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欧战已毕，各国将开议和大会，中国政府，不得不派遣专使，赴会议和，当下由徐总统择定一人，就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徵祥曾因事请假，部务委次长陈箓暂行代理，此次奉使赴洋，不便逗留，便即束装起行，乘轮赴欧去了。是时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统奉五国政府训令，愿为中国南北调停和议，先提出劝告书，递交北京政府。徐总统本是请他帮忙，当然心心相印，不烦琐复。五国公使，又电令驻粤领事，各向广东军政府，致书劝和，大略说是： 法、英、意、日本、美诸国政府，因见此二年内，中国内乱，已久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为悬系。此项纷乱情形，不特与外国利益有损，且致中国治安之惨祸，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励敌人之气，而与大战紧急之转机，妨碍中国与协和诸国实行会办之举。今该转机已成过时黄花，各国人民，正盼组织环球，以达各处人民平安公允之时，中国未能统一，则各国民应为之事，更属难为。兹法、英、意、日本、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之怀；且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同等趋向。是以各该政府，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愿与废除个人私怀，及泥守法律之意见，一面谨慎从事，免除障碍议和之行为，一面迅以慷慨会商之行，而以法律暨顾及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为根据，寻一两造和息之路，始克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此各国政府同心暨殷盼之忱也。此时法英意日本美诸国政府，声明其切实赞同双方，欲解决向日分裂之争端。惟拟欲使知毫无最后干涉之策，亦无指挥或谏劝此次议和条件之意，故此项条件，必须由中国国人，自行规定所欲者。只系尽其所能，鼓励双方于所望所行各事上，达议和统一之目的。俾中国国民，对于各国，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责，于中国历史上更为扩充矣。特此劝告。 这篇劝告书，已经将西文译作华文，广东军政府，即用华文答复云： 两年以来，中国因内争而致国内治安及外国利益俱受损失，并使中国不能切实协助联盟国，为公道正义之竞争，军政府对此殊深痛惜。军政府对于此项协助尤为关切者，盖以其战争之主义，与法、英、意、日、美各联盟政府之主义若合符节。护法者非为个人意见，或法律细节而动干戈，实为反对武力主义，并求民主主义之得安全于中国也。国会被非法之解散（今幸仍正式开会于广州），宪法视为具文，武力派之横暴乱政，皆所以使护法者迫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见，伸张直道。今各友邦觉悟，欲缩短中国内争，回复和平之唯一善法，在停止供给款项于武力派，本政府极为感佩。本政府信武力派现有意言和，已经令所部各军停止进攻，且告知武力派所选出之首领，在适合地点，直接开和平会议矣。此种和平，不能苟且从事，无相当之保障，遗留势力，使将来随时复可扰乱国内和平。英、法、意、日、美各联合政府之意见，谓须根据法律及注重全国人民利益，以为调和之主旨，各政务总裁深表同情。然则此次和平，必为公正的和平，及永久的和平，庶几中国得以设立一适任及进步之政府，发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在国际会议上，占应得之地位。各政务总裁，感谢法、英、意、日、美各联合政府关切中国之幸福，而对于各政府希望中国在筹议世界善后，亦应列入。关注盛意，尤为深感。谨此布复。 先是徐总统与钱代总理，已得外人承认，许为调人，因即通电各省，召集督军等至京，会议办法。于是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直隶督军曹锟，吉林督军孟恩远，湖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山西督军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等，均先后到京。徐总统特在集灵囿四照堂中，作为会议场，带同全体国务员，暨参战督办段祺瑞，入堂开会。各督军联翩趋至，列席讨论，本来是党派不同，有主战的，有主和的，此番因内外交迫，主战派亦不便坚持前议，只好见风使帆，同声呼和。就是倡议平南的段督办，也以为久战无益，与徐总统表示同情。非服徐东海，实为外议所迫，不得不然。当时议定政策五条：（一）便是停战撤兵；（二）乃是应付外交；（三）是被兵各省的善后；（四）是收束军队的办法；（五）整理财政的用途。彼此讨论了大半日，即在四照堂开宴，饮酣乃散。越宿，便将议决各节，通电各省。各督军亦陆续出京，各回原任。嗣是禁募军队，饬守官方，各种弭乱求治的通令，蝉联而下。徒托空言。还有熊希龄、汪大燮等为联络协约国感情起见，特在京中发起协约国国民协会，组织就绪，推定熊希龄为会长，汪大燮及法人铁士兰为副会长。又由总统府中特设外交委员会，令汪大燮为会长，熊希龄等为委员，调查审议对外事项，凡各部署亦得派遣事务员，入会与议。此外如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亦皆推举代表，就京师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于民国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宣告大众，略云： 本会联合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业于十八日开成立大会。各法团推定代表到会者，已逾过半数，本会实为完全成立，用特宣布本会进行宗旨，以告我国民。 本会由全国法定团体组织而成，为真正民意机关，故对于南北和平会议，应实行共和国民应尽之职务，遇有双方冲突之点，及与大多数利益关系之处，实行发表国民真正意见，以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此其一；本会对于南北双方，本无偏袒之见，惟此次南北会议，凡关于种种善后问题，均待解决，兹拟于本会内附设各种研究部，于事前预先讨论，以便将来发表民意，主张公道，不居国民会议之名，实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此其二；本会既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我国民责任之重可知，兹后计划进行，尤关重大。本会自当推出对内对外最负重望之人，主持一切，为会中之砥柱，并将本会一部分事务，移至南北会议地点，实相结合与贯彻我国民正大之主张，非达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目的不止，此其三。凡此三大宗旨，均经本会评议部议决实行，用特宣布，深望于全国同胞，赞成本会，协同进行，除通告南北当局外，谨此宣言。 朝野上下，一致言和，饶有转危为安、悔祸求存的希望。差不多望梅止渴。但中国人往往有口无心，口中虽说得天花乱坠，心中却未必真能践言。又况各省军阀，统是意气自豪，不顾国家，专顾自己，所有逐月赋税，除拨作军饷外，多半纳入私囊，所以一做督军，便成富翁，多则千万，少即百万，百姓原不能过问，就是中央的财政部，也未敢彻底清查，只好听他一塌糊涂，迁延过去。此外如关卡征榷，局厂征收，又皆抵充外债，无从支取。看官试想，这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总统就职以后，仍然是借债度日，什么电话借款，什么纸币借款，表面上俱为整顿实业起见，由财政交通两总长出面，告贷东邻，暗中实多是指东话西，救济眉急。还有各种公债名义向人民借贷，不一而足。当时虽有一种定例，按期抽签，逐次还本，但也未能确昭信用。故民间所受的公债票，平时若有急需，转向他人抵押，不过三折四折，最多至五六折为止；而且中国人多不愿转受，有时反由外人出为承揽，吸收中国各种公债券，视为投机生意，以十易百，以千易万，将来好执券坐索，不怕中国政府，不将全数偿还。为渊殴鱼，总是中国人民晦气。但自中国加入欧战，外人格外帮忙，协约各国，许将庚子赔款，延期五年，然后交付。即清季拳匪时之赔款。独俄国只允延交三分之一，共计五年延交总数，约六千余万圆，政府稍得暂纾困难。 但自民国成立以后，历年借债，除外款不计外，如积欠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款项，多至八千万圆以上，遂致该两银行转运不灵，钞价日跌，市面动摇。到了民国七年的残冬，简直是支撑不住。财政部无法可施，没奈何再向国民借贷，发行短期公债券，称为民国七年发交国家银行短期公债，额定四千八百万圆，票面定为一万圆，一千圆两种，利息六厘，每年付息两次，仍用抽签法，分五年偿还，每年分作两度抽签，每届抽还总额十分之一。此项公债券，全数发给中交两银行，令他经募，募集诸款，即归还两行垫欠各账。所有公债本息，即指定每月延期赔款为基金，就中八成还本，二成付息；并援照三四两年公债办法，即将此项公债基金，按月拨交总税务司安格联存储备付。当下草定章程，提交国务会议，国务员当然通过，但教私囊无损，安往而不赞成？再呈与总统察阅。徐总统为救急计，也即指令照准。无如国库既空，民财亦尽，一国中有限脂膏，半被外人盘剥，半遭军阀搜括，穷民已不聊生，就使有几个豪绅富贾，亦怎肯毁家纾难，效那楚子文、汉卜式故事？坐是公债券无人过问，免不得硬行指派，骚扰民间，或且搭付官吏薪金。官吏统有父母妻孥，日需事畜，再加百物日昂，米珠薪桂的时候，哪堪承受这种公债券？有名无实，不能抵用，于是吏民俱困，都累得扼腕兴嗟，愁眉百结了。只有军阀各家，还算财星照临。 当时尚有一种鸦片烟，本在前清宣统三年间，由清政府与外人订约，限期戒绝，转眼间已有七八年，期限已届。上海洋商所储鸦片，数尚不少，民国七年一月间，苏省督军、省长，与英商公司妥商，立约收买，约中载明条件，乃是专供制药，并不转行销售。洋商已经允认，且愿把每箱定价，减短英洋二千圆，悉数归苏省承买，统计得一千五六百箱。过了数月，驻京英美公使向外交部致书抗议，略云：“苏省收买存土，不免有私下贩售，赚钱欺人等情。”又被外人查出瘢点。外交部看到来文，应归财政部理处，即将原书移交财政部。财政部调查苏省公文，已早备案，因即据实答复，具陈理由，内称：“近年以来，政府对着烟禁，未尝不积极进行，只因沪滨洋商积存关栈的印药，为数甚多，不能令他过受损害，所以上年一月，由苏省督军省长与英商立约收买，专供药品，严杜吸售。今来文谓有转销等情，未免误会。查烟土制药，各国皆然，此次苏省收买存土，与宣统三年禁烟条约，并无违反情事，请即查照”云云。这项复文仍须先递外交部，然后由外交部转交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始终不甚相信，尚有微言。再经中国政府，特开国务会议，决定将所买存土，一并销毁，当由徐总统核准，下一指令道： 政府前次收买存土，专为制药之用，原为体恤商艰起见。顾虽慎加考订，限制綦严，而留此根株，诚恐易滋流弊，转于禁烟前途，不无影响。着内务财政两部，转饬查明此项存土现存确数，除已经领售者不计外，其余均由部派员督视，一律收回，汇集海关，定期悉数销毁。 并候特派专员会同地方官及海关税务同等，公同监视，以昭慎重。此令。 越日，又复严申禁令道： 鸦片为害最烈，迭经明颁禁令，严定专条，各省实力奉行，已著成效。惟是国家挽回积习，备极艰难，设禁令之稍疏，愚民即怀侥幸，在稽察所不及，遗害仍恐潜滋。此次厉行烟禁，在国人固具毅力，在友邦并致热诚，倘复阳奉阴违，始勤终怠，将何以策内政之修明，而树国家之威信？兹当政治刷新，亟望荡秽涤瑕，共臻仁寿，所有前次收买存土，业经特令汇集上海地方，克期悉数销毁。国家不惜捐弃巨金，委诸一烬，凡以注重烟禁，力策进行者，当为中外所共喻。嗣后我中华人民，当益知鸦片流毒之酷，中于民生，政府禁令之严，不容尝试。凡曾犯吸食者，既经戒除，自应振作精神，力祛习染，至私种私运私售，均干厉禁，并当各懔刑章，勿贻伊戚。各地方长官，有督察之责，务各分饬所司，认真稽察，期在有犯必惩。其办理不力者，着随时纠劾，依法惩戒。本大总统以保民为重，不惮为谆谆之告诫，先哲有言：“除恶务尽”，又曰：“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凡兹有众，其共勖之！此令。 两令既下，特派专员张一鹏赴沪监视焚土，一面再由外交部出名通告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得悉后，即电令沪上海关监督税务司，会同中国专员，督视存土焚毁。至张一鹏到沪，与江苏长官，调查买储烟土一千六百余箱，除已售出三百余箱外，尚剩一千二百余箱，悉数运至浦东，邀同海关监督税务司到场，并及地方各团体代表，统皆会齐，当场开箱查验，果非假冒，于是架薪纵火，陆续焚毁，共阅三日有奇，方将一千二百余箱的鸦片，尽付劫灰。沪上不乏烟鬼，到此可尽量一吸了。上海各国领事团，及地方长官绅商军学各团体，更组织万国禁烟会，主张限制烟土吗啡，务使除医药用途外，不得种销。乃即就销毁烟土的第一日，在沪北开会，严订条约，总道是中外同心，朝野合力，好把那数十年的毒盅，从此永除。但究竟除绝与否，想看官具有见闻，自能察知隐情呢。只小子却有一首俚词，作为焚土的余慨，诗云： 欲除烟毒愿捐金，一炬成灰示决心。 可奈莠民偏不谅，私销私吸总难禁。 禁烟禁烟，仍旧有名无实，或包运，或偷销，时有所闻，政府不得不再行查缉，从严办理。欲知如何设法，待至下回表明。 ---------- 议和足以安民，禁烟足以祛毒，两事俱为美政，徐东海上台之初，首先注意，着手进行，宜乎为中外所属望，交口赞同也。况集灵囿之会议，主战派亦有悔祸之心，上海滩之焚烟，领事团且有开会之助，祝南北之统一者在此，起斯民之膏肓者亦在此，岂非中华民国之一大转机，饶有革新之望乎？乃观于后来之结果，俱乏成效，屡次议和，而冲突如故，屡次禁烟，而吸售如故，徒见长官之忙碌而已，徒见存土之焚销而已，天岂未欲平治民国耶？何事与愿违若此？至若债务之日增，吏民之两困，元气已枵，如何持久？有心人固杞忧无已矣。
《民国演义》•第一百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
译文：
欧洲大战结束后，各国计划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不得不派遣专使赴欧谈判。总统徐世昌选派了外交总长陆徵祥前往。当时陆徵祥因事请假，部务由次长陈箓代管。此次出使欧洲，他不便久留，便收拾行装，乘船出发前往。
当时，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均奉本国政府命令，希望为中国南北双方调停和议，于是共同发布劝告书，递交给北京政府。徐世昌原本希望他们协助调停，因此非常支持，也未多加推辞。五国公使还电令驻广州的领事，转告广东军政府，劝其和平结束内战，劝告书的大意是：
法、英、意、日本、美国政府看到过去两年中国长期内乱，局势动荡，有分崩离析之象，十分担忧。这种混乱不仅损害了外国利益，还导致中国社会治安恶化，引发不稳情绪，反而助长了敌方气势，妨碍了中国与协约国之间实现和平合作的时机。如今，这种和平解决的机会已经错失，国际社会正期盼建立全球秩序，以实现各国人民的平安与公正。中国若不能实现统一，各国人民就更难共同承担责任。因此，法、英、意、日、美五国政府，衷心期待中国大总统能有效解决内乱，并对南方主要人物的和平意愿表示乐观。我们愿双方放弃个人私利，摒弃固守法律的偏见，谨慎行事，消除阻碍和平的障碍，迅速以公平善意协商，以法律和中国国民利益为依据，寻找一个让双方和解的途径，使中国境内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这是各国政府共同期盼的诚意。
我们特别声明，我们支持双方和平解决分裂问题，但并无任何干涉或命令中国和议的具体内容，一切和平条款必须由中国人民自行决定。我们只愿鼓励双方在和平协商过程中，以实际行动和共同愿望，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使中国民众能够承担起重建国家、实现国际地位的责任，让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复兴更上一层楼。特此劝告。
这份劝告书已将外语翻译成中文，广东军政府也用中文回复道：
过去两年，中国因内战导致国内治安恶化，外国利益受损，也使中国无法有效支援盟国，实现正义与公平，军政府对此深感痛心。我们特别关注这一点，因为战争的宗旨与法、英、意、日、美等同盟国的宗旨高度一致。护法者并非为个人或法律细节而斗争，而是反对武力政治，追求民主主义在中國的安全与实现。国会被非法解散（如今已重新在广州召开会议），宪法形同虚设，武力派的专横暴政，迫使护法者不得不以武力对抗，伸张正义。现在，各方友邦意识到，想要结束中国的内乱，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停止对武力派的财政支持。我们对此深表感激。我们相信武力派已有和谈意愿，已命令所属军队停止进攻，并通知武力派选出的领导人，在合适地点直接召开和平会议。这种和平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有充分保障，否则未来仍有势力可能再度扰乱国内局势。英、法、意、日、美等同盟政府建议，和谈应以法律为依据，注重全国人民的福祉，作为调停的核心。我们对此深表认同。因此，此次和平必须是公正、持久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建立一个负责任、进步的政府，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在国际事务中争取应有的地位。我们衷心感谢法、英、意、日、美等国对中国的关心，并希望中国在世界善后问题上也能够参与讨论。这些善意我们极为感动。谨此答复。
此前，徐世昌与总理钱能训已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被视为调停者，随即发布通电，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开会商议。奉天的张作霖、安徽的倪嗣冲、直隶的曹锟、吉林的孟恩远、湖南的赵倜、湖北的王占元、江西的陈光远、山西的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等，纷纷前往北京。徐世昌特意在“集灵囿”四照堂设会，邀请全体政府官员和参战督办段祺瑞参会。各督军陆续到齐，讨论和平方案。由于内外压力，原本主战的派别也无法坚持立场，只能随风而动，表示支持。就连原本主张平南的段祺瑞，也认为长期战争无益，对徐世昌表示了同情。并非真心佩服徐世昌，而是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这样。最终，会议决定五项政策：
（一）停战撤兵
（二）处理外交事务
（三）处理被战火影响省份的善后事宜
（四）整编军队
（五）整顿财政用途
大家讨论了大半天，随后在四照堂设宴，饮酒尽欢后散去。次日，将会议决议通电各省，各督军也陆续返回原地。此后，政府下令禁止招募军队，加强治安管理，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稳定社会、谋求治理的命令。但这些只是口头承诺，实际执行却形同虚设。
为了加强与协约国的联系，熊希龄、汪大燮等人在北京发起“协约国国民协会”，成立后推举熊希龄为会长，汪大燮和法国铁士兰为副会长。总统府也设立“外交委员会”，由汪大燮任会长，熊希龄等人任委员，负责审查对外事务。各地方政府也派遣代表加入，共同参与讨论。此外，全国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也推选代表，齐聚北京，成立了“全国和平联合会”，于民国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公开宣布宗旨：
本会联合全国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于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各类团体推选代表到会人数已超过半数，联合会正式成立。特此公开本会宗旨，告知全体国民：
本会由全国合法团体联合组成，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机构，因此在南北和平谈判中，应履行共和国家公民应尽的职责。遇到双方矛盾或涉及大多数民众利益的问题时，应积极发表公众真实意见，以独立第三方身份介入仲裁，这是第一点。本会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此次南北会谈中涉及的各种善后问题，均需妥善解决。为此，我们将在联合会内部设立多个研究小组，事前进行充分讨论，以便在后续发表民意时，主张公正，体现我们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本意，这是第二点。我们作为第三方，肩负的责任重大，因此在今后的议程推进中，必须特别慎重。本会将推举最负声望的代表担任核心领导，成为会中支柱，并将部分事务转移至和平会议现场，真正实现与各方的联合与协调，直到实现南北真正、根本的和平，这便是第三点。上述三大宗旨，已由评议委员会讨论通过，特此公布，恳请全国同胞支持本会，共同努力。除通知南北双方外，特此宣告。
朝野上下都表示支持和平，仿佛从危机中看到了转机，充满希望。但中国人往往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却未必真想实现。更何况各省军阀，自视甚高，只顾私利，不顾国家大局，每月的赋税中，除拨作军饷外，大部分都被他们个人占有，做了督军之后，不少人就成为百万、千万富翁，百姓无法过问，中央财政部也无权彻底查账，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各地关卡税收、工厂征缴，也都被用来弥补外债，根本无法支付。试想，一个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怎么可能维持下去？因此，徐世昌上台后，依旧靠着不断借贷维持。所谓的“电话借款”“纸币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整顿实业，由财政、交通总长出面向邻国借款，实际上只是“指东说西”，只为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民间还通过各种公债形式向政府借款，种类繁多。当时虽有规定，按期抽签分期还本，但信用并未建立。民间公债平时若急需，也只能在他人之间抵押，最多只能值三折、四折，极端时甚至只能值五至六折。而且中国人大多不愿接受抵押，有时反而由外国人接手，把这些公债当作投机生意，以十换百、千换万，将来拿着债券坐收利息，不怕政府不偿还。如此下去，民众成了受害者，命运多舛。
不过，自从中国加入欧洲战场后，协约国纷纷给予援助，同意将庚子赔款推迟五年再缴纳（即清末义和团事件后的赔款），其中俄国只同意延期三分之一，总延期五年，约六千多万银元，政府因此暂时缓解了财政压力。
但自民国成立后，除了外债，政府还积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巨额款项，高达八千万以上，导致这两家银行资金运转不畅，银价持续下跌，市场动荡。到了民国七年的冬天，财政已几乎支撑不住。财政部无计可施，只能再次向民众借款，发行短期公债，称为“民国七年发行国家银行短期公债”，总额四千八百万银元，面值为一万元或一千元，年利率六厘，每年付息两次，采用抽签方式，分五年偿还，每年分两次抽签，每次返回总额的十分之一。该公债全部发给中行和交行，由它们负责募集，募集所得款项用于偿还两行欠款。公债本息由每月延期支付的赔款作为基金，其中八成用于还本，二成用于付息。同时参照早期公债办法，每月将公债基金拨交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用于储备和支付。政府草拟了章程，提交国务会议，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然而，这些款项若流入军阀私囊，当然没人愿意，于是他们不反对。再提交总统审阅。徐世昌为缓解危机，也批准了这一决定。
然而，国库空虚，百姓财富也被耗尽，国家仅有的资源，一半被列强剥削，一半被军阀搜刮。百姓早已无法生活，就算少数富商，也无人愿意捐出家产来救灾，如楚子文、汉代卜式那样的故事，如今早已不可能。因此，公债无人问津，只能由政府强行指派，骚扰百姓，甚至用来支付官吏薪俸。官吏又有父母妻儿，日常开销巨大，加上物价飞涨，米价如金，薪金如桂，哪能承受这种公债压力？有名无实，无法使用，于是官民皆陷入困苦，纷纷叹息无奈，愁眉苦脸。
而军阀家族却依旧财源广进。
当时，鸦片问题也十分严重。清政府在宣统三年曾与外国签约，限期五年内戒除鸦片。转眼间已过去七八年，期限到了。上海外国商人仍囤积大量鸦片。民国七年一月，江苏督军与省长与英商公司谈判，达成协议，收买这些鸦片，约定仅用于制药，不得转售。英商也同意，还承诺每箱价格降低二千英洋，全部归江苏政府购买，共收买一千六百余箱。数月后，驻北京的英美公使向外交部提出抗议，说：“江苏收买鸦片，恐有私下贩卖、牟利等情况。”后来经调查，发现了问题。外交部将文件转交财政部，财政部调查江苏的文件，早已备案，于是据实答复，说明：
近年来政府对禁烟一直积极推行，只是上海外国商人存放在海关的鸦片数量庞大，若不加以妥善处理，可能造成损失，所以去年一月，江苏督军与省长与英商签订协议，收买这些鸦片，专用于制药，严格禁止吸食和销售。现在英美方面认为有转售情况，属于误解。事实上，制药用鸦片在各国均为常见，江苏此次购买，并未违反宣统三年的禁烟条约，请贵方查照。
这份答复还需先送给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转交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始终不信任，仍存疑虑。后经中国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将所购鸦片全部销毁。徐世昌批准后，下达指令：
政府此前收买鸦片，是为制药用途，出于体恤商人困难。尽管我们已严格限制，但若保留这些鸦片，恐会引发后续问题，影响禁烟工作。因此，内务部和财政部分别查明现存鸦片的确切数量，除已出售的部分外，其余全部由政府派员监督，收回后集中交由海关，定期彻底销毁。特派专员会同地方政府及海关税务人员，共同监督，以示慎重。
次日，又发布严令：
鸦片危害极大，多次明令禁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国家要彻底扭转积弊，非常困难，若禁令松懈，百姓便心存侥幸，违规行为可能在监管盲区滋生，造成危害。此次全面禁烟，国人意志坚定，国际社会也给予热烈支持。若今后阳奉阴违，表面奉行、实际懈怠，又如何能整顿内政、树立国家威信？现在正值政治改革时期，应彻底清除不良风气，共同追求福祉。此前收买的鸦片，已下令运到上海，限期彻底销毁。国家不惜花费巨款，将其付之一炬，目的在于强调禁烟决心，表明政府对禁烟的坚定立场。此后，中国人民应深刻认识鸦片的危害，政府的禁令也极为严厉，绝不容许尝试。任何曾吸食鸦片者，只要戒除，应积极戒除，杜绝再犯。私人种植、运输、贩卖，均属重罪，必须依法严惩。各地长官负有监督责任，务必督促下属认真稽查，做到有犯必惩。若稽查不力，将随时被追责，依法处理。本总统以保护民众为重，不厌其烦地进行谆谆告诫。古人有言：“除恶务尽”，“旧习污俗，应全部革新”，希望全体民众共同努力！
此令一出，特派专员张一鹏前往上海监督焚毁鸦片。同时，外交部再次向英、美公使通告。英、美公使得知后，立刻电令上海海关监督税务司，联合中国专员，共同监督销毁工作。张一鹏抵达上海后，与江苏地方官员核对，确认收买的鸦片共一千六百余箱，已售出三百余箱，尚余一千二百箱，全部运至浦东。现场邀请海关监督、税务司及民间各团体代表共同到场，开箱查验，确认为真品，随即架起柴火，点火焚烧，前后历时三天多，终于将一千二百箱鸦片彻底焚毁，化为灰烬。上海虽是烟民众多的地方，但此时也算是尽了“一扫之责”。各国领事团及地方官员、绅士、军学团体，纷纷组织“万国禁烟会”，主张限制鸦片与吗啡，规定除医疗用途外，严禁种植、销售。在首次焚毁鸦片当日，于上海北部召开会议，签署禁烟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外合作，全民配合，彻底根除几十年来的毒品祸患。究竟是否真正根除，看官自有见闻，自能判断。作者为此写了一首俚诗作为纪念：
欲除烟毒愿捐金，一炬成灰示决心。
可奈莠民偏不谅，私销私吸总难禁。
禁烟虽有决心，但现实中仍难以杜绝私贩、私售，政府不得不继续加强打击，严行查处。欲知后事如何，待下回再述。
议和能安定人民，禁烟能消除毒害，这两件事都是好的政策。徐世昌上任之初，便高度重视并立即着手推行，理应受到中外人士的期待与称赞。况且集灵囿会议中，主战派也生出悔祸之心，上海的焚烟行动，还得到外商领事团的支持，这些都表明，国家正朝统一与安定迈进，人民深陷的疾患也得到了关怀，这难道不是中华民国的一次重大转机，充满革新希望吗？然而，后来的结果却大打折扣：多次议和，冲突依旧；屡次禁烟，吸食依旧，只看到政府忙忙碌碌，看到鸦片被烧，却看不到真正的变革。难道天意不欲平治中国吗？为何事与愿违？此外，债务持续增长，官民皆受其苦，国力已如空瓶，如何支撑？有见识的人无不深感忧虑。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