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五十五回 胁代表迭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
民国四年十一月,各省份的将军、巡按使纷纷制造民意,组织投票选举,最终全国代表选出了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在决定国家政体问题上,大家一致赞成实行君主立宪制。各省随即发来电报到京城,京城中那些喜欢攀附权贵的人物都非常高兴。袁世凯总统得知后,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他立刻命令财政部拨出大量资金,分发到各省,作为代表们的路费,让他们尽快到北京,再由参政院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国体,并公推“推戴书”(即拥戴皇帝的文书)。
然而,朱启钤、周自齐等人早已秘密发电给各省,指示他们提前准备推戴书。电文中特别强调:“在国体尚未确定之前,所有推戴文书中必须保留‘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这四十五个字,一字都不能更改。此内容必须严格保密,希望各省尽快回复。至于奏折格式,沿用旧制,仅将‘跪奏’改为‘谨奏’,其他仪式等,待拟定后再通知。电文由朱启钤、周自齐、士诒、镇芳、忠枢、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等人签署。”
各省收到电报后,便照搬抄写,把这四十五字一字不差地写进推戴书里,又加上一些起承转合的开头和结尾文字,发出了推戴电报。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更是率先称臣,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为地方政务上奏三折,全部把“奏”改为“臣”字开头,结尾也写成“伏乞皇帝陛下圣鉴”,完全未经正式命令就称帝称臣,堪称忠臣中的典范。袁世凯并未责备他,实际上已经默认承认了帝制。
不到十天,各省国民代表都领到了路费,陆续抵达北京。京里的火车站和招待所都安排得十分隆重,设备豪华,令人目眩,这些代表一到,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如同进入神仙之地。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参政院召集了全国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召开会议决定国体。参政员全部到齐,只有黎元洪请假未到。会场外布满了军警,表面上是欢迎代表,实则是在监视他们。
这些代表们并不清楚其中的玄机,一个个鱼贯而入。会场中央摆着两个大箱子,左边贴着“君宪”二字,右边贴着“共和”二字。现场有工作人员悄悄对代表们低语,代表们只好照做,领取了投票票,并都把票投入左边的箱子。
开箱验票后,左边箱子里竟然一票不落,全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都赞成“君主立宪”,右边箱子自然无需开验,只是宣布大众齐声高呼“帝国万岁”。参政员杨度和孙毓筠趁机提议:“既然全国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应该即刻恭请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称帝。”众人立刻拍手响应。
杨度和孙毓筠又说:“我们作为各省委托的全国总代表,理当以总代表名义,正式上呈推戴书。”大家又一致同意。
于是,由秘书人员起草推戴书。秘书早已胸有成竹,提笔挥毫,不到片刻便写成八九百字,当场朗读如下: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归于君主,全国商民吁请皇上登基,以奠定国家根基,谨请圣上垂察。我们来自京兆、各省份、特别行政区,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满蒙八旗,全国商会及有功于国家的贤达学识之士,经投票决定国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此已向政府呈报备案。同时,各地代表各具推戴书,均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将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且由全国国民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作为总代表,代为向皇帝请命登基。
我中华帝王受命于天下,统御万邦,必须以仁德抚育百姓,以武德平定祸乱。《尚书》说:‘一人有德,万民皆安。’《诗经》说:‘德泽及于天,子孙昌盛。’凡顺应天道、符合民意者,人民自然归附,天地也必定保佑。
回顾清帝失政,百姓饱受水火之苦,呼救无门,终于爆发起义,局势失控。清廷罪责自取,百姓不怀其心,军队也不听号令。我圣主应运而生,天下人心归附,叛乱者心甘情愿转变,顺从者奋起效力。国家濒临瓦解,我圣主力挽狂澜,使国家得以稳定。
当时清帝无奈逊位,天意终于归于我圣主,我圣主本应登基却仍谦让不居。南京临时政府仓促成立,内政混乱,党派专权,人心惶惶,无人可以依靠。我圣主以至仁德感召天下,使远近百姓得以安定。南京政府因此被迫解散,天命再次凝聚于我圣主,我圣主仍不接受,继续谦让。
民国建立后,各方势力勾结作乱,屡次挑衅,我圣主震怒出面,以威严镇压,天讨讨伐,仅用五十天时间便平定内乱,以仁德讨伐不仁。归顺者得福,迷途者悔改,皆因我圣主抚育而安。此时国家重归统一,天命三次归于我圣主,我圣主依然谦让,不愿登基。
所谓帝王之德,非为私利,而是天道所授、民心所归。自国家初创,参议院推举临时大总统,全国民心皆归于我圣主,国运由此开启;此后国会成立,再推大总统,人民心归于我圣主,国家根基才得以奠定。然而,共和体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上不立长远治理之规,下不能实现长治久安之利。民心有所舍,必有所取;有所去,必有所归。
现在天意昭然,全国一心,一致支持建立帝国,人心归于我圣主的盛德。中国自古是礼仪文明的古国,以五千年帝制传统闻名,我皇帝睿智勇武,为亿万百姓所信服,理应登基统治天下。敬祈顺应天命,顺从民意,登上帝位,治理天下,施行仁政,延续万世。轩辕黄帝为帝王之圣,应承天命,姒姓后世亦可效法。中国文明礼义之邦,当由德高望重之君主统领,以安天下。
全文宣读完毕,所有代表无不表示赞同,会议立刻通过,众人齐声高呼“皇帝万岁”三遍。从上午九点开始,到十一点半,所有程序完成,代表们随即散会,回寓休息用餐。
下午一点,秘书已完成奏折,立即呈送,谁知刚呈上去,袁世凯就下命令,要求重新推戴,并把原先的推戴书退还,还要装模作样,命令写一份新的。
命令内容如下:
(略)
根据《约法》,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经过国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决定,正式改行君主立宪,作为大总统,我自然无权再讨论。但“推戴”这一举动,我内心十分惶恐。天降人君,天命不可动摇,唯有德高望重、功勋卓著者方可承继。我从政三十多年,经历无数变故,却无大作为。创建民国已四年,忧患纷至,问题丛生,我谈不上有何功绩可言。早年隐居洹上,本无出仕之志,因时局变化,被众人推举,勉强出山,以维持国家。然而辛亥之冬,我虽居高位,对国家财政民生无任何裨益,回想昔日之君,内心充满惭愧。
现在若突然称帝,我内心实在不安,这在道德上确实难以承受。我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尽全力,发扬共和精神,如今若实行帝制,便是违背誓言,这在信义上也无从解释。我当初郑重宣誓,只知救国救民,成败利弊、劳逸得失,皆不计。但当我自问功业,实在不足,再说道德与信义之根本问题,又怎可忽视?作为人民的代表,也应不忍强我于困境之中。
故此,恳请全国代表们慎重考虑,另行提出推戴书,以巩固国家根基。在当前局势下,我仍以原职名义和现有权力维持全国稳定。并已将全国代表大会、总代表的推戴书及各省代表的推戴书送还代行立法院,以便公开宣布。
杨度和孙毓筠早已预料到命令会下达,便提前与各省市代表约定,再次会集,等候圣旨。代表们如同玩偶一般,被随意操控,傍晚再次聚集。果然,九天之后,命令正式发布,众代表恭敬阅读,心中都感到疑惑不安。
杨度随即宣布:“总统的谦逊品德令人敬佩,因此才发布此令。但民意已趋一致,总统也不可能完全违背公众愿望,理应由本院再次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众代表纷纷响应,随即推秘书起草。
没想到十五分钟内,便写成了两千六百多字的长篇推戴书。这人真是天纵英才,连曹植都该跪拜!电灯通明,众人齐聚,秘书大声朗读,众人虽然听不懂太多,但听来大体是歌功颂德,只懂一二,仍一致通过。
接下来是颂扬袁世凯的“功绩”与“德行”:
我皇帝的功勋,遍布全国,其德行也如天光普照,浩大无边。个人言行举止,更是不凡,深不可测。现在我开创新局,继承前朝,虽有“改朝换代”之嫌,但仍有“新旧更替”之感。总统本人因“愧于新旧之变”而自谦,这正体现出他仁厚、忠诚的胸怀,却不知自己太过谨慎。
近二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我为清朝尽忠职守,对臣子之节可谓极致。然而清廷政令混乱,末期更是腐败混乱。庚子年政变中,几个顽童引发战乱,招致外敌入侵,成为千古笑柄。若非我皇帝及时制止,清朝将被彻底颠覆。后来我虽地位日隆,仍一心为清室谋划稳定。我深知满族衰弱,便首练旗兵;贵胄无知,便派他们出洋历练;官僚腐败,便改革官制;旧俗愚昧,便推行宪政。所有这些重大改革,皆是为国计民生的长远打算。
但朝中重臣不听劝告,直言被黜,宗室掌权,专揽大权,贪污军政,国力严重受损。我退居三载,朝局更加难以收拾。武昌起义爆发时,我仓促受命,仍日夜致力于挽救危局。谁知国力耗尽,兵源断绝,海陆防线尽失,周边边境频频告急。而“十九条”早已将君主大权全部剥夺,这并非我力所能及。
虽后进入内阁,但局势更加危急,国家存亡岌岌可危。老臣忧国至极,夜不能寐,痛哭流涕,但终究无力挽救。若当初新君即位,能听从老臣建议,把国家大事全部交予元老经营,必定能纲举目张,百废俱兴,哪里会爆发辛亥革命?万不得已之下,仅以特殊条件保全清室宗庙陵寝,这或许是天意所致,非人力能为。我始终尽心尽力,对清廷确实仁至义尽。
历史更迭,并非人力可左右。昔日清室因大势所趋,将政权归还民众;今日民众以公意推举我们为神圣的新君。时代两度更替,星月四易,爱新觉罗家族的权力早已丧失,绝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迎来一位真正的人才,目睹汉朝威仪,重现国威。兴衰自有其运,断续并不相承。况且,我皇恩浩荡,体现国家复兴之仁心,千古变革中,未有如此光明正大的局面。
总统虽称“无德无功”,实则谦逊过度。以商汤因恐贻笑天下而不敢专权,也远不如今日之盛德。这才是我皇帝德行之超凡绝伦。
至于此前的誓言,说“发扬共和”,这不过是民国元首就职时的例行辞令,属于当时职位的象征,与国体无关。国体由民意决定,民意若转为君主立宪,那么誓言也应随之改变。如今民众已厌弃共和,转向君主立宪,民意已变,国体已定,元首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元首的誓言当然失效。这些都源于民意,与我皇帝毫无关系。
上述歌功颂德的语言尚可勉强维持,但若否认誓言,说辞便站不住脚,谁说得清、谁推得出来?
我皇帝始终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绳,从未有过功名利禄的倾向,又怎会有嫌疑?何必固守当初的誓言形式呢?
总而言之,我皇帝功勋卓著,德行崇高,声望素来深入人心,中国之首,责无旁贷。上天眷顾,亿万百姓衷心拥戴,天命不可久延,人民不可久等。希望您能克制谦让之心,尽快回转,不必拘泥于“揖让”虚礼,早日登基,以慰天下百姓殷切的愿望,也稳固中华帝国的正统根基。
我们代表全国民众,恳切请求皇上明察,迅速颁布诏书,昭告天下,正式登基,以安抚全国百姓的渴望,以巩固中华帝国的制度根基。所有推戴书,除退还外,仍请呈递上奏,恳请御批施行。
命令发布后,我读着读着,不禁愤怒不已,于是口占一首绝句:
“揖让征诛是前世旧例,六朝篡夺亦属昭明。
如何效法河间妇人,狎客催妆竟甘心背盟?”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虚伪的举措,各位请继续看下回,真相自会揭晓。
两次推戴书,合计超过三千字,却不到半天便草拟完成,这明显是提前准备、临时掩盖真相。袁世凯尚未真正承认帝制,却在文中反复称自己为“我圣主”“我皇帝”,这种行为,究竟是出于何心?简直厚颜无耻。袁世凯半推半就,像一个倚门卖身的娼妇,装模作样,自取其丑。我认为,若真想称帝,就该干脆称帝,何必如此虚伪做作?越做越显得可笑。虚伪不仅无益,反而徒增丑态。我为这些参政员羞耻,也为袁世凯这个“皇帝”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