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李烈鈞、許崇智、梁鴻楷、黃大偉、朱培德各部軍隊，在江西的戰事，本來節節勝利，已經佔領贛南各地，蔡成勳雖代陳光遠節制江西軍隊，也無法抵抗。孫中山發信催促回軍平亂的那日，李烈鈞正在猛攻吉安，和沈鴻英的部隊劇戰，以後蔡成勳、周蔭人等部隊，也加入前線，北軍陡然增加了許多生力軍，氣勢大振，因此北伐軍不能長驅直上。好在湖南陸軍第六混成旅長陳嘉祐所部的一旅，也幫着李軍助攻，還能維持個勢均力敵，想不到廣州政局變動的消息傳來，頓時使北伐軍生了內顧之憂，只得撤退回粵。陳氏之肉，真不足食也。周蔭人部乘勢追擊，陳嘉祐部被打得大敗虧輸，因此回不得湖南，只得退入廣東，助北伐軍討伐陳炯明。朱培德、李烈鈞、許崇智等退到邊境，大家商議：我軍一齊撤退，北軍乘勢進逼，則腹背受敵，必難取勝。何況我們餉械的接濟，已經斷絕，勢不能延久，不如留一部分軍隊，堅守贛南，分一部分軍力去討伐陳逆，方有救應。大家便決定先由朱培德、許崇智、黃大偉等部南下，其餘暫留贛南，防北軍追擊。許崇智的部隊擔任中路，進攻仁化，黃大偉擔任東路，進攻始興，朱培德擔任西路，進攻樂昌，雙方劇戰多日，互有勝負。李烈鈞這時正在防守贛州，也和蔡成勳、周蔭人等部劇戰。李烈鈞雖是智勇兼備的軍事家，無奈人數既少，又是久戰的疲卒，餉械又無處籌劃，因此抵抗了半個多月，已是大不容易。便支持不住，被北軍奪了贛州。 恰好這日聽說許崇智等的軍隊，也喫了敗仗。南雄、始興等處，都被陳炯明佔領，許崇智等殘部，陸續由閩邊退去，知道已不能退到韶關一帶去，便分向湖南、廣東交界的地方退卻了。韶關那面，許崇智、黃大偉兩部軍隊，戰敗退往閩邊，朱培德、陳嘉祐等部，還在仁化、樂昌一帶劇戰，無如子彈缺乏，只得也同時退卻，朱培德退向廣西邊境，陳嘉祐仍回湖南去了。所有北伐部隊，到此總算已完全失敗。大書特書，所以直誅陳氏之罪也。 這消息傳到廣州，中山還不肯深信，程潛、居正等都請中山離粵，中山不從道：“這種戰報，都出之敵方，豈可盡信？萬一前方並未失敗，而我先離廣州，又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之將士？”苦心孤詣。如此者已非一日，到了八月九日那天，各處敗耗，方纔證實，中山當即召集各艦艦長，開軍事會議，決定大計。各艦長齊聲道：“贛南既已失陷，南雄又復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事決難順利。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不如暫時到上海去，慢慢的再圖討伐叛逆之計，較爲妥當。”中山深知在此無益，便決定離粵赴滬，一面又通告各國領事，說明總統即日離粵的事情，一面又叫人向商輪公司，預定艙位。幕僚一齊諫止道：“總統一身，關係民國存亡，何可行此冒險之事？萬一叛軍有什麼陰謀，豈不危險？”中山侃然道：“我本中華民國之總統，一切當示人以公正偉大，仍是不肯言逃之意，讀之令人起敬。豈可鬼鬼祟祟，學末路政客、失敗軍閥的樣子，祕密動身嗎？”是能見到大處，非專以大言欺人者比。幕僚再三婉諫，總未得中山許可。 衆人正在爲難，恰好英領事託人回報說：“孫總統如果決意離粵，我可派炮艦摩漢號，護送總統往香港，不必另搭商輪。而且明天還有俄國皇后號郵船，由香港往上海，如孫總統往上海，請於下午三點鐘趁摩漢炮艦到香港，我可以電知香港，預備艙位。”衆幕僚聽了，都大喜道：“難得英領事盛意，總統不可辜負了他。”中山沉吟未答，那回報的人道：“英領事此舉，非常誠意，總統無論在邦交上着想，或友誼上着想，都不可辜負他。”中山方纔應諾，到了下午三時，帶了幕僚，登摩漢艦離開廣州，艦隊的善後事宜，委託祕書林直勉，和參軍李章達兩人代爲辦理，併發恩餉一月，以獎勵官長士兵忠勇勤勞的功績。 到了四點鐘，摩漢號出發，七時出虎門要塞，中山在船上向衆人說道：“想不到我們今日竟得脫險，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國責任，仍在我們身上，萬萬不可輕棄，負了初心。”讀之令人起敬，還令人下淚。林樹巍道：“總統忠於爲國，對於世界政治情形，觀察得尤其透徹，不知道中國究要怎樣才能富強，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山素來是沉默莊嚴的，此日卻和往日不同，議論風生，很有悲歌慷慨的樣子，當時便回答道：“中國要求自由平等，脫離列強的壓迫，除卻革命而外，自然更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大聲疾呼。至如聯省自治之說，不過是軍閥割據的一種變相，萬萬不可實行，而且是決不能實行的。”張俠夫道：“美利堅、德意志不都是聯邦制嗎？爲什麼在他們行之，便可以致富強，在中國便不能實行呢？”中山道：“你們可謂知一不知二。美德各國，本來沒有軍閥割據的事實，而且他們的領土較小，不能單獨存在，所以可行。至於中國，不但土地比世界各國要大，就是人民也比各國爲多，假使准許各省自治，則各省無論在財力兵力上以及其他，都可脫離中央而獨立。軍閥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決不能免，所以不如分縣自治，較爲妥當。因爲縣的範圍有限，一鄉一縣的事情，人民容易見到，該興該革的地方，亦容易實行，可以不至如省自治制的大而無當也。”主聯省自治者，未嘗不言之成理，惜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耳。張俠夫道：“總統偉論，我們都明白了。但此是內政問題，若就外交而論，又當聯絡哪一國呢？”中山道：“這也未可執一而論，須看他們的情形。”衆人齊聲道：“請總統不妨把各國的情形，解釋給我們聽聽，看中國該學哪一國？該聯絡哪一國？”中山道：“美國人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國尊重主權，又尚道義，英國外交，則專重利害，不過它的主張，中正不偏，又能識別是非，主持公理，所以對外態度，總不失其大國之風。現在我國的外交，該學英國公正的態度，美國遠大的規權，法國愛國的精神，即尊重主權，蓋尊重本國之主權，即愛國之表現也。以立我們民國千百年永久之大計。至於在國際地位上言之，和我們中國利害相同，又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攜互助，策進兩國利益的，卻只有德國。可惜我國人不明白它的真相，因它大戰失敗，便以爲不足齒列，不知道他們的人才學問，都可以資助我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所以此後我國的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然應當注重，不過對於歐、亞大陸的俄、德兩國，更不能不特別留意。不可盲從他國，反被別人利用咧。”今日之外交家，應以此語爲針言。衆人聽了，都各欣然。彼此往復討論，直到後半夜兩點鐘，方纔各自就寢。 天明六點鐘，摩漢艦已到香港，香港政府即時派人來照料搬過俄國皇后郵船。到了正午十二時，郵船開行。次日，又接到廣州英領事的無線電，報告白鵝潭海軍，和保護人員離粵赴港的情形。中山覆電感謝。一行人在郵船住了五天，無非討論些國家世界的事情，和談論廣州的事變而已。到了八月十四上午，郵船開到上海，中山在吳淞口登陸。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在岸上歡迎的足有好幾千人，中山聽說他們在風雨中，已鵠候了好幾日，真是難得。十分感謝。落了寓所後，在下半天便召集中華革命黨的同志，討論國會和時局問題，第二天便發表了一個護法宣言。這宣言的稿子，是中山在郵船上決定的。原文道： 六年以來，國內戰爭，爲護法與非法之爭，文不忍艱難創造之民國，隳於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奮鬥不息。中間變故迭起，護法事業，蹉跎數載，未有成就，而民國政府，遂以虛懸。國會知非行權無以濟變，故開非常會議，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屬之於文。文爲貫徹護法計，受而不辭。 就職以來，激勵將士，出師北向，以與非法者戰。最近數月，贛中告捷，軍勢遠振，而北軍將士，復於此時爲尊重護法之表示，文以爲北軍將士有此表示，則可使分崩離析之局，歸於一統，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願與北軍將士提攜，以謹統一之進行。不圖六月十六日，護法首都，突遭兵變，政府毀於炮火，國會遂以流離，出征諸軍，遠在贛中，文僅率軍艦，倉卒應變，而陸地爲變兵所據，四面環攻，益以炮壘水雷，進襲不已。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護法責任，繫於一身，決不屈於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險犯難，孤力堅持，至於兩月之久，變兵卒不得逞。而軍艦力竭，株守省河，於事無濟，故以靖亂之任，付之各處援師，而自來上海，與國人共謀統一之進行。回念兩月以來，文武將佐，相從患難，死傷枕藉，故外交總長伍廷芳，爲國元老，憂勞之餘，竟以身殉，尤深愴惻。文之不德，統馭無才，以至變生肘腋，咎無可辭。自兵變以來，已不能行使職權，當向國會辭職，而國會流離顛沛之餘，未能集會，無從提出。 至於此次兵變，文實不知其所由起，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諸從亂者所稱說，其辭皆支離不可究詰。謂護法告成，文當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對於統一計畫，已有宣言，爲天下所共見。文受國會付託之重，雖北軍將士有尊重護法之表示，猶必當審察其是非與誠僞，爲國家謀長治久安之道，豈有率爾棄職而去之理？陳炯明於政府中爲內務總長，陸軍總長，至兵變時，猶爲陸軍總長，果有請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議，建議無效，與文脫離，猶將諒之。乃兵變以前，默無所言，事後始爲此說，其爲飾辭，肺肝如見。按當日事實，陳炯明於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龍，嗾使第二師於昏夜發難，槍擊不已，繼以發炮，繼以縱火，務使政府成爲煨燼，而置文於死地。蓋第二師士兵，皆爲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謀殺事成，即將歸罪以自掩其謀，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觀其於文在軍艦時，所上手書，稱大總統如何，可證其欲蓋彌彰已。陳炯明以免職而修怨，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無論以怨望而謀不軌，爲法所不容，即以事實言之，文於昨年十月，率師次於桂林，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陳炯明不惟斷絕接濟，且從而阻撓，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師，於陳炯明呈請辭職之時，猶念其前勞，不忍暴其罪狀，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慰勉有加，待之豈雲過苛？葉舉等所部，已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爲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回防，詎雲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於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據，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且即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兇鋒，及於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於攻城得地之後，爲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虐至於兩月。護法以來，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於西南，軍紀雖弛，有時猶識忌憚。龍濟光、陸榮廷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爲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兵怵於亂賊之名，憚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兵始從之爲亂。似此煽揚凶德，汨沒人道，文偶聞野蠻部落爲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爲此者，即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統率之軍隊，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爲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者甘心作亂，縱兵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之責督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不惟自絕於同國，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爲人道計，亦當去此蟊賊。凡有血氣，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爲矣。以上所述，爲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爲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 繼此以往，當爲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畫，自信爲救時良藥，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則當發展實業，以厚民生，務使家給人足，使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世。如政治問題，則當尊重自治，以發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國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凡此犖犖諸端，皆建國之最大方略，文當悉其能力，以求貫徹。自維奔走革命，三十餘年，創立民國，實所躬親。今當本此資格，以爲民國盡力。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爲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爲敵。義之所在，併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耿耿此誠，惟國人共鑑之！ 此項宣言發表以後，南北人民，才曉然於廣東兵變之內幕，都痛恨陳炯明，斥爲國家之賊，社會之蠹，而對於中山先生的信仰心，卻益發深切堅固，認他宣言的方略，爲救國惟一之良猷，即認定先生爲現代惟一救世主者。曾幾何時，叛逆者終爲世棄，而先生革命大業，不久即告成功。可見民心向背，端的關係匪輕。我人論史至此，惟有引用尚書“作僞作德，勞逸拙休”兩語，爲感嘆奮勵資料罷了。正是： 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何苦爲小人。 南方兵變事，至此告一段落，同時北方也有幾件大事，容俟下回分解。 ---------- 民國以來，戰爭靡已，蟲得失，蝸角紛持，主事者認爲大事，旁觀者久已齒冷。寢至彈雨槍林，都成司空見慣，有識者且置爲無足評論之問題。惟有一事，足予吾人以確當之教訓者，則民心向背，可爲勝敗之標準，歷試皆驗，無一或爽。故以廣東事變而論，自陳氏背叛，而國人對於中山先生之信仰愈堅，即爲革命事業生色不少。是陳氏之所以害先生者，乃適以厚先生耳。小人作祟，雖能逞志一朝，結果每以成全君子之事功。若陳氏所爲，不綦然與？不綦然與？嗟夫！彼野心軍閥，可以悟矣。
《民國演義》•第一百三十八回 離廣州乘桴論時務 到上海護法發宣言
譯文：
以下是對《民國演義》第一百三十八回中相關段落的現代漢語翻譯：
李烈鈞、許崇智、梁鴻楷、黃大偉、朱培德等將領的軍隊在江西戰場上原本節節勝利，已佔領贛南多地。儘管蔡成勳代替陳光遠統率江西軍隊，也無法抵擋。當孫中山通過書信催促他們回師平亂時，李烈鈞正處在猛攻吉安的戰鬥中，與沈鴻英的部隊激戰。之後，蔡成勳、周蔭人等部隊也進入前線，北軍迅速獲得大量援軍，氣勢大振，北伐軍因此無法繼續前進。幸好湖南陸軍第六混成旅旅長陳嘉祐的部隊也加入支援，與李烈鈞的部隊形成對峙，局勢暫時持平。然而，廣州政局突然發生變動的消息傳來，北伐軍頓時產生後顧之憂，只好撤回廣東。陳嘉祐的部隊戰鬥力確實有限，可見其軍事實力根本不足以支撐大局。周蔭人趁勢追擊，陳嘉祐部隊慘敗，被迫退入廣東，轉而協助北伐軍討伐陳炯明。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等人也退至邊境，商議認爲：如果全體軍隊撤退，北軍趁機進攻，我們將腹背受敵，必定難以獲勝。況且我們餉械補給早已斷絕，無法支撐長久作戰，不如留下部分軍隊堅守贛南，分兵去討伐陳炯明，纔能有所依靠。於是決定由朱培德、許崇智、黃大偉等部南下作戰，其餘部隊暫留贛南，以防北軍追擊。許崇智部負責中路進攻仁化，黃大偉部負責東路進攻始興，朱培德部負責西路進攻樂昌，三方展開激烈戰鬥，勝負交替。此時李烈鈞仍在防守贛州，與蔡成勳、周蔭人等部隊激烈交戰。李烈鈞雖是智勇雙全的軍事家，但兵力不足，又是長期作戰的疲憊之師，而且彈藥糧餉毫無來源，抵抗了半個月後已十分困難，最終無法支撐，被北軍攻陷贛州。
正當此日，得知許崇智等部也戰敗的消息：南雄、始興等地被陳炯明佔領，許崇智等殘部陸續從福建邊境撤退，已無法抵達韶關一帶，只得向湖南與廣東交界處退卻。韶關方向的許崇智、黃大偉兩部也被擊潰，退往福建，朱培德、陳嘉祐等部仍在仁化、樂昌一帶作戰，但因彈藥嚴重不足，也相繼撤退——朱培德退往廣西邊境，陳嘉祐則返回湖南。至此，北伐軍徹底失敗，這正是爲了嚴厲譴責陳炯明的罪行而特別強調的。
這條消息傳到廣州，孫中山起初仍不相信，程潛、居正等人勸他離開廣東，孫中山卻堅持不走，理由是：“這些戰報多半來自敵方，怎能全信？萬一前線並未失敗，我先離開廣州，又如何向前線將士和艦隊官兵交代？”他這份苦心，堅持了很久，直到八月九日，各地戰敗的消息終於得到證實，孫中山才召集各艦艦長召開軍事會議，制定應對策略。各艦長紛紛表示：“贛南已經丟失，南雄也失守，前線腹背受敵，戰局勢必艱難。總統長期留在省會，毫無作爲，不如暫時前往上海，慢慢籌劃討伐叛軍的計劃，更爲穩妥。”孫中山深知留在廣州無益，便決定離開廣東前往上海。同時，他通知各國領事，說明自己即將離粵，並派人預定商輪的座位。
幕僚們極力勸阻：“總統一人關係到民國存亡，怎能冒險離開？萬一叛軍有陰謀，豈不危險？”孫中山嚴肅回應：“我身爲中華民國總統，必須以公正與偉大姿態示人，絕不能像失敗政客或軍閥一樣，偷偷摸摸地逃走，那有損國格，令人反感！”這番話表現了他高瞻遠矚的政治胸懷，而非空談大話。幕僚再三勸說，孫中山仍堅持不動搖。
衆人正爲是否動身爭論時，英國領事派人回報說：“如果孫總統決定離開廣東，我可以派炮艦‘摩漢號’護送您前往香港，無需另搭商船。而且明天還有‘俄國皇后號’郵船從香港開往上海，如總統要前往上海，請在下午三點鐘準時登上‘摩漢號’抵達香港，我會提前電告香港方面，安排好艙位。”幕僚們聽了非常高興：“難得英國領事如此誠懇，總統絕不能辜負這份善意！”孫中山沉吟片刻，聽聞英國領事的誠意，終於答應。當天下午三點，孫中山帶領幕僚登上了“摩漢號”離開廣州。艦隊後續事務由祕書林直勉和參軍李章達代爲處理，並宣佈發放一個月的軍餉，以獎勵官兵的忠誠與辛勞。
四點出發，七點穿過虎門要塞。途中，孫中山對衆人說：“沒想到我們今天能脫險，哪怕只剩一口氣，也絕不能放棄理想。民國的責任，依然在我們身上，絕不能輕言放棄，辜負最初的初心。”這句話令人動容，也令人肅然起敬。林樹巍問道：“總統對世界政治看得如此透徹，不知道中國該如何富強，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孫中山平時沉默莊重，這一天卻情緒激昂，慷慨陳詞，隨即回應道：“中國要獲得自由平等，擺脫列強壓迫，除革命外，再無其他出路。關於‘聯省自治’的說法，不過是軍閥割據的變相，根本不應實行，也絕不可能成功。”張俠夫問：“美國和德國都是聯邦制，它們成功了，中國爲什麼就做不到？”孫中山回答：“你們只看到表面，沒看到根本。美國和德國原本就沒有軍閥割據，而且國土面積小，無法獨立生存，所以能實行。中國國土遼闊，人口衆多，若允許各省自治，各省無論財力、軍力或其他方面，都會脫離中央獨立。軍閥就借‘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如實行‘縣自治’，範圍有限，百姓看得見、管得着，地方問題容易解決，避免了省自治制那種‘大而無當’的弊端。”那些主張聯省自治的人，雖論點看似合理，但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張俠夫繼續問：“總統的見解我們都明白了。但這屬於內政問題，若談外交，該與哪個國家合作？”孫中山說：“這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各國情況來判斷。”衆人齊聲請求：“請總統詳細說明各國情況，中國該學哪個國家，該與哪個國家結盟？”孫中山回答：“美國重視人道和情感，法國尊重主權，崇尚道義，英國外交則注重利害得失，但其立場中正，能分辨是非，堅持公理，因此對外態度始終不失大國風範。現在我國外交，應學習英國的公正、美國的遠見、法國的愛國精神——尊重國家主權，就是愛國的表現。從長遠來看，對國家千秋大計至關重要。至於國際地位上與我國利害一致、互不侵犯、又能相互扶持、共同發展的國家，只有德國。可惜國人不瞭解德國的真實情況，因德國在一戰中失敗，便誤認爲其無足輕重，其實德國在人才、學問方面，都能幫助中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因此，我們不僅應重視海軍強國，更應特別關注歐洲和亞洲的俄國、德國，不能盲目追隨別人，而被別人利用。”這番話堪稱今日外交家應銘記的警言。衆人聽後，皆深感振奮，反覆討論，直到深夜兩點才各自休息。
清晨六點，摩漢號抵達香港，香港政府立即派人協助安排轉移至“俄國皇后號”郵船。中午十二點，郵船啓程。次日收到廣州英領事的無線電報，報告白鵝潭海軍及人員撤離赴港的情況，孫中山覆電致謝。一行人在船上住了五天，主要討論國家與世界形勢，以及廣州事件的經過。八月十四日上午，郵船到達上海，孫中山在吳淞口登陸。當時，上海各團體代表在岸邊歡迎的有數千人，孫中山得知他們已在風雨中等候多日，深感感動，十分感謝。登岸後，他在下午便召集中華革命黨同志，討論國會與時局問題。第二天，正式發佈了《護法宣言》。這份宣言最初是在船上擬定的，原文如下：
六年來，國內長期戰亂，是護法派與非法勢力之爭。我實在不忍看到艱難創建的民國，被非法勢力毀於一旦。因此，我率領同鄉志士，堅持不懈地奮鬥。其間政局變化頻繁，護法事業歷經數年，始終未能成就，致使民國政府名存實亡。國會深知，唯有依法行使權力，才能解決危機，因此召開特別會議，將建立政府的重大責任交予我。我爲貫徹護法之志，欣然接受。
就職以來，我激勵將士，出兵向北，與非法勢力作戰。最近幾個月，贛中地區取得勝利，軍威大振，而北軍將士在此關鍵時刻表現出對護法的尊重，我認爲這可以促使分裂局面實現統一，因此在六月六日宣佈了願與北軍合作、推進統一的宣言。沒想到六月十六日，護法首都廣州突然發生兵變，政府被炮火摧毀，國會流離失所，前方部隊遠在江西，我僅能率領軍艦應急，但陸地已被變兵佔據，四面圍攻，且不斷部署炮壘和水雷進行攻擊。我身負國會重託，護法責任繫於一身，絕不屈服於暴力，失去立場，因此冒險犯難，孤身堅守，歷時兩月，變兵終未能得逞。但軍艦兵力耗盡，只能困守省河，無濟於事，因此把平亂的重任交由各地援軍，最終決定前往上海，與廣大民衆共同謀劃統一進程。
回想起這兩個月來，文武將佐與我共患難，戰死與受傷者不計其數，深感痛惜。外交總長伍廷芳身爲國家元老，憂心國事，最終因勞累而殉國，令人無比悲痛。我治軍無能，導致變亂突然發生，罪責難辭。自兵變以來，我已無法正常行使職權，應向國會請辭。但因國會流離顛沛，未能集會，無法正式提出。
至於此次兵變，我實不知其起因。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隨從者所述，其說法離奇、牽強，無法自圓其說。有人說：“護法成功後，你應下臺？”而六月六日我已公開提出統一計劃，天下皆知。我受國會重託，即使北軍表達尊重護法之意，也必須審察其真心與否，爲國家謀求長治久安之策，怎會輕易棄職而去？陳炯明曾擔任政府內務總長和陸軍總長，兵變時仍爲陸軍總長，若真有請我下臺之意，何不直接提出建議？建議失敗後，與我脫離，也應能理解。然而兵變前他卻一言不發，事後才突然提出此說，明顯是爲掩飾真相而編造的謊言。回顧事實，陳炯明已於六月十五日離開石龍，暗中唆使第二師在深夜發動兵變，持續開槍、開炮、縱火，企圖將政府徹底焚燬，置我於死地。第二師的士兵多爲湖南籍，若謀殺行動成功，他將歸罪於他們，以掩蓋自己陰謀，也藉此除掉隱患。我僥倖脫險，未能如願，這才編造出“請我下臺”之說。從他寫給我的信件內容看，其意圖明顯，欲蓋彌彰。所謂“陳炯明因免職而心生怨恨，葉舉等人則因回防地被佔而策劃兵變”？無論出於怨恨而起兵，都是違反法律的；即便從事實出發，我在去年十月率軍前往桂林時，曾委託陳炯明負責後方補給。他不僅斷絕了接濟，還積極阻撓，我直到四月月底纔不得不改道出師。在他請求辭職之時，我仍考慮到他過去有過功勞，不忍揭發其罪行，仍保留其陸軍總長之職，以示寬厚待人。葉舉等人本已指定肇州、陽江、羅定、高要、雷州、欽州、廉州、梧州、鬱林一帶爲防地，卻擅自率軍進駐廣州，騷擾不斷。前線軍心因而動搖，我下令他們回防，哪知反而引發兵變？可見這些行爲並非本意，而是他們長期盤算，只想割據自利，對國事毫不關心。最初阻撓出師，最終策劃叛亂，不惜違反常理，以求一逞。這正是“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的典型表現。他們即使對我不滿，最終所圖謀的，也只是我一人生命，人民又何辜？自六月十六日以來，他們縱兵淫暴，使廣州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空前洗劫，至今仍未收手；甚至將暴行蔓延至北江各處，鄰近各縣皆遭洗劫，百姓無辜受難，令人痛心。以往不法軍隊攻城得地後，常暴虐一時，已犯天下大忌，如今卻肆虐長達兩個月，堪稱空前。護法以來，雖然各地因災禍而遭受兵亂，卻未有如廣東今日這般殘酷。北軍雖軍紀鬆懈，有時仍有所忌憚，如龍濟光、陸榮廷駐守廣東，雖曾騷擾百姓，仍不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卻悍然肆意，其動機據聞是：主謀者煽動士兵發動兵變，士兵因畏懼“亂賊”之名，都不願響應，主謀者陷入困境，於是提出“事成後縱兵掠奪”爲條件，士兵才被迫響應。這種煽動暴行、泯滅人道的做法，我偶聞野蠻部落如此行徑，都深惡痛絕，沒想到竟出自同國之人，且出自軍隊統帥，實在令人憤怒！我本以爲陳炯明長期追隨志同道合的夥伴，願爲國事奔走，因此將軍事大權全權託付給他。如今他竟甘心作亂，縱兵殃民，已達到極點。我用人不當，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此次兵變，主謀及所有參與者，不僅背叛國家，也背叛了人類倫理，從法律角度必須嚴懲，從人道角度也必須清除此類禍患。凡有血性之人，都應羣起而攻，剷除其根本，防止其蔓延；否則，禍患將不斷擴散，國家局勢將更加混亂。以上所述，是廣州兵變的全過程。
至於國家大政，護法問題應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獨立行使職權”爲最終目標，如此，特殊時期的政治困局自然會結束。在此基礎上，我於六月六日提出的“工兵計劃”，我認爲是救時良策。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應大力發展實業，以改善民生，使百姓家給人足，得以休養生息，適應競爭世界。政治方面，則應尊重地方自治，以激發民衆活力。所謂自治，是指全體國民共同參與、共同治理、共享成果，並非軍閥打着“自治”旗號，實則行割據之實。上述各項，都是建國的根本方針，我將盡己所能，努力貫徹實施。
我自投身革命以來，已有三十餘載，親手創建了民國，這是我的親身經歷。如今，我將以自己長期積累的資歷，爲國家盡職盡力。凡忠於民國者，皆爲朋友；凡不忠於民國者，皆爲敵人。正義所在，必當並肩作戰。危難面前，我絕不退縮；強權面前，我絕不畏懼。誓將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使全體國民都能獲益，這纔算是盡到了責任。這份赤誠之心，願爲國人共鑑！
宣言發佈後，南北人民終於看清了廣東兵變的真相，普遍痛恨陳炯明，斥之爲“國家之賊、社會之蠹”，而對中山先生的信任更加深厚，認爲他的政策纔是救國唯一正確道路，普遍將他視爲現代唯一的救世主。不久之後，叛逆者終被社會拋棄，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也終於取得成功。由此可見，民心向背，關係着成敗，非同小可。我們回顧歷史，唯有引用《尚書》中“作僞作德，勞逸拙休”這句話，作爲對歷史的深刻感嘆與激勵。
真正君子樂於做君子，小人何苦做小人呢？
廣東兵變至此告一段落，與此同時，北方也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留待下回詳述。
民國以來，戰爭不斷，得失成敗，不過是蝸角之爭，主事者視若大事，旁觀者早已冷眼旁觀。即使身處槍林彈雨之中，也早已司空見慣，有識之士也往往將其視爲無足輕重的問題。然而，有一條經驗，的確值得我們銘記：民心向背，纔是決定勝敗的根本標準，歷史反覆證明，從未有過例外。以廣東事變爲例，自從陳炯明背叛，國人對中山先生的信仰反而愈發堅定，革命事業也因此更加順利。陳炯明背叛中山先生，反而加深了中山先生的聲望。小人作惡，雖能一時得逞，最終卻往往成就君子的功業。這種現象，難道不是如此嗎？難道不是如此嗎？唉！那些野心勃勃的軍閥，該醒悟了。
納蘭青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