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徐總統迭下命令，黜免段系，至通緝罪魁以後，已與段系不留情面，遂又陸續下令，罷免湖南督軍，兼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職，並將長江上游總司令一缺，飭令裁撤，所有吳光新舊轄軍隊，由王佔元妥爲收束，借節軍費。同日，又褫奪吳炳湘原官，及勳位勳章，說他黨附徐樹錚等，不知遠嫌，有背職務，雖經免職，未足蔽辜，應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勳位勳章，以示懲儆云云。過了數天，已是八月三日，復由徐總統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令雲： 政黨爲共和國家之通例，約法許集會結社之自由。安福俱樂部，具有政黨性質，自爲法律所不禁。近年以來，迭據各省地方團體，函電紛陳，歷舉該部營私誤國，請予解散。政府以爲黨見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樹錚、曾毓雋等，稱兵構亂，所有參預密謀，籌濟餉項，皆爲該部主要黨員。觀其輕弄國兵，喋血畿甸，肆行無忌，但徇一黨之私，雖荼毒生靈，貽禍國家，亦若有所不恤。是該部實爲構亂機關，已屬逾越法律範圍，斷不能容其仍行存在。着京師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即將該部機關，實行解散。除已有令拿辦諸人外，其餘該部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 其各省區，如設有該部支部者，並着各該省區地方長官，轉飭一律解散。此令。 再進一步的辦法，就是撤換王揖唐了。徐總統不遽下令，但使國務院電致江蘇，將王揖唐的議和代表，即日撤銷，改派江蘇督軍李純，爲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與廣東軍政府接洽和議。李純本與王揖唐有嫌，遂有一篇彈劾王揖唐文，電達中央。徐總統乃申令道： 據江蘇督軍李純電呈：“王揖唐遣派黨徒，攜帶金錢，勾煽江蘇軍警及緝私各營。並收買會匪，攜帶危險物，散佈揚州、鎮江省城一帶，以圖擾亂，均有確鑿證據，請拿交法庭懲辦”等語。王揖唐經派充總代表職務，至爲重要，乃竟勾煽軍警，多方圖亂，實屬大幹法紀，除已由國務院撤銷總代表外，著即褫奪軍官，暨所得勳位勳章，由京外各軍民長官，飭屬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 此令。 王揖唐寓居滬上，距京甚遠，不比那小徐等人，留住京師，一時不能遠颺，權避日本使館中。所以命令雖下，一體嚴緝，他卻四通八達，無地不可容身；就使仍居上海租界內，亦爲中國官吏勢力所不能達到的地點，怕甚麼國家通緝呢？這叫法外自由。但徐總統承認曹、吳要求，除新舊國會未見解散明文外，餘已一律照辦。更因段派中尚有數人爲曹、吳所指劾，因復連下二令道： 前以安福俱樂部爲擾亂機關，業有令實行解散，所有籍隸該俱樂部之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蒐瞻、臧蔭松、張宣，或多方勾煽，贊助奸謀，或淆亂是非，潛圖不逞，均屬附亂有據，着分別褫奪官職勳章，一律嚴緝，務獲懲辦。其餘該部黨員，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務各濯磨砥礪，鹹與維新。此令。 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第三師師長陳文運，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瀚，第十五師師長劉詢，謙威將軍張樹元，於此次徐樹錚稱兵近畿，甘心助亂，以致士卒傷亡，生靈塗炭，均屬罪有應得。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劉詢、張樹元，着即褫奪軍官軍職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以伸軍紀。此令。 令申所布，徒有具文，各犯官統聞風避去，近走津門，遠赴滬瀆，津、滬均有外國租界，非中國法律所能及，鴻飛冥冥，弋人何篡？外人譏中國爲紙糊章程國，端的是不謬呢。章程國尚有章程，現今中國朝令暮更，並章程國三字，尚有愧辭。惟曹、吳所最痛恨的乃是小徐，小徐與段芝貴、曾毓雋等匿居日本使館，曹、吳必欲外人交出，按法懲辦，因即迭呈徐總統請與日使館嚴重交涉。徐總統申飭外交部照會外交團，索交禍魁徐樹錚等十人。當經英、法、美三國公使分別複稱引渡罪魁事，引渡二字系含有交出意義，語本《日本法典》。各使曾開會商議，意見不同，結果由各使自復，但稱：“本國使館，並未收納此項人等”云云。外交部乃直致文日本使館，問他有無收留？日本公使竟據實答覆，略雲： 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鹹來本使館懇求保護。本公使鑑於國際上之通義，及中國幾多往例，以爲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認，決定對於此等諸氏，加以保護。刻將此等諸氏，悉收容公使護衛隊營內，並嚴重戒告，在收容所內，萬不得再幹預一切政治，且斷絕與外部之交通。茲本使特通告於貴代理總長之前。此時外交總長陸徵祥稱病請假，由顏惠慶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諸氏所受之保護，決非基於附屬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別待遇，恰以該氏等不屬於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館不得拒絕收容。本使並信貴部對於此等衷意，必有所諒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覆文，又致書日使，與他辯論。略雲： 敝國政府，不能承認貴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爲抱歉。刻敝國政府，正從事調查各罪犯之罪狀，一俟竣事，即將其犯罪證據，通知貴使，請求引渡，並希望貴使勿令諸犯逃逸，或遷移他處藏匿爲荷。 日使得書，隔了數日，又複詞拒絕道： 貴總長答覆敝使，本月九日，關於收容徐樹錚等於帝國使署兵營之通告迴文，業已領悉。據稱：“貴國政府，不能承認敝使上次通告之件，且將以根據法律之罪狀，通知敝使”云云。惟貴國大總統頒發捕拿該犯等之命令，系以政治爲根據，故敝使署即視爲政治犯，而容納保護之。 敝使並聲明無論彼等將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訴，敝使不能承認貴總長所請，將彼等引渡也。 自經日使兩番拒絕，徐總統亦無可奈何。就使曹、吳恨煞小徐，也不能親到東交民巷中把他拿來，只好忍氣吞聲，暫從擱置。惟直、奉兩派，既併力推倒段系，自然格外親暱。當由兩派軍官，代爲曹、張作撮合山，聯爲婚媾。張有庶子，爲第二姨太太所生，曹有庶女，亦爲第二姨太太所出，年均幼稚，好似一對金童玉女，先後下凡，特爲兩豪家隱綰紅絲。後來張家行聘，曹家受聘，兩造禮儀，非常華麗，比那帝王時代的王侯，還要加倍，中外報紙，傳爲豔聞，這且無容絮述。 且看後來何如？ 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因時局糾紛，連年未定，特欲公諸國民，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草定大綱八條，臚列如下： （一）定名。爲國民大會。 （二）性質。由國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縱把持。 （三）宗旨。取國民自決主義，凡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解決，地方不得藉口破壞。 （四）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會各會各舉一人，爲初選所舉之人，不必以各本會爲限。如無工商會，寧缺勿濫。 再出全省合選五分之一，爲複選。俟各省複選完竣，齊集天津或上海，成立開會。 （五）監督。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務所。先由各省農工商學總會公同組織，爲該省總事務所，再由總事務所電知各縣農工商學各會，剋日成立各縣事務所。辦事細則，由該所自訂。 （七）經費。由各省縣自由經費項下開支。 （八）期限。以三個月內成立，開會限六個月，將第三條所列諸項，議決公佈，即行閉會。並主張將南北新舊國會，一律取消，南北議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歷年一切糾紛，均由國民公決。 看吳佩孚這番論調，本來是一篇絕好章程，不但編書人絕對贊成，就是全國四萬萬同胞，也沒有不贊成的心理。試想中國自革命以來，既已改君主爲民主，應該將全國主權，授諸國民全體，爲何袁項城要設籌安會，想做皇帝？爲何徐樹錚等要組安福部，想包攬政權財權軍權？這種行動，都爲全國民心所不願。結果是袁氏失敗，洪憲皇帝私做了八十三日，終歸無成。徐樹錚頻年借款，頻年練兵，也弄到一敗塗地，寄身日本使館。可見軍閥家硬奪民權，終究是拗不過民心，民心所向，事必有成，民心所背，事無不敗。不啻當頭棒喝，奈何各軍閥家尚然不悟？吳佩孚師長，既有此絕大主張，絕大議案，豈不是中華民國一大曙光？無如他曲高和寡，言與心違，所以國民大會四字，仍是個夢中幻想，徒託空談。又況段派推倒，權歸曹、張，曹、張也是武力主義，顧甚麼國民不國民？ 更兼西南一帶，黨派紛歧，若粵系，若桂系，若滇系黔系，倏合倏分。哪一個不想擴充地盤？哪一個不想把持權利？四川全省，地肥美，民殷富，不啻一長江上源的金穴，三五軍閥，你爭我奪，攪得七亂八糟，周道剛爲劉存厚所逐，劉存厚爲熊克武所擠，已如上文所述。至直、皖戰後，熊克武又被呂超排出，川軍即推呂超爲總司令。熊克武心有不甘，復向劉存厚乞得援兵，再入川境。川民連遭兵燹，傾家蕩產，不可勝計。他如滇、黔、桂、粵各派，分裂以後，也是兵戈相見，互哄不休。此外各省督軍師長，表面上雖沒有如何爭擾，暗地上實都是懷着私謀。天未悔禍，民誰與治？欲要實做到民權主義，恐前途茫茫，不知再歷若干年，方好達此目的呢。 慷慨而談，彷彿高漸離擊築聲。 且說段派失勢，靳閣復興，靳雲鵬復由曹、張推舉，徐總統特任，起署國務總理。閣員亦互有參換，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兼署交通總長田文烈等，並皆免職，即任顏惠慶署外交總長，張志潭署內務總長，周自齊署財政總長，董康署司法總長，範源濂署教育總長，王乃斌署農商總長，葉恭綽署交通總長，靳雲鵬自兼署陸軍總長，內閣又算成立了。靳氏二次登臺，更欲收攬時譽，力謀和平，特請徐總統不究既往，赦免安福部餘支。徐總統乃有脅從罔治的赦文。靳氏復思履行前議，爲南北統一計劃，請命總統，召曹、張兩使到京，商決時局問題。曹錕、張作霖並皆應召，各乘專車入都，與靳相見。三親翁並會一堂，和氣融融，自然歡洽。嗣經徐總統下令，裁撤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缺，改任曹錕爲直魯豫巡閱使，與張作霖職權相同，副使就令吳佩孚升任。張作霖與吳佩孚，雖未免猜忌，但此時尚沒有甚麼惡感，所以中央超擢吳氏，張亦不加異詞。獨吳氏主張的國民大會，被張作霖極力批斥，謂政府自有權衡，用什麼國民大會，因此靳氏轉告吳佩孚，就把他一時偉議，無形打消。吳氏之與張反對，激成後來之武力統一政策，實自此始。只靳氏提議的南北統一，張作霖還表同情。曹錕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物，也即同聲附和，盡令靳氏一力做去。兩巡閱使駐京半個月，分電各省督軍，採集時議。這是表面上的虛文。各督軍派遣代表，趨集天津，曹、張就此出京，由靳雲鵬送至津門，即與各省督軍代表，晤商一宵。各代表統順風敲鑼，何人敢持異議？那時曹、張喜氣洋洋，分道自歸原鎮，靳總理也即還京，各代表亦統回本省去了。 自靳總理還京以後，便想把南北統一計劃，積極進行，無如南方軍閥，已是黨派紛歧，比前次議和時候，還要爲難。滇、黔、粵、桂各成仇敵，舊國會一部分議員，離粵赴滇，自開國會，議決取消岑春煊政務總裁職務，補選貴州督軍劉顯世爲政務總裁。一國中有三國會，如何致治？劉本爲廣東軍政府選入，未曾就職，仍與唐繼堯脣齒相依，不願合入桂系，旋經北京靳總理，及南北議和總代表李督軍，一再電勸，敦促和平，唐、劉二人乃通電各省，表明意見。文雲： 西南護法，於今三載，止兵言和，業已二週。因法律外交兩問題，迄無正當解決之法，以致和會久經停頓，時局愈益糾紛。夫維持法紀，擁護國權，此吾輩夙抱之主張，亦國民應盡之天職。顧大義所在，雖昭若日星，而時勢變遷，則真意愈晦，是非莫辨，觀聽益淆。吾輩救國護法之初衷，將無以大白於天下，而僉壬假借，得以自便私圖，恐國家前途，益敗壞而不可挽救。吾輩爲貫徹主張計，謹掬真誠，鄭重宣言，以冀我全國父老兄弟之共鑑，特立條件如下：（甲）關於收束時局之主張。 （一）南北和平辦法，應由正式和會解決。（二）和議條件，以法律外交兩問題，爲國本所關，須有正當之解決。 （乙）關於刷新政治根本救國之主張。（一）宜將督軍以及其他特設兼轄地方之各種軍職，一律廢除，單設師旅長等統兵人員，直隸於陸軍部，專任行兵及國防事務。 （二）全國軍隊，應視國防財政情形，編爲若干師旅，其餘宂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設軍事委員會，計劃執行。（三）實行民治主義，雖在憲法未定以前，宜先籌辦各級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團體，以確立平民政治之基礎，而實現國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上列各條，繼堯、顯世，謹決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諸友，其有與我同志者乎？吾輩當禱祀以期。至地方畛域，黨派異同，非所敢擇也。 據這電文，似乎有條有理，一些兒不存私見，於是北方各省軍閥家，也有覆電相答，表示同情。正是： 豈必心中期實踐，何妨紙上作高談。 欲知覆電中如何措詞，持至下回錄明。 刑賞爲國家大典，無論若何政體，要不能有功無賞，有罪無刑。獨自民國成立以來，法律已處於無權，冒功邀賞者，實繁有徒，而禍國殃民諸罪犯，則往往爲法律所不逮，就使中央政府，煌煌下令，而逋逃有藪，趨避有方，烏從而緝捕之？試觀日本公使之容留九人，拒絕引渡，無論日使之是否依法，但即中國之刑律而論，已等諸無足重輕之列，有罪不能加罰，何憚而不爲亂耶？吳佩孚之主張國民大會，此時尚有意求名，故倡議正大，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即令吳氏坐言起行，恐未必能達目的，況掣肘者之羣集其旁也。若夫靳翼青之主張統一，計非不善，滇黔二督之發表意見，語亦甚公，但終不得完滿之結果者也，吾得而斷之曰：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民國演義》•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衆罪犯 靳總理會敘兩親翁
譯文：
徐總統連續發佈命令，罷免了段系，並對段系的主要干將進行追責，甚至通緝其首惡。隨後，又下令罷免湖南督軍、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的職務，命令裁撤長江上游總司令職位，所有吳光新的舊部軍隊由王佔元負責收編，以減少軍費開支。同時，撤銷了吳炳湘的職務和勳章，指責他追隨徐樹錚等人，違背職責，雖已被免職，但仍應剝奪其陸軍中將的官職和勳章，以示懲戒。
幾天後，八月三日，徐總統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他指出，政黨是共和國家的常態，法律允許集會與結社自由，而安福俱樂部具有政黨性質，原本並未被法律禁止。然而近年來，各地地方團體不斷上書電報，控訴該俱樂部營私舞弊、危害國家。政府原本認爲黨派意見不同，無需深究。但徐樹錚、曾毓雋等人卻稱兵犯上，參與密謀，籌措軍餉，是該俱樂部的核心成員。他們輕率動用軍隊，在首都地區製造血腥暴力，肆意妄爲，只圖一黨之私，不顧百姓死活，已嚴重違反法律。因此，該俱樂部已構成動亂的源頭，明顯越過了法律的底線，不能再存在。命令京師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立即解散該俱樂部機關。除已下令逮捕的人物外，其他黨員若無確鑿證據證明其參與動亂，可不予追究。
此外，各省如設有該俱樂部分支，也應由地方長官責令其一律解散。
接下來，徐總統着手撤換王揖唐。他並未直接下令罷免，而是由國務院電報江蘇方面，撤銷王揖唐作爲南北議和全權代表的職務，改派江蘇督軍李純擔任全權代表，與廣東軍政府商談和議。李純本就與王揖唐存在嫌隙，於是撰文彈劾王揖唐，電告中央。徐總統據此下令：據李純電報稱，王揖唐派遣黨徒攜帶金錢，煽動江蘇軍警及緝私部隊，並收買叛亂分子，攜帶危險物品，在揚州、鎮江一帶散佈，意圖製造動亂，證據確鑿，應將其移交法庭懲辦。王揖唐身爲總代表，卻勾結軍警圖謀叛亂，嚴重違反法律。除已撤銷其職務外，應即剝奪其軍職及勳章，由京外各軍政長官下令嚴加追捕，依法懲辦。
王揖唐住在上海，距離北京很遠，不像徐樹錚等人住在京城無法脫身，於是他躲進了日本使館。儘管政府下令嚴緝，他仍能四通八達，幾乎無處可去。即使藏身在租界內，也難逃中國官府的追捕，這被稱爲“法外自由”。徐總統雖承認曹錕、張作霖的要求，除新舊國會尚未明確解散外，其餘都已遵照執行。由於段系內部仍有幾人被曹、吳指責，徐總統又接連發布兩道命令：此前已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其中籍屬該俱樂部的方樞、光雲錦、康士鐸、鄭搜瞻、臧蔭松、張宣等人，或煽動叛亂、或混淆是非、暗中策劃不法行爲，均屬附從叛亂，應分別剝奪官職與勳章，並嚴格追捕，務必捉拿歸案。其餘黨員則照前令免予追究，要求他們反省自新，努力向好。
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第三師師長陳文運，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瀚，第十五師師長劉詢，謙威將軍張樹元，因默許徐樹錚率兵侵犯首都，甘心助亂，導致士兵傷亡、百姓受害，罪責難逃。命令中稱，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劉詢、張樹元均應被剝奪軍職與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以維護軍紀。
然而，這些命令只是形式上的，各涉案官員紛紛聞風而逃，或逃往天津，或前往上海。天津、上海都有外國租界，中國官府無法管轄，他們如同飛鳥般遁入海外，無人能追。外國輿論譏諷中國是“紙糊的憲法國家”，確實名不虛傳。憲法國家尚有章程，而現在的中國朝令夕改，連“憲法國家”之名都難以爲繼。最讓曹錕、張作霖痛恨的，是“小徐”徐樹錚等人藏身日本使館，他們堅持要求日本交出這些主犯，以便依法審判。徐總統下令外交部向各國公使照會，要求交出徐樹錚等十人。英、法、美三國公使分別回覆稱，所謂“引渡”是根據《日本法典》的說法，具有移交的含義。各國公使會議後意見不一，最終各自獨立回覆，均稱：“我方使館並未收留這些人員。”。
外交部隨即直接致函日本使館，詢問是否收留。日本公使如實回覆說：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曾來館請求保護。日本公使基於國際慣例及中國以往的類似案例，認爲情況緊急，決定予以保護，已將這些人收容在使館護衛隊營地內，並嚴令他們不得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不得與外界聯繫。特此通知中國代理總長（外交總長）。此次行動超出外交常規，是因這些人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才特別收容，而非出於政治派別關係。並相信中方會理解這一立場。日期爲八月九日。
外交部收到回覆後，再次致信日本使館，進行反駁，稱：我國政府無法承認貴國使館關於收容的通告，十分遺憾。目前我國政府正調查這些人的罪行，一旦調查結束，將提供證據通知貴國，請求引渡，並希望貴國不要讓他們逃逸或轉移藏匿。
日本使館過幾天又拒絕道：貴國總長稱，不能承認我方九日通告，且將根據法律罪名通知我方。但貴國總統下令逮捕這些人的依據是政治原因，因此我方視爲政治犯，予以保護。
我方聲明，無論他們將來遭受何種刑事指控，我方均不會同意將他們引渡回國。
由於日本兩次拒絕，徐總統也無可奈何。即使曹錕、張作霖恨之入骨，也無法親赴東交民巷將他們抓走，只能暫時擱置此事。
儘管直魯聯軍推翻了段系，雙方關係反而更加親密，兩派軍官爲曹錕、張作霖牽線，促成婚事。張作霖有庶子，是第二姨太太所生；曹錕有庶女，也是第二姨太太所出，年紀相仿，如同一對“金童玉女”，被特意安排爲兩大家族聯姻。後來張家出聘，曹家接受，禮儀十分隆重，甚至超過古代帝王貴族，成爲中外媒體熱議的佳話。
再看吳佩孚，因時局動盪多年，他特想公開徵求民意，擬召開“國民大會”，解決國家根本問題，共定八項大綱：
（一）大會名稱應爲“國民大會”。
（二）大會應由民衆自行組織，不得由政府監督，以防官僚和政客操控。
（三）宗旨是實行“國民自決”，凡涉及國家統一、善後、制定憲法、調整選舉制度等重大問題，均由國民決定，地方政府不得以破壞爲藉口。
（四）大會成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聯合會各推薦一人作爲初選代表，不限於本會，若無商會或工商業協會，可空缺。再由全省推薦五分之一的代表，參與複選，待各省複選結束後，在天津或上海集中召開大會。
（五）大會監督由各省各縣工農商學會長相互監督，政府不得干預。
（六）設立事務所：首先由各省農工學總會在本省設立總事務所，再由總事務所通知各縣農工學聯合會，設立當地事務所，具體辦事細則由各所自行制定。
（七）經費由各省縣自行從自有經費中支出。
（八）大會應在三個月內成立，會議期限爲六個月，完成第三條所列事項後即可結束，並主張取消南北新舊國會，裁撤南北議和代表，將歷年爭端全部交由國民公決。
吳佩孚提出的這份建議，內容合理，堪稱典範，無論是作者還是廣大民衆，都普遍支持。回想自辛亥革命以來，國家從君主制改爲民主制，難道不應將國家主權交給全體國民掌握嗎？爲何袁世凱設立“籌安會”企圖復辟帝制？爲何徐樹錚等人成立“安福俱樂部”謀取軍政財權？這些行爲都是民心所不容的。最終袁世凱失敗，洪憲帝制只持續了八十三天，最終土崩瓦解。徐樹錚長期借款、擴軍，最終也失敗，逃到日本使館。這說明，軍閥強行剝奪民權，終究無法抵擋民心，民心所向，必成；民心所背，必敗。這猶如一記當頭棒喝，令人警醒，但軍閥們卻仍不醒悟。吳佩孚提出如此宏大的計劃，難道不正是中華民國的曙光？可惜他聲音太高，不被實際採納，國民大會仍只是一個空想，徒有其名。更何況，段系倒臺後，大權落入曹錕、張作霖手中，他們也是武力主義者，根本顧不上百姓是否擁有民權。
再看西南地區，各派黨派林立，如粵系、桂系、滇系、黔系，時而聯合，時而分裂。誰不想擴張地盤，誰不想掌控權力？四川土地肥沃，百姓富庶，堪稱長江上游的“金礦”，多個軍閥你爭我奪，混戰不斷。周道剛被劉存厚趕走，劉存厚又被熊克武排擠，如前述所述。戰後，熊克武又被呂超驅逐，四川軍方推舉呂超爲總司令。熊克武心有不甘，又向劉存厚請求援軍，重新進入四川。川民屢遭兵禍，家破人亡，損失慘重。滇、黔、桂、粵各派分裂後，也彼此攻伐，互不相讓。其餘各省督軍、師長表面平靜，實際上暗中懷有私心。時局動盪，民衆無法安居，國家如何能實現真正民權？若要真正落實民權，恐怕還需要經歷漫長歲月，才能實現理想。
文章最後感嘆，吳佩孚的主張如同高漸離擊築，慷慨激昂，令人動容。段派失勢後，靳雲鵬被曹、張推舉，由徐總統任命，重新出任國務總理。內閣成員也做了調整，陸徵祥、田文烈等免職，改由顏惠慶任外交總長，張志潭任內務總長，周自齊任財政總長，董康任司法總長，範源濂任教育總長，王乃斌任農商總長，葉恭綽任交通總長，靳雲鵬兼任陸軍總長，內閣正式成立。
靳雲鵬上任後，希望挽回時局名聲，力主實現和平，請求徐總統寬恕安福俱樂部餘黨。徐總統因此發佈“脅從不究”的赦令。隨後，靳雲鵬又提出統一南北的計劃，請求總統召見曹錕、張作霖到北京，商議國家大計。二人應召，乘專車入京，與靳雲鵬會面。三人親如一家，氣氛融洽，關係親近。徐總統隨後下令，裁撤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的“經略使”職位，任命曹錕爲直魯豫巡閱使，與張作霖職權相當，副使則由吳佩孚升任。張作霖與吳佩孚雖有猜忌，但當時並無惡感，中央提拔吳佩孚，張作霖也未表示異議。但吳佩孚曾提出的“國民大會”主張，卻被張作霖嚴詞駁斥，認爲政府自有權衡，無需國民大會。因此，靳雲鵬轉告吳佩孚，將這份崇高主張無形中取消。吳佩孚與張作霖的對立，由此埋下日後武力統一政策的伏筆。雖如此，靳雲鵬提出的南北統一計劃，張作霖仍表示支持。曹錕則態度搖擺，隨聲附和，支持靳雲鵬主導。
兩巡閱使在京停留半個月，分別電報各省督軍，徵求各方意見。這不過是表面文章。各督軍派遣代表聚集天津，曹、張二人出京後，由靳雲鵬送至天津，與各督軍代表會面一晚。各代表順風順水，誰敢反對？曹、張喜氣洋洋，分頭返程，靳雲鵬也返回北京，各代表隨後返回本省。
靳雲鵬回到北京後，決心推進南北統一計劃，但南方軍閥已分裂得更加嚴重，比當年議和時更難協調。滇、黔、粵、桂之間互相敵視，舊國會部分議員離開廣東，前往雲南，自行召開國會，決定取消岑春煊的政務總裁職務，另選貴州督軍劉顯世爲新總裁。一國出現三套國會，如何治理？劉顯世原爲廣東軍政府選任，未就職，仍與唐繼堯依附，不願併入桂系。後經北京靳雲鵬以及南北議和總代表李督軍反覆勸說，唐繼堯、劉顯世才通電各省，表明立場。電文內容如下：
“西南護法已三年，雖已停戰言和兩週，但法律和外交兩大問題始終無法找到正當解決辦法，導致和談長期停擺，局勢愈演愈烈。維護法紀、捍衛國家主權，是我們的初心，也是國民應盡的本分。然而大義雖明，但時勢變遷，真意模糊，是非混淆，聽信之人更肆意妄爲，恐怕國家前途將日益敗壞，無可挽回。爲貫徹初衷，特此鄭重宣告，懇請全國父老兄弟共同見證，提出以下條件：
（甲）關於結束戰亂的主張：
（一）南北和平問題，應由正式談判解決。
（二）和議條件中，法律與外交問題爲國家根本，必須找到正當解決方案。
（乙）關於政治革新、救國的根本主張：
（一）應廢除督軍及其他地方軍職，僅保留師旅長等統兵官，直接由陸軍部任命，專責軍事及國防事務。
（二）全國軍隊應根據國防與財政狀況，編爲若干師旅，其餘冗餘士兵一律裁撤。裁軍工作由專門的軍事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
（三）實行民治，即便在憲法尚未制定前，也應先推動各級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團體，奠定平民政治的基礎，真正實現國民平等與自由。
以上各項，唐繼堯、劉顯世鄭重承諾，將堅決貫徹執行，希望有志之士與我同心共勉。至於地方分隔、黨派分歧，我們並非選擇其一。”
這封電文表面合理，言辭中立，似乎並無私心。於是北方軍閥也紛紛覆電，表示支持。這令人感嘆：“難道非要身體力行才能實現理想？何不先在紙上空談？”——欲知各覆電內容，敬請期待下回披露。
刑罰和賞賜是國家的重要制度，無論哪種政體，都不能“有功無賞，有罪無罰”。自民國成立以來，法律實際上失去權威，有些人冒功邀賞，屢見不鮮，而危害國家的罪犯，往往逃脫法律制裁。即便是中央政府發佈命令，一旦罪犯藏身外國，便無從追捕。例如日本公使收留九人，拒絕引渡，無論其是否依法，僅以中國刑法而言，這些罪犯已等於無罪，無法處罰，何懼之有？吳佩孚的“國民大會”主張，當時只是想博取名聲，言論雖正當，但落實起來困難重重，即便吳佩孚真正做到言出必行，也未必能成功，更何況還有衆多勢力阻撓？至於靳雲鵬提出的“統一計劃”，雖不差，但滇、黔兩省的回應雖公允，最終仍未能達成理想結果。我得出結論：
“說話不顧行動，行動不顧說話。”
納蘭青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