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上回所叙的御干儿，看官道是何人？就是当时署理鄂督的段芝贵。又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芝贵履历，前文亦已见过，为何叫他作御干儿呢？说来又是话长。小子援有闻必录的老例，把大略演述出来：相传老袁当小站练兵时，芝贵官衔，尚不过一个候补同知。他在直隶听鼓，未得差遣，抑郁无聊，意欲投效老袁麾下，挽某当道替他吹嘘。老袁虽然收录，仍然置诸闲散，不给优差。适阮忠枢为袁幕僚，总司文案，芝贵遂与他结识，求为汲引。忠枢替他想一方法，教他秘密进行，定可得志。看官道是何事？原来天津地方平康里，蓄艳颇多，韩家班尤为著名，阮忠枢备员军署，每当文牍余暇，辄邀二三友人，往韩家班猎艳，曾与歌妓小金红，结不解缘。小金红有一姊妹行，叫作柳三儿，色艺冠时，高张艳帜。阮得瞻丰采，也暗暗称羡，会老袁招阮私宴，醉后忘形，偶询及平康人物，阮即以柳三儿对。袁颇欲一亲颜色，只以身作达官，不便访艳。前清时犹有此碍，以视今日何如？当下与阮密商，拟乘夜阑人静时，微服往游。阮愿作导线，即与袁约定时间，届期先往韩家班，与柳三儿接洽，待到夜半，果见老袁易服而来，由阮呼三儿出见，佳丽当前，令人刮目。经老袁仔细凝视，果然是当代尤物，风韵绝伦。三儿亦眉挑目逗，卖弄风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差不多似此情景。两下倾心，一见如故。既而华筵高张，欢宴终夕，比至天明，袁偕阮返，犹觉余情未忘。嗣是暇辄过从，倍加恩爱，本欲替她脱籍，因恐纳妓招谤，或干吏议，所以迟迟未决。阮忠枢窥透隐情，遂叫段芝贵代为赎身，间接献纳，不怕老袁不堕入彀中，格外青睐。芝贵得此教益，即依计而行，黄金朝去，红粉夕来，又有阮为绍介，潜送袁寓。柳三儿得为袁氏四姨太，段芝贵亦竟获优差，由袁下札，委任全军总提调，杨翠喜之献奉，想亦由此策脱胎。袁、段情谊，日久愈亲。每日早起，段又必诣袁问安，老袁戏语芝贵道：“我闻人子事亲，每晨必趋寝门问安，汝非我子，何必如此。”芝贵道：“父母生我，公栽培我，两两比较，恩谊相同，如蒙不弃，顾作义儿。”乐得攀援，莫谓小段无识。老袁听到此语，不免解颐一笑。芝贵只道袁已承认，竟拜倒膝前，呼袁为父。老袁推辞不及，口中虽说他多事，但已受了四拜，仿佛是认做干爷了。 后来老袁被谴，芝贵亦为杨翠喜事，挂名参案，革职回籍。见《清史》。至清室已覆，袁为总统，他自然重张旗鼓，又复上台，癸丑革命，平乱有功，旋即出督武昌，继段祺瑞后任。此次闻京中倡言帝制，就赶忙离了湖北，只说是入觐总统，拚命驰来。当下邀集朱启钤、周自齐、唐在礼、张士钰、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顾鳌等，密议鼓吹帝制，与筹安会分帜争功。可巧公民请愿团，已经发现，料知梁财神势力不小，只好合拢一起，较为妥当。梁财神闻芝贵进京，亦知他是有名的义子，将来要升做御干儿，不得不与他周旋，融成一片。两情不谋而合，况是彼此熟识，一经会面，臭味相投，当即互相借重，定名为请愿联合会。那时请愿团的宣言书，已经印就，由段芝贵等审视，见书面写着道：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吾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座，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程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非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末附有请愿联合会章程，共十一条，条文如下： 第一条 本会以一致进行，达到请愿目的为宗旨。 第二条 凡已署名请愿者，皆得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 本会设职员如左：（一）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由会员中公举之。（二）理事若干人，由会员公推之。 但各团体请愿领衔者，当然为本会理事。（三）参议若干人，由会长及全体职员会公推之。（四）干事分为文牍会计庶务交际四科，各科主任干事一人，余干事若干人，由会长副会长合议推任之。 第四条 会长代表本会，主持办理本会一切事务。 第五条 副会长辅助会长，办理本会一切事务。会长有事故，副会长得代理之。 第六条 理事随时会商会长，办理本会特别要务。 第七条 参议随时建议本会，赞理一切会务。 第八条 干事商承会长，分科执行本会一切事务，其各科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九条 本会开会，分为两种：（一）职员会得由会长随时召集之，（二）全体大会，遇有特别事故时，由会长召集之。 第十条 本会设事务所于安福胡同。 第十一条 本会章程，如有认为不适当时，得开大会，以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之。 段芝贵等阅毕，便道：“正副会长，可曾举定么？”梁士诒即申述沈云霈为会长，张镇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余如文牍会计庶务交际等员，亦一一说明。段芝贵道：“甚好，就照此进行罢。我即拟返鄂，凡事应由诸公偏劳。”梁士诒道：“这也不必过谦，但参议干事等员，尚须推选若干人。”段芝贵道：“章程中应由会长等主持，但请沈会长与在会诸公推选便是。”沈云霈时亦在座，忙接口道：“这也须大家斟酌。但会名既称为全国联合，应该将各省官民，招集拢来，愈多愈妙。此事颇要费时日呢。”段芝贵笑道：“沈先生你真太拘泥了。各省官吏，那一个不想上达？但用一个密电，管教他个个赞成。若是公民请愿，也很是容易，只叫各省官吏，用他本籍公民的名义，凑合几个有声望的绅士，联名请愿，便好算作民意代表了。老先生，你道真要令四万万人，悉数请愿么？”好简捷法子。梁士诒道：“这话还是费事。依愚见想来，在京官僚，多是各省的阔老，若教他列名请愿，并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添上几十百个名儿，便可算数。难道他们的亲友，因未曾通知，定要来上书摘释么？”说毕，哈哈大笑。梁财神的妙法，又进一层。段芝贵道：“话虽如此，但各省长官的推戴书，却也万不可少。还有各处报纸，乃是鼓吹舆情的机关，先须打通方好哩。”梁士诒道：“香岩兄，段芝贵字香岩。你是个长官巨擘，何妨作各省的领袖。”段芝贵忙回答道：“兄弟已密电各省将军，联衔请愿，惟复电尚未到齐，一俟组合，自当恭达上峰，只办事须有次序，先请改行君宪，后乃上书推戴，方是有条不紊呢。”梁士诒道：“这个自然。若讲到报纸一节，京报数家，已多半说通，只有上海一方面，略费手续，现极峰已派人往沪，买嘱各报，并拟向上海设一亚细亚分馆，专力提倡。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还怕什么？”大家统鼓掌赞成。会议已毕，又由正副会长，推选参议干事数人。经彼此认定，方才散去。段芝贵入觐老袁，已不止一次，所有秘密商议，也不消细述，等到大致就绪，方出京还鄂去了。 嗣是以后，请愿书即联翩出现，都递入参政院。参政院中已由沈云霈运动成熟，自然陆续接收。参政院长黎元洪，本心是反对帝制，但自己已被软禁，不便挺身出抗，只好假痴假聋，随他胡乱。那时梁士诒、杨度等，已先后到总统府中，报告若干请愿书。老袁很是欣慰，意欲令黎院长汇书进呈，好做民意相同的话柄。当下嘱托梁士诒等，往说黎元洪。黎元洪不肯照允，且上书辞参政院长，及参谋总长兼职。经政事堂批示，不准告辞。是时武昌督军段芝贵已与各省将军联衔，电请变易国体，速改君主。这边方竭力请愿，那边忽现出一篇大文章，冷讽热刺，硬来作对。看官道是何人所作？乃是当代大文豪，即前任司法总长梁启超。梁自司法总长卸任，又由老袁任他为币制总裁，继复令入参政院参政。他见老袁热心帝制，不愿附和，即辞职出京，到了上海，即撰成一篇煌煌的大文，题目叫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综计不下万言。小子录不胜录，曾记有一段紧要文字，脍炙人口，特断章节录如下： 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笵雕土木偶，名之曰神，舁诸闳殿，供诸华龛，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朕，虽复舁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譬喻新颖。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试观并世之共和国，其不患共和者有几？而遂无一国焉能有术以脱共和之轭，就中惟法国共和以后，帝政两见，王政一见，然皆不转瞬而覆也，则由共和复返于君主，其难可想也。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乎，然酝酿之则既十余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严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是故吾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宜，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故以为吾侪国民之在今日，最勿生事以重劳总统之廑虑，俾得专精壹志，为国家谋大兴革，则吾侪最后最大之目的，庶几有实现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难甫平，喘息未定，强邻胁迫，吞声定盟，水旱疠蝗，灾区遍国，嗷鸿在泽，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悬避殿之时，今独何心？乃有上号劝进之举。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戕其母，吾畴昔所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国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如上所述，十成中仅录一二，已说得淋漓爽快，惹起国民注目，老袁高坐深宫，或尚未曾闻知，那梁士诒、杨度等人，已见到梁任公启超号任公。这篇文字，关系甚大，虽欲设法驳斥，奈总未能自圆其说，足以压倒元、白。于是京城里面，也把梁任公大文，彼此传诵，视作圣经贤传一般，渐渐的吹入老袁耳中。老袁恨不得将梁启超当即捉来，赏他几粒卫生丸，只一时不好发作，意欲悬金为饵，遣人暗刺，又急切觅不到聂政、荆卿。黄金也有失色的时候，莫谓钱可通神。没奈何与梁士诒等商量，先令参政院汇呈请愿书。至请愿书已上，却派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言，发表政见，竟反对帝制起来。小子有诗叹道： 分明运动反推辞，作伪心劳只自知。 南让者三北让再，许多做作亦胡为？ 毕竟杨士琦如何宣言，待至下回说明。 ---------- 文字之感人大矣哉！然亦有一言而令人感者，有数百言而终不足令人感者，盖情理二字，为之关棙耳。试观上回所录之筹安会宣言书，与本回之请愿联合会宣言书，毫无精采，绝不足醒阅者之目。及梁任公所撰之文，仅录一斑，已觉戛戛生光，百读不厌，虽由文笔之明通，亦本理由之充足，故虽有御干儿之权力，及大财神之声势，反不敌一挂冠失职之文士。或谓任公之文，尚有保皇口吻，仍未脱前日私见，斯评亦似属允当。然观其譬喻之词，与推阐之语，实属颠扑不破，似此新旧互参之论说，无论何人，当莫不为之感动，是真一转移人情之妙笔也。惜乎言长纸短，犹未尽录原文耳。
《民国演义》•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侣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
下面是对《民国演义·第四十八回》中相关段落的现代汉语翻译：
话说上回提到的“御干儿”到底是谁呢？就是当时代理湖北巡抚的段芝贵。他也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段芝贵的履历，前文已有所交代，为什么叫他“御干儿”呢？说来话长。作者遵循“有闻必录”的原则，将经过简要叙述如下：
相传在老袁（袁世凯）早期在小站练兵时，段芝贵的官职不过是个候补同知，他在直隶听候差遣，却始终找不到机会，感到压抑无聊，想投奔老袁麾下，希望能有人帮他说情提拔。老袁虽然收留了他，但依旧把他安排在闲散职位上，没有给他重要差事。当时，阮忠枢是袁世凯的幕僚，负责文书工作，段芝贵便与他结识，请求他帮助自己出头。阮忠枢想了个办法，建议他秘密行动，相信一定可以成功。
看官知道是什么事吗？原来天津的娱乐场所里，有许多有名的妓女，其中“韩家班”尤其著名。阮忠枢作为军署人员，每逢文书工作之余，常邀几个朋友去韩家班娱乐。他与一名叫“小金红”的歌妓结下了深厚情谊。小金红有个妹妹，名叫“柳三儿”，容貌才艺出众，名声很大。阮忠枢看到柳三儿的美貌，也十分欣赏。有一次，老袁邀请阮忠枢参加私人宴席，酒后失态，无意间问起平康区的名妓，阮忠枢便提到柳三儿。老袁很想去见见她，但又因为自己是达官显贵，不便私下访妓。
清朝时期这种顾虑还比较普遍，到了今天又如何呢？于是，老袁和阮忠枢秘密商定，趁夜深人静时，由老袁化装潜入韩家班。阮忠枢担任向导，约定好时间。到了那天，他先前往韩家班，和柳三儿接洽，到半夜果然看见老袁换上便装，由阮忠枢引见柳三儿出来相见。柳三儿容貌出众，风姿绰约，令人惊叹。老袁仔细看了看，确信她是当时最出色的女子，柳三儿也眉来眼去，尽情展示柔媚风情。情景就像“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样动人。两人一见如故，十分倾心。随后举行盛大的宴席，欢乐持续通宵，天亮时老袁和阮忠枢才返家，仍心有余味。
此后，他们时常往来，感情日益深厚。老袁原本想替柳三儿脱离妓籍，但又担心一旦纳妾，会引起非议，或遭官场责难，所以一直拖延着没决断。阮忠枢看透了其中的秘密，就建议段芝贵替柳三儿赎身，间接献给老袁，这样一来，老袁肯定不会拒绝，反而会对她格外宠爱。段芝贵听了这建议，立刻照办，用黄金悄悄付了赎身费，然后由阮忠枢引荐，秘密送老袁家中。柳三儿最终成为老袁的第四位姨太，段芝贵也因此获得重要职位，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全军总提调。据说杨翠喜的献身，也是从这一计划中演变而来的。
袁世凯与段芝贵的关系日渐亲密，每天早上，段芝贵都会特意去袁世凯处问候。老袁开玩笑说：“我听说子女侍奉父母，每天清晨都必去寝宫问安，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如此？”段芝贵回答：“父母生养我，您培养我，恩情与亲情完全相同，若您不嫌弃，我愿拜您为义父。”老袁听了不禁大笑，段芝贵以为老袁已经承认，便立刻跪下，称呼老袁为“父亲”。老袁虽然推辞，但已被拜了四拜，已仿佛正式认他为干儿子了。
后来，老袁被罢官，段芝贵也因此因杨翠喜一事被牵连，列入参案，遭革职回乡。后来清室覆灭，袁世凯成为总统，段芝贵自然重新出山，再次上台。在癸丑年（1913年）的革命平乱中立下功劳，之后出任湖北督军，接替段祺瑞的职位。得知京城有人倡导恢复帝制，他立刻离开湖北，声称自己是去觐见总统，急忙赶往北京。
他召集了朱启钤、周自齐、唐在礼、张士钰、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顾鳌等人，秘密策划鼓吹帝制，与“筹安会”分庭抗礼。恰巧“公民请愿团”已经出现，他知道梁启超（人称“梁财神”）势力不小，便决定联合起来，以增强声势。梁启超得知段芝贵进京，也知道他是袁世凯公认的“义子”，将来必会成为“御干儿”，于是也愿意与他合作，彼此借力，共同组成了“请愿联合会”。
这时，该联合会的请愿宣言书已印好，段芝贵等人审阅后发现，上面写道：
“民国成立已有四年，国家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老百姓苦于共和制度，纷纷盼望恢复君主立宪制，这种诉求已经持续很久了。自最近以来，全国二十二个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以及众多团体，均已推举德高望重的代表，联合发起请愿，文字累计数万言，参加人数上万。政府也已意识到此事重大，曾派出高级官员在立法院发表意见。凡对巩固国家根基、振兴国家力量有益的请愿，代议机关均会受理并审查，也已有符合民意、不违反政府立场的建议。所有有血有肉、有抱负的公民都应有改弦更张、谋求新制度的希望。
然而若功亏一篑，就如同山未建成；若坚持不懈，哪怕金石也能凿穿。我们这些请愿者认为，若民众没有团结一致，就如同散沙在盘中，毫无凝聚力；若无法共同商议，便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方向。何况我们有相同的目标，若想坚持到底，关键在于是否能团结合作、协同推进。因此，特设全国请愿联合会，拟定章程，决定若干条，大家同心协力，分阶段推进，以谋求国家复兴，满足人民的愿望，这不仅是我们联合会的幸运，更是四万万中国人的福祉与荣耀。”
宣言书末尾附有“请愿联合会章程”，共十一条，内容如下：
第一条：本会宗旨是团结一致，实现请愿目标。
第二条：所有已签名请愿者，均可成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本会设立职员，包括：（一）会长一人、副会长两人，由会员推选；（二）理事若干人，由会员公推，各团体的领衔代表自然为理事；（三）参议若干人，由会长及全体职员共同推选；（四）干事分为文书、会计、庶务、交际四个部门，每个部门设主任干事一人，其他干事若干，由会长与副会长共同决定。
第四条：会长代表本会，主持一切事务。
第五条：副会长协助会长，负责处理事务。会长若有事，副会长可代行其职。
第六条：理事随时与会长商议，处理重要事务。
第七条：参议随时提出建议，协助会务。
第八条：干事在会长领导下，各司其职，执行各项事务，具体实施细则另定。
第九条：本会召开会议分为两种：（一）职员会由会长随时召集；（二）全体大会在发生特殊情况时，由会长召集。
第十条：本会在安福胡同设立事务所。
第十一条：若有成员认为章程不妥，可召开大会，经过半数赞成，即可修改。
段芝贵等人看完后，问：“会长副会长已经确定了吗？”梁士诒立即说明：沈云霈任会长，张镇芳、那彦图任副会长，文牍、会计、庶务、交际等职位也均已说明。段芝贵说：“很好，就按这个执行，我马上就回湖北，相关事务请各位帮忙协调。”梁士诒说：“不必谦让，但参议和干事人选还需推选。段芝贵说：“章程中已规定由会长等人主持，只需请沈会长和在场各位共同推选即可。”沈云霈也在场，赶紧接话：“这也要大家共同商议。既然叫‘全国联合’，应该把各省官员和百姓都召集起来，人数越多越好。但这需要耗费较长时间。”段芝贵笑道：“沈先生太拘泥了！各省官吏哪个不想上达民意？只要发一个密电，就能让大家都响应。如果请百姓请愿，也不难，只要在各省找一些有威望的绅士，以他们本乡的公民名义联名请愿，就算代表民意了。老先生，真要让四万万人一个个亲自上书吗？”——这个办法极其简便。梁士诒说：“这个说法确实麻烦。我认为，在京的官僚大多是各省的权贵，如果让他们列名请愿，顺便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加上几十上百个名字，也算“民意”了。难道他们亲友没被通知，就一定会来上书吗？”说完大笑。梁士诒的手段又进了一层。段芝贵说：“虽然如此，但各省长官的推戴书还是不能少。还有报纸，是传达民意的重要渠道，必须先打通关系才行。”梁士诒说：“香岩兄，段芝贵字香岩，你是地方要人，何不担任各省的领袖？”段芝贵忙答：“我已密电通知各省将军，联合请愿，只是复电还未全部收到。等组合完成后，我一定呈报给中央，但必须有条有理：先请改行君主立宪，之后再上书推戴，才合乎逻辑。”梁士诒说：“这自然可行。至于报纸问题，几家北京报纸多数已打通关系，只有上海那边稍难，目前已有专人去上海，买通各报，并打算在上海市设立“亚细亚分馆”，专门宣传帝制。天下事没有难办的，只要有钱，还怕什么？”大家纷纷鼓掌赞成。会议结束，正副会长们又推选了参议和干事若干人。经过彼此确认，大家才散去。
此后，各种请愿书便接连不断递交到参政院。参政院中已由沈云霈等人推动，自然陆续接收。参政院长黎元洪本心反对帝制，但自己已被软禁，无法公开反抗，只能装糊涂，顺水推舟。这时，梁士诒、杨度等人已陆续到总统府汇报了多份请愿书，老袁十分欣慰，想让黎元洪将这些请愿书汇总上呈，作为“民意支持”来证明帝制的正当性。于是他嘱咐梁士诒等人去劝说黎元洪。黎元洪拒绝了，并上书请求辞去参政院长和参谋总长的职务。政事堂批示，不准辞任。
此时，湖北督军段芝贵已与各省将军联名，发出电报，请求改变国家体制，迅速恢复君主制。这边正积极请愿，另一边却突然出现一篇尖锐讽刺的文章，直接反驳。看官，这文章是谁写的？正是当时著名的文豪——前司法总长梁启超。梁启超在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后，又由老袁任命为币制总裁，后来又进入参政院担任参政。他看到老袁热衷于帝制，不愿附和，便辞职离开北京，到了上海，随即撰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文章，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全文超过一万字。作者在文中摘录了几段关键内容，内容如下：
君主制度之所以存在，原本是依靠历史和习俗中一种类似神明的观念所维持的尊严。这种尊严无形中能起到稳定国家的作用。君主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此。然而，这种尊严必须被尊重，一旦被亵渎，便再也无法恢复。就像一个木雕神像，人们称为神明，供在大殿中，众人虔诚礼拜，仿佛有灵，忽然有狂人把它推倒，踩在脚下，扔进污秽的角落，经过十天半月，再没有灵验的迹象，即使再抬起来供奉，它的“灵性”也已经消失。这个比喻非常生动。
自古以来，君主国体的国家，人民都视君主为神圣，不敢多加议论或质疑。一旦经历共和制之后，这种观念便如断了的绳子，再也无法接续。看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和国，真正能坚持共和制度的少之又少，反而是很少有国家能摆脱共和的束缚。例如法国，在共和之后，曾短暂恢复帝制，但也都很快覆灭。由此可知，从共和回归君主制，其难度令人震惊。
我国实行共和虽只有四年，但酝酿过程已超过十年。在酝酿阶段，革命者便贬低君主，甚至比作“恶魔”，目的是削弱人民对君主的信仰。这种信仰一旦被破坏，革命才能成功。而在国家政体变动之时，政府文件、政党宣言、报纸言论、街头谈吐提到君主时，几乎都带有贬义，这说明公众已将君主视为“污秽之物”。如今，我们谈所谓的“复辟”，难度更大，想要恢复昔日的“尊严”，怎么可能实现？因此，我私下深思，如果中国能恢复帝制，或许能有生存与强国之机。但实现帝制，只有两种途径：
其一，大总统若能内政清明，百业振兴，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军力强大，经过努力，遇到良机对外一战，声威赫赫，亿万民众诚心拥戴，推他登基，传之万年；
其二，经历一次大规模动乱，全国陷入混乱，群雄割据，战乱平息后统一全国。若走第二种路，我们何必如此呐喊？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百姓将几乎灭绝，而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又是否是我们的民族，尚不可知，这等于亡国而已。
唯有走第一条路，才是中国当前最合适的道路。现在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机，国家已经具备实现强盛的条件，稍加时间，就能实现。中国前途的一线希望，难道不在这里吗？因此，我恳切建议各位国民，不要制造事端，加重总统的负担，让他能专心致力于国家大兴革新的事业。我们最终最大的目标，才可能实现。
今年是哪一年？今天是什么日子？国家刚刚经历动乱，才喘一口气，便有外敌压迫，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水旱蝗灾频发，灾区遍地，人民流离失所，盗匪四起。从前的明君，本应避居深宫，退居养息，如今却为何要急于“劝进”？如果果实未熟就摘下，实际上伤害了根本；如果母体未满就催产，实际上伤害了母亲。我过去所说的“中国前途一线希望”，如果因一时冲动而断送，那么鼓吹帝制的人，纵使九死一生，也无颜面对天下人！
《诗》曰：“人民劳苦，暂得休息。”从1911年辛亥革命八月至今，才四年，却经历了：满洲立宪、五族共和、临时总统、正式总统、制定约法、修改约法、召开国会、解散国会、内阁制、总统制、任期总统、终身总统，约法暂代宪法、催促制定宪法……几乎每种制度颁行不过半年，就会被新的制度推翻，导致全国百姓无所适从，政府威信荡然无存。今天国家内外事务亟需解决的问题，不胜枚举。各位希望尽到辅佐和匡正国家的职责，难道还找不到能效劳的地方吗？何必无风起浪，制造谣言，混淆民众视听，给国家带来无穷祸患？
以上仅节选部分内容，虽然只是零星几句，却已表达淋漓尽致，引起全国民众的广泛关注。老袁虽坐镇深宫，可能尚未得知，但梁启超的文章，已传遍京城，被梁士诒、杨度等人阅读，深感震撼。他们无法反驳，也很难自圆其说，最终被彻底压倒。京城中，也纷纷传诵梁启超的文章，视其为“圣经贤传”一般，逐渐传入老袁耳中。老袁恨不得立刻抓来梁启超，赏他几粒“卫生丸”（讽刺性用语），但一时又无法发作，便决定悬赏捉拿，派人暗中刺杀，却找不到聂政、荆轲这样的侠士。黄金也有用尽之时，甚至无法敌过一篇文字的力量。
最终，老袁派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发表政见，公然反对帝制。作者感慨道：
——明明是精心策划的反对行动，却只自知其伪。南面的“让”，北面的“让”，反复做作，究竟是为了什么？
杨士琦的宣言具体内容，将在下回揭晓。
文字的力量何其巨大！但也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话短短几句就能打动人心，而有些话再长也令人麻木。关键就在于“情”与“理”二字。试看上回的“筹安会”宣言与本回的“请愿联合会”宣言，内容空洞，毫无光彩，读来无动于衷。而梁启超的文章，即使只节选一小段，已然光芒四射，反复阅读都难以厌倦。这并非仅仅因为文采斐然，而是因为论点充分、逻辑严密。即使手握“御干儿”的权力，拥有“大财神”的声势，终究无法抵挡一位退隐文士的真挚文字。有人认为梁启超的文章仍带有保皇色彩，未脱旧思想，此论也未必全错。但仔细体会其比喻和论述，其实极为深刻，这种新旧交融的议论，无论谁读，都会被深深打动。可惜篇幅有限，原文未能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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