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李烈钧、许崇智、梁鸿楷、黄大伟、朱培德各部军队，在江西的战事，本来节节胜利，已经占领赣南各地，蔡成勋虽代陈光远节制江西军队，也无法抵抗。孙中山发信催促回军平乱的那日，李烈钧正在猛攻吉安，和沈鸿英的部队剧战，以后蔡成勋、周荫人等部队，也加入前线，北军陡然增加了许多生力军，气势大振，因此北伐军不能长驱直上。好在湖南陆军第六混成旅长陈嘉祐所部的一旅，也帮着李军助攻，还能维持个势均力敌，想不到广州政局变动的消息传来，顿时使北伐军生了内顾之忧，只得撤退回粤。陈氏之肉，真不足食也。周荫人部乘势追击，陈嘉祐部被打得大败亏输，因此回不得湖南，只得退入广东，助北伐军讨伐陈炯明。朱培德、李烈钧、许崇智等退到边境，大家商议：我军一齐撤退，北军乘势进逼，则腹背受敌，必难取胜。何况我们饷械的接济，已经断绝，势不能延久，不如留一部分军队，坚守赣南，分一部分军力去讨伐陈逆，方有救应。大家便决定先由朱培德、许崇智、黄大伟等部南下，其余暂留赣南，防北军追击。许崇智的部队担任中路，进攻仁化，黄大伟担任东路，进攻始兴，朱培德担任西路，进攻乐昌，双方剧战多日，互有胜负。李烈钧这时正在防守赣州，也和蔡成勋、周荫人等部剧战。李烈钧虽是智勇兼备的军事家，无奈人数既少，又是久战的疲卒，饷械又无处筹划，因此抵抗了半个多月，已是大不容易。便支持不住，被北军夺了赣州。 恰好这日听说许崇智等的军队，也吃了败仗。南雄、始兴等处，都被陈炯明占领，许崇智等残部，陆续由闽边退去，知道已不能退到韶关一带去，便分向湖南、广东交界的地方退却了。韶关那面，许崇智、黄大伟两部军队，战败退往闽边，朱培德、陈嘉祐等部，还在仁化、乐昌一带剧战，无如子弹缺乏，只得也同时退却，朱培德退向广西边境，陈嘉祐仍回湖南去了。所有北伐部队，到此总算已完全失败。大书特书，所以直诛陈氏之罪也。 这消息传到广州，中山还不肯深信，程潜、居正等都请中山离粤，中山不从道：“这种战报，都出之敌方，岂可尽信？万一前方并未失败，而我先离广州，又将何以对前敌与舰队之将士？”苦心孤诣。如此者已非一日，到了八月九日那天，各处败耗，方才证实，中山当即召集各舰舰长，开军事会议，决定大计。各舰长齐声道：“赣南既已失陷，南雄又复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事决难顺利。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不如暂时到上海去，慢慢的再图讨伐叛逆之计，较为妥当。”中山深知在此无益，便决定离粤赴沪，一面又通告各国领事，说明总统即日离粤的事情，一面又叫人向商轮公司，预定舱位。幕僚一齐谏止道：“总统一身，关系民国存亡，何可行此冒险之事？万一叛军有什么阴谋，岂不危险？”中山侃然道：“我本中华民国之总统，一切当示人以公正伟大，仍是不肯言逃之意，读之令人起敬。岂可鬼鬼祟祟，学末路政客、失败军阀的样子，秘密动身吗？”是能见到大处，非专以大言欺人者比。幕僚再三婉谏，总未得中山许可。 众人正在为难，恰好英领事托人回报说：“孙总统如果决意离粤，我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总统往香港，不必另搭商轮。而且明天还有俄国皇后号邮船，由香港往上海，如孙总统往上海，请于下午三点钟趁摩汉炮舰到香港，我可以电知香港，预备舱位。”众幕僚听了，都大喜道：“难得英领事盛意，总统不可辜负了他。”中山沉吟未答，那回报的人道：“英领事此举，非常诚意，总统无论在邦交上着想，或友谊上着想，都不可辜负他。”中山方才应诺，到了下午三时，带了幕僚，登摩汉舰离开广州，舰队的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和参军李章达两人代为办理，并发恩饷一月，以奖励官长士兵忠勇勤劳的功绩。 到了四点钟，摩汉号出发，七时出虎门要塞，中山在船上向众人说道：“想不到我们今日竟得脱险，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我们身上，万万不可轻弃，负了初心。”读之令人起敬，还令人下泪。林树巍道：“总统忠于为国，对于世界政治情形，观察得尤其透彻，不知道中国究要怎样才能富强，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山素来是沉默庄严的，此日却和往日不同，议论风生，很有悲歌慷慨的样子，当时便回答道：“中国要求自由平等，脱离列强的压迫，除却革命而外，自然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大声疾呼。至如联省自治之说，不过是军阀割据的一种变相，万万不可实行，而且是决不能实行的。”张侠夫道：“美利坚、德意志不都是联邦制吗？为什么在他们行之，便可以致富强，在中国便不能实行呢？”中山道：“你们可谓知一不知二。美德各国，本来没有军阀割据的事实，而且他们的领土较小，不能单独存在，所以可行。至于中国，不但土地比世界各国要大，就是人民也比各国为多，假使准许各省自治，则各省无论在财力兵力上以及其他，都可脱离中央而独立。军阀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决不能免，所以不如分县自治，较为妥当。因为县的范围有限，一乡一县的事情，人民容易见到，该兴该革的地方，亦容易实行，可以不至如省自治制的大而无当也。”主联省自治者，未尝不言之成理，惜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耳。张侠夫道：“总统伟论，我们都明白了。但此是内政问题，若就外交而论，又当联络哪一国呢？”中山道：“这也未可执一而论，须看他们的情形。”众人齐声道：“请总统不妨把各国的情形，解释给我们听听，看中国该学哪一国？该联络哪一国？”中山道：“美国人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又尚道义，英国外交，则专重利害，不过它的主张，中正不偏，又能识别是非，主持公理，所以对外态度，总不失其大国之风。现在我国的外交，该学英国公正的态度，美国远大的规权，法国爱国的精神，即尊重主权，盖尊重本国之主权，即爱国之表现也。以立我们民国千百年永久之大计。至于在国际地位上言之，和我们中国利害相同，又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的，却只有德国。可惜我国人不明白它的真相，因它大战失败，便以为不足齿列，不知道他们的人才学问，都可以资助我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之用。所以此后我国的外交，对于海军国，固然应当注重，不过对于欧、亚大陆的俄、德两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不可盲从他国，反被别人利用咧。”今日之外交家，应以此语为针言。众人听了，都各欣然。彼此往复讨论，直到后半夜两点钟，方才各自就寝。 天明六点钟，摩汉舰已到香港，香港政府即时派人来照料搬过俄国皇后邮船。到了正午十二时，邮船开行。次日，又接到广州英领事的无线电，报告白鹅潭海军，和保护人员离粤赴港的情形。中山复电感谢。一行人在邮船住了五天，无非讨论些国家世界的事情，和谈论广州的事变而已。到了八月十四上午，邮船开到上海，中山在吴淞口登陆。其时上海各团体代表在岸上欢迎的足有好几千人，中山听说他们在风雨中，已鹄候了好几日，真是难得。十分感谢。落了寓所后，在下半天便召集中华革命党的同志，讨论国会和时局问题，第二天便发表了一个护法宣言。这宣言的稿子，是中山在邮船上决定的。原文道：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 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一统，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谨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于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才，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来，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 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画，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辞，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何，可证其欲盖弥彰已。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至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弛，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督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 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画，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人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三十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 此项宣言发表以后，南北人民，才晓然于广东兵变之内幕，都痛恨陈炯明，斥为国家之贼，社会之蠹，而对于中山先生的信仰心，却益发深切坚固，认他宣言的方略，为救国惟一之良猷，即认定先生为现代惟一救世主者。曾几何时，叛逆者终为世弃，而先生革命大业，不久即告成功。可见民心向背，端的关系匪轻。我人论史至此，惟有引用尚书“作伪作德，劳逸拙休”两语，为感叹奋励资料罢了。正是： 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何苦为小人。 南方兵变事，至此告一段落，同时北方也有几件大事，容俟下回分解。 ---------- 民国以来，战争靡已，虫得失，蜗角纷持，主事者认为大事，旁观者久已齿冷。寝至弹雨枪林，都成司空见惯，有识者且置为无足评论之问题。惟有一事，足予吾人以确当之教训者，则民心向背，可为胜败之标准，历试皆验，无一或爽。故以广东事变而论，自陈氏背叛，而国人对于中山先生之信仰愈坚，即为革命事业生色不少。是陈氏之所以害先生者，乃适以厚先生耳。小人作祟，虽能逞志一朝，结果每以成全君子之事功。若陈氏所为，不綦然与？不綦然与？嗟夫！彼野心军阀，可以悟矣。
《民国演义》•第一百三十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译文：
以下是对《民国演义》第一百三十八回中相关段落的现代汉语翻译：
李烈钧、许崇智、梁鸿楷、黄大伟、朱培德等将领的军队在江西战场上原本节节胜利，已占领赣南多地。尽管蔡成勋代替陈光远统率江西军队，也无法抵挡。当孙中山通过书信催促他们回师平乱时，李烈钧正处在猛攻吉安的战斗中，与沈鸿英的部队激战。之后，蔡成勋、周荫人等部队也进入前线，北军迅速获得大量援军，气势大振，北伐军因此无法继续前进。幸好湖南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的部队也加入支援，与李烈钧的部队形成对峙，局势暂时持平。然而，广州政局突然发生变动的消息传来，北伐军顿时产生后顾之忧，只好撤回广东。陈嘉祐的部队战斗力确实有限，可见其军事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大局。周荫人趁势追击，陈嘉祐部队惨败，被迫退入广东，转而协助北伐军讨伐陈炯明。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等人也退至边境，商议认为：如果全体军队撤退，北军趁机进攻，我们将腹背受敌，必定难以获胜。况且我们饷械补给早已断绝，无法支撑长久作战，不如留下部分军队坚守赣南，分兵去讨伐陈炯明，才能有所依靠。于是决定由朱培德、许崇智、黄大伟等部南下作战，其余部队暂留赣南，以防北军追击。许崇智部负责中路进攻仁化，黄大伟部负责东路进攻始兴，朱培德部负责西路进攻乐昌，三方展开激烈战斗，胜负交替。此时李烈钧仍在防守赣州，与蔡成勋、周荫人等部队激烈交战。李烈钧虽是智勇双全的军事家，但兵力不足，又是长期作战的疲惫之师，而且弹药粮饷毫无来源，抵抗了半个月后已十分困难，最终无法支撑，被北军攻陷赣州。
正当此日，得知许崇智等部也战败的消息：南雄、始兴等地被陈炯明占领，许崇智等残部陆续从福建边境撤退，已无法抵达韶关一带，只得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退却。韶关方向的许崇智、黄大伟两部也被击溃，退往福建，朱培德、陈嘉祐等部仍在仁化、乐昌一带作战，但因弹药严重不足，也相继撤退——朱培德退往广西边境，陈嘉祐则返回湖南。至此，北伐军彻底失败，这正是为了严厉谴责陈炯明的罪行而特别强调的。
这条消息传到广州，孙中山起初仍不相信，程潜、居正等人劝他离开广东，孙中山却坚持不走，理由是：“这些战报多半来自敌方，怎能全信？万一前线并未失败，我先离开广州，又如何向前线将士和舰队官兵交代？”他这份苦心，坚持了很久，直到八月九日，各地战败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孙中山才召集各舰舰长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应对策略。各舰长纷纷表示：“赣南已经丢失，南雄也失守，前线腹背受敌，战局势必艰难。总统长期留在省会，毫无作为，不如暂时前往上海，慢慢筹划讨伐叛军的计划，更为稳妥。”孙中山深知留在广州无益，便决定离开广东前往上海。同时，他通知各国领事，说明自己即将离粤，并派人预定商轮的座位。
幕僚们极力劝阻：“总统一人关系到民国存亡，怎能冒险离开？万一叛军有阴谋，岂不危险？”孙中山严肃回应：“我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必须以公正与伟大姿态示人，绝不能像失败政客或军阀一样，偷偷摸摸地逃走，那有损国格，令人反感！”这番话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胸怀，而非空谈大话。幕僚再三劝说，孙中山仍坚持不动摇。
众人正为是否动身争论时，英国领事派人回报说：“如果孙总统决定离开广东，我可以派炮舰‘摩汉号’护送您前往香港，无需另搭商船。而且明天还有‘俄国皇后号’邮船从香港开往上海，如总统要前往上海，请在下午三点钟准时登上‘摩汉号’抵达香港，我会提前电告香港方面，安排好舱位。”幕僚们听了非常高兴：“难得英国领事如此诚恳，总统绝不能辜负这份善意！”孙中山沉吟片刻，听闻英国领事的诚意，终于答应。当天下午三点，孙中山带领幕僚登上了“摩汉号”离开广州。舰队后续事务由秘书林直勉和参军李章达代为处理，并宣布发放一个月的军饷，以奖励官兵的忠诚与辛劳。
四点出发，七点穿过虎门要塞。途中，孙中山对众人说：“没想到我们今天能脱险，哪怕只剩一口气，也绝不能放弃理想。民国的责任，依然在我们身上，绝不能轻言放弃，辜负最初的初心。”这句话令人动容，也令人肃然起敬。林树巍问道：“总统对世界政治看得如此透彻，不知道中国该如何富强，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孙中山平时沉默庄重，这一天却情绪激昂，慷慨陈词，随即回应道：“中国要获得自由平等，摆脱列强压迫，除革命外，再无其他出路。关于‘联省自治’的说法，不过是军阀割据的变相，根本不应实行，也绝不可能成功。”张侠夫问：“美国和德国都是联邦制，它们成功了，中国为什么就做不到？”孙中山回答：“你们只看到表面，没看到根本。美国和德国原本就没有军阀割据，而且国土面积小，无法独立生存，所以能实行。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若允许各省自治，各省无论财力、军力或其他方面，都会脱离中央独立。军阀就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如实行‘县自治’，范围有限，百姓看得见、管得着，地方问题容易解决，避免了省自治制那种‘大而无当’的弊端。”那些主张联省自治的人，虽论点看似合理，但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张侠夫继续问：“总统的见解我们都明白了。但这属于内政问题，若谈外交，该与哪个国家合作？”孙中山说：“这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各国情况来判断。”众人齐声请求：“请总统详细说明各国情况，中国该学哪个国家，该与哪个国家结盟？”孙中山回答：“美国重视人道和情感，法国尊重主权，崇尚道义，英国外交则注重利害得失，但其立场中正，能分辨是非，坚持公理，因此对外态度始终不失大国风范。现在我国外交，应学习英国的公正、美国的远见、法国的爱国精神——尊重国家主权，就是爱国的表现。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千秋大计至关重要。至于国际地位上与我国利害一致、互不侵犯、又能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国家，只有德国。可惜国人不了解德国的真实情况，因德国在一战中失败，便误认为其无足轻重，其实德国在人才、学问方面，都能帮助中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因此，我们不仅应重视海军强国，更应特别关注欧洲和亚洲的俄国、德国，不能盲目追随别人，而被别人利用。”这番话堪称今日外交家应铭记的警言。众人听后，皆深感振奋，反复讨论，直到深夜两点才各自休息。
清晨六点，摩汉号抵达香港，香港政府立即派人协助安排转移至“俄国皇后号”邮船。中午十二点，邮船启程。次日收到广州英领事的无线电报，报告白鹅潭海军及人员撤离赴港的情况，孙中山复电致谢。一行人在船上住了五天，主要讨论国家与世界形势，以及广州事件的经过。八月十四日上午，邮船到达上海，孙中山在吴淞口登陆。当时，上海各团体代表在岸边欢迎的有数千人，孙中山得知他们已在风雨中等候多日，深感感动，十分感谢。登岸后，他在下午便召集中华革命党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问题。第二天，正式发布了《护法宣言》。这份宣言最初是在船上拟定的，原文如下：
六年来，国内长期战乱，是护法派与非法势力之争。我实在不忍看到艰难创建的民国，被非法势力毁于一旦。因此，我率领同乡志士，坚持不懈地奋斗。其间政局变化频繁，护法事业历经数年，始终未能成就，致使民国政府名存实亡。国会深知，唯有依法行使权力，才能解决危机，因此召开特别会议，将建立政府的重大责任交予我。我为贯彻护法之志，欣然接受。
就职以来，我激励将士，出兵向北，与非法势力作战。最近几个月，赣中地区取得胜利，军威大振，而北军将士在此关键时刻表现出对护法的尊重，我认为这可以促使分裂局面实现统一，因此在六月六日宣布了愿与北军合作、推进统一的宣言。没想到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广州突然发生兵变，政府被炮火摧毁，国会流离失所，前方部队远在江西，我仅能率领军舰应急，但陆地已被变兵占据，四面围攻，且不断部署炮垒和水雷进行攻击。我身负国会重托，护法责任系于一身，绝不屈服于暴力，失去立场，因此冒险犯难，孤身坚守，历时两月，变兵终未能得逞。但军舰兵力耗尽，只能困守省河，无济于事，因此把平乱的重任交由各地援军，最终决定前往上海，与广大民众共同谋划统一进程。
回想起这两个月来，文武将佐与我共患难，战死与受伤者不计其数，深感痛惜。外交总长伍廷芳身为国家元老，忧心国事，最终因劳累而殉国，令人无比悲痛。我治军无能，导致变乱突然发生，罪责难辞。自兵变以来，我已无法正常行使职权，应向国会请辞。但因国会流离颠沛，未能集会，无法正式提出。
至于此次兵变，我实不知其起因。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随从者所述，其说法离奇、牵强，无法自圆其说。有人说：“护法成功后，你应下台？”而六月六日我已公开提出统一计划，天下皆知。我受国会重托，即使北军表达尊重护法之意，也必须审察其真心与否，为国家谋求长治久安之策，怎会轻易弃职而去？陈炯明曾担任政府内务总长和陆军总长，兵变时仍为陆军总长，若真有请我下台之意，何不直接提出建议？建议失败后，与我脱离，也应能理解。然而兵变前他却一言不发，事后才突然提出此说，明显是为掩饰真相而编造的谎言。回顾事实，陈炯明已于六月十五日离开石龙，暗中唆使第二师在深夜发动兵变，持续开枪、开炮、纵火，企图将政府彻底焚毁，置我于死地。第二师的士兵多为湖南籍，若谋杀行动成功，他将归罪于他们，以掩盖自己阴谋，也借此除掉隐患。我侥幸脱险，未能如愿，这才编造出“请我下台”之说。从他写给我的信件内容看，其意图明显，欲盖弥彰。所谓“陈炯明因免职而心生怨恨，叶举等人则因回防地被占而策划兵变”？无论出于怨恨而起兵，都是违反法律的；即便从事实出发，我在去年十月率军前往桂林时，曾委托陈炯明负责后方补给。他不仅断绝了接济，还积极阻挠，我直到四月月底才不得不改道出师。在他请求辞职之时，我仍考虑到他过去有过功劳，不忍揭发其罪行，仍保留其陆军总长之职，以示宽厚待人。叶举等人本已指定肇州、阳江、罗定、高要、雷州、钦州、廉州、梧州、郁林一带为防地，却擅自率军进驻广州，骚扰不断。前线军心因而动摇，我下令他们回防，哪知反而引发兵变？可见这些行为并非本意，而是他们长期盘算，只想割据自利，对国事毫不关心。最初阻挠出师，最终策划叛乱，不惜违反常理，以求一逞。这正是“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的典型表现。他们即使对我不满，最终所图谋的，也只是我一人生命，人民又何辜？自六月十六日以来，他们纵兵淫暴，使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洗劫，至今仍未收手；甚至将暴行蔓延至北江各处，邻近各县皆遭洗劫，百姓无辜受难，令人痛心。以往不法军队攻城得地后，常暴虐一时，已犯天下大忌，如今却肆虐长达两个月，堪称空前。护法以来，虽然各地因灾祸而遭受兵乱，却未有如广东今日这般残酷。北军虽军纪松懈，有时仍有所忌惮，如龙济光、陆荣廷驻守广东，虽曾骚扰百姓，仍不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却悍然肆意，其动机据闻是：主谋者煽动士兵发动兵变，士兵因畏惧“乱贼”之名，都不愿响应，主谋者陷入困境，于是提出“事成后纵兵掠夺”为条件，士兵才被迫响应。这种煽动暴行、泯灭人道的做法，我偶闻野蛮部落如此行径，都深恶痛绝，没想到竟出自同国之人，且出自军队统帅，实在令人愤怒！我本以为陈炯明长期追随志同道合的伙伴，愿为国事奔走，因此将军事大权全权托付给他。如今他竟甘心作乱，纵兵殃民，已达到极点。我用人不当，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次兵变，主谋及所有参与者，不仅背叛国家，也背叛了人类伦理，从法律角度必须严惩，从人道角度也必须清除此类祸患。凡有血性之人，都应群起而攻，铲除其根本，防止其蔓延；否则，祸患将不断扩散，国家局势将更加混乱。以上所述，是广州兵变的全过程。
至于国家大政，护法问题应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独立行使职权”为最终目标，如此，特殊时期的政治困局自然会结束。在此基础上，我于六月六日提出的“工兵计划”，我认为是救时良策。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应大力发展实业，以改善民生，使百姓家给人足，得以休养生息，适应竞争世界。政治方面，则应尊重地方自治，以激发民众活力。所谓自治，是指全体国民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并非军阀打着“自治”旗号，实则行割据之实。上述各项，都是建国的根本方针，我将尽己所能，努力贯彻实施。
我自投身革命以来，已有三十余载，亲手创建了民国，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如今，我将以自己长期积累的资历，为国家尽职尽力。凡忠于民国者，皆为朋友；凡不忠于民国者，皆为敌人。正义所在，必当并肩作战。危难面前，我绝不退缩；强权面前，我绝不畏惧。誓将完成中华民国的建设，使全体国民都能获益，这才算是尽到了责任。这份赤诚之心，愿为国人共鉴！
宣言发布后，南北人民终于看清了广东兵变的真相，普遍痛恨陈炯明，斥之为“国家之贼、社会之蠹”，而对中山先生的信任更加深厚，认为他的政策才是救国唯一正确道路，普遍将他视为现代唯一的救世主。不久之后，叛逆者终被社会抛弃，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也终于取得成功。由此可见，民心向背，关系着成败，非同小可。我们回顾历史，唯有引用《尚书》中“作伪作德，劳逸拙休”这句话，作为对历史的深刻感叹与激励。
真正君子乐于做君子，小人何苦做小人呢？
广东兵变至此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北方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留待下回详述。
民国以来，战争不断，得失成败，不过是蜗角之争，主事者视若大事，旁观者早已冷眼旁观。即使身处枪林弹雨之中，也早已司空见惯，有识之士也往往将其视为无足轻重的问题。然而，有一条经验，的确值得我们铭记：民心向背，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标准，历史反复证明，从未有过例外。以广东事变为例，自从陈炯明背叛，国人对中山先生的信仰反而愈发坚定，革命事业也因此更加顺利。陈炯明背叛中山先生，反而加深了中山先生的声望。小人作恶，虽能一时得逞，最终却往往成就君子的功业。这种现象，难道不是如此吗？难道不是如此吗？唉！那些野心勃勃的军阀，该醒悟了。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