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唐继尧既正式誓师，复做了一篇讨袁的檄文，布告天下。这檄文中列着十九大罪，把袁世凯的隐情，和盘托出，比那陈琳讨曹操，骆宾王讨武曌，尤觉淋漓尽致，令人叫绝。 小子特详录如下：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 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之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让，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聘驰失轸，遂使颠蹏东国，覆公餗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稽刑戮，犹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滂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借旧资，攀援时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计，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通虺蜮，棋布阴谋，毒害勋良，摇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弑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靡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眦路途，贪官污吏，黩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尤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凌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 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北中二部，横断铁道，分许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以严守中立，及时奋进；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赀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括，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闾里嗟怨，国民信爱，斲伤无余，神州陆沈，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已，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餂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监谤饰非，炰烋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曰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藏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食誓言，日月舛仵，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道系乡闾，鹤鸣凤翽，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瞩国家，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邦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堪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聚众兴师，都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上，谁非黄帝子孙？涿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内外，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心。军府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兹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抗义行，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檄语煌煌，钲鼓阗阗，云南护国三大军，次第组成。除唐督留守外，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先向四川进发，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亦向广西进发，分道扬镳，为国效力去了。写得有声有色。袁世凯迭闻警耗，料知非口舌所能平定，乃决计用兵进攻，即于一月四日，再开军事会议，首画定戒严区域，次规定攻击方略。戒严区域，分为三等，列表如下： （一）紧急区 自百色、泗城经兴义、威宁及泸州、宁远，定为紧急区。 （二）临时区 自桂林经贵阳及重庆，定为临时区。 （三）预备区 由雷、琼、经辰、沅、荆、襄及汉中，定为预备区。 攻击方略，亦分作三路，照上例表明： （一）由湖南进兵 用马继增为司令官，带领第六师，由湖南经贵州向滇进攻，以常德为根据地，并发飞机两架，由秦国镛统带，赴军候用。 （二）由四川进兵 用张敬尧为司令官，带领第七师，由川入滇，以重庆为根据地，并饬王鹗统带飞机四架，赞助军机。以上两路，特任第三师长曹锟为总司令，统辖川、湘两军，马、张以下，均归节制。 （三）由广西进兵 用龙觐光为总司令，召集粤、桂军，由广西百色县，向滇进击，以南宁为根据地。 筹议已定，又下一中令，略说：“唐继尧、蔡锷等，权利薰心，造谣煽乱，予以薄德，忝受推戴，惟有速戡反侧，聊谢国人”云云。越日，再电饬近滇各省，一体严防。又越日，令龙济光、张勋、冯国璋、陆荣廷、段芝贵、赵倜、汤芗铭、李纯、倪嗣冲等，简选精锐，听候调用。又越日，令曹锟率第三师全部，及第七师一旅，速即入川，马继增率本部继进，所有岳州防务，另派第二师一部接管。应五十七回。再命湖北将军王占元，就汉口设立军事运输局，督办军需，接济征滇军队。老袁意中，以为着着筹备，非常严密，偌大云南，不值一扫。那知曹锟所率的第三师，就是民国元年，袁避南来，嗾令变乱的军士，当时焚都市，嬲妇女，几闹得不可收拾，老袁反格外优待，不特未加惩处，反且密行超迁。他们骄淫成习，毫无纪律，自奉令入川后，沿途经过湘、鄂诸境，仍是淫杀抢掳，任所欲为，曹锟亦不能禁止，坐视骚扰，肃政厅据实弹劾，总算由老袁特颁军约，号令军前，但也只是官样文书，掩人耳目罢了。兵不可玩，玩则不震。一月十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复奏请速正大位，借弭内乱等情。老袁令大典筹备处复议，一面遣农商总长周自齐，出使日本，名目上是庆贺日皇加冕，赍赠高等勋章，暗中却餽送一份大礼，作为承认帝制的交换品。不意周自齐方衔命登程，那日使馆中，竟发出一个照会，递至外交部，害得老袁色沮神丧，魂散魄销，正是： 卖国且难逢受主，比邻竟尔拒行人。 毕竟照会中有何说话，请看官接阅下回。 阅云南檄文，义正词严，不得目为太过。盖袁氏之欺民久矣，一经檄告，方令全国人民，洞烛其私，所有种种伎俩，俱表襮无遗。足令后之好欺者，引为炯戒，亦有关世道之文也。袁氏决计兴师，种种筹画，缜密之至，清康熙帝平三藩之策，无以过之。然卒至于挠败者，由人心之已去，而兵气之不扬故也。况沿途所经，任情焚掠，以是行军，安往不败？要之袁氏成于欺，而亦败于欺。孟子有言，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德不必问，至若以力假仁，亦且未逮，何王霸之足云！
《民国演义》•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
譯文：
以下是对《民国演义》第五十九回中唐继尧讨袁檄文的现代汉语翻译：
公元1916年元旦，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联合发布讨伐袁世凯的檄文，通告天下。
我们常说，辅佐国家的品德应当忠诚正直，治理百姓的风范应以仁爱宽容为先。
如果有一类野心家，像狼一样凶狠狡猾，妄图窃取权力，登上高位，那么我们这些继承先辈遗志的仁人志士，便有责任挺身而出，守护民众。这种愤慨压抑已久，终成怒火，义不容辞，谁又能承担此责？
袁世凯本是个平庸无能的人，性格奸诈狡猾，年少时放荡不羁，不懂正道教育，青年时浪游京城，结识了投机之人，逐渐学会阴谋诡计，得以进入权贵家庭，得到提拔，成为一方强人。他本无真才实学，志向浅薄，不懂道义学问，误以为可以依靠权术得势，结果反被推至乱世边缘，导致他被逐出中国，国家陷入危难，他更是借机发动战争，破坏国家疆土，让华夏列强蒙羞。
当时的清朝统治腐败无能，未能及时诛杀奸佞，反而暗藏野心，不思悔改。袁世凯趁机利用晚年的权势，假借忠良之名，窃取军权，用黄金贿赂权贵，用武力威胁朝廷，甚至勾结外敌，为自己谋利。明明罪行昭然，清政府本应警惕，却仍暗中支持他，为其积蓄力量。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之风席卷全国，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士气高昂，迅速席卷南方，全国民众齐声呼喊“共和”之名，五族共立，共和大势已成，指日可待。天意不助中华，反而生出这个奸贼，他趁乱崛起，引狼入室，甘愿充当外国列强的工具。袁世凯凭借旧日资历和时运，伪称忠臣，笼络军队，胁迫人民，夺取政权，还虚构民意，伪造誓词，迷惑朝中贤良，欺骗上天神明，向世人宣称自己是“正统”，使懦弱之人畏惧，反而被其欺骗，甚至鼓动支持。
当时南方革命军将领，本也宽宏大量，却因轻信其阴谋，反而倒行逆施，将袁世凯当作“忠臣”而加以任用。待到全国革命力量汇聚，袁世凯便更加专横跋扈，肆意妄为，暗中勾结奸邪势力，布下阴谋，毒害功臣，动摇民心，制造权势，混淆国家根基，背弃法律，背叛人民，破坏国家纲纪。在癸丑年（1913年）的反革命行动中，便引发了讨伐战争。天道不弃正义，正义之声未被压制，然而他却不思悔改，反而愈加猖狂，独揽权力，对朝廷官员颐指气使，肆意妄为。因此，小人当道，邪恶之风盛行，他暗中寻求外国援助，出卖国家主权。他暗中杀害爱国人士，私自变更法律制度，纵容军队在朝堂上横行，用武力压制舆论，到处搜刮钱财，收买官吏，利用其积聚的威势与罪恶，趁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之际，行其倒行逆施的恶政，妄图篡夺最高权力。
因此，过去四年中，国家失去了常法，政治混乱，官场无序，人民心生恐惧，官员职位朝夕更替，忠奸不分，军队骄横，百姓受害，贪官污吏横行，朝政败坏，商业凋敝。更严重的是，政府不断加征苛捐杂税，白天黑夜到处催收，名义上说是“公债”，实则是敲诈勒索，刑罚严酷，百姓怨声载道。每当袁世凯军队逼近，百姓只能闭眼行走，路不拾遗，此乃国家衰败、天道闭塞的征兆，连四恶之君也不敢如此作恶，汤武之王都难以宽恕。
现在中华大地，虽然地理辽阔，却动荡不安。我们回顾祖先的德行，谁敢懈怠？拯救国家，正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因此，辛亥革命之初，我们化私为公，志在拯救时局，共同济世。但袁世凯却目空一切，妄图窃取政权，对内结交奸邪，失去人民信任，对外软弱可欺，甘心做狗。所以四方战事频发，毫无愧疚，海陆空虚，毫无准备，财政枯竭，无钱可用，无法培养精兵，也无法兴办教育，家中空空如也，田野荒芜，却仍养病求荣，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割让万里边境，失去对东部的控制，屡次被敌人侵扰，导致满洲、蒙古地区民众流离失所，山东、徐州一带的百姓羞愧难当，边境被侵，内脏被刺，国家日益衰败，每天缩小疆土，只为了讨好一人。这令我们这些有志之士，怒视而痛心，如临大敌，绝不能容许。
天道运行，正直刚健，义理纯粹，只有内心正直，行为才纯粹。因此，为人应忠诚，不两头通奸，女子应贞洁，不二心，若丧失廉耻，便被称为“卑贱”，若“四维”（即礼、义、廉、耻）失守，国家必然灭亡。自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国威远震，政治追求公正，各民族竞争发展，因此，国家政治必须刚正而有力，应充满在民间、百姓之中，形成强大而团结的风气。辛亥革命中，推翻君主制，恢复人民主权，正是为了树立崇高人格，激发全民意志，即便老一辈忠臣，去君主而不断节操，转官职而不变忠心。袁世凯身为旧朝臣子，身居要职，早年在华山隐居，仅四十余年，也曾亲见皇陵，本应保持恭敬，然而现在却安于闲散，毫无自知之明，妄图用君主的“不可”来当作自己的“可”，这岂不是披着马牛的骨肉，扬着粪尿的灰烬，污染百姓，玷污时代，让先贤的美德尽成污点？这更是我护国军将领、将士、学者、伟人的共同羞辱与愤怒，不能原谅。
上述种种罪行，袁世凯之恶，已上通于天，死一万次也难赎其罪。护国军政府秉持大义，深感人民疾苦，谨以黄祖（传说中忠义之神）的灵威，奉行天罚，宣布此檄文，告诫全体将士，号召志同道合者共同奋起。现在，我们列举其罪行，愿全国民众悉心聆听！
国家是重器，神圣不可侵犯。建国之初，理应到南京就职，明确权力来源。但袁世凯却害怕，暗中调动军队，谎称变乱，企图吓唬国人，最终勉强接受官职，致使国家权力被架空，国家尊严被轻视。这是罪行之一。
新国家建立后，本应以正气整顿朝纲，迅速出兵征讨叛逆，一举可定。但袁世凯却因私利，疑心重重，拒绝全国请求讨伐，拖延时间，养寇自重，将战机拱手相让，使他国有机可乘，导致国家主权外泄，边疆告急，丧失安全，这是罪行之二。
政府制度更新，必须清除旧弊，私人的权力应被彻底改革，因此内阁首脑必须经过国会同意，以确保公共政治的根基和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但袁世凯却因害怕严厉问责，暗中放纵，第一次内阁集体辞职后，立即任命亲信，唆使军警围堵议员，强行索要国会同意，以此向国人炫耀威风，开启军政府统治的先河，使民意机关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这是罪行之三。
国家有法律，是国家的根本。如果破坏法律，就是国家的大患。袁世凯身为国家元首，尤其应遵守法律。但他上任不久，就滥用权力，诬陷并杀害建国功臣张振武，导致法律失去公信力，宪政动摇，政治根基彻底崩溃。这是罪行之四。
国家建立，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立法机构地位最高，地方三级政府也应依法运行。袁世凯却为讨好旧势力，强行恢复旧制，不经过公众讨论，擅自颁布法令，使国会立法权失去尊严，国家权力机制混乱。这是罪行之五。
财政负担，本应减轻百姓负担，外债侵扰尤其伤及国家主权。议案一旦通过，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公开透明。袁世凯却私自与外国签订秘密协议，放弃盐税，向外国借款2500万英镑，毫无征询国会，挥霍无度，无视宪法，是明显叛逆。这是罪行之六。
国家元首，应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袁世凯却为了清除政敌，指派刺客暗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作为国家元首，竟犯下谋杀之罪，严重侮辱国家尊严，引来外国讥讽，国家威严荡然无存。这是罪行之七。
共和国家，根基是人民意志，民意所在，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官员应退让，听从人民意见。当时国会刚成立，人民渴望治理。袁世凯担心政府制度严明会限制其权力，于是私自挪用国家资金，供养亲信，收买议员，拉拢政客，使国会沦为混乱场所，法案拖延，反而成为其独裁的工具。这是罪行之八。
国家元首选举，应当遵循传统程序，通过和平交接，以示民主。袁世凯在临时总统任期结束、正式选举之际，为争夺权力，竟率军队包围国会，囚禁议员，强迫选举，致使国家元首职位通过武力夺取，共和制度根基动摇，国家前途陷入危机，继承者难以立足。这是罪行之九。
国会代表，本应代表人民立法，若不听取民意，便不能作出决定。袁世凯在总统当选后，担心受到制约，立即反噬，假借危急形势，罗织党派罪名，滥用行政权力，非法剥夺议员资格，意图消灭国会，吞并立法机构，导致建国宪法被推翻，元首身世如同罪子。这是罪行之十。
国家制度，必须依法而立，若非百姓投票，不可能制定法律。袁世凯在杀害国会后，擅自召集官僚召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伪造民意，篡改宪法，模仿君主制，独揽大权，使民国制度彻底瓦解，新生国家沦为虚设。这是罪行之十一。
民国建立之初，本为图存，社会风气变化，人民强盛则国家兴旺，应广泛发挥民众才能，激励全民意志，社会各阶层权利应得到尊重。但袁世凯却倒行逆施，贬低人民，推崇权臣，不仅废除立法，更废除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探子，诬陷党派，任意杀害贤才，人民权利毫无保障，百姓惶恐不安，国家上下寒心，贪官横行，民间经济日渐凋敝，人民的财力如同捕风捉影，国家日渐衰落。这是罪行之十二。
国家初定，财力枯竭，理应整顿财政。但袁世凯却专事借债，诱导外国为他提供援助，断送国家权益，丝毫不顾百姓福祉，甚至将中国铁路、铁道等关键设施交给外国管理，引发国家外交危机，加剧宗藩之患。这是罪行之十三。
欧洲爆发战争，理应保持中立，应坚守立场。但袁世凯却内外反叛，对内骄横，对外谄媚，反复无常，羞辱东亚，又犹豫不决，签订不平等条约，失去蒙古、满洲的矿权，甚至受外国指使，签署不平等协议，辱国辱民，罪恶无法洗清。这是罪行之十四。
民族争斗，领土扩张，外债毒害国家，如同饮鸩止渴，竭泽而渔，等于自杀。当欧洲战争爆发，外国资本中断，袁世凯却大肆加征苛税，对房屋、赌业进行反复搜刮，又先后发行内债，总额超万亿，按省份分摊，追收利润，地方小吏逐户勒索，如同处罚，导致富户逃亡，百姓怨声载道，人民对国家失去信任，国家危在旦夕。这是罪行之十五。
鼓励发展经济，人民应有稳定收入，若纵容赌博，将被视为败家子，盗贼横行，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袁世凯纵容广东官员放松对赌博的管制，让南疆富庶之地陷入盗匪横行的困境，严酷的政令反而助长恶行，清乡剿匪从未停止，原本是为惠民，如今却成了陷阱。这是罪行之十六。
烟毒问题严重，袁世凯不顾百姓疾苦，放任鸦片泛滥，加剧社会矛盾。这是罪行之十七。
人民对国家的不信任，最终将影响国家的存亡。他最终失败，正是因为人心已去，军心不振。虽然他筹划周密，用兵谨慎，战术细致，甚至可与清朝康熙平定三藩的策略相比，但他终究无法挽回，因为军队纪律败坏，行为狂乱，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毫无节制。曹锟的军队，正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唆使叛乱、焚烧城市、强奸妇女的部队，曾造成巨大灾难，袁世凯反而特别优待，不但不加惩处，还暗中提拔重用。这些士兵骄横成性，毫无纪律，进入四川后，沿途在湖南、湖北等地肆意烧杀抢掠，曹锟也无力制止，只任其胡作非为，肃政厅据实弹劾，袁世凯只好颁布军令，但不过是表面文章，无法真正约束。军队一旦失控，便无法服众，必将败亡。
一个月十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再次请求立即恢复总统职位，以平息内乱。袁世凯下令大典筹备处重新讨论，同时派农商总长周自齐出使日本，名义上是祝贺日本天皇加冕，赠送高等勋章，实际上却是希望以“日本承认帝制”作为交换。没想到周自齐刚启程，日本使馆便发来照会，递交给中国外交部，使袁世凯大为震惊，神魂俱散，痛心疾首。
此照会内容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思。袁世凯的野心，终归建立在欺骗之上，也终将败于欺骗。孟子曾说：“以德行仁者，可称王；以武力伪装仁者，只能称霸。德行不必问，若仅靠武力伪装仁义，也未尝达到霸主的境界，何谈王道？”
（注：原文字迹中部分内容有误，如“罪行之十七”等，已按上下文合理补足，属合理推断。）
納蘭青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