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海军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同时独立，这警报传达中央，段国务卿未免惊心，亟电致南京将军冯国璋，及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令他设法调停，挽回此举。那知冯、杨二人，已接李鼎新等密函，请守中立，两不相犯。冯本请恢复旧约法，当然与海军同志，杨虽为段氏爪牙，但孑身处沪，前后被逼，也只好置身局外，作壁上观。段盼望回音，并不见答，偏国会议员二百九十九人，却联电国务卿道： 元年约法，与三年约法之争，端在先决二者孰 为法律。如以三年约法为法律，当然不能以命令废止。惟查临时约法，为民国之所由成，议会总统，皆由兹产出，其效力至尊无上。在国会既成立以后，宪法未制定以前，如欲有所增修，依临时约法五十五 条，及国会组织法十四条之规定，当由国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提议，并经国会议员五分之四以上之 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而后其所增修者，乃为合法，乃得有效。三年约法会议，其组织及程序，既与临时约法五十五条所载不符，则其所增修者，自不得称之为法律，实属违宪之行为。是临时约法，本来存在，原无所谓恢复，今日以命令 废止三年约法，乃使从前违宪之行为，归于无效，更无所谓以命令变更法律。现在各省尚未统一，调护 维持，惟有一致遵守成宪，否则甲以其私制国法，转瞬乙又以其私制而代甲，循环效尤，人持一法，视 成宪为土苴，国法前途，何堪设想。请公坚持大义，力赞大总统，毅然以明令宣告，不依法律组织之约 法会议所议决之《中华民国约法》，及其附属之大总统选举法，国民会议立法院组织法，均与民国元年 《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并民国二年宪法会议制定之大总统选举法相违背，当然不生效力。此后凡百 庶政，应与国人竭诚遵守真正国法，以固邦基而符民意。根本既决，大局斯安。特此电复。 段祺瑞接到此电，也有转意，并非畏惮议员，实仍是畏惮海军。乃入与黎总统商议，主张恢复约法。黎本反对袁制，只因段氏登台，挟有权力，一切规划，不得不归他取决，所以沈机观变，未尝独断独行，既闻段氏有心规复，哪有不允之理，便于六月二十九日，连下数令道： （一）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 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时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此令。 （二）兹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此令。 （三）民国三年五月一日以后，所有各项条约，均应继续有效，其余法令，除有明令废止外，一切 仍旧。此令。始终不肯尽废袁制。 （四）国民会议，业经续行召集，所有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此令。 （五）国会业经召集，内务部所属之办理选举事务局，应即改为筹备国会事务局，迅速筹备国会事 务。此令。 （六）参政院应即裁撤，此令。 （七）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应即裁撤，此令。 （八）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此令。 数令迭下，全国人士欢呼雷动，争颂黎、段两人的功德，似乎民国共和，从此再造，当再不至似袁皇帝时代，有名无实了。嗟我国民，哪有这般幸福？惟段祺瑞受命组阁，再任国务总理，应该将旧有部员，酌量参换，方足一新面目，动人观听。换汤不换药，终属无益。他想老成硕望，莫如东海，当此新旧交替，遗大投艰的时候，正应向他妥商，免致再误，当下命驾至徐寓中，投刺求见。徐正为袁氏帮忙，闹得精疲力乏，卧床静养，忽闻祺瑞到来，料有要事相商，不便相拒，乃起身出室，迎段入厅。彼此闲谈数语，便由段述及组阁事情。徐答道：“芝泉！你也任事多了，此次再出组阁，谅有特别把握，何必问我！” 段又说道：“论起今日的资望，莫如我公，公若肯出来组阁，祺瑞当面达总统，荐贤自代。”徐笑道：“我为袁氏，惹人讥骂，难道尚不够揶揄么？今日若再出任事，不是冯妇，就是冯道了。”段复道：“世上的议论，能有几语公正，如要面面讨好，连一事都不能做了。”徐即随口阻住道：“芝泉，你的好意，我很感佩，但我已决定了心，誓不再做民国官吏。”隐以总统自任。段祺瑞听到此语，料已不便再劝，乃另提出一班人物，与徐东海密商起来。段说一姓名，徐答一“好”字，或答称“也好”。及段说出许世英三字，徐点首道：“隽人是我的旧僚，与你也是莫逆，这人颇靠得住的，或令长内务，或令长交通，想总能胜任呢。”隽人即许世英字，徐之称许，为公耶？为私耶？段复说了多人，徐也不加评论，但总说一个“好”字，便算通过。至段问及行政要件，徐拈须半晌道：“目前的要策，第一件是固结北洋团体，第二件是保守中央威信，第三件是解释民党宿嫌，三事并举，国家或尚能安静哩。”段拱手道：“辱承指教，敢不如命。”说罢，便告辞而去。到了次日，即由黎总统下令道： 兼署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 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署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呈请辞职。曹汝霖、王揖唐、刘冠雄、张国淦、章宗祥准免本职，此令。 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壁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此令。 特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此令。 此令下后，段内阁又复成立。总计此九部中，除陆军一席，向归段氏占有外，其余各部人员，分作三派，一民党，二官僚，三中立派，当时称为混合内阁。惟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尚在南方，未即就职，于是外交由陈锦涛兼署，司法由张国淦兼署，教育由次长吴闿生权代。教育一事，视若虚设，未免舍本逐末。嗣因汪大燮不愿入阁，上呈固辞，乃改任许世英为交通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阁员既已凑齐，专俟国会开会，咨请追认，内外都无异言。段复从事外政，改定各省军民长官名称，武称督军，文称省长，所有署内组织及一切职权，暂仍旧制，惟另加任命，特请黎总统任定如下：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省长。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 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署督军。 直隶省长朱家宝。兼署督军。 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 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 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 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 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 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 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 浙江督军吕公望。兼署省长。 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 湖南督军陈宦。兼署省长。 陕西督军陈树藩。兼署省长。 四川督军蔡锷。兼署省长。 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 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 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 甘肃省长张广建。兼署督军。 新疆省长杨增新。兼署督军。 嗣是颁爵条例、文官官秩令，及惩办国贼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纠弹法，均即废止。又将政治犯一律释放。并特赦前川督尹昌衡，俾复自由，所有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亦尽行撤销。海内人民，喁喁望治。其时川、粤、湘、鲁各省，尚在未靖，又经过一番措置，才得平安。小子只有一支秃笔，不能并叙，只好依次叙来。 先是陈宦独立四川，袁世凯命重庆镇守使周骏，督理四川军务，另用王陵基镇守重庆。周奉命后，尚按兵不动，至袁逝世，他反出兵西上，进逼成都，自称四川将军，旋复改称蜀军总司令，委任王陵基为先锋。王率前队抵龙泉驿，成都戒严。周一面迫陈出省，一面截陈归路，陈不禁大愤，将与决战。绅商急电政府，请禁周、陈冲突，免祸生灵。政府乃任蔡锷督川，调陈宦督湘，周骏还任。陈、周犹相持不下，蔡锷已自叙州起程，先电致二人，劝他息争。略云： 二君之不惜兵连祸结者，乃为争川督一席，抑 何所见之小也？窃谓吾侪生于斯世，当以国是为前提，不应存自私自利之见。某今衔命入川，盖收拾 未了之局，俟部署既定，则自请辞职，或于二君中推毂一人，以承斯乏，不过累公稍候时日耳。用特 驰电奉告，即请解甲息兵，如或不然，锷虽不愿效龌龊官僚口吻，以违抗中央命令相责，而扰乱治安 之咎，锷当声罪致讨，务希从速裁夺，锷秣马厉兵以待，惟二君鉴之！ 陈宦得书，即日束装就道，出省自去。周骏心尚未死，竟乘虚入踞成都，自称都督，且欲撤去四川护国军招讨右司令、兼兵工厂总办杨维官职。杨本陈宦部下，闻着这个消息，竟举兵相抗，与周军战于城外，杨兵败溃。统是权利思想，中国其能靖乎？蔡锷旧病复发，不便督师，因虑周骏猖獗，乃檄罗佩金、刘存厚两军，分道进攻。刘军先至城下，周骏自知不敌，方偕王陵基退出成都。存厚入城，维持秩序，川民乃定。越日，罗佩金亦到。又越数日，蔡锷亦带兵到来，成都父老，相率欢迎。锷慰劳有加，力疾视事，川人始共庆更生了。仍为蔡锷生色。 还有粤东变乱，亦无非为权利起见，前时龙济光宣告独立，本非真心，后来取消独立，仍然仇视滇、桂各军。滇军司令李烈钧方由肇庆出北江，驻扎韶关，粤军闭关锁渡，屡与滇军龃龉，几开战衅。龙济光袒护自己军队，且调兵添防，并就观音山左右，密伏地雷，一意挑战。看官！你想这个李司令，哪肯容忍过去？当下派兵前敌，力攻源潭，一场鏖斗，战败粤军。李复联约桂军司令莫荣新，自西路攻克三水，彼此会师观音山，拟与龙王决一最后的胜负。龙济光颇也惊惶，亟电告政府，托词李烈钧反抗中央，出兵图粤。政府正嘉许龙王，当然袒护，但又不便得罪李烈钧，乃特授他勋二位，并上将衔，令即来京候用，一面令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俟陆荣廷到任，才得交卸。政府虽似苦心，实已显露形迹。而且还有特别调剂，陈宦未赴湘任以前，着陆荣廷就近往湘，暂署督军。汤芗铭为湘人所逐，令即卸任，派往广东查办。不能辨别功罪，乃东调西换，一何可笑？这种政策，多是掩耳盗铃。看官！试想滇、桂各军，如何肯服？袁政府之失权，便由此种酿成。于是仍进攻观音山，相持不懈。粤中士民，日夜不安，到处吁请，各愿去龙安粤。唐绍仪、梁启超、温宗尧、王宠惠等，统隶粤籍，有志保乡，遂急电政府道： 龙济光督粤三年，假国权为修怨，纵兵士为虎狼，视生命财产如草芥，以刀锯斧钺为儿戏，综计三年之中，其倾人之家，灭人之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直无十百千万之数可言，但闻哀哭诅咒之声不绝。袁氏既倚为爪牙，粤民遂无从呼吁。日者义师之起，滇、黔、桂、浙，皆以讨袁为唯一之名，惟吾粤民，则以去龙为切身之事。 方民军之起于四方，计此贼可歼于一鼓，盗亦有道，竟假独立为护符，人望太平，又复原心而略迹。然桂军同一独立，治乱之势悬殊，桂则秩序井然，人民康乐，粤则闾里几尽邱墟，村邑至绝薪米。推求其故，盖龙济光知结不解之怨于人民，遂集全省之兵以自卫，乃使州县患匪，省城患兵，要其督粤三载，惟守观音一山。此山而外，虽举广东全省，化为灰烬，人民化为虫沙，固非该督所惜也。天幸袁殒，人庆昭苏，粤民茹痛之深，本难复忍须臾，徒以大总统就职之始，不忍遽以一隅为言。 且计该督腥闻于天，必为大总统烛照所及，因是隐忍，伫待后命。不意该督知难久安于其位，又以取消独立，取媚中央，一面大捕党人，复萌故智，近更横挑战祸，染血韶州，以该督三年所造孽，即令从此痛惩前非，人已不共戴天。该督且变本加厉，用敢迫切电陈，务乞将该督立予罢斥，解粤民之倒悬，仁惠既遍于一省，使贪虐者知儆，视听实动夫万方。倘蒙赏其知兵，师长之席固众，若或多其治绩，他省不难量移。万一论其取消独立之功，则有勋章诸等具在，粤民虽不敢望大总统伐罪以救民，大总统亦何忍驱粤民以示德？昔者所谓国家用人自有权衡一语，本为专制作威作福之言，已违自我民视民听之义。况以该督罪迹昭著，敢请派人遍询妇孺，除彼所亲一二狐鼠之外，但有举其毫发微末之功者，则诬罔之刑，某等所不敢避。此实千夫所指，咸以该督为寇仇，当蒙一线之仁，早出粤民于水火。大总统以共和为帜，当不以民意为嫌，仪等无凭借可言，敢先以哀词上请，无任翘企待援之至！ 政府接到此电，大费踌躇，不期湖南军民，又拒绝陈宦，自举刘人熙为督军，请政府下令特任。那时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左右为难，也只好开起阁议来了。小子有诗叹道： 自古佳兵号不祥，干戈在握即强梁。 东崩西应成常事，从此朝纲渐不纲。 毕竟湘、粤两省，如何处置，且看下回叙明。 ---------- 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并举袁氏恶制，大略更张，不可谓非段合肥之政绩。惟组织阁员，始终不离一调剂性质，民党居三之一，中立派居三之一，袁氏旧僚亦居三之一。政见不同，必有倾轧之虑，段氏更事已久，宁见不及此，而仍组此不伦不类之内阁耶？夫天下未有不任劳任怨，而可以当大事者，段氏第愿任劳，不敢任怨，故撮举三派而混合之，示无左袒之意，讵知将来冲突，万不能免，始基不慎，后患随之，此中外政法家言，所由以政党内阁为职志也。他若周、陈之争，龙、李之争，无非视政府之模棱，乃敢侥幸以图逞；迨至乱事粗平，而人民已受祸不浅矣。且曲者未见所谓曲，直者亦未见所谓直，曲直不明，但凭武力为解决，则后之强有力者，几何不挟权生变耶？故我尝为段氏谅，而又不禁为段氏惜。
《民国演义》•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译文：
然而，海军第一舰队与练习舰队同时宣布独立，这个消息传到中央后，段祺瑞国务卿十分震惊，立刻电报给南京的冯国璋将军和淞沪护军使杨善德，要求他们设法调停，挽回局势。可冯国璋和杨善德二人已经收到了李鼎新等人传递的密信，要求他们保持中立，不与任何一方发生冲突。冯国璋原本主张恢复旧的约法，自然与海军方面站在一起；杨善德虽是段祺瑞的亲信，但身居上海，左右受压，也只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段祺瑞盼望得到回复，却始终没有消息。反而，二百九十九名国会议员联名致电段祺瑞，指出：
“元年约法”与“三年约法”之争，关键在于哪一个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如果以“三年约法”为正式法律，那么就不可能通过命令来废止它。而“临时约法”是民国成立的基础，议会和总统都是依据它产生的，其权威至高无上。在国会成立、宪法尚未制定之前，如果要修改法律，必须依照“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和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提议，并经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出席，且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才能使修改的内容成为合法有效的法律。而“三年约法会议”的组织程序和具体流程，完全违背了“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所以其修改内容不能视为合法，是违宪的行为。因此，“临时约法”本就存在，根本无需“恢复”。如今政府以命令形式废除“三年约法”，等于使过去违宪的行为归于无效，也不存在以命令变更法律的情况。当前全国尚未实现统一，必须维持团结，共同遵守既有的宪法，否则，一个地区以自己的规定替代另一个地区，各地方互相模仿，每个人都制定自己的法律，把宪法视为无物，国家前途将何去何从？请政府坚持大义，支持大总统，明确以法令宣告：由“约法会议”和其附属的《大总统选举法》、《国民会议立法院组织法》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均与1912年的《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以及1920年宪法会议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相违背，因此一律无效。今后所有政务，必须与民众真诚遵守真正的国家法律，以巩固国家根基，符合人民意愿。只要根本问题明确，国家局势才能真正稳定。特此电复。
段祺瑞收到这封电报后，也改变了态度，并非害怕议员们的反对，真正让他胆怯的是海军的力量。于是他与总统黎元洪商议，决定恢复旧约法。黎元洪原本反对袁世凯的制度，只是因为段祺瑞上台掌权，一切政策都得听他安排，所以一直保持谨慎观望，未曾独断。现在听说段祺瑞有意恢复旧约法，自然毫无异议。于是他在六月二十九日连续发布了几道命令：
（一）共和国体的根本在于民意，民意之所寄，就是宪法。宪法的建立，完全依赖国会。我国民国自1913年1月10日停止召开国会以来，已过了两年，始终未再召开，致使建国五年，宪法仍未制定，国家根本未立，各项政事无法推进。因此，必须尽快召集国会，尽快制定宪法，以顺应民意、巩固国本。在宪法未制定之前，仍沿用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直至宪法正式通过为止。1920年10月5日宣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属于宪法的一部分，也应继续有效。
（二）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继续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重新召开。
（三）自1915年5月1日之后，所有已签订的条约均应继续有效，其他法令，除非有明确命令废止，一律维持原状。
（四）国民会议已重新召集，所有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的法令，一律撤销。
（五）国会已重新召开，内务部下属的“办理选举事务局”应改为“筹备国会事务局”，迅速筹备国会相关事务。
（六）裁撤参政院。
（七）裁撤平政院下属的“肃政厅”。
（八）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这些命令接连发布，全国上下欢声雷动，纷纷称赞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功绩，仿佛民国共和从此获得新生，再也不像袁世凯当政时名存实亡了。可叹我国人民，难道能有如此幸福的日子吗？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后，也应考虑更换原来内阁成员，以展现新的气象，否则只是换汤不换药，终究无益。他觉得，真正有资历、有声望的人，莫过于徐东海。在新旧交替、形势复杂的时期，正需向他请教，以免再次失误。于是亲自前往徐东海的寓所，递交名帖，请求见面。徐东海当时正为袁世凯效力，身心俱疲，卧床休养。听说段祺瑞到来，料定是有关重要大事，不便拒绝，便起身迎入客厅。两人简单闲聊几句，段祺瑞便谈起组建新内阁的事。徐东海回答道：“芝泉，你从政多年，如今再出山组阁，想必已有充分把握，何必还问我呢？”
段祺瑞又说：“从现在的地位来看，您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愿意出山，我一定当面向总统推荐您。”徐东海笑道：“我为袁世凯做事，被人讥讽，难道还不够可笑吗？如今若再出来做事，不是成了冯妇，就是成了冯道（冯道是五代时以能周旋于各朝而闻名的官员，象征中立无主）。”段祺瑞又说：“世上的议论，哪有真正公道的？如果想处处讨好，恐怕连一件事都做不了。”徐东海便随口阻止道：“芝泉，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早已决定，不再做民国的官了。”并暗示自己将自任总统。段祺瑞听到此话，也便不再劝说，转而另推其他人选，与徐东海商议。段祺瑞提一个人名，徐东海就回答“好”或“也好”。直到段祺瑞提及“许世英”三字，徐东海点头道：“许世英是我的老部下，和你也是莫逆之交，这个人很可靠，可以让他担任内务总长或交通总长，应该能胜任。”许世英字隽人，徐东海的称赞，是出于公心，还是私交？段祺瑞又接连提出其他人选，徐东海也未发表太多评论，只是每每回答一个“好”字，便算通过。
至于政府的行政重点，徐东海沉思片刻后说：“目前最要紧的三条：一是团结北洋集团，二是维护中央权威，三是化解与民党之间的积怨。三者并举，国家或许能暂时安定。”段祺瑞拱手道：“感谢您的指教，我一定照办。”说完便告辞离开。
第二天，黎总统下令：
兼署外交总长、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请求辞去职务。曹汝霖、王揖唐、刘冠雄、张国淦、章宗祥的辞职申请获准，免去职务。
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壁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
特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
新内阁成立后，这九个部门中，除陆军总长原本由段祺瑞掌握外，其他人员分为三派：一派是民党、一派是旧官僚、一派是中立派，当时被称为“混合内阁”。虽然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仍在南方，尚未到任，因此外交由陈锦涛暂代，司法由张国淦暂代，教育则由次长吴闿生代理。教育事务被看得轻如虚设，显然是舍本逐末。后来汪大燮不愿入阁，上书辞免，于是改任许世英为交通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内阁成员齐备，只等国会召开后，正式请总统追认，国内外人士都无异议。
段祺瑞接着开展外交政策，修改了各省军政长官的称呼：军事长官称“督军”，文官称“省长”，其他组织与职权暂时沿用旧制，但新增任命，由总统亲自核定如下：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省长；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
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署督军；
直隶省长朱家宝，兼署督军；
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
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
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
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
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
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
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
浙江督军吕公望，兼署省长；
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
湖南督军陈宦，兼署省长；
陕西督军陈树藩，兼署省长；
四川督军蔡锷，兼署省长；
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
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
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
甘肃省长张广建，兼署督军；
新疆省长杨增新，兼署督军。
此后，废止了《爵位条例》《文官官秩令》《惩办国贼条例》《附乱自首特赦令》《纠弹法》等法令，同时释放所有政治犯，特赦前川督尹昌衡，令其恢复自由。撤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等机构。全国民众都期盼着国家安定。当时四川、广东、湖南、山东等省尚未平定，经过多次调整，才最终恢复秩序。我仅凭一支秃笔，无法一一叙述，只好按顺序继续书写。
在此之前，陈宦在四川宣布独立。袁世凯命令重庆镇守使周骏负责四川军务，另派王陵基镇守重庆。周骏接到命令后，起初按兵不动，直到袁世凯去世，才出兵西上，逼近成都，自称“四川将军”，后来又改为“蜀军总司令”，并任命王陵基为前锋。王陵基率军抵达龙泉驿，成都随即戒严。周骏一方面逼迫陈宦出省，另一方面切断陈宦的归路，陈宦极为愤怒，准备与周军决战。地方绅商紧急发电给政府，请求禁止周、陈双方冲突，以免生灵涂炭。政府于是任命蔡锷督理四川，同时调陈宦去湖南，周骏恢复原职。陈宦与周骏依旧僵持不下，蔡锷已从叙州出发，先电告两人，劝他们停止争斗。信中写道：
“二位将军不顾兵连祸结，只为争夺四川督军一职，何其目光短浅！我等生于今日，应以国家大计为前提，不应有私利之心。我此次受命入川，是为了收拾残局，待部署完成后，便请求辞职，或在两位之中推举一人接任，只不过稍作等待罢了。特此急电奉告，请你们立即停战。若不从命，我虽不愿以官僚口吻对抗中央命令，但若因此扰乱治安，我必将追究责任，恳请尽快裁决。我已整顿军队，静候你们决断，望二位明鉴！”
陈宦读到信后，立即收拾行装，离开四川，出省远走。周骏心中仍不甘心，趁机进入成都，自任都督，并打算撤销四川护国军招讨右司令兼兵工厂总办杨维的职务。杨维原是陈宦的部下，听说消息后，立即起兵反抗，与周军在城外交战，结果兵败溃逃。这说明权力之争，中国何以能真正安定？蔡锷旧病复发，无法亲征，担心周骏猖獗，于是派罗佩金和刘存厚两支军队分路进攻。刘存厚先抵达城下，周骏自知不敌，便与王陵基一同撤出成都。刘存厚入城，维持治安，四川民众终于安定。第二天，罗佩金也抵达。又过几天，蔡锷亲率军队到达，成都百姓纷纷奔走相迎。蔡锷慰劳有加，强撑病体处理政务，四川人民这才共同庆祝国家重获新生。
此外，粤东也发生了变乱，根源同样在于权力欲望。此前龙济光宣布独立，并非真心，后来又取消独立，反而更加仇视滇、桂军队。滇军司令李烈钧正从肇庆出兵进入北江，驻扎在韶关，粤军则封锁渡口，屡次与滇军发生摩擦，几乎爆发战争。龙济光偏袒自己军队，不断增兵设防，并在观音山附近秘密埋设地雷，企图挑衅。看官可知，李烈钧怎会容忍？于是派兵进攻源潭，结果在激战中惨败。李烈钧又联合桂军司令莫荣新，从西面攻下三水，双方会师观音山，准备与龙济光一决高下。龙济光十分恐慌，急忙电告中央，借口李烈钧反抗中央、意图图谋广东，请求出兵镇压。政府本来十分赞赏龙济光，自然偏袒，但又不便得罪李烈钧，于是特授他“勋二位”和“上将”军衔，命他立即来京候补，同时命令龙济光暂时代理广东督军，等到陆荣廷到任后，再行交接。政府虽看似用心良苦，实则早已显露其政治倾向。此外，还有特别安排：在陈宦尚未赴湖南之前，命令陆荣廷前往湖南临时任督军；汤芗铭因被湖南民众驱逐，即刻卸职，派往广东查办。这种做法，无法分辨功过，只能东调西换，实在太可笑。这种政策，不过是掩耳盗铃。看官想一想，滇、桂军队又怎会心服？袁世凯政府的权力丧失，正是由此种做法逐步酿成的。于是，双方再次进攻观音山，反复拉锯。广东民众日夜不安，到处请愿，都希望让龙济光下台。唐绍仪、梁启超、温宗尧、王宠惠等均为广东籍人士，有心保护家乡，于是紧急电告中央：
“龙济光担任广东督军三年，假借国家权力结怨，纵兵为祸，视人民生命财产如草芥，把刀锯斧钺当作儿戏，三年之中，他摧残人家之家，灭绝人家的门庭，使寡妇失偶，孤儿无依，数目不计其数，只闻哀哭声不绝于耳。如今，我们请求政府派人走访百姓，凡有提到龙济光丝毫功绩者，愿接受诬罔之罪，我们绝不回避。此实是千夫所指，民众皆视他为敌寇，恳请大总统仁心广照，早些将广东民众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总统以共和为旗帜，怎可因民意而犹豫？我们无依无靠，只能以哀求之辞上书，恳请总统明察，给予支持！”
政府接到电报后，陷入重重犹豫。恰在此时，湖南军民又拒绝陈宦的任命，自推刘人熙为新督军，请求政府特任。此时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左右为难，只得召开了内阁会议。我为此作诗感叹：
自古战争被视为不祥，握有兵权便骄横强横。
东边动荡、西边响应，成了常事，从此朝政纲纪逐渐崩坏。
至于湖南、广东两省的最终处理办法，且看下回再说。
尽管段祺瑞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整顿袁世凯时期的旧制度，大体上堪称其政绩。但内阁成员的组成始终带有明显的调和性质：民党占三分之一，中立派占三分之一，袁世凯旧部也占三分之一。政见不同，必然产生倾轧之忧。段祺瑞经验丰富，本应能预见这种问题，却仍组成了如此不伦不类的内阁，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天下没有不承受压力、不承担责任的人，却可担当大事。段祺瑞只愿承担劳苦，不愿承担怨恨，故而将三派人士混合安排，声称没有偏袒，但最终冲突难以避免。基础不稳，后患便随之而来，这正是中外法治专家所指出的“政党内阁”之所以不稳的原因。若无真正的大政治格局，仅靠反复妥协，终将导致政局动荡。像周陈之争、龙李之争，都是由于政府一味模棱两可，才敢冒险图谋。等到战乱稍定，人民早已深受其害。而且，真正“曲”者未必看得见“曲”，真正“直”者也未必看得见“直”，在黑白不明之时，只凭武力解决，将来一旦出现更有权势者，又怎能保证不挟权生变呢？所以我既为段祺瑞的处境感到理解，又忍不住为他的结局感到惋惜。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