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一百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瞋
译文:
徐总统有志于禁烟,专门下令将上海储存的鸦片土全部销毁,并且要求万国禁烟会也严厉禁止种植和销售,算是尽了最大努力。然而,一些奸商和走私分子只顾牟利,不顾国家大局,徐总统得知后,再次下令严查,命令各地严厉查处:
如今禁烟政策极为严格,但因为利益巨大,一些不良商人和奸商纷纷冒险经营,甚至有人假冒军人,通过各条铁路渠道运输和销售鸦片土。这种公然违禁、私自牟利的行为,肆无忌惮,若不严查严办,那么禁烟政策就等于形同虚设,对国家未来的前途将产生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作为有多年军政经验的总统,我深知军纪的重要性,岂容宵小之辈暗中破坏、玷污我军人的声誉?从今以后,应责成各省督军和省长,挑选专门人员,联合各地税务关卡,严密检查,无论是否假冒军人,凡发现运输鸦片土的,都必须立即依法严办,不得放任漏网!尤其是京奉、京汉、京绥、津浦等铁路沿线,是京畿要地,更应严密巡查,特派京师军警督察长马龙标,督导所属警员,随时巡逻查访,同时由交通部通令各铁路沿线警员,协同认真执行。一旦查获,必须依法严惩,查出的鸦片土一律予以销毁,并且要调查清楚,不得扰乱正常交通。
经过这次通令之后,所有国民都应明白:政令下达,必须坚决执行,除恶务尽,彻底清除积弊,以实现保护人民、消除祸害的真正目的。此令。
不久之后,又颁布了严禁吗啡运输的严令,内容大致与禁烟令相同。但天下之事,往往法立而弊生。立法时本希望收到效果,结果却事与愿违,问题反而越来越多。各地铁路站口,警察成群结队,对来往商人翻箱倒柜,整天吵吵嚷嚷,甚至搜查旅客身体,把商旅视为盗贼,稍有不满便胡作非为,任意欺压。甚至有人私带鸦片,偷偷扔进旅客行李中,硬说他们偷运禁品,将其拘捕入警局,威逼恐吓,严加罚款,从中牟取私利。可怜这些商人,无法反抗,只能忍气吞声,倾尽家财购买,还必须找到担保人,才能被释放。这真是行路艰难,处处荆棘,比起前清时代交通便利、旅客自由自在,如今谁受益、谁吃亏,可想而知!更可憎的是,真正携带鸦片的人,反而被警察收买,得以顺利通过。还有军队过境时,借军阀势力作靠山,即使满身藏着鸦片,警察也不敢查问。有些地方,军警早已勾结,互相串通,贪污贿赂,分赃发财。再加上很多省里的军官,都沉迷于吸食芙蓉膏,整日昏睡,成瘾成癖,虽然中央政府屡次下禁令,他们却视若无物,毫不悔改。甚至有人借此牟利,暗中指示亲信,包运包销。俗话讲得好:“袖子大,好做贼。”那些权势显赫的军阀,作奸犯科,谁敢去查问?看看徐总统的禁令,尚且只是说“小人影射”,不敢直接批评军官,那么如今军阀肆意妄为、横行无忌,还谈什么禁令有效无效呢?感慨万端,暂且不提。
再说钱能训代行总理职务两个月,徐总统将此事上呈参议院和众议院,征求同意。两院照例投票,钱能训获得多数支持,随即再次上报总统府。徐总统便下明令,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钱能训正式上任后,当然要重组内阁,于是主动辞去内务总长的兼职,并令其他国务官员一并辞职。随后,徐总统与钱能训商定新任内阁成员,再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出请求,是否同意,最终均获通过,于是再次发布命令,让钱能训继续兼任内务总长。外交总长一职,仍由陆徵祥原任。但由于陆徵祥赴欧洲进行和谈,尚未抵达,由副手陈箓代理。司法总长由朱深担任,教育总长为傅增湘,海军总长为刘冠雄,也都相继上任。交通总长曹汝霖原兼财政总长,现免除兼职,只负责交通事务,另任命龚心湛为财政总长,同时撤销陆军总长段芝贵的职位,改由靳云鹏接任。
新的内阁任命完毕后,便着手开展内外和议。派外交委员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四人赴欧洲,与前去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共同作为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同时命令朱启钤南下江宁,作为南北会议的全权代表,与江苏督军李纯等人开始商议和谈。广东军政府也推举政务总裁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赴上海,拒绝前往江宁。双方在和会地点上争执不休,经过江苏督军李纯调停,最终同意朱启钤前往上海,满足南方方面的要求。朱启钤为尽快达成和议,也同意了这一安排,时间已是民国八年二月。
江苏督军李纯又发布了一通电文,对外宣告道:
当前时局纷乱,已持续两年,幸亏全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放弃私利,共同谋求和平。护国派看到法律败坏,国家无法立身;护法派也意识到国家败坏,法律也形同虚设,因此,大家共同以和平的公理为基础,寻求善后之策。
我和湖北的王督军、江西的陈督军,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下,对外受到岑春煊、陆荣廷等人的支持,黄陂、河间、合肥等地的士绅名流,以及在野贤达,都不断给予指导和协助,经过多次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双方各派总代表,共同解决法律和事实等关键问题。随后由朱启钤、唐绍仪两位总代表商定,于今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召开会议。这是我和王、陈两位督军近两年来,历经千辛万苦,希望在护国与护法两方面都能实现双赢、不伤双方的重要成果,终于得以实现,至此,我们所承担的任务也宣告结束。今后各项具体问题的解决,由总代表和各代表共同商议,他们都是当时公认的有声望的人士,必定能够满足人民的期待,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虽然任务已了,愿望却更殷切,如果他们认为理应担当,我也必全力以赴,绝不推辞。希望当今社会有更多贤达之士,能将内心所想付诸实践,共同辅佐国家,振兴社会,这正是我衷心祈祷和希望的。谨此表达我诚挚的心意,敬请鉴察!
看这封电文,可以感受到李纯为促成和平所付出的苦心与坚持。随后,李纯安排了数十名办事处干事,负责协助朱启钤的事务。这些干事纷纷前来接受任命,正巧李纯出来接见。两人谈了没多久,朱启钤也前来拜访,李纯迎入别厅,轻谈几句,便出来与干事们进一步沟通。各干事随后列队站好,李纯一边摇头,示意不必拘礼,一边刚说“各位”两个字,脚下一滑,竟从第一层台阶跌到第四层台阶,仰面摔在台阶上,背部被台阶硌住,剧痛难忍,一时无法呼救,只好闭目忍受。随后手下人将他扶起,勉强在廊下缓步行走数十步,活动筋骨。各位干事见状,只得告辞离去。李纯慢慢回到别厅,与朱启钤继续交谈片刻,朱启钤才离席。
李纯性格坚忍,起初以为只是轻微疼痛,不需担心,便又前往签押房查阅文件。到中午,背痛越发严重,便进入内室,喝了几杯舒筋活血的药酒,随后进餐,接着睡了两三小时。到了晚上,仍按午间方式进餐,当晚也安详入睡。第二天醒来,腰背酸痛加剧,还伴有胁腹胀痛,无法起身。手下官员得知督军身体不适,纷纷前来探望。恰巧警察厅有一位精通按摩的医生,大家纷纷推荐,请李纯召入诊治。于是李纯请来张医生,先让亲信转述病情,与他讨论,后经了解他确实经验丰富,便请他进上房,亲自进行治疗。张医生询问了跌倒前后的各种情况及感受,李纯一一说明。张医生诊断后,发现他的胁痛明显缓解,便说道:“失足跌倒,七天内必然出现酸痛,这很正常。而且摔倒时因疼痛引起气闷,导致两胁气痛,也属常见,不必过分担忧。”李纯还没等他说完,便追问:“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病症吗?”张医生回答:“这只是跌伤,与风、火、痰三种病症毫无关系,只要用止痛、活血的药料,按穴位敷贴治疗,再进行舒筋顺气的按摩,每日坚持抚摩,一星期左右便可痊愈。”张医生经验老道,李纯点头称好,于是命令他按此方法施治,并请求回家静养。
七天后,疼痛虽减轻,行动仍不能完全恢复,一直拖到一个多月,才逐渐康复,这也是和议过程中的一个轶事,似乎预示着不祥。但就在李纯请假期间,朱启钤等代表已前往上海,履行开会约定,借用旧德国总会作为会场。二月二十日上午,南北双方总代表各自带领分代表,共同抵达会场,衣冠齐整,秩序井然,彼此相见如旧友,两派齐聚一堂,情景与辛亥会议颇为相似。那时唐绍仪是北方代表,这次却成了南方代表。少川,你还记得七年前的情景吗?当时参会人员名单如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
(分代表)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
(南方总代表)唐绍仪
(分代表)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
会议一开始,并未直接讨论具体议程,而是由双方总代表分别阐明各自宗旨。南方总代表首先发言:
国内战争至此终于告一段落,但追溯其根源,外力是导致祸乱的重要推手。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武人集团本可依靠内部力量实现和解,无需借力,也无需军费,兄弟相争,早该言归于好。为何战争一连数年,人民痛苦不堪?如今北方已清醒意识到问题,决定开诚布公,寻求和平,从今开始,彻底改变!
南方代表刚说完,北方总代表立即回应:
自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长期掌握在武夫手中,导致战乱频仍,无宁日。如今时局发展,大势已趋和平,正顺应“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为牛犊”的潮流,一切战争手段都应视为陈旧之物,今后绝不能再起战乱,唯有和平统一,才是正道。
两方发言结束后,双方代表均起立,面向国旗,齐声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以表示对和平的坚定支持。之后闲谈片刻,各自取茶点,会议便散了。
次日,才正式开始议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问题,要求撤换陕西督军陈树藩。原来,南方民党于右任曾进入陕西,纠集党徒与陈树藩对抗,引发冲突。陈树藩是段祺瑞的得力将领,不愿容许民党立足,不断进攻,于右任也不甘退让,双方僵持不下。徐政府虽已下令停战,但对陕西局势并未重视。而且陈树藩依靠段氏势力,无视中央命令,自由用兵,因此唐绍仪首先质问,要求撤换陈树藩。此外,还有闽省与鄂西的冲突,也一并提及,但尚未涉及陕西问题。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当场向中央请求,草拟电文,派人发送,要求政府尽快命令陈树藩停战。其他议题,如八年公债、参战借款,以及湘督张敬尧仇视民党等问题,虽有争议,但并未激烈反对,有的拟电询问中央,有的拟电阻止,有的则暂交付审议,待日后再议。
第二天,收到徐政府复电,表示已派专人张瑞玑前往陕西,监督停战,确保执行。于是双方再次开会,商议决定,以和会名义,致函张瑞玑,催促他尽快赶赴陕西,监督双方军队,以便顺利完成和议。当天就发函发电,约定待陕西实际停战后,再继续讨论其余问题。会议再次结束。
又过两天,再行开会。双方代表见面后,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拿出于右任的来电,称陈树藩部下刘世珑仍率军进攻于右任,明显违背和议,应由北方承担责任。朱启钤只能回电申明,权且应对。
又过了两天,唐绍仪再次邀朱启钤会面,出示了于军失去盩厔的警报电文,使朱启钤无言以对,只好声称,如果政府不迅速停战,他将辞职以示抗议。
再过两天,已是二月二十八日,唐绍仪在会议席上突然对朱启钤提出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陕西战事,言辞激烈,近乎哀求,是一份典型的“哀的美敦书”(即以悲壮语气表达强烈抗议)。说完就离席而去。
朱启钤意识到中央在问题上理亏,无法继续和谈,便与所有分代表联合电告北京政府,请求辞职。徐政府复电慰留,并下令陕西全面停战,电文内容如下:
陕西多年战乱,民生凋敝,我深感痛心。如今亟需推动和平,早日安定。中央政府已依照协定规定,下令停战划防,特派张瑞玑前往陕西,监督军方,务必全面实行,尽快完成。各将领应共同理解此意,严格遵守。如果任由命令执行不力,责任自负,不可推诿。此令。
徐政府虽决心停战、坚持和平,但陈树藩仍不遵令,继续备战。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还收到于右任亲笔信函,称:“陈树藩秘密接到参陆处电报,指示进攻,因此北京运往陕西的军械,或由参陆处,或由汉阳兵工厂,陆续发运,不断接续。”唐绍仪据此提出正式宣言,将责任归咎于北方,宣布中止和谈,这是第一次和议中断。
江苏督军李纯得知后,十分愤怒,虽身患重病,仍强撑病体,拟定五条应对措施,电告中央,请政府批准执行。徐总统原无异议,只是受安福系牵制,未能立即落实,得知李纯的请求后,自然批准。李纯又电告广东军政府,请其同意,随即通告全国:
紧急电报。致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广州军府各总裁、保定曹经略使、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海陆军各司令、南京朱总代表及各代表、上海唐总代表及各代表、永州谭月波、组庵两位先生:
鉴于目前局势,为尽快解决陕、闽问题,推动和会进展,现提出五项具体措施,均已获中央批准,并获广州军府同意,即日起双方共同发布,严格执行:
一、双方立即通令停战,不得再发生军事冲突。
二、陕、闽冲突问题,由双方总代表共同推举德高望重的人员,前往陕西实地监督军区划分。
三、划清各方管辖区域,各自负责剿匪、保护百姓,不得越界侵犯,如有违者,民众将共同弃之。
以上五项措施,均已获中央批准,广州军府也表示认可,现即日发布,执行到位。陕、闽等问题指日可解,和会也可顺利开展,敬请各位关注。
自李督军通电之后,上海和会重新有了生机。朱启钤也连续致函陈树藩和于右任,诚心劝解,力求延续和议进程。国内外舆论也纷纷呼吁,敦促尽快达成协议。然而,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由于尚未获得陕西停战的确切消息,仍以“身体不适”为由,长期闭门不出,拒绝与北方议和。
怨恨不断累积,又有一项来自海外的外交刺激传入中国,引发全国民愤,各地纷纷抗议,东起西至,舆论沸腾,甚至将上海和会视为缓图之举。
正所谓:
内地战事尚未平息,海外风波又起。
究竟这项外交刺激来自何处,容待下回详述。
督军如李秀山,虽为军阀中较有远见和责任感者,因此本回详细记述其求和之苦心,以及因公务致病的不幸经历,可作为世人警醒的案例。朱启钤平时虽不显突出,但能奔赴上海议和,未完全不顾公理,自作主张,足见其有所担当。陕西战事未停,罪责在陈树藩,陈并无特殊才能,竟敢违背中央命令,持续备战,这显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人煽动所致。天下正是盼望和平之时,主战派却极力鼓吹战争,非要将国家撕裂、人民涂炭,才感到快意,这真是令人震惊!双方争斗,终究无休止,纵有像徐世昌这样的文官,也难以弥补。而李纯更是白白耗费了心血与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