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九十五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
译文:
(以下为《民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中关于“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的现代汉语翻译)
话说中日两国曾订立军事协定,为了军事合作,双方都相互保密。后来《申报》等报纸曝光了这份协定的内容,百姓才得以知晓。实际上,这个条约的出台,源于外界局势的压力,特别是欧洲大战爆发后带来的外部冲击。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原本和英、法等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起初俄军势如破竹,甚至深入普鲁士境内,占领大片领土。但后来接连战败,不但失去所有占领地,连属地波兰也被德国夺走。对奥战争中,胜负参半,也未能取得实质成果。
其中,俄国皇后亚尼都古司(原为德国非都西邦王女)颇有权势,干预政事。许多德籍侨民流亡至俄国,便依附她,愿改投俄籍,甚至进入俄国高层任职。俄、德两国政体专制,往往由两派势力把持政权,普通百姓根本毫无权利可言。民心积愤已久,形势日益紧张。
当欧战爆发后,俄皇主张参战,而皇后则怀念德国母国,不支持战争,导致军队行动处处受制。同时,士兵意见不一,民众离心离德,战争屡战屡败。皇后又多次劝说沙皇与德方议和。但沙皇受英法盟约的牵制,无法独自议和,只能踌躇不决。而议会内部却全数主战,纷纷指责沙皇软弱,沙皇难以承受压力,只好强行解散议会,引发舆论哗然。议会趁势发动革命。
当时,沙皇身兼总司令,正前往南部城市朴次茅斯筹划军事,突然得知首都爆发暴动,立即下令前线将士返回京城“勤王”。但革命党势力迅速扩张,集结约二十万人,一夜之间攻占京城,控制了政府各部、各机关,以及邮政、电报、铁路等关键设施。就连皇后亚尼都古司(后改名为亚历山大·扶约多罗妩娜)也被囚禁,关押在兹亚鲁司古鸦西罗离宫。整个首都被革命党掌控,他们随即包围沙皇行营,逼其退位。
从古至今,做皇帝最困难,做得好人人敬仰,做得差则人人反叛。因此,“皇帝”二字的反面就是“独夫”——专制而不得民心。如今的沙皇已近乎独夫,无人听从他的命令,最终只能宣布退位,将皇位让给皇弟米哈尔大公。
米哈尔早年曾暗恋一位女子,秘密结婚,后来一同逃往维也纳,再移居伦敦过平民生活。得知俄德宣战后,他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请缨参战,主动悔过自责。沙皇也不计较旧怨,任命他为陆军最高将领,派他去前线作战。米哈尔果然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声名远播,全国上下欢欣鼓舞。
然而,米哈尔自知帝位难守,不愿接掌皇位,主张由人民决定国家政体的未来。于是,议会决定成立临时政府,组建新内阁,彻底废除旧制度。他们宣布:对过去政治、宗教方面的犯错者一律赦免;人民可以自由集会、结社;普遍实行选举制度,废除阶级限制;原有的宪兵部队改组为普通陆军,调往战区;警察改为民团,团长由民众选举,隶属于地方自治会。不到十天,一个共和政体便初步建立,秩序井然,不仅前线将士拥护,就连英、法、美、意、日等国也纷纷发来公文,正式承认这一新政权。
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被驱逐出京城,流放至西伯利亚,长期监禁,失去人身自由。亲德派的政府官员则被杀或驱逐,尽数清除。与中国的辛亥革命相比,俄国革命的难度和复杂性几乎天差地别。
新政府还发布政见,宣称将坚决反对与德奥单独议和,保证不向德奥屈服,似乎俄国人民从此团结一致,能够迎来和平稳定。
然而,国家的变革哪有这么轻易?回想中国辛亥革命,各地人民欢天喜地,纷纷称赞“革命成功”,人人向往共和。可结果并非如此——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反而陷入长期动荡,七乱八糟,难以收拾。难道俄国人民真的高尚,完全没有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私心吗?
事实上,俄国历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底层民众组成的激进派,由劳工和农民组成;另一派是中产阶级组成的保守派,以立宪派和军方将领为主。此次革命,是由激进派率先发动,保守派只是被动附和,表示同情。首任总理尔伏夫仅执政数月便因压力过大辞职。继任者克伦斯基是激进派领袖,在革命时期曾任司法总长,曾宣布废除死刑,后改任陆军总长,掌管内阁,所有政策都趋向激进。陆军总长萨维柯夫与他意见不合,辞职;将军柯尼洛夫则与克伦斯基对立,双方爆发武装冲突,京城再起战乱。尽管柯尼洛夫最终失败,但派系斗争并未结束。更有一批极端激进派,比克伦斯基还激进,直接将其推翻,另立新政府、新国会。
因此,俄国国内政局动荡,不断爆发内乱,外部形势也随之崩溃。德国军队趁机深入俄国腹地,步步推进。俄国原本就处于困境,而中国的中央政府更是惊慌失措。
如此羸弱的国家,怎能参加战争?中国西北地区与俄国接壤,万一俄国战败,德国军队穿过俄国,从欧洲进入亚洲,势必对我国构成威胁,甚至报复。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本是虚名,岂能自取其祸?
参战事务督办段祺瑞是主战派的发起人,且亲自掌握政事,自然深感忧虑。幸好小徐等人提出策略,建议借助邻国力量,以应对危机。放眼列强,唯有日本,地处同一大陆,地理位置相近,可视为“唇齿相依”。况且日本曾多次向中国提供贷款,关系密切,乐于以“共同防敌”为名,与我国结盟。驻日公使章宗祥一向亲日,必然会积极协商,不会无功而返。
于是,章宗祥立即发电给日本外务大臣,提出合作请求。信中写道:
“敬启者:鉴于当前局势,敌国军事力量不断向俄国境内扩张,将严重威胁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应对这一情势,以及履行两国参与此次战争的义务,我们建议尽早商议合作事项。依中国国家训令,特向贵国提出此议,深感荣幸。”
(一)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认为,敌国势力日益扩张,威胁远东安全,为应对这一局势,必须立即协同行动。
(二)经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后,双方在军队协同防务方面的合作范围、方法和具体条件,应由两国军事当局共同商议确定。双方在涉及彼此利益的问题上,应保持诚实、谨慎,随时协商。
并请两国政府正式核定,待时机成熟后实施此议。此函敬呈,请予复函为盼!
此致敬意
中华民国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签名)
(附: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法学博士,子爵)
日本方面很快回复,同意合作。信中说:
“敬启者:贵我两国政府已于三月二十五日就共同防敌交换公文。我方认为,该协议的生效时间,应由两国军事当局再行商定。此外,日本军队在中国境内的驻扎,待战事结束后,应全部撤出中国。特此声明,敬请知悉。”
这关系真是亲密无间!
章宗祥收到回复后非常欣慰,立刻向国内通报情况。段祺瑞随即电告驻京日本大使,双方各派代表前往北京,成立联合委员会,商定共同防敌的具体条款。
日本方面也表示同意,并立即派员赴会。双方派来的委员名单如下:
(中国委员长)
上将衔参谋处处长 靳云鹏
(中国委员)
陆军中将 曲同丰
司长 丁锦
海军中将 沈寿堃
陆军少将 田书年
陆军少将 刘嗣荣
陆军少将 江寿祺
陆军少将 童焕文
奉天督军代表 秦华
吉林督军代表 陈鸿达
黑龙江督军代表 张济光
海军少将 吴振南
海军少将 陈恩焘
外交部参事 刘崇杰
(日本委员长)
陆军少将 斋藤
(日本委员)
陆军少将 宇桓
海军少将 增田
海军大佐 伊集院
陆军中佐 本庄
委员们齐聚会议,经过讨论,制定了十二条军事协定,内容如下:
第一条:中日两国为应对敌国势力不断向俄国境内扩张,威胁远东地区和平安全,决定采取共同防敌行动。
第二条:双方在军事行动中,应互相尊重彼此地位与利益,保持平等。
第三条:自协定生效之日起,两国军队及民众在军事行动区域应相互信任、团结合作,共同实现防敌目标。中国地方官员应全力协助日本军队,不得造成军事阻碍;日本军队也应尊重中国主权和地方习俗,不扰民。
第四条:所有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战后须全部撤回日本。
第五条:若有必要,两国可协同派遣军队至境外参战。
第六条:作战区域和任务,由两国军事当局根据各自兵力情况,另行协商确定。
第七条:两国军事当局在协同作战期间,应做到以下事项:
(一)在直隶地区(今河北)设立联络机构,互相派遣工作人员,负责沟通联络。
(二)为保障军事行动的运输、通信和后勤补给,应共同协调便利措施。
(三)对作战中必要的基础设施(如行军铁路、电报、电话等)的建设,由双方总司令临时商定;战后应全部拆除废除。
(四)对于共同防敌所需的武器、军需物资及其原料,双方应互相提供,但数量不得影响各自国家的正常需求。
(五)在作战区域内,军事卫生事务应互相支援,确保无后顾之忧。
(六)若一方需要,另一方可提供军事技术人员协助。
(七)在作战区建立间谍机关,定期交换军事地图和情报;双方应互相协助联络,提高情报效率。
(八)协定共用军事暗语,避免通信泄露。
第八条:在使用东清铁路(中东铁路)时,应尊重原有条约规定;运输方式由双方临时协定。
第九条:协定中涉及的详细事项,由双方军事当局指定相关负责人协商确定。
第十条:本协定及其附属协议内容,双方均不公开,应按照军事秘密事项处理。
第十一条:本协定由中日两国陆军代表签字盖章,经各自政府批准后生效。具体作战时机由两国最高统帅部商定后启动。
第十二条:本协定以中文和日文各写两份,相互对照,签字盖章,双方各保留一份作为凭证。
以上为陆军部分,海军方面也制定了大致相似的条款。
双方代表均表示满意,会议结束。日本委员长斋藤将协议提交日本外务大臣,由其电告本国政府批准。中国委员长靳云鹏将协议上报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出草案,提交国务会议审议,全体成员一致通过,再报请大总统冯国璋批准,最终由参战督办处签署。日本政府也电复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同意签署,且约定严格保密。
然而,当日本媒体报道此事后,中国京城及各地学生纷纷质疑,认为协议内容不明,违反诚信。实际上,当时德军仍驻守在俄国西部,距中国仍有数千万里,该军事协定从未真正执行,徒然引发猜忌和争议。
作者感叹道:
事先为边防筹划,反复思虑也算周全。
为何中外多生疑虑?只因条约太过保密。
此外,南方一些独立军将领也联名致电冯国璋,询问中日军事协定的具体内容,希望了解真实细节,待下回再详述。
——
“革命”之风席卷世界,一个国家的变革,往往引发另一国的动荡。一次变革,可能带来一次危机。越是频繁地“革命”,国家反而更加危乱。这就像一种“传染性”的病症,无法依靠治理手法治愈,鲜有国家能真正安定下来。俄国革命,正是这一现象的体现。虽然这属于历史事实,本篇暂不详述。本回讲述俄国动乱,引出中日军事协定的背景。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完全是出于外部环境的被动选择,实为“有名无实”,不可讳言。段祺瑞为防止敌军入侵,只能依赖邻国日本,这是极不得已的苦衷,应为国人所理解。
然而,为何众说纷纭、相互指责?这或许是因为其他事情未达到预期,便将一例推及其他,导致广泛质疑。然而,若仔细审视这十二条军事协定,其中并无损害国家主权或利益的内容,为何却要严守秘密?明眼人自然能看出其中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