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徐东海入京以后，先谒黎总统，次见段总理，黎尚隐示通融，段却不甘退让，经徐苦口调停，方由段说出一言，先要孙洪伊免职，方令徐树铮辞差。太要顾全面目。徐东海再入总统府，与黎商及。黎似觉为难，徐喟然道：“不照这么办法，恐祸起萧墙，势且波及全国，总统不如通权达变，暂歇风潮为是。”黎总统毕竟长厚，也就承认下去。于是十一月二十日，下令免孙洪伊职，越日，徐树铮始呈上辞职书，奉令照准，改任张国淦为秘书长。国淦自内务解职，令为黑龙江省长，他不愿就任，辞职留京，乃命继徐树铮后任。 树铮名虽去职，实仍在段氏幕中，段仍信任不疑。看官道是何因？小子前叙孙、徐冲突时，徐曾责孙泄漏机密，这也非凭空诬陷，最关重要的是中美实业借款一案。 自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后，商民怨声载道，吁请筹款维持。孙乃立主兑现，请黎总统速筹良法。黎与段熟商，段因国库如洗，只好从缓，偏黎已先入孙说，定要段设法筹款。看官！你想天下有几个点石成金的吕祖师，毁家纾难的楚令尹？国家没有的款，只好向外人商量，当由段总理委任财政总长陈锦涛，问各国乞贷。幸有美国资本团，愿贷美金五百万圆，期限三年，利息六厘，每百圆实收九一，以烟酒公卖税为抵押品，当由驻美华使，遵承中国财政总长委托全权的电报，代表政府，签立合同，一面由陈锦涛至两议院中，开秘密会议，要求通过。不料北京某报馆，偏已探悉底细，将中美借款合同，登载出来。 看官！你道彼此借贷何故要守秘密呢？原来民国二年曾有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与中国政府订定草约，此后政治借款，应归本团承借。应第二十四回。前时已惹起许多纠葛，此次向美国借款，恐五国啧有烦言，所以慎守秘密。向外借款，还有许多顾忌，真正可怜。偏被报章揭出，无从隐饰，段、陈诸人，已疑由孙洪伊泄漏机关，恐滋外议。果然不到两天，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提出抗议书质问财政部。经陈锦涛商诸段总理，据理答复，略言：“此项借款，专供中国银行准备兑现的用途，本无政治性质。且民国二年的契约乃中国政府与五国银行团所缔结，今只四国银行团，系与德国分离的别一团体，敝政府不能承受抗议”云云。还亏德国久战未和，尚有借口之资。四国银行团，尚未肯干休，段总理已将所借美款，划存中国银行，作为准备金，交通银行，尚是向隅。惟与外人交涉，还须笔舌，越觉迁怨孙洪伊，自从孙免职离阁，才出了胸中恶气。徐树铮是多年心腹，怎肯教他离开？这且慢表。 且说参众两院中，因草订民国宪法，连日会议，彼是此非，免不得又生党见。这是中国人特性。就中分作两大派，一派叫作宪法研究会，一派叫作益友社。有几个喜新厌故的人物拟加入主权、教育、国防神圣、省制、陆海军各问题，已审议了好几次，终因党见不同未曾议决。 至十二月八日又复开议，为了省制大纲互起龃龉。直隶议员籍忠寅，主张守旧，湖北议员刘成禺，主张维新，彼此相持不下，竟互动手脚，就会议场中，打起架来。刘成禺一方面，人众势强，籍忠寅一方面，人少势弱，强的原是逞威，弱的也不甘退步。起初还是抛墨盒，掷笔杆，文绉绉的举动；后来骂得起劲，闹得益凶，竟扭成一团，拳打足踢，好象不共戴天的样儿。何苦乃尔？徒惹人笑。 结果是籍忠寅、刘崇佑、陈光焘、张金鉴等，被殴受伤，害得皮破血流，痛不可耐，愤愤的出了会议场，做了一篇大文章，竟向总检察厅提起公诉，一面请政府咨行议会，查明曲直，依法惩办。 一事未了，一事又生，京城里面有自称公民孙熙泽等，发起宪法促成会，宣布意见书，并通电各省，无非说：“两院议员，会议多日，并无成效，徒闻滋闹”等语。 参议员闻这消息，因他毁损名誉，扰乱国宪，要求政府速即禁止。司法总长答称，已令总检察厅彻查，议员等犹有违言。只因阳历岁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是云南起义纪念日，曾经两院议定，总统公布，照例放假休息，悬旗宴贺。叙笔不漏。大家既要祝庆，又要贺年，闲暇中间，带着几分忙碌，自然把公事暂搁。转眼间已是民国六年了，各省督军省长及各特别区域都统等，于五年残腊，联名电告政府，由副总统兼江苏督军领衔，其文云： 民国建元，于今五载，中经变故，起伏无端。国势日危，民生日蹙，政务日以丛脞，已往之事，今不复道。 自此次之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己，总揆得人，议会重开，惩前毖后，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等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返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我大总统谦德仁闻，中外所钦，固无人不爱戴，自继任后，尤无日不廑如伤之怀，思出民于水火。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久不振。政务久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前因道路传闻，府院之间，颇生意见，旋经国璋电询，奉大总统复示，谓：“虚己以听，负责有人”，是我大总统亦既推心置人腹中矣。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国璋等咸为国家庆。以我总理之清心沈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摒斥。国璋等闻见所及，亦当随时参揭，以肃纲纪而佐明良。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己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献可替否，此国璋不敢不推诚为我大总统告者也。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护，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收拾残局，非徒空言拥护也。现在大总统既表虚己之诚，正总理励精图治之会，目下所急待施设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宜早定计划，循序实行。国璋等拥护中央，但求有令可奉，有教可承，事势苟有可通，无不竭力奉宣，以举统一之实。此大方针，非我总统不能定，阁员与总理共负责任，得此领袖，理宜协恭。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切，致陷穷境。前事之师，可为鉴戒。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筦，或迁就乎阁员。 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国璋等赤心为国，不恤乎他，此维持内阁之真意，不能不掬诚为我总理告者也。国会为国家立法机关，关系何等重大，举凡一切动作，必惟法律是循，始足以餍众望。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其时政潮鼎沸，国事动摇，但期复我法规，故未过存顾虑，国璋极冀宪法早定，议政得平，不袞近功，不逞客气，予政府以可行之策，为国家立不敝之规，则此逾期再集绝而复续之国会，虽有未洽，天下之人，犹或共谅。不意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侵越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谓前途殆已无所希冀，诟仇视之，不独国会自失尊严，即国璋等前此之主张恢复者，亦将因是而获戾。 况《临时约法》，于自由集会开会闭会一切，无所牵掣，要须善用之耳。苟或矜持意气，专事凌越，则蓄意积愤，必有溃决之一日，甚且累及国家，国璋心实危之。我大总统我总理，至诚感人，望将此意为两院议员等切实警告，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此国璋等对于国会之意见，不敢不掬诚入告者也。总之我总统能信任总理，然后总理方有负责之地。总理能秉持大政，然后国家方有转危之机。国会能持大经，巩固国基，则国存，国会乃有所附丽，否则非国璋等之所敢知，伏祈我大总统我总理兼察之。 看这等电文，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国会中的议员，方在意气相凌，怎肯和衷协议？就是段总理自信太深，也不免偏徇阿私，党同伐异。黎总统遇事优容，段意尚厌未足。民国六年一月一日，即免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本职，特任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道命令，虽由黎总统颁发，暗中却仍由段氏主张。杨善德素属段系，段长陆军部，极力援引，因得任松沪镇守使，嗣复擢松江护军使，倚若长城。适值浙江新任警察厅长傅其永，赴厅受事，各警察多半反对，致起风潮，甚至延及军队。督军吕公望无术镇驭，情愿辞职，段遂荐善德为浙江督军，破浙人治浙的旧习。松沪护军使一缺，遂由护军副使卢永祥升任。卢亦段氏麾下的健将，浙人尚思抗杨，杨带着北军第四师，昂然南来，如入无人之境，一番大风潮，霎时平定，这真所谓兵威所及，如风偃草了。浙人无故逐吕，乃致段派乘间而入，木朽蛀生，非自取而何？ 且说中美借款，由四国银行团抗议，就中的主动力，乃是日本国。日本自欧战发生后，极想趁这机会，扩张势力，做一个亚洲大霸王，原是个好机会，无怪东人。每遇中国交涉格外留意，所以中美借款合同甫经订定，即邀集英、法、俄三国，同来抗问。中政府亦知他来意，特令交通银行出面，也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订借日金五百万圆，仍说是准备兑现。三银行却也照允，当即签定合同，利息七厘五分，三年为限。英、法、俄何不抗议？外如吉长铁路案，兴亚实业借款案，厦门设立警察案，郑家屯交涉案，种种发生，闹得舌敝唇焦，终归他得我失。 一、吉长铁路案，是由吉林至长春的铁路，前清末年，曾与日人订立借款自筑的约章，至是日人独要求改订，将该路归他代办。交通部没法拒绝，只好与他订约，即以本路财产及收入，担保借款限期四十年偿清，路权已一半让去了。二、五年九月间，财政、农商两部，向日商兴亚公司借款五百万圆，以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矿为担保，约三个月内交款。嗣经国会反对，原约担保一层，不生效力，当由财政部另提担保品，与日商开议。 日商不肯照允，经财政部承认赔偿，另给兴亚公司洋三十万圆，方得改约。无端耗去三十万元，可谓慷慨。且仍订明两山开矿时，如需借外款，该公司得有优先权。但此约的丧失，也不算少了。三、厦门系福建商埠，日人居然设立警察派出所，夺我行政权，叠经福建交涉员，向他交涉，终未撤退。及外交部照会日使，他却答称厦门设警，无非行使领事裁判权，与行政无涉，不得目为违约。外交部接到复文，以商埠居民，原归外国领事裁判，无从辩驳，没奈何延宕了事。四、至郑家屯一案，龃龉多日，事缘中日军警，互生冲突，日商吉本，受伤殒命，日本即自由增兵，要挟多端。外交部费尽心力，才得商定五类：（一）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二）军官依法处罚； （三）出示告谕军人，礼遇日本侨民；（四）由奉天督军表示歉忱；（五）给与日商恤金五百圆。五款全体实行，日本始允将郑家屯派添各兵撤回。这案自民国五年八月为始，直至六年一月终旬，彼此和平解决，方保无事。中日交涉各案，稍有头绪。那驻京德使辛慈，忽赍交一个通牒，内言德政府准于二月一日以后，采用海上封锁政策。所有中立国轮船，不得在划定禁制区域内，自由航行，否则一切危险，概不负责等语。外交部得了此牒，忙呈报总统、总理，为这一事，大费周折，又惹起府院冲突的暗潮。中国宣告中立，已历三年，彼时袁氏热心帝制，无暇对外，所以守着旁观态度。至黎氏继任，又为了内政问题，扰攘半年，也不遑顾及外事。但华工寄居外洋，往往受外人雇用，充当军役，或在外国商轮办事，一入战线，动被德国潜艇，用炮击沉，华人却也死得不少。此次德国复欲封锁海上，遍布潜艇，依万国公法上论将起来，德国实不应出此。美国曾向德国抗议数次，段总理乃亦欲仿行。黎总统秉性优柔，尚不欲与德构衅，经段总理再三怂恿，乃令外交部酌定复文，向德抗议。略云： 查贵国从前依潜航艇战策，敝国人民生命，损 害甚非浅鲜。兹复更行滥用，欲实行采用新潜艇战策，危及敝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实属蹂躏国际公法之本义。若承认此项通牒，其结果将使中立诸国间，及中立诸国与交战诸国间之正当通商，悉被侵犯，而导专横无道之主义于国际公法上。故敝国政府，关 于二月一日宣言之新策，特对贵国政府提及严重之抗议。且为尊重中立国之权利，维持两国之亲善关 系，期望贵国政府，勿实行此新战策。若事出望外，此抗议竟归无效，使敝国不得已而断绝两国现存之 外交关系，实属可悲。然敝国政府之执此态度，全为增进世界之和平，保持国际公法之权威起见，幸 贵国熟审之！ 公文去后，德国竟置诸不理，于是欲罢不能，只好再进一步，与德绝交。先由国务院中，特设外交委员会，除国务院全体及各部所派中立办事员均列席外，再邀陆徵祥、夏诒霆、汪大燮、曹汝霖诸人，一同会议。巧值梁启超到京，主张绝德，著有意见书，段亦邀他入会，取决行止。梁善口才，详陈绝德与不绝德的利害，洋洋洒洒，颇动人听，各会员多半赞成。散会后，段总理入告黎总统，黎始终持重，不肯骤允。段总理道：“前次抗议书中，已有抗议无效，断绝国交的预言，他至今不复，若非决定绝交，岂不令他藐视么？”此说甚是。黎总统迟疑半晌道：“且商诸副总统，何如？”未免迂拘。段总理道：“既如此说，当即发电，邀他到京面决为是。”黎总统点首无言，段即退出，拍电邀冯，速即北来。是时与德宣战诸协约国，闻中国有绝德消息，都来劝诱。且云：“中国曾加入协约国，将来改正关税，收回领事裁判权，缓付赔款诸问题，均可磋商。”因此段总理意愈坚决。各政党复组织外交商榷会，国际协会外交后盾会等，讨论大体。两院议员，亦设一外交后援会，研究绝德问题。会冯副总统亦自宁到京与黎、段协商，大略以绝德为是。黎总统颇有动意，偏总统府中的秘书长饶汉祥，劝黎维持中立，不可绝德。饶本黎总统心腹，黎很信任，遂不愿与德绝交。三月四日，段总理进见总统，请电令驻协约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与德绝交后条件。黎总统支吾道：“这……这事须经国会通过，方好举行。”段总理道：“现尚非正式绝交，不过向各国探明意旨，何必定要国会同意呢？”黎总统默然不答，恼动了段总理，不别而行，竟驰向天津去了。小子有诗咏段氏道： 直道何曾不足彰？过刚毕竟露锋芒。 一麾竟向津门去，盛气凌人乃尔狂。 段既出京赴津，一面令人赍呈辞职书，害得黎总统又着急起来。但看官且不要心焦，容小子暂时收憩，待至下回再详。 ---------- 意气二字，是极端坏处，看本回所叙，皆意气之为厉，闹得内外不安，府院之冲突未已，而国会之党争起，国会之党争未休，而府院之冲突又生。国家公器也，乃挟私求逞，闹成一团糟，抑何可笑？无论孰是孰非，即此龃龉之迭出，已非治平气象，况对外怯而对内勇，其状态更属可鄙。家不和必败，国不和必倾，读此回，不禁为民国前途危矣！
《民国演义》•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哄 办外交惹起暗潮
徐东海进京后，先拜见了黎总统，接着见了段总理。黎总统表面表示愿意调解，但段总理不肯退让。在徐东海反复劝说下，段总理才说出一个条件：必须先让孙洪伊辞职，徐树铮才能辞去职务。徐东海再次进入总统府与黎总统商议。黎总统显得为难，徐东海叹道：“如果不按这个办法办，恐怕祸患会在内部爆发，甚至波及全国。总统不如审时度势，暂时平息风波为妙。”黎总统毕竟性格宽厚，最终也同意了这个做法。于是，11月20日，政府下令免除孙洪伊的职务；次日，徐树铮才正式提交辞职书，经批准后，改任张国淦为秘书长。张国淦原本担任内务部职务，后来调任黑龙江省长，但他不愿去，选择留京，于是被任命为徐树铮的继任者。
虽然徐树铮名义上已离职，实际上仍受段总理的信任，一直留在段氏幕府中。原因是什么呢？之前叙述孙洪伊与徐树铮冲突时，徐曾指责孙洪伊泄露机密，这并非无中生有。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中美实业借款案。
自从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钞票后，民众怨声载道，纷纷呼吁政府筹款维持经济。孙洪伊主张立即兑现，并请求黎总统尽快找到解决办法。黎总统与段总理商量后，由于国库空虚，只能暂缓行动。但黎总统却已提前向孙洪伊透露，希望段总理设法筹款。你知道，世界上哪有能点石成金的吕洞宾，哪有毁家纾难的楚庄王？国家根本没有钱，只能向外国寻求贷款。于是段总理委任财政总长陈锦涛，向各国借款。幸运的是，有一群美国资本家愿意贷款500万美金，期限三年，年利率6%，每百圆实收91圆，以烟酒公卖税作为抵押。由驻美国的中国大使根据财政总长的授权，全权代表政府，与美方签订合同。同时，陈锦涛还前往两院秘密开会，争取通过相关议案。
然而，北京某报社已提前得知借款细节，将合同全文刊登出来。你可能问，为什么借贷要保密呢？因为民国二年，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曾与中国政府签订过草约，此后所有政治借款应由这五国联合承贷。此前这件事已引发诸多争议。而这次向美国借款，怕五国群起抗议，因此必须保密。对外借款还有许多顾虑，真正令人同情。可偏偏被报界曝光，无法隐瞒。段总理和陈锦涛等人因此怀疑是孙洪伊泄露了机密，担心引发国际舆论反弹。果然，不到两天，英、法、俄、日四国银行团就提出抗议，质问财政部。陈锦涛与段总理协商后，解释道：“这笔贷款专用于中国银行维持现钞兑现，不具政治性质。民国二年的协议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如今只有四国银行团，属于与德国无关的另一个组织，我们政府无法接受他们的抗议。”幸亏德国长期征战未结束，仍有些借口可以利用。四国银行团仍不甘心，段总理只好把这笔美金存入中国银行，作为银行准备金，交通银行仍未能获得贷款。而对外交涉还需要笔舌应对，段总理对孙洪伊的不满更加强烈。自从孙洪伊被免职离开内阁，心中积压的怨气才得以释放。徐树铮是段总理多年心腹，段总理怎么可能让他离开？这暂且不提。
再说，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在讨论制定民国宪法，连续多日开议，彼此意见不一，难免产生党派之争。这是中国人常有的特性。会议中形成两大阵营：一派叫“宪法研究会”，另一派叫“益友社”。一些年轻人希望推动主权、教育、国防神圣、省制、陆海军等重大问题，反复讨论，却因党派分歧未能达成一致。
到了12月8日，两院再次开会，就“省制大纲”产生严重分歧。直隶议员籍忠寅主张保守，湖北议员刘成禺主张改革，双方僵持不下，甚至在会议场中动起手来。刘成禺人多势众，籍忠寅人少力弱，强者逞威，弱者也不肯退让。起初只是扔墨盒、掷笔杆这类文雅举动，后来骂声激烈，冲突升级，竟扭打成一团，拳脚相加，像仇敌不共戴天一般。何必如此？徒然惹人耻笑。
最终，籍忠寅、刘崇佑、陈光焘、张金鉴等人被打伤，皮开肉破，痛不欲生，愤愤离开会场，撰写了长篇文章，向总检察厅提起公诉，并请求政府下令议会查明真相，依法惩处。
事情未平，又有新事发生。京城有人自称公民孙熙泽等人，发起“宪法促成会”，发布意见书，并向各省通电，说：“两院开议多日，毫无成果，只是吵闹。”参议员得知后，认为他们毁损了议员名誉，扰乱了宪法进程，要求政府迅速禁止。司法总长答复称，已命令总检察厅彻底调查，议员们仍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
不过，阳历年末的12月25日，正好是云南起义纪念日，两院早已商定，总统宣布放假，庆祝新年，悬挂国旗，举行宴会。大家既为祝庆，又为过年，趁着闲暇，公事暂时搁置。转眼间，已是民国六年。各省督军、省长及各特别区域都统，于五年岁末联名发电给中央政府，由副总统兼江苏督军领衔，电文内容如下：
自民国建立至今已五载，期间经历诸多变故，局势起伏不定。国力日渐衰弱，民生日益困苦，政务日益混乱，过往之事，今不复细说。
自此次国家政体重新确立以来，天下人心盼治更切，众人希望中央领导人谦虚谨慎，总理得人，议会恢复，吸取教训，必定能确定国家大政，计日成功。然而半年多来，事态不仅未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近期谣言四起，形势堪忧。我们这些地方长官守土尽责，忧心如焚，反复商议，不得不发出这番警告，恳请总统体察。我大总统仁德贤明，中外敬仰，自然无人不喜爱，自从继任以来，每日都心怀百姓疾苦，想着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间。但至今政绩不显，实惠未及，纵有仁政之心，也难以挽救国家危局。究其原因，就在于政务长期不得振兴。政务不振，根源在于信任不专。此前，因民间传闻，中央与军政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经我电报询问，总统复函称：“虚心听取意见，真正能承担责任的人已经出现。”这表明，总统已经将心扉敞开，信任他人。天地鬼神都会听见这句话，我们大家都为国家感到庆幸。由于我总理处事沉稳、心胸开阔，如今得到如此倚重，相信他定能一心一意，全力施政。今后，政客若仍暗中挑拨、制造矛盾，希望总统立刻将其排除。我们这些地方长官也会随时反映问题，以整肃朝纲、辅佐贤良。任用贤能，不存二心；驱除奸邪，毫不动摇。这样，总统才能真正信任总理，总理才能有责必尽。要有虚怀若谷的胸怀，务求真诚；要有负责的名义，必须落实实效。对政策应有意见可以提出，有异议可以更换，这是我不敢不诚恳向总统陈诉的真相。
自从内阁更迭以来，我们多次发函发电，竭力支持，一则担心继任者缺乏能力，会引发更大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二则深信总理的德行和威望，若能充分任用，必定能为国效力，收拾残局，绝非空谈。如今总统已表明虚心纳谏、推心置腹，正是总理努力治国的最佳时机。当下最急迫的，是军政、财政、外交三大方面，都应尽早制定计划，循序渐进实施。我们这些地方长官全力支持中央，只是希望有明确的命令和明确的政策，只要事情有可行之处，无不尽力传达，以实现真正的统一。这一政策方向，非总统不能决定，内阁成员和总理共同承担责任。既然总统已表虚怀若谷，总理也应加倍努力，同心同德，共赴国家复兴之路。
近来，关于“中行兑现”的问题，处理过于轻率急躁，反而使国家陷入困境。过去教训应当作为警示。内阁成员必须有一致立场，以总理为原则，不可因某一部门而迁就个别成员。如果成员有困难，不妨公开说明，公说公道，明辨是非，才能主持公道。孰轻孰重，必须衡量清楚。我们这些地方长官一心为国，不顾一切，这是维护内阁的真正用心，不敢不诚恳向总理汇报。
国会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地位极其重要。任何行动必须依照法律进行，才能赢得民众信任。当初两院恢复会议，只是出于权宜之计，当时政局动荡，只为了恢复法规，因此未过多顾忌。我非常希望宪法早日确立，议会能公平治事，不贪功，不敷衍，给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国家建立稳定的制度。然而开议以来，纷争不断，比之前更激烈，毫无成效，更看不到进展。最近甚至侵犯司法，干涉行政，擅自更改法案，未经法定人数通过就强行表决，导致国民信任彻底崩塌。人们开始怀疑未来的前途，敌视议会，不仅议会失去尊严，我此前支持恢复议会的主张，也因而受到指责。
况且，《临时约法》规定了集会、开会、闭会等自由，本应加以善用。如果一味逞意气，专横越权，必然积累怨恨，终将爆发，甚至危及国家。我内心深感忧虑。总统与总理心怀诚恳，希望你们能切实提醒两院议员，必须坚持依法办事，只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真正立法。如果执迷不悟，继续侵权违法，将使国家陷入危亡。恐怕天下人再也无法容忍，决不会再宽容了。这是我对国会的肺腑之言，不敢不直率陈诉。
总而言之，总统若能信任总理，总理才有责任担当；总理若能切实掌管国政，国家才有转危为安的希望。国会若能秉持根本原则，巩固国家基础，国家才能存续，国会才会真正有价值。否则，我们这些地方长官不敢妄加揣测，恳请总统与总理共同体察。
这份电文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但国会中的议员们正陷于意气之争，怎么可能达成共识？段总理自以为实力强大，也难免偏袒私情，党同伐异。黎总统虽温和宽容，但段总理的不满却始终未消除。到了民国六年一月一日，黎总统下令免除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的职务，任命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这道命令由黎总统签发，实际上却是段总理主导。杨善德早属段总理阵营，段总理任陆军部长期间大力提拔他，使他由松沪镇守使升任松江护军使，成为段总理的亲信。恰好浙江新任警察厅长傅其永赴任，大多数警察反对，引发骚动，甚至波及军队。吕公望毫无办法，只好辞职，段总理便推荐杨善德接任，打破过去“浙江人治浙”的旧传统。松江护军使一职，则由护军副使卢永祥升任。卢永祥也是段总理麾下得力干将。浙江人仍不甘心接受杨善德，杨善德带着北军第四师南下，势如破竹，很快平息了动荡。这说明，兵权一出，风平浪静，可见“兵威所至，如草偃”。浙江无端赶走吕公望，导致段派趁机进入，如同朽木生虫，实属自取其祸。
再说中美借款一事，四国银行团抗议的主力是日本。日本自欧洲战争爆发后，一心想趁势扩张实力，成为亚洲霸主，自然格外关注中国事务。中美借款合同一经签订，日本即联合英、法、俄三国，共同抗议。中国政府也察觉其意图，便命交通银行出面，向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仍声称用途是“准备兑现”。三银行也同意了，签订合同，年利率7.5%，期限三年。英、法、俄为何不抗议？其他事件如吉长铁路案、兴亚实业借款案、厦门设警案、郑家屯交涉案等，层出不穷，闹得舌敝唇焦，最终还是日本人得利、我方吃亏。
一、吉长铁路案：吉尔吉斯至长春铁路，清末曾与日本签订借款自建协议，如今日本单方面要求重新谈判，要求接管该铁路。交通部无法拒绝，只得签订新约，以该铁路的财产和收入作为担保，偿还期限40年，铁路路权已让出一半。
二、1916年9月，财政部与农商部向日商兴亚公司借款500万圆，以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处矿产作为担保，规定三个月内交款。经国会反对，原担保条款无效，财政部另寻担保品重新谈判。日商不肯接受，最终财政部承认赔偿，向兴亚公司支付30万圆，才改签新约。无端损耗30万元，可谓大方。合同还规定，若两矿开矿需借外债，日商享有优先权。但此约的失利，也未真正挽回损失。
三、厦门为福建重要商埠，日本竟设立警察派出所，夺去我方行政权。福建交涉员多次交涉，日本始终不退。外交部照会日本领事，日本却称厦门设警是行使领事裁判权，与行政无关，不能视为违约。外交部无话可说，只得暂时搁置。
四、郑家屯事件：中日警员冲突导致日商吉本受伤去世，日本随即增兵要挟。外交部费尽心力，最终达成五项协议：（一）斥责第二十八师师长；（二）依法惩处军官；（三）发布告示，要求军人礼遇日方；（四）赔偿损失；（五）改善关系。经过谈判，事件得以平息。
最后，中国向德国发出抗议书后，德国置之不理，中国便无法退让，只能进一步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国务院特设外交委员会，除国务院全体成员及各部派员外，还邀请陆徵祥、夏诒霆、汪大燮、曹汝霖等人参会。恰逢梁启超到京，主张与德国断交，著有《绝德意见书》。段总理也邀请他参会，最终决定。梁启超口才出众，详尽分析绝德与不绝德的利弊，言辞动听，多数与会者支持。会议结束后，段总理向黎总统报告，黎总统仍持谨慎态度，不愿立刻答应。段总理说：“抗议书中已有‘若无效则断交’的警告，他们至今未回应，若不决定断交，岂不是让他们轻视我们？”此话有理。黎总统沉默良久，说：“先征求副总统意见如何？”这显得保守固执。段总理说：“既然如此，应立即发电，邀请冯副总统来京面议。”黎总统点头未语，段总理便退出，发电催冯尽快从宁都赶往北京。这时，与德国宣战的协约国得知中国要断交，纷纷劝说，声称：“中国若加入协约国，未来可协商降低关税、收回领事裁判权、缓付赔款等重大问题。”因此，段总理更加坚定。各政党纷纷成立“外交商榷会”、“国际协会外交后盾会”等组织，讨论断交大计。两院议员也设立了“外交后援会”，研究绝德问题。冯副总统也自南京赶来，与黎、段协商，大体同意断交。黎总统心生动容，但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劝阻，认为应维持中立，不可绝交。饶汉祥原是黎总统的亲信，黎总统非常信任他，因此不愿与德国断交。3月4日，段总理觐见总统，请求电令驻各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商洽断交后的条件。黎总统支吾道：“这……这事得经国会通过，才能办。”段总理反驳道：“现在不过是试探性质，尚未正式断交，何必非要国会同意？”黎总统沉默不语，恼怒之下，段总理拂袖离去，径直前往天津。
事后，段总理派人呈递辞职信，令黎总统急迫不已。但请读者不必担心，容我暂且收笔，待下回再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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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二字，是极大的祸害。本回所叙，处处体现意气之争，导致内政动荡、府院对立，国会党争不断，府院冲突又起。国家的公器，竟被私心所挟，闹得一团糟，可笑至极。无论哪个对错，仅此纷争频发，已非国家太平气象，更遑论对外胆怯、对内逞强，状态更加可鄙。家庭不和必然败亡，国家不和必然倾覆。读此回，不禁为民国未来前途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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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