械。杨、刘本能战，湘军为何如此惨败？敌军趁势进攻，虽经奋勇反攻勉强守住，但孙中山原本设想的大包围计划已受干扰，难以实施。虽然陈军实力薄弱，虽得局部胜利，也无法反攻。之后洪兆麟击败臧致平、杨化昭，返回广东，却也不愿投入主力作战，双方再次陷入僵持。直到九月，东南战事爆发，卢永祥派代表赴广东请孙中山北伐。孙中山因与反直联盟关系，自然答应，并表示：“曹锟贿选夺权，我早就想出兵北伐，因缺乏督促，一直未行动。如今子嘉屡次来电催促，我怎可再犹豫？”卢永祥的代表十分欣喜，欣然离去。
当时曹锟已罢免黄陂，通过重金贿赂国会成为总统，卢永祥由于反对贿选，通电讨伐曹锟。孙中山的北伐目标虽比卢永祥更宏大，但若北伐不成，救国救民的理想也无法实现，因此，他一得知东南战事爆发，便亲自赶赴韶关，指挥北伐事务。
话说：
只因救国怀宏愿，不惜从军受苦辛。
接下来，我们看看曹锟如何通过贿赂成为总统，敬请期待下回分解。
自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如唐代藩镇般此起彼伏，无法终结。不同之处在于，藩镇势力常能持续数十年，而军阀则往往在短期内被击败，一战即溃，溃后难以复兴。其原因何在？军阀之所以能成为军阀，并非依靠自身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兼并弱小军队而成。这些军队，被称为“杂色部队”，属于依附权贵、随风而变的流寇，既无明确目标，也无共同信仰。这种缺乏主义与宗旨的军队，所能依赖的军力，值得怀疑吗？本回所记，杨希闵、刘震寰得地后却停滞不前，坐视陈炯明有机可乘，专攻湘军，导致战局持续恶化、隐患长期存在。这并非因为敌强我弱，而是杨、刘并非革命的主力军，只是一时可用的工具，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后来蒋介石专责出征，北伐时坚决拒绝收编无宗旨、只知迎新送旧的杂色部队，只依靠黄埔军校训练的精锐部队，才能取得胜利，完成统一。革命军队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就因为如此。这也正是与军阀的根本区别。然而，倘若蒋介石稍有私利之心，稍现军阀作风，那么即便有优良部队，也将因上行下效而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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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