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
话说北京城里,正忙着搞“大登殿”的戏法,而江西、四川、广东等地的江湖草寇,也纷纷羡慕袁世凯,模仿他做皇帝,挂起好几块“皇帝”的招牌,自封为王,宣称自己是“孤王”。江西有两个所谓的“草头王”:一个是南康县人邱宝龙,一个是万年县人雷葆福;四川有个叫王虎林的草头王,原籍广东香山县,还有他同伙李半仙,是江湖道士出身,仿效王虎林,组织“保皇会”,在香山县某个偏僻地方搭起道观,召集徒众,闹腾了好几天。官兵接到大将军命令后前来围剿,把这一帮人杀得四处逃窜,最终还是在断头台上被处决。皇帝一倒台,大多都是这样,袁世凯却还不醒悟。只有李半仙听说后逃跑了,不知去向——这人不过是个道士,或许有点小本事,但实在不值一提。不过,正是袁世凯想当皇帝,才引来了这些草头王。袁世凯心想,这些人既无拳脚,又无胆量,也想称帝,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让人忍不住发笑。哪里比得上你呢?接着,上海的国民党人联络海军学生陈可钧,抢得了黄浦江口的“肇和”军舰,驶入江心,开炮轰击军工厂。海军司令李鼎新急忙派“海琛”军舰还击,国民党人势单力薄,只好逃散。陈可钧却无处可逃,被抓住后枪决了事。另一支国民党人从陆路进攻军工厂,也被护军使杨善德派兵拦截,未能得手。国民党彻底失败,李鼎新被问责处理,杨善德却因此被嘉奖。陆海军官员又推荐了几个人。袁世凯自以为平乱已够,毫无忧虑,甚至连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的抗议电报,以及各种反对帝制的联合会发来的质问信,也全都不理不睬——甚至中途被搁置,连袁世凯都没看到。直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政事堂突然收到云南发来的密电,大家看完后,从国务卿开始,都大为震惊。这封电报是什么内容?是一封严厉质问袁世凯的信,语气几乎像哀求书一样。信中写道:
北京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爆发以来,民众震惊不安,再加上列强干涉,民气更加动荡。大家都说,您曾两次宣誓即位,都说“严格遵守约法,拥护共和”,天地神明都能听见,亿万百姓铭记在心,各国也都侧耳倾听。《尚书》说:“与人交往,贵在讲信用。”又说:“民无信则不立。”如今您背弃誓言,又如何治理人民?近年来,代表会议决定推举您,百姓劝您即位,看起来似乎一致,但实际上,是被利益诱惑和威逼胁迫,而非出自真心。改变国体的真正动因,其实来自北京。那些带头搞事的人,正是您身边的亲信,比如杨度等人所组织的“筹安会”早先煽动,段芝贵等人在各省发的通电又推动了事态发展,您知道这些却不予惩罚,导致百姓更加迷惑。查证三年十一月四日发布的命令,其中明确说:“民主共和,早已载入约法,任何制造谣言、扰乱国法的行为,都应依法严惩,凡有此行为者,即按内乱罪处理。”现在杨度等人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人秘密联络,都是严重内乱罪犯,证据确凿。我们请求大总统依据上述命令,立即处决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以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公开展示,以谢天下。并正式宣布拥护共和,永世废除帝制,这样民心才能安定,国家根基才能稳固。我们这些官员长期蒙受您的恩遇,既怀有同舟共济的诚意,又牢记仁爱之德,为此,不惜肝胆相照,诚恳陈情,恳请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否则,云南军民积愤已久,若没有中央真正拥护共和的实证,便无法平息叛乱。以上请求,请在二十四小时内回复,我们率三军,翘首以待。
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敬叩。
政事堂认为这事太重大,不敢隐瞒,只好转呈给袁世凯。袁世凯看完后,皱起眉头,许久才说:“前几天我们确实收到过云南的各种电报,都没有反叛的迹象,这封密信,莫非是反派伪造的?”于是召见国务卿陆徵祥,嘱咐道:“你用政事堂的名义,去电查询云南,是否为假造的?”陆徵祥接受命令,拟定电报发去,内容大致是:“刚刚听说云南来电,与三天前发给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和本厅的电报完全不同,我坚信云南没有这回事,肯定是他人伪造冒发,请另写信件,亲笔签名。”这封电报发出后,却迟迟没有回复。政事堂里的人,焦急地等着回音,没想到云南早已经宣布独立,高举反对袁世凯的旗帜。
早在五十三回中,我曾提到,蔡锷曾派王伯群前往云南,秘密告知唐继尧准备发动起义,支持共和。于是唐继尧下令各地军人都要尽快准备,专门等待蔡锷到来,共同讨伐袁世凯。恰好江西都督李烈钧从日本到香港,也发来秘密电报邀请唐继尧起义。唐继尧也回电相邀,表示愿意协助。十二月十七日,李烈钧与熊克武、龚振鹏、方声涛一同抵达云南,与唐继尧彻夜长谈。第二天,他们就在忠烈祠开会,巡按使任可澄以及黄毓成、赵复祥、罗佩金、邓大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军官全部到会,唐继尧邀请李烈钧进入会场,共同讨论军事、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计划已定,只是蔡锷尚未到达,仍按兵不动。又过了两天,经历了风霜雨雪、历尽艰险的蔡锷,终于从海上登陆,抵达云南。我在此处叙述至此,恐怕读者会怀疑:前文五十四回中,没有提到袁世凯密谋两路布防?这恰恰是前文的伏笔,笔法严密,不能忽略。难道蔡锷有飞行术,竟能从天而降,逃避追捕?这确实是读者最想知道的问题——现在我来回答:原来蔡锷先到日本,参政戴戡也与他有秘密约定,也从日本赶来。还有殷承瓛、刘云峰、杨益谦三人,也与蔡锷是老朋友,因遭国民党怀疑,逃往日本,这次都齐聚一堂,商议从海上绕道进入云南。然而驻日公使陆宗舆奉袁世凯密令,随时监视可疑人员。蔡锷便前往日本医院治病,并常给政府写信,报告国民党人的动向。临行前,他事先准备了十几封密信,交给亲信朋友,托他们每隔一天发送,自己与戴、殷、刘、杨四人登船赴滇,不仅骗过了袁世凯,就连陆宗舆也察觉不到。到登陆后,途经蒙自,担心有刺客拦截,大家便化装成穷苦百姓,徒步同行。突然前方来了一位大汉,身材魁梧,面貌凶悍,突然拦住蔡锷问:“你去哪里?”蔡锷谎称途中遭遇抢劫,金银钱财和行李全被抢光,打算回龙州老家。话还没说完,那大汉突然厉声喝道:“你是不是蔡锷?”蔡锷镇定如常,一口否认,暗中却掏出手枪一响,那大汉当即倒地。忽然从斜边冲出几个人,跃上前来,蔡锷连开几枪,戴戡等人也同时开枪助击,共击毙数人,只剩一人转身逃跑,被蔡锷追上,当场擒住。那人跪下求饶,供出自己是受袁世凯密令而来的。蔡锷笑道:“饶你便饶你,但你要转告袁世凯:以后不要再搞这种阴谋手段。”那人叩头谢恩后离开。不久,阿迷县知事张一鹍听说蔡锷抵达,就想讨好中央,想设法对付蔡锷。好巧不巧,南防师长刘祖武已接收到唐继尧的来电,被嘱咐要热情欢迎蔡锷。蔡锷因刘祖武是旧部,便立刻前往会面,两人相见,十分开心,当晚在防营宴饮。第二天,由刘祖武的军队护送进入省城。张一鹍的阴谋未能得逞,只好作罢。
蔡锷进入省城后,唐继尧、任可澄等出城迎接,百姓男女都聚集在路边,欢呼声震天响。进城后,简单寒暄几句,蔡锷便问起军备情况。唐继尧说:“我们已准备多日,专等您来,好发动起义。”蔡锷又问:“军饷和武器是否准备好了?”唐继尧回答:“除了本省的库款和武器外,南洋华侨愿资助六十万圆,安南也运来了部分枪炮,加起来足够支持半年。”蔡锷说:“袁世凯背叛国家,国内外都愤慨万分,半年之内一定能除掉袁世凯,但事情不宜拖延,请尽快宣布独立。”唐继尧说:“华侨的款项和枪炮,明后天就能到,我们就在今年内举起义旗,怎么样?”蔡锷表示同意。唐继尧便请他休息两天,再商议军事事宜,蔡锷也答应了。次日,南洋的侨资六十万圆运到,安南的枪炮也抵达,到二十二日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起义手续,先由唐继尧和任可澄名义,电告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处决罪魁祸首。他们拟定好了电文,于二十三日发出,限他二十四小时内回复。谁知袁世凯回电,仍是一副装模作样的态度,询问真假,于是立刻决定讨伐袁世凯,于二十五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并邀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联合通电各省: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先生,以及各位报馆同仁:
天灾祸及中国,元首图谋叛乱,藐视约法,背弃誓言,违背民意,自立为帝。引发外敌干涉,警告接连而至,干预之势已成,保卫局势也即将定局。我们忝列要职,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不忍看到艰难缔造的国家,就此沦陷;更怕祖宗神明的血脉,沦为下贱之民。我们连续致电袁世凯,劝其悬崖勒马,要求严惩罪人,以谢天下。原电已多次通告,希望您能了解。但没想到他昏庸,不但不悔过,反而顽固拒绝忠告,更加煽动叛乱。
总统本是民国之总统,所有官吏都应是民国之官吏,一旦背叛民国,自然失去总统资格。我们深感国恩,义不可为叛逆之人,如今已严拒伪命,稳固滇黔地区,为国家守卫,并向全国发出讨伐檄文,正式布告天下。我们也附上几句真心话,向各位部下诉说:家庭内部的内斗,在家里是大的变故,而国家层面的“革命”,被视为不祥。我们一向热爱和平,怎会甘愿卷入这种事?只因袁世凯内毁百姓、外欺列强,导致外敌干涉,国家已陷入危亡。若不立即废除帝制,确保共和,那么内忧外患,将无解。今天我们与军民共同坚守共和信念,舍命不渝。我们希望所有领取民国俸禄、做事为民的人,都能激发良知,坚持这种大义。若仍持观望,或持异议,那么未来局势将可以预测。我们愿与国家共生死,而你们若只甘于袖手旁观,那我们又如何能坚持?我们相信,国家的希望,就在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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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虽然心中懊恼,但又不得不采取行动。他下令驻岳的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率军前往湖南,控制要地,等候命令征讨云南;旅长马继增,带队从湖北调往岳州,与曹锟换防;同时电令四川将军陈宦,尽快派得力部队,据守叙州,阻止滇军向北发展。最紧急的措施,是命令邮政、电报总局,凡是来自云南或与云南事件有关的信件、电报,一律严查,不得发送。老袁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信息传播,没想到反而造成信息隔阂,反而贻误战机。兵贵神速,怎能如此限制?他又命令政事堂,连续驳斥云南的通电,语气逐渐严厉。
26日的电文仍带有劝诫意味,说:“政见不同,可以讨论,但为虎作伥,智者不会为之。列强的劝告,并非干涉,总统的誓言也会随民意浮动,目前全国都赞成君主立宪,云南前日也表示赞同,为何现在突然反悔,简直像孩子闹脾气。”
27日的电文,则把责任归于蔡锷,说他:“暗中潜入云南,胁迫唐继尧,唐继尧应立刻悔过自新,不要被小人蛊惑。”
到了29日,干脆颁布正式命令,称:“参政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有三大罪:一是制造中外恶劣关系,二是违背国民公意,三是诬陷国家元首,一律立即革职,剥夺爵位与勋章,听候调查。蔡锷行踪诡秘,欺诈伪装,也一律革职夺官,剥夺勋位与勋章,由云南地方官员强制将其押回北京,一并查办。”
同时派张敬尧,率第七师自南苑前往湖北,巩固防线;加封张子贞为将军,暂代督理云南军务;并任命刘祖武为少卿衔,代理云南巡按使,命其去攻击唐继尧、任可澄,让他们自相残杀。
哪知张子贞、刘祖武二人,早已在唐继尧麾下为讨袁出力。张子贞任总参谋长,刘祖武任第四梯团司令官,不但不听袁世凯的命令,反而公开声讨:“袁世凯妄自改变国体,称帝建国,民心不顺,列强干涉,损国辱民,亿万百姓痛心疾首。我们身为军人,心怀爱国,接到北京电报,欲以利诱我,但我和诸位皆为国忘身,岂是威逼所能胁迫,又岂是利诱所能动摇?”
袁世凯眼看已经无法遏制,又试图运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转劝驻滇英国领事葛夫,劝云南取消独立,并请法使康悌通过安南干扰云南边防。但两国领事言语支吾,始终不肯出力,气得袁世凯怒火中烧,几乎要发疯。正长叹短叹之间,忽然袁乃宽送来一件龙袍,展开一看,竟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袁世凯顿时从愤怒转为欢喜,连连称赞,仿佛小孩子得到新衣一样。袁乃宽便奉承道:“登基的日子到了,正月初一就要改年号,可还没定年号呢?”袁世凯说:“年号早已拟定,只可惜云南无故闹事,搞得我进退两难。”袁乃宽说:“这个又何妨。”袁世凯皱眉摇头,许久才说出几句,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且看下回续述。
云南起义,拥护共和,发给中央的电报,已足以让袁世凯胆寒;之后又通电各省,更是彻底击溃了袁世凯的意志。而袁世凯起初含糊应对,先后发布三封电报,仍不敢明确反对,等到滇军出兵,才不得不下令革职,如果能退缩,又为何这样拖延?起初是堂堂正正,后来却鬼鬼祟祟,与癸丑年(1916年)那场内战相比,情况截然不同。癸丑之役时,袁世凯虽有叛国之心,却无叛国之举,到此时,他的心与行为都暴露无遗,想掩盖也无从掩盖。因此,一夫作乱,便引发全国瓦解。然而袁世凯内心苦痛,他的手段也日渐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