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演義》•第五十九回 聲罪致討檄告中原 構怨興兵禍延鄰省
以下是對《民國演義》第五十九回中唐繼堯討袁檄文的現代漢語翻譯:
公元1916年元旦,雲南中華民國護國軍軍政府都督唐繼堯,第一軍司令官蔡鍔,第二軍司令官李烈鈞,聯合發佈討伐袁世凱的檄文,通告天下。
我們常說,輔佐國家的品德應當忠誠正直,治理百姓的風範應以仁愛寬容爲先。
如果有一類野心家,像狼一樣兇狠狡猾,妄圖竊取權力,登上高位,那麼我們這些繼承先輩遺志的仁人志士,便有責任挺身而出,守護民衆。這種憤慨壓抑已久,終成怒火,義不容辭,誰又能承擔此責?
袁世凱本是個平庸無能的人,性格奸詐狡猾,年少時放蕩不羈,不懂正道教育,青年時浪遊京城,結識了投機之人,逐漸學會陰謀詭計,得以進入權貴家庭,得到提拔,成爲一方強人。他本無真才實學,志向淺薄,不懂道義學問,誤以爲可以依靠權術得勢,結果反被推至亂世邊緣,導致他被逐出中國,國家陷入危難,他更是藉機發動戰爭,破壞國家疆土,讓華夏列強蒙羞。
當時的清朝統治腐敗無能,未能及時誅殺奸佞,反而暗藏野心,不思悔改。袁世凱趁機利用晚年的權勢,假借忠良之名,竊取軍權,用黃金賄賂權貴,用武力威脅朝廷,甚至勾結外敵,爲自己謀利。明明罪行昭然,清政府本應警惕,卻仍暗中支持他,爲其積蓄力量。
到了辛亥革命時期,革命之風席捲全國,武昌起義爆發,革命軍士氣高昂,迅速席捲南方,全國民衆齊聲呼喊“共和”之名,五族共立,共和大勢已成,指日可待。天意不助中華,反而生出這個奸賊,他趁亂崛起,引狼入室,甘願充當外國列強的工具。袁世凱憑藉舊日資歷和時運,僞稱忠臣,籠絡軍隊,脅迫人民,奪取政權,還虛構民意,僞造誓詞,迷惑朝中賢良,欺騙上天神明,向世人宣稱自己是“正統”,使懦弱之人畏懼,反而被其欺騙,甚至鼓動支持。
當時南方革命軍將領,本也寬宏大量,卻因輕信其陰謀,反而倒行逆施,將袁世凱當作“忠臣”而加以任用。待到全國革命力量匯聚,袁世凱便更加專橫跋扈,肆意妄爲,暗中勾結奸邪勢力,佈下陰謀,毒害功臣,動搖民心,製造權勢,混淆國家根基,背棄法律,背叛人民,破壞國家綱紀。在癸丑年(1913年)的反革命行動中,便引發了討伐戰爭。天道不棄正義,正義之聲未被壓制,然而他卻不思悔改,反而愈加猖狂,獨攬權力,對朝廷官員頤指氣使,肆意妄爲。因此,小人當道,邪惡之風盛行,他暗中尋求外國援助,出賣國家主權。他暗中殺害愛國人士,私自變更法律制度,縱容軍隊在朝堂上橫行,用武力壓制輿論,到處搜刮錢財,收買官吏,利用其積聚的威勢與罪惡,趁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之際,行其倒行逆施的惡政,妄圖篡奪最高權力。
因此,過去四年中,國家失去了常法,政治混亂,官場無序,人民心生恐懼,官員職位朝夕更替,忠奸不分,軍隊驕橫,百姓受害,貪官污吏橫行,朝政敗壞,商業凋敝。更嚴重的是,政府不斷加徵苛捐雜稅,白天黑夜到處催收,名義上說是“公債”,實則是敲詐勒索,刑罰嚴酷,百姓怨聲載道。每當袁世凱軍隊逼近,百姓只能閉眼行走,路不拾遺,此乃國家衰敗、天道閉塞的徵兆,連四惡之君也不敢如此作惡,湯武之王都難以寬恕。
現在中華大地,雖然地理遼闊,卻動盪不安。我們回顧祖先的德行,誰敢懈怠?拯救國家,正是義不容辭的使命。因此,辛亥革命之初,我們化私爲公,志在拯救時局,共同濟世。但袁世凱卻目空一切,妄圖竊取政權,對內結交奸邪,失去人民信任,對外軟弱可欺,甘心做狗。所以四方戰事頻發,毫無愧疚,海陸空虛,毫無準備,財政枯竭,無錢可用,無法培養精兵,也無法興辦教育,家中空空如也,田野荒蕪,卻仍養病求榮,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割讓萬里邊境,失去對東部的控制,屢次被敵人侵擾,導致滿洲、蒙古地區民衆流離失所,山東、徐州一帶的百姓羞愧難當,邊境被侵,內臟被刺,國家日益衰敗,每天縮小疆土,只爲了討好一人。這令我們這些有志之士,怒視而痛心,如臨大敵,絕不能容許。
天道運行,正直剛健,義理純粹,只有內心正直,行爲才純粹。因此,爲人應忠誠,不兩頭通姦,女子應貞潔,不二心,若喪失廉恥,便被稱爲“卑賤”,若“四維”(即禮、義、廉、恥)失守,國家必然滅亡。自民族國家建立以來,國威遠震,政治追求公正,各民族競爭發展,因此,國家政治必須剛正而有力,應充滿在民間、百姓之中,形成強大而團結的風氣。辛亥革命中,推翻君主制,恢復人民主權,正是爲了樹立崇高人格,激發全民意志,即便老一輩忠臣,去君主而不斷節操,轉官職而不變忠心。袁世凱身爲舊朝臣子,身居要職,早年在華山隱居,僅四十餘年,也曾親見皇陵,本應保持恭敬,然而現在卻安於閒散,毫無自知之明,妄圖用君主的“不可”來當作自己的“可”,這豈不是披着馬牛的骨肉,揚着糞尿的灰燼,污染百姓,玷污時代,讓先賢的美德盡成污點?這更是我護國軍將領、將士、學者、偉人的共同羞辱與憤怒,不能原諒。
上述種種罪行,袁世凱之惡,已上通於天,死一萬次也難贖其罪。護國軍政府秉持大義,深感人民疾苦,謹以黃祖(傳說中忠義之神)的靈威,奉行天罰,宣佈此檄文,告誡全體將士,號召志同道合者共同奮起。現在,我們列舉其罪行,願全國民衆悉心聆聽!
國家是重器,神聖不可侵犯。建國之初,理應到南京就職,明確權力來源。但袁世凱卻害怕,暗中調動軍隊,謊稱變亂,企圖嚇唬國人,最終勉強接受官職,致使國家權力被架空,國家尊嚴被輕視。這是罪行之一。
新國家建立後,本應以正氣整頓朝綱,迅速出兵征討叛逆,一舉可定。但袁世凱卻因私利,疑心重重,拒絕全國請求討伐,拖延時間,養寇自重,將戰機拱手相讓,使他國有機可乘,導致國家主權外泄,邊疆告急,喪失安全,這是罪行之二。
政府制度更新,必須清除舊弊,私人的權力應被徹底改革,因此內閣首腦必須經過國會同意,以確保公共政治的根基和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但袁世凱卻因害怕嚴厲問責,暗中放縱,第一次內閣集體辭職後,立即任命親信,唆使軍警圍堵議員,強行索要國會同意,以此向國人炫耀威風,開啓軍政府統治的先河,使民意機關失去自由表達的空間。這是罪行之三。
國家有法律,是國家的根本。如果破壞法律,就是國家的大患。袁世凱身爲國家元首,尤其應遵守法律。但他上任不久,就濫用權力,誣陷並殺害建國功臣張振武,導致法律失去公信力,憲政動搖,政治根基徹底崩潰。這是罪行之四。
國家建立,三權分立,主權在民。立法機構地位最高,地方三級政府也應依法運行。袁世凱卻爲討好舊勢力,強行恢復舊制,不經過公衆討論,擅自頒佈法令,使國會立法權失去尊嚴,國家權力機制混亂。這是罪行之五。
財政負擔,本應減輕百姓負擔,外債侵擾尤其傷及國家主權。議案一旦通過,必須經過國會批准,公開透明。袁世凱卻私自與外國簽訂祕密協議,放棄鹽稅,向外國借款2500萬英鎊,毫無徵詢國會,揮霍無度,無視憲法,是明顯叛逆。這是罪行之六。
國家元首,應以身作則,樹立榜樣。袁世凱卻爲了清除政敵,指派刺客暗殺國黨領袖宋教仁,作爲國家元首,竟犯下謀殺之罪,嚴重侮辱國家尊嚴,引來外國譏諷,國家威嚴蕩然無存。這是罪行之七。
共和國家,根基是人民意志,民意所在,就是神聖不可侵犯。官員應退讓,聽從人民意見。當時國會剛成立,人民渴望治理。袁世凱擔心政府制度嚴明會限制其權力,於是私自挪用國家資金,供養親信,收買議員,拉攏政客,使國會淪爲混亂場所,法案拖延,反而成爲其獨裁的工具。這是罪行之八。
國家元首選舉,應當遵循傳統程序,通過和平交接,以示民主。袁世凱在臨時總統任期結束、正式選舉之際,爲爭奪權力,竟率軍隊包圍國會,囚禁議員,強迫選舉,致使國家元首職位通過武力奪取,共和制度根基動搖,國家前途陷入危機,繼承者難以立足。這是罪行之九。
國會代表,本應代表人民立法,若不聽取民意,便不能作出決定。袁世凱在總統當選後,擔心受到制約,立即反噬,假借危急形勢,羅織黨派罪名,濫用行政權力,非法剝奪議員資格,意圖消滅國會,吞併立法機構,導致建國憲法被推翻,元首身世如同罪子。這是罪行之十。
國家制度,必須依法而立,若非百姓投票,不可能制定法律。袁世凱在殺害國會後,擅自召集官僚召開“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僞造民意,篡改憲法,模仿君主制,獨攬大權,使民國制度徹底瓦解,新生國家淪爲虛設。這是罪行之十一。
民國建立之初,本爲圖存,社會風氣變化,人民強盛則國家興旺,應廣泛發揮民衆才能,激勵全民意志,社會各階層權利應得到尊重。但袁世凱卻倒行逆施,貶低人民,推崇權臣,不僅廢除立法,更廢除各級地方議會,密佈探子,誣陷黨派,任意殺害賢才,人民權利毫無保障,百姓惶恐不安,國家上下寒心,貪官橫行,民間經濟日漸凋敝,人民的財力如同捕風捉影,國家日漸衰落。這是罪行之十二。
國家初定,財力枯竭,理應整頓財政。但袁世凱卻專事借債,誘導外國爲他提供援助,斷送國家權益,絲毫不顧百姓福祉,甚至將中國鐵路、鐵道等關鍵設施交給外國管理,引發國家外交危機,加劇宗藩之患。這是罪行之十三。
歐洲爆發戰爭,理應保持中立,應堅守立場。但袁世凱卻內外反叛,對內驕橫,對外諂媚,反覆無常,羞辱東亞,又猶豫不決,簽訂不平等條約,失去蒙古、滿洲的礦權,甚至受外國指使,簽署不平等協議,辱國辱民,罪惡無法洗清。這是罪行之十四。
民族爭鬥,領土擴張,外債毒害國家,如同飲鴆止渴,竭澤而漁,等於自殺。當歐洲戰爭爆發,外國資本中斷,袁世凱卻大肆加徵苛稅,對房屋、賭業進行反覆搜刮,又先後發行內債,總額超萬億,按省份分攤,追收利潤,地方小吏逐戶勒索,如同處罰,導致富戶逃亡,百姓怨聲載道,人民對國家失去信任,國家危在旦夕。這是罪行之十五。
鼓勵發展經濟,人民應有穩定收入,若縱容賭博,將被視爲敗家子,盜賊橫行,是社會動盪的開始。袁世凱縱容廣東官員放鬆對賭博的管制,讓南疆富庶之地陷入盜匪橫行的困境,嚴酷的政令反而助長惡行,清鄉剿匪從未停止,原本是爲惠民,如今卻成了陷阱。這是罪行之十六。
煙毒問題嚴重,袁世凱不顧百姓疾苦,放任鴉片氾濫,加劇社會矛盾。這是罪行之十七。
人民對國家的不信任,最終將影響國家的存亡。他最終失敗,正是因爲人心已去,軍心不振。雖然他籌劃周密,用兵謹慎,戰術細緻,甚至可與清朝康熙平定三藩的策略相比,但他終究無法挽回,因爲軍隊紀律敗壞,行爲狂亂,所過之處,燒殺搶掠,毫無節制。曹錕的軍隊,正是民國初年袁世凱唆使叛亂、焚燒城市、強姦婦女的部隊,曾造成巨大災難,袁世凱反而特別優待,不但不加懲處,還暗中提拔重用。這些士兵驕橫成性,毫無紀律,進入四川后,沿途在湖南、湖北等地肆意燒殺搶掠,曹錕也無力制止,只任其胡作非爲,肅政廳據實彈劾,袁世凱只好頒佈軍令,但不過是表面文章,無法真正約束。軍隊一旦失控,便無法服衆,必將敗亡。
一個月十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再次請求立即恢復總統職位,以平息內亂。袁世凱下令大典籌備處重新討論,同時派農商總長周自齊出使日本,名義上是祝賀日本天皇加冕,贈送高等勳章,實際上卻是希望以“日本承認帝制”作爲交換。沒想到周自齊剛啓程,日本使館便發來照會,遞交給中國外交部,使袁世凱大爲震驚,神魂俱散,痛心疾首。
此照會內容令人震驚,也令人深思。袁世凱的野心,終歸建立在欺騙之上,也終將敗於欺騙。孟子曾說:“以德行仁者,可稱王;以武力僞裝仁者,只能稱霸。德行不必問,若僅靠武力僞裝仁義,也未嘗達到霸主的境界,何談王道?”
(注:原文字跡中部分內容有誤,如“罪行之十七”等,已按上下文合理補足,屬合理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