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民国十一年(1922年),除了北方奉系与直系军阀之间的大战,以及南方陈炯明叛乱之外,四川也陷入了频繁的军事冲突之中。局势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而梳理清楚这条主线,反而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当时,四川的督军兼省军司令刘湘已经通电辞职,军政事务全部交由他的部下王陵基、向楚成代为处理。刘湘辞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受到了军阀刘成勋的施压。
当时四川实际上有实力的军阀,除了刘湘之外,还有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二军军长杨森、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他们势力都很强,其中刘成勋的实力最为雄厚。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将领都听从他的指挥。
当年七月,杨森与但懋辛因为防区之争发生冲突。杨森自认为实力强,便率兵逼近忠州。忠州本来是但懋辛的防区,见杨森大军压境,不得不派兵迎战。然而杨森兵力多、武器精良,但懋辛根本无法抵挡,只坚持了一天便败退到梁山。梁山位于忠州西北,地处群山之间,地势险要。
但懋辛退守梁山后,立即召集部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军官们纷纷表态:“梁山地势险要,进攻困难,我们愿意拼死作战。”但懋辛却说:“现在我军兵力不足,武器短缺,弹药和粮饷都接续不上,难以长期坚守,不如暂时退到绥定,再通过电报联系成都的代表,与刘成勋联络合作,才能确保万全。如果死守梁山,再打一场败仗,后果将不堪设想。”军官们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纷纷撤退到绥定,并迅速电告成都代表,请求与刘成勋沟通合作。
刘成勋本就担心杨森势力越来越大,想趁机将他赶出四川,但一时无机会,只能忍耐。听说杨森与但懋辛开战,且第一军战败,他立刻召集赖心辉、邓锡侯等将领商议:“杨森若击败但懋辛,夺下忠州、万县等地,实力将更加强大,将来必然要侵袭我们。不如趁此机会,帮助但懋辛,进攻重庆、泸州,使其首尾难顾。一方面让但懋辛感激我们,今后可将其收编为己用;另一方面,趁机占领重庆、泸州,获取新的军饷来源——这正是军阀争地为战的本意,他们哪里懂什么正义?第三,可以消除我们内部的隐患。”众人一致同意,正要发电命令讨伐杨森时,恰好但懋辛派代表前来请求救援。刘成勋大喜,立即接纳并给予优待,于是由第一、第三、第二军共同推举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出兵讨伐杨森。刘成勋随即就职,分派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将领分别进攻重庆、泸州等地,并同时电告但懋辛。
此时但懋辛已退至遂宁,得知消息后立即南下进攻泸州。杨森听说刘、但联军来袭,不敢轻敌,在永川、泸州一带严密布防。但懋辛一方面出于复仇之心,另一方面获得了刘成勋提供的军饷和弹药,兵力迅速增强,再加上杨森兵力被分散,处境变成了众寡悬殊,几经激战,杨森节节败退,最终被但懋辛攻占了泸州。
杨森随即集中兵力,在永川和壁山一带全力进攻刘成勋的军队。刘军前线总指挥邓锡侯是第三军中最擅长作战的师长,本应可以一战取胜,但杨森将主力全部部署于此,拼死抵抗,因此激战数次,始终未能攻下。邓锡侯十分焦急,想到一计,亲自率兵两次猛攻壁山敌阵,随即迅速退守铜梁。杨森误以为邓锡侯要渡过嘉陵江包抄,便分兵防守铜梁一带。
第二天果然传来消息,第一军确实渡过嘉陵江,杨森急忙把壁山的兵力调往青木关防守,同时将永川方向的部队撤退到来凤驿,企图缩短防线、集中力量救援壁山。然而,第三军渡江的部队其实只是小部分,主力仍在全德场,得知青木关和麻柳坪一带有援军调往,便乘胜出击。杨军防守兵力薄弱,又毫无准备,很快溃败。等到来凤驿的援兵赶到时,邓锡侯已攻占壁山。
在永川方向的第三军由赖心辉指挥,得知邓锡侯的进展后,也乘势猛攻。杨森先是得知壁山失守,又听说永川方向也有失利,便下令来凤驿的部队退守白市,以便互相救援。
但懋辛占领泸州后,继续南下占领合江、江津、綦江等地,随后又进军南川,正准备进攻涪州。杨森担心后路有失,急忙分兵救援涪州。重庆一带的兵力因此变得薄弱,邓锡侯、赖心辉等人趁势猛攻,杨森大败,被迫退守忠州,连防守涪州的部队也受影响,连夜撤退到石砫。
邓锡侯等人攻占重庆后,立即率兵追击。探得田颂尧攻占大竹,刘斌攻克东乡,攻势更加猛烈。杨森见忠州已陷入包围,知道自己无法守住,便放弃阵地,退守万县。
但懋辛占领石砫后没有停留,立刻继续前进,在涂井渡过江,进攻万县。第一、第二军在怀渡与杨森作战,一方是屡战屡败的残军,一方是胜利之师,仅支撑了半天,杨森部便大败溃退。但懋辛趁势猛攻,占领万县,第三军主力也陆续抵达。休整数日后,继续进军,在庙基滩与杨森军队对战。此时的杨森已陷入“背城借一”的绝境,勉励部下死守,绝不后退。双方激战多夜,最终因人多势众,逐渐无法抵抗。第一、第三军乘胜猛攻,杨森彻底溃败,士兵纷纷逃散,一部分逃到湖北施南一带,杨森本人逃往宜昌,向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请求收编。
孙传芳不敢擅自决定,派人向吴佩孚询问意见。当时吴佩孚刚打赢奉系、又见陈炯明被赶走,心怀“武力统一中国”的幻想,自然十分乐意收留杨森,作为日后统一四川的前哨。于是立刻电令孙传芳将杨森收编,对不愿改编的,安排遣返回籍。孙传芳照办,共收编了一支混成旅。吴佩孚仍命令其驻守湖北边境,听从长江上游总司令节制调遣。
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等人在击败杨森之后,便设立了“省宪会议筹备会”,自任筹备员,着手进行四川地方自治的筹备工作,以便长久割据。凡是支持或提倡联治的人,除了少数军阀政客外,大多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军阀心理。然而,川、鄂边境因追击杨军,时常与鄂军发生冲突,局势十分紧张。后来经孙传芳与刘成勋分别派出代表谈判,达成了三项协议:第一,川、鄂军队同时撤军,互不侵犯;第二,恢复重庆与宜宾之间的交通;第三,继续实行川、鄂联防协议。双方撤兵后,暂时和好。
吴佩孚收编杨森后,立刻命令其积极训练士兵,补充军械,为将来再次作战做准备。民国以来,那些失败的军阀,只要有一支残部,没过几月便又能恢复实力,再次成为军阀。所以兵员虽少,但战斗力反而足够,吴佩孚自然十分满意。
然而此时北方又有直系与奉系军阀重新备战的传言,人心惶惶。幸亏鲍贵卿极力调解,又经奉、直当局通电否认,才平息了恐慌。但风波刚刚过去,又起新事——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晚,大总统黎元洪正在批阅公文,忽然接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称有紧急机密要事相告。黎元洪感到疑惑,立刻召见他们。
吴景濂见到黎元洪后,走近一步,轻声说:“有一件机密,要与总统面谈。”黎元洪惊讶问是什么事?吴景濂回答:“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奥国签订借款合同,涉嫌受贿,请总统立即下旨,命步军统领将罗文干逮捕,交由地方检察厅审讯,以维护官场纪律。这是众议院正式公函,由我等负责举发。”
黎元洪接过公函,看完后勃然大怒。他一向以清廉自居,对于官吏受贿本应极为震怒,但这次却明显是被人利用了。立刻下旨,命令步军统领立即逮捕罗文干,交地方检察厅审讯。
步军统领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立即派排长王得贵带领全排士兵,携带武器弹药,前往罗文干的公馆。士兵们四散埋伏,王得贵只带两人,上前叫开大门,声称有要事要见总长,询问是否在家。门卫不明情况,如实回答。王得贵并不多言,直接冲进去。
当时罗文干正抱着他的妾,沉醉于美梦之中,突然听见门外有人叫,惊醒后怒道:“什么人?这时候还有事?”王得贵答:“总长在家,我们奉总统和统领的紧急命令,特来请总长商议要事。”罗文干怒道:“这时候还有事?你回去告诉总统,我明天早晨再来谈。”王得贵坚持道:“不行!统领说今天必须请总长到办公室。”罗文干更生气:“什么?我不去,你拿什么办法?”他的妾被惊醒,劝道:“人家这么紧急来请,肯定是大事,你不去岂不是耽误了?”罗文干闻到她身上香气,顿时心神一荡,笑着说:“一时发脾气把你就惊醒了,这不怪你啦?”妾也瞥了他一眼:“别胡说,快起来,别耽误国家大事!”罗文干被劝得无奈,只好勉强穿衣下床,出门见门口站着三名士兵和一名门房,又愤怒地骂门房:“什么人?不问清就带进来?”门房辩解:“我跟他说过,他就是不肯走。”罗文干转向王得贵质问:“你们说有什么事?”王得贵行军礼答:“统领命令我们立刻请总长前去。”罗文干怒道:“什么事这么紧急?你回去说,夜深了,有什么事,明天让统领来部里找我。”王得贵坚持:“不行,统领奉总统之命,必须今日请总长到办公室。”罗文干更怒且惊:“什么?非去不可!你们统领凭什么要我非去不可?我也没收到总统命令,怎么去!”王得贵说:“总统命令就是必须去。”罗文干听完愣住,看着王得贵,半天才开口说:“你说……”刚说到“你说”两个字,便沉默下来,思索着,等王得贵解释。
王得贵知道他不肯去,便掏出一张公文,递给罗文干。公文上写道:“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称:‘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奥国签订借款展期合同,有受贿情事,请求谕令步军统领将其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刻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羁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该排长即刻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厅讯办,切切毋延!此令。”
罗文干看完,终于明白过来,笑着说:“啊,原来如此!这事我明白了,那就跟我走吧。”说完立即叫人备好汽车,与王得贵一起前往步军统领衙门,步军统领连夜将其送至地方检察厅羁押。同时,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也被一并逮捕。
第二天,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得知此事,感到无比愤怒和震惊。作为内阁成员,被总统随意逮捕,无端遭殃,如何能忍?他们立刻相互打电话商议,随后召开府院联席会议。会上首先由黎元洪陈述事情经过。
高恩洪首先站起来发言:“这件事是总统违法!无论总长犯了什么罪,除司法机关外,总统怎么能命令步军统领抓捕官员?这是违背法律的。况且当前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若总统可以随意逮捕官员,我们这些阁员岂不是也无从履职?”
孙丹林、顾维钧等人也纷纷谴责黎元洪违法。黎元洪本是忠厚之人,却在众人的围攻下毫无辩解之力。张绍曾看不下去,起身调解道:“事情已经发生,现在说也无益,不如共同商议如何补救。”高恩洪说:“如何补救?我们内阁直接集体辞职。”顾维钧说:“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吴景濂和张伯烈既然举发,就应承担责任。请总统下命令,由法庭依法处理,若严惩则他们负实责,若轻判则反坐,看他们敢不敢担责。”众人一致赞成,随即拟定命令,请求黎元洪签署发布。
会议刚结束,消息传到吴景濂、张伯烈耳中,他们立即赶回公府,劝阻黎元洪签署命令。黎元洪本来就立场摇摆,听了这一面,又听那一面,最终将命令搁置。
此事虽看似不大,却激怒了军阀吴佩孚。他立刻拍电报严厉指责黎元洪违法。张绍曾先提出辞职,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李鼎新、高恩洪等人虽未辞职,但联合发出通电,大意如下:
“总统违法,擅自逮捕阁员。十九日府院联席会议拟定的命令,又因议员包围总统、阻止盖印而未能通过。责任内阁制已被彻底破坏。待罗案真相查清后,全体立即辞职,以告慰国民。”
罗文干在狱中,也向黎元洪提出请求,要求将吴景濂告密一事,移交法庭依法审理。黎元洪对其他事并不十分在意,但吴佩孚的电报让他感到压力。隔了一天,黎元洪便派孙宝琦、汪大燮、黄开文、廕昌四位重臣,亲自前往地方检察厅,将罗文干从监狱接回,安排在公府礼官处居住。
然而,他的大恩主曹锟却似乎故意为难,反而公开攻击罗文干,称其有罪。听说曹锟与各军阀都攻击罗文干,黎元洪估计罗文干根本站不住脚,便再将他送入监狱,让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财政总长重新尝尝牢狱之苦。
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等人随即集体辞职,并通电宣告:“各方行为皆不守常规,无法维持,即刻辞职,不再到部院任职。惟罗案如涉及我等,仍愿束身待审,绝不推诿。”
黎元洪收到辞呈,立即批准,并特别任命汪大燮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部长,高凌霨为内务部长,汪大燮兼财政部长,张绍曾为陆军部长,李鼎新为海军部长,许世英为司法部长,彭允彝为教育部长,李根源代理农商部长,吴毓麟代理交通部长。内阁更替频繁,如同下棋一般,国家政局怎么能不混乱?
新任内阁成员担心国会表决时被否决,纷纷拉拢议员,讨好各方。彭允彝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应将罗文干移交法庭重新审理,结果引发新一轮议会风波。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公开谴责彭允彝干涉司法,认为其行为有损学术尊严,宣布辞职并离京。北京随即爆发“留蔡驱彭”运动,持续整整两个月。
最后,当这场学潮平息时,孙中山已返回广东,具体细节,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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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的联盟与分裂,大都取决于利益得失:利益相合,昔日仇敌也能成为盟友;利益冲突,昔日好友也会反目。刘成勋之所以帮助但懋辛,是因为杨森的强大直接威胁到他的利益。若但懋辛强大而杨森弱小,杨森就不会被迫逃离。由此可见,祸福相依、盛衰相随的道理,绝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