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徐总统迭下命令，黜免段系，至通缉罪魁以后，已与段系不留情面，遂又陆续下令，罢免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职，并将长江上游总司令一缺，饬令裁撤，所有吴光新旧辖军队，由王占元妥为收束，借节军费。同日，又褫夺吴炳湘原官，及勋位勋章，说他党附徐树铮等，不知远嫌，有背职务，虽经免职，未足蔽辜，应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勋位勋章，以示惩儆云云。过了数天，已是八月三日，复由徐总统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令云： 政党为共和国家之通例，约法许集会结社之自由。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自为法律所不禁。近年以来，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纷陈，历举该部营私误国，请予解散。政府以为党见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树铮、曾毓隽等，称兵构乱，所有参预密谋，筹济饷项，皆为该部主要党员。观其轻弄国兵，喋血畿甸，肆行无忌，但徇一党之私，虽荼毒生灵，贻祸国家，亦若有所不恤。是该部实为构乱机关，已属逾越法律范围，断不能容其仍行存在。着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即将该部机关，实行解散。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 其各省区，如设有该部支部者，并着各该省区地方长官，转饬一律解散。此令。 再进一步的办法，就是撤换王揖唐了。徐总统不遽下令，但使国务院电致江苏，将王揖唐的议和代表，即日撤销，改派江苏督军李纯，为南北议和全权总代表，与广东军政府接洽和议。李纯本与王揖唐有嫌，遂有一篇弹劾王揖唐文，电达中央。徐总统乃申令道： 据江苏督军李纯电呈：“王揖唐遣派党徒，携带金钱，勾煽江苏军警及缉私各营。并收买会匪，携带危险物，散布扬州、镇江省城一带，以图扰乱，均有确凿证据，请拿交法庭惩办”等语。王揖唐经派充总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著即褫夺军官，暨所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 此令。 王揖唐寓居沪上，距京甚远，不比那小徐等人，留住京师，一时不能远飏，权避日本使馆中。所以命令虽下，一体严缉，他却四通八达，无地不可容身；就使仍居上海租界内，亦为中国官吏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地点，怕甚么国家通缉呢？这叫法外自由。但徐总统承认曹、吴要求，除新旧国会未见解散明文外，余已一律照办。更因段派中尚有数人为曹、吴所指劾，因复连下二令道： 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扰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有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蒐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勾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务各濯磨砥砺，咸与维新。此令。 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威将军张树元，于此次徐树铮称兵近畿，甘心助乱，以致士卒伤亡，生灵涂炭，均属罪有应得。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张树元，着即褫夺军官军职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以伸军纪。此令。 令申所布，徒有具文，各犯官统闻风避去，近走津门，远赴沪渎，津、沪均有外国租界，非中国法律所能及，鸿飞冥冥，弋人何篡？外人讥中国为纸糊章程国，端的是不谬呢。章程国尚有章程，现今中国朝令暮更，并章程国三字，尚有愧辞。惟曹、吴所最痛恨的乃是小徐，小徐与段芝贵、曾毓隽等匿居日本使馆，曹、吴必欲外人交出，按法惩办，因即迭呈徐总统请与日使馆严重交涉。徐总统申饬外交部照会外交团，索交祸魁徐树铮等十人。当经英、法、美三国公使分别复称引渡罪魁事，引渡二字系含有交出意义，语本《日本法典》。各使曾开会商议，意见不同，结果由各使自复，但称：“本国使馆，并未收纳此项人等”云云。外交部乃直致文日本使馆，问他有无收留？日本公使竟据实答复，略云： 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咸来本使馆恳求保护。本公使鉴于国际上之通义，及中国几多往例，以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认，决定对于此等诸氏，加以保护。刻将此等诸氏，悉收容公使护卫队营内，并严重戒告，在收容所内，万不得再干预一切政治，且断绝与外部之交通。兹本使特通告于贵代理总长之前。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称病请假，由颜惠庆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诸氏所受之保护，决非基于附属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别待遇，恰以该氏等不属于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馆不得拒绝收容。本使并信贵部对于此等衷意，必有所谅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复文，又致书日使，与他辩论。略云： 敝国政府，不能承认贵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为抱歉。刻敝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竣事，即将其犯罪证据，通知贵使，请求引渡，并希望贵使勿令诸犯逃逸，或迁移他处藏匿为荷。 日使得书，隔了数日，又复词拒绝道： 贵总长答复敝使，本月九日，关于收容徐树铮等于帝国使署兵营之通告回文，业已领悉。据称：“贵国政府，不能承认敝使上次通告之件，且将以根据法律之罪状，通知敝使”云云。惟贵国大总统颁发捕拿该犯等之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敝使署即视为政治犯，而容纳保护之。 敝使并声明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请，将彼等引渡也。 自经日使两番拒绝，徐总统亦无可奈何。就使曹、吴恨煞小徐，也不能亲到东交民巷中把他拿来，只好忍气吞声，暂从搁置。惟直、奉两派，既并力推倒段系，自然格外亲昵。当由两派军官，代为曹、张作撮合山，联为婚媾。张有庶子，为第二姨太太所生，曹有庶女，亦为第二姨太太所出，年均幼稚，好似一对金童玉女，先后下凡，特为两豪家隐绾红丝。后来张家行聘，曹家受聘，两造礼仪，非常华丽，比那帝王时代的王侯，还要加倍，中外报纸，传为艳闻，这且无容絮述。 且看后来何如？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因时局纠纷，连年未定，特欲公诸国民，拟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草定大纲八条，胪列如下： （一）定名。为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 （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工商会，宁缺勿滥。 再出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由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看吴佩孚这番论调，本来是一篇绝好章程，不但编书人绝对赞成，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也没有不赞成的心理。试想中国自革命以来，既已改君主为民主，应该将全国主权，授诸国民全体，为何袁项城要设筹安会，想做皇帝？为何徐树铮等要组安福部，想包揽政权财权军权？这种行动，都为全国民心所不愿。结果是袁氏失败，洪宪皇帝私做了八十三日，终归无成。徐树铮频年借款，频年练兵，也弄到一败涂地，寄身日本使馆。可见军阀家硬夺民权，终究是拗不过民心，民心所向，事必有成，民心所背，事无不败。不啻当头棒喝，奈何各军阀家尚然不悟？吴佩孚师长，既有此绝大主张，绝大议案，岂不是中华民国一大曙光？无如他曲高和寡，言与心违，所以国民大会四字，仍是个梦中幻想，徒托空谈。又况段派推倒，权归曹、张，曹、张也是武力主义，顾甚么国民不国民？ 更兼西南一带，党派纷歧，若粤系，若桂系，若滇系黔系，倏合倏分。哪一个不想扩充地盘？哪一个不想把持权利？四川全省，地肥美，民殷富，不啻一长江上源的金穴，三五军阀，你争我夺，搅得七乱八糟，周道刚为刘存厚所逐，刘存厚为熊克武所挤，已如上文所述。至直、皖战后，熊克武又被吕超排出，川军即推吕超为总司令。熊克武心有不甘，复向刘存厚乞得援兵，再入川境。川民连遭兵燹，倾家荡产，不可胜计。他如滇、黔、桂、粤各派，分裂以后，也是兵戈相见，互哄不休。此外各省督军师长，表面上虽没有如何争扰，暗地上实都是怀着私谋。天未悔祸，民谁与治？欲要实做到民权主义，恐前途茫茫，不知再历若干年，方好达此目的呢。 慷慨而谈，仿佛高渐离击筑声。 且说段派失势，靳阁复兴，靳云鹏复由曹、张推举，徐总统特任，起署国务总理。阁员亦互有参换，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兼署交通总长田文烈等，并皆免职，即任颜惠庆署外交总长，张志潭署内务总长，周自齐署财政总长，董康署司法总长，范源濂署教育总长，王乃斌署农商总长，叶恭绰署交通总长，靳云鹏自兼署陆军总长，内阁又算成立了。靳氏二次登台，更欲收揽时誉，力谋和平，特请徐总统不究既往，赦免安福部余支。徐总统乃有胁从罔治的赦文。靳氏复思履行前议，为南北统一计划，请命总统，召曹、张两使到京，商决时局问题。曹锟、张作霖并皆应召，各乘专车入都，与靳相见。三亲翁并会一堂，和气融融，自然欢洽。嗣经徐总统下令，裁撤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缺，改任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与张作霖职权相同，副使就令吴佩孚升任。张作霖与吴佩孚，虽未免猜忌，但此时尚没有甚么恶感，所以中央超擢吴氏，张亦不加异词。独吴氏主张的国民大会，被张作霖极力批斥，谓政府自有权衡，用什么国民大会，因此靳氏转告吴佩孚，就把他一时伟议，无形打消。吴氏之与张反对，激成后来之武力统一政策，实自此始。只靳氏提议的南北统一，张作霖还表同情。曹锟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物，也即同声附和，尽令靳氏一力做去。两巡阅使驻京半个月，分电各省督军，采集时议。这是表面上的虚文。各督军派遣代表，趋集天津，曹、张就此出京，由靳云鹏送至津门，即与各省督军代表，晤商一宵。各代表统顺风敲锣，何人敢持异议？那时曹、张喜气洋洋，分道自归原镇，靳总理也即还京，各代表亦统回本省去了。 自靳总理还京以后，便想把南北统一计划，积极进行，无如南方军阀，已是党派纷歧，比前次议和时候，还要为难。滇、黔、粤、桂各成仇敌，旧国会一部分议员，离粤赴滇，自开国会，议决取消岑春煊政务总裁职务，补选贵州督军刘显世为政务总裁。一国中有三国会，如何致治？刘本为广东军政府选入，未曾就职，仍与唐继尧唇齿相依，不愿合入桂系，旋经北京靳总理，及南北议和总代表李督军，一再电劝，敦促和平，唐、刘二人乃通电各省，表明意见。文云： 西南护法，于今三载，止兵言和，业已二周。因法律外交两问题，迄无正当解决之法，以致和会久经停顿，时局愈益纠纷。夫维持法纪，拥护国权，此吾辈夙抱之主张，亦国民应尽之天职。顾大义所在，虽昭若日星，而时势变迁，则真意愈晦，是非莫辨，观听益淆。吾辈救国护法之初衷，将无以大白于天下，而佥壬假借，得以自便私图，恐国家前途，益败坏而不可挽救。吾辈为贯彻主张计，谨掬真诚，郑重宣言，以冀我全国父老兄弟之共鉴，特立条件如下：（甲）关于收束时局之主张。 （一）南北和平办法，应由正式和会解决。（二）和议条件，以法律外交两问题，为国本所关，须有正当之解决。 （乙）关于刷新政治根本救国之主张。（一）宜将督军以及其他特设兼辖地方之各种军职，一律废除，单设师旅长等统兵人员，直隶于陆军部，专任行兵及国防事务。 （二）全国军队，应视国防财政情形，编为若干师旅，其余宂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设军事委员会，计划执行。（三）实行民治主义，虽在宪法未定以前，宜先筹办各级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团体，以确立平民政治之基础，而实现国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上列各条，继尧、显世，谨决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诸友，其有与我同志者乎？吾辈当祷祀以期。至地方畛域，党派异同，非所敢择也。 据这电文，似乎有条有理，一些儿不存私见，于是北方各省军阀家，也有复电相答，表示同情。正是： 岂必心中期实践，何妨纸上作高谈。 欲知复电中如何措词，持至下回录明。 刑赏为国家大典，无论若何政体，要不能有功无赏，有罪无刑。独自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已处于无权，冒功邀赏者，实繁有徒，而祸国殃民诸罪犯，则往往为法律所不逮，就使中央政府，煌煌下令，而逋逃有薮，趋避有方，乌从而缉捕之？试观日本公使之容留九人，拒绝引渡，无论日使之是否依法，但即中国之刑律而论，已等诸无足重轻之列，有罪不能加罚，何惮而不为乱耶？吴佩孚之主张国民大会，此时尚有意求名，故倡议正大，但言之非艰，行之维艰，即令吴氏坐言起行，恐未必能达目的，况掣肘者之群集其旁也。若夫靳翼青之主张统一，计非不善，滇黔二督之发表意见，语亦甚公，但终不得完满之结果者也，吾得而断之曰： “言不顾行，行不顾言。”
《民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
译文：
徐总统连续发布命令，罢免了段系，并对段系的主要干将进行追责，甚至通缉其首恶。随后，又下令罢免湖南督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的职务，命令裁撤长江上游总司令职位，所有吴光新的旧部军队由王占元负责收编，以减少军费开支。同时，撤销了吴炳湘的职务和勋章，指责他追随徐树铮等人，违背职责，虽已被免职，但仍应剥夺其陆军中将的官职和勋章，以示惩戒。
几天后，八月三日，徐总统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他指出，政党是共和国家的常态，法律允许集会与结社自由，而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原本并未被法律禁止。然而近年来，各地地方团体不断上书电报，控诉该俱乐部营私舞弊、危害国家。政府原本认为党派意见不同，无需深究。但徐树铮、曾毓隽等人却称兵犯上，参与密谋，筹措军饷，是该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他们轻率动用军队，在首都地区制造血腥暴力，肆意妄为，只图一党之私，不顾百姓死活，已严重违反法律。因此，该俱乐部已构成动乱的源头，明显越过了法律的底线，不能再存在。命令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立即解散该俱乐部机关。除已下令逮捕的人物外，其他党员若无确凿证据证明其参与动乱，可不予追究。
此外，各省如设有该俱乐部分支，也应由地方长官责令其一律解散。
接下来，徐总统着手撤换王揖唐。他并未直接下令罢免，而是由国务院电报江苏方面，撤销王揖唐作为南北议和全权代表的职务，改派江苏督军李纯担任全权代表，与广东军政府商谈和议。李纯本就与王揖唐存在嫌隙，于是撰文弹劾王揖唐，电告中央。徐总统据此下令：据李纯电报称，王揖唐派遣党徒携带金钱，煽动江苏军警及缉私部队，并收买叛乱分子，携带危险物品，在扬州、镇江一带散布，意图制造动乱，证据确凿，应将其移交法庭惩办。王揖唐身为总代表，却勾结军警图谋叛乱，严重违反法律。除已撤销其职务外，应即剥夺其军职及勋章，由京外各军政长官下令严加追捕，依法惩办。
王揖唐住在上海，距离北京很远，不像徐树铮等人住在京城无法脱身，于是他躲进了日本使馆。尽管政府下令严缉，他仍能四通八达，几乎无处可去。即使藏身在租界内，也难逃中国官府的追捕，这被称为“法外自由”。徐总统虽承认曹锟、张作霖的要求，除新旧国会尚未明确解散外，其余都已遵照执行。由于段系内部仍有几人被曹、吴指责，徐总统又接连发布两道命令：此前已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其中籍属该俱乐部的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搜瞻、臧荫松、张宣等人，或煽动叛乱、或混淆是非、暗中策划不法行为，均属附从叛乱，应分别剥夺官职与勋章，并严格追捕，务必捉拿归案。其余党员则照前令免予追究，要求他们反省自新，努力向好。
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威将军张树元，因默许徐树铮率兵侵犯首都，甘心助乱，导致士兵伤亡、百姓受害，罪责难逃。命令中称，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张树元均应被剥夺军职与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以维护军纪。
然而，这些命令只是形式上的，各涉案官员纷纷闻风而逃，或逃往天津，或前往上海。天津、上海都有外国租界，中国官府无法管辖，他们如同飞鸟般遁入海外，无人能追。外国舆论讥讽中国是“纸糊的宪法国家”，确实名不虚传。宪法国家尚有章程，而现在的中国朝令夕改，连“宪法国家”之名都难以为继。最让曹锟、张作霖痛恨的，是“小徐”徐树铮等人藏身日本使馆，他们坚持要求日本交出这些主犯，以便依法审判。徐总统下令外交部向各国公使照会，要求交出徐树铮等十人。英、法、美三国公使分别回复称，所谓“引渡”是根据《日本法典》的说法，具有移交的含义。各国公使会议后意见不一，最终各自独立回复，均称：“我方使馆并未收留这些人员。”。
外交部随即直接致函日本使馆，询问是否收留。日本公使如实回复说：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曾来馆请求保护。日本公使基于国际惯例及中国以往的类似案例，认为情况紧急，决定予以保护，已将这些人收容在使馆护卫队营地内，并严令他们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不得与外界联系。特此通知中国代理总长（外交总长）。此次行动超出外交常规，是因这些人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才特别收容，而非出于政治派别关系。并相信中方会理解这一立场。日期为八月九日。
外交部收到回复后，再次致信日本使馆，进行反驳，称：我国政府无法承认贵国使馆关于收容的通告，十分遗憾。目前我国政府正调查这些人的罪行，一旦调查结束，将提供证据通知贵国，请求引渡，并希望贵国不要让他们逃逸或转移藏匿。
日本使馆过几天又拒绝道：贵国总长称，不能承认我方九日通告，且将根据法律罪名通知我方。但贵国总统下令逮捕这些人的依据是政治原因，因此我方视为政治犯，予以保护。
我方声明，无论他们将来遭受何种刑事指控，我方均不会同意将他们引渡回国。
由于日本两次拒绝，徐总统也无可奈何。即使曹锟、张作霖恨之入骨，也无法亲赴东交民巷将他们抓走，只能暂时搁置此事。
尽管直鲁联军推翻了段系，双方关系反而更加亲密，两派军官为曹锟、张作霖牵线，促成婚事。张作霖有庶子，是第二姨太太所生；曹锟有庶女，也是第二姨太太所出，年纪相仿，如同一对“金童玉女”，被特意安排为两大家族联姻。后来张家出聘，曹家接受，礼仪十分隆重，甚至超过古代帝王贵族，成为中外媒体热议的佳话。
再看吴佩孚，因时局动荡多年，他特想公开征求民意，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家根本问题，共定八项大纲：
（一）大会名称应为“国民大会”。
（二）大会应由民众自行组织，不得由政府监督，以防官僚和政客操控。
（三）宗旨是实行“国民自决”，凡涉及国家统一、善后、制定宪法、调整选举制度等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决定，地方政府不得以破坏为借口。
（四）大会成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联合会各推荐一人作为初选代表，不限于本会，若无商会或工商业协会，可空缺。再由全省推荐五分之一的代表，参与复选，待各省复选结束后，在天津或上海集中召开大会。
（五）大会监督由各省各县工农商学会长相互监督，政府不得干预。
（六）设立事务所：首先由各省农工学总会在本省设立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通知各县农工学联合会，设立当地事务所，具体办事细则由各所自行制定。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行从自有经费中支出。
（八）大会应在三个月内成立，会议期限为六个月，完成第三条所列事项后即可结束，并主张取消南北新旧国会，裁撤南北议和代表，将历年争端全部交由国民公决。
吴佩孚提出的这份建议，内容合理，堪称典范，无论是作者还是广大民众，都普遍支持。回想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家从君主制改为民主制，难道不应将国家主权交给全体国民掌握吗？为何袁世凯设立“筹安会”企图复辟帝制？为何徐树铮等人成立“安福俱乐部”谋取军政财权？这些行为都是民心所不容的。最终袁世凯失败，洪宪帝制只持续了八十三天，最终土崩瓦解。徐树铮长期借款、扩军，最终也失败，逃到日本使馆。这说明，军阀强行剥夺民权，终究无法抵挡民心，民心所向，必成；民心所背，必败。这犹如一记当头棒喝，令人警醒，但军阀们却仍不醒悟。吴佩孚提出如此宏大的计划，难道不正是中华民国的曙光？可惜他声音太高，不被实际采纳，国民大会仍只是一个空想，徒有其名。更何况，段系倒台后，大权落入曹锟、张作霖手中，他们也是武力主义者，根本顾不上百姓是否拥有民权。
再看西南地区，各派党派林立，如粤系、桂系、滇系、黔系，时而联合，时而分裂。谁不想扩张地盘，谁不想掌控权力？四川土地肥沃，百姓富庶，堪称长江上游的“金矿”，多个军阀你争我夺，混战不断。周道刚被刘存厚赶走，刘存厚又被熊克武排挤，如前述所述。战后，熊克武又被吕超驱逐，四川军方推举吕超为总司令。熊克武心有不甘，又向刘存厚请求援军，重新进入四川。川民屡遭兵祸，家破人亡，损失惨重。滇、黔、桂、粤各派分裂后，也彼此攻伐，互不相让。其余各省督军、师长表面平静，实际上暗中怀有私心。时局动荡，民众无法安居，国家如何能实现真正民权？若要真正落实民权，恐怕还需要经历漫长岁月，才能实现理想。
文章最后感叹，吴佩孚的主张如同高渐离击筑，慷慨激昂，令人动容。段派失势后，靳云鹏被曹、张推举，由徐总统任命，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内阁成员也做了调整，陆徵祥、田文烈等免职，改由颜惠庆任外交总长，张志潭任内务总长，周自齐任财政总长，董康任司法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王乃斌任农商总长，叶恭绰任交通总长，靳云鹏兼任陆军总长，内阁正式成立。
靳云鹏上任后，希望挽回时局名声，力主实现和平，请求徐总统宽恕安福俱乐部余党。徐总统因此发布“胁从不究”的赦令。随后，靳云鹏又提出统一南北的计划，请求总统召见曹锟、张作霖到北京，商议国家大计。二人应召，乘专车入京，与靳云鹏会面。三人亲如一家，气氛融洽，关系亲近。徐总统随后下令，裁撤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的“经略使”职位，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与张作霖职权相当，副使则由吴佩孚升任。张作霖与吴佩孚虽有猜忌，但当时并无恶感，中央提拔吴佩孚，张作霖也未表示异议。但吴佩孚曾提出的“国民大会”主张，却被张作霖严词驳斥，认为政府自有权衡，无需国民大会。因此，靳云鹏转告吴佩孚，将这份崇高主张无形中取消。吴佩孚与张作霖的对立，由此埋下日后武力统一政策的伏笔。虽如此，靳云鹏提出的南北统一计划，张作霖仍表示支持。曹锟则态度摇摆，随声附和，支持靳云鹏主导。
两巡阅使在京停留半个月，分别电报各省督军，征求各方意见。这不过是表面文章。各督军派遣代表聚集天津，曹、张二人出京后，由靳云鹏送至天津，与各督军代表会面一晚。各代表顺风顺水，谁敢反对？曹、张喜气洋洋，分头返程，靳云鹏也返回北京，各代表随后返回本省。
靳云鹏回到北京后，决心推进南北统一计划，但南方军阀已分裂得更加严重，比当年议和时更难协调。滇、黔、粤、桂之间互相敌视，旧国会部分议员离开广东，前往云南，自行召开国会，决定取消岑春煊的政务总裁职务，另选贵州督军刘显世为新总裁。一国出现三套国会，如何治理？刘显世原为广东军政府选任，未就职，仍与唐继尧依附，不愿并入桂系。后经北京靳云鹏以及南北议和总代表李督军反复劝说，唐继尧、刘显世才通电各省，表明立场。电文内容如下：
“西南护法已三年，虽已停战言和两周，但法律和外交两大问题始终无法找到正当解决办法，导致和谈长期停摆，局势愈演愈烈。维护法纪、捍卫国家主权，是我们的初心，也是国民应尽的本分。然而大义虽明，但时势变迁，真意模糊，是非混淆，听信之人更肆意妄为，恐怕国家前途将日益败坏，无可挽回。为贯彻初衷，特此郑重宣告，恳请全国父老兄弟共同见证，提出以下条件：
（甲）关于结束战乱的主张：
（一）南北和平问题，应由正式谈判解决。
（二）和议条件中，法律与外交问题为国家根本，必须找到正当解决方案。
（乙）关于政治革新、救国的根本主张：
（一）应废除督军及其他地方军职，仅保留师旅长等统兵官，直接由陆军部任命，专责军事及国防事务。
（二）全国军队应根据国防与财政状况，编为若干师旅，其余冗余士兵一律裁撤。裁军工作由专门的军事委员会负责规划与执行。
（三）实行民治，即便在宪法尚未制定前，也应先推动各级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团体，奠定平民政治的基础，真正实现国民平等与自由。
以上各项，唐继尧、刘显世郑重承诺，将坚决贯彻执行，希望有志之士与我同心共勉。至于地方分隔、党派分歧，我们并非选择其一。”
这封电文表面合理，言辞中立，似乎并无私心。于是北方军阀也纷纷复电，表示支持。这令人感叹：“难道非要身体力行才能实现理想？何不先在纸上空谈？”——欲知各复电内容，敬请期待下回披露。
刑罚和赏赐是国家的重要制度，无论哪种政体，都不能“有功无赏，有罪无罚”。自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实际上失去权威，有些人冒功邀赏，屡见不鲜，而危害国家的罪犯，往往逃脱法律制裁。即便是中央政府发布命令，一旦罪犯藏身外国，便无从追捕。例如日本公使收留九人，拒绝引渡，无论其是否依法，仅以中国刑法而言，这些罪犯已等于无罪，无法处罚，何惧之有？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主张，当时只是想博取名声，言论虽正当，但落实起来困难重重，即便吴佩孚真正做到言出必行，也未必能成功，更何况还有众多势力阻挠？至于靳云鹏提出的“统一计划”，虽不差，但滇、黔两省的回应虽公允，最终仍未能达成理想结果。我得出结论：
“说话不顾行动，行动不顾说话。”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