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

却说筹安会发起,共有六人,这六人为谁?第一个姓杨名度,第二个姓孙名毓筠,第三个姓严名復,第四个姓刘名师培,第五个姓李名燮和,第六个姓胡名瑛。杨度是前清保皇党中翘楚,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向是好友,革命以后,复夹入民党里面,嗣复得老袁信任,充参政院的参政。孙毓筠是革命健儿,辛亥一役,曾在安徽地方,出过风头,癸丑后,组织政友会,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也充参政院参政的头衔。严復是素通英文,兼长汉文,从前翻译西书,很有名望,因他是福建侯官县人,尝呼他为严侯官,此次袁总统创设参政院,采访通才,就把他网罗进去。刘师培前名光汉,博通说文经学,上海《国粹丛报》中,尝见他的著作,确是有些根底,袁总统也特地招徕,命他参政。李燮和乃陆军中将,革命时攻打南京,他曾与列。还有一个胡瑛,尝随宋教仁厮混几年,不知何故变志,也投入袁氏幕中。各叙履历,回应上文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二语。这六人结做寅僚,镇日里聚首一堂,不是谈风月,就是论时事。可巧总统府中,有一位外国顾问官,系是美国有名的博士,叫做古德诺,他倡出一篇大文,历言民主政体,不及君主政体。何不条陈本国,乃来倡导中国耶?杨度见了此文,得着依据,正好随声附和,借酬宠遇,当与孙毓筠、严復等五人,秘密商量,乘此出点风头,做一回掀天震地的事业。孙毓筠、严復等相率赞成,大家靠着十年芸窗的工夫,互凑几句强词夺理的文字,不到半日,已将宣言书及入会章程统行拟定,其词云: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猝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困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国,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復、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附筹安会章程]]  第一条 本会以发挥学理,商榷政论,以供国民之研究为宗旨。  第二条 愿充本会会员者,须具入会愿书,由本会会员四人以上之介绍,理事长之认可。  第三条 本会置理事六人,由发起人暂任,并互推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人。  第四条 本会置名誉理事若干人,参议若干人,由理事长推任。  第五条 本会置干事若干人,由理事推任之,其事务之分配,随时酌定。  事务所暂设北京石驸马大街。  宣言书及章程,统已备齐,当即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严復、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四人为理事,就在预定地点,设立事务所,新开场面,悬起一块招牌,就是“筹安会”三大字。京内人民,还是莫明其妙,看那筹安会招牌,只道国中果然出了伟人,能把这风雨飘摇的民国,筹划的安安稳稳,倒也是千载一时的盛遇。后来看到宣言书,才识会中宗旨,要想改革国体,把袁大总统舁上台去,做一个革命大皇帝,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统说这个筹安会,是产出皇帝的私窠子,将来是凶是吉,尚难分晓。正在疑义未定的时候,那京中已是警吏如林,不准他街谈巷议,稍一漏言,便牵入警局,请他坐在拘留所中,多则几十天,少亦三五天,小百姓营业要紧,自然不敢多言,免滋祸祟。想袁氏应曰,余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有一班痴心妄想的人物,纷纷入会,都想做点投机事业,希图后来富贵。还有京内的新闻纸,什么《民视报》,什么《亚细亚报》,统为筹安会鼓吹,煌煌大字,逐日照登。隔了几日,忽由《顺天时报》中,载出一篇贺振雄上肃政厅呈文,略云:  为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贻祸元首,恳请肃政厅长代呈大总统,严拿正法,以救灭亡而谢天下事。窃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奸奴误国,人得而诛,我古神州四千余载,君主相传,干戈扰攘,万民涂炭,四海疮痍,稽披历史,至为寒心。自唐、虞揖让,天下讴歌,暨汤、武征诛,人民杀伐,国无宁岁,民无安时。七雄相并,五霸竞争,秦吞六国,汉约三章,王莽出,光武兴,曹操称雄,司马逞智,南北六朝,梁、唐五代,陈后主,隋炀帝,武则天,安禄山,宋太祖,元世宗,明朱氏,清觉罗,各代君主,而今安在?惟留祸害,传染中华。自古愚人,相争相夺,称帝称王,因一时昏迷不悟,徒博眼前虚荣,而遗子孙实祸,诚可怜而可哀也。在昔闭关时代,相争相夺,犹是一家,今则环海交通,群雄眈视,一召灭亡,万劫难复。叔宝余无心肝,何至于此?吾民国共和创造,未及五载,而沙场血渍,腥臭犹闻,人民痛苦,呻吟未已,我大总统手创共和,力任艰巨,四年以来,宵衣旰食,剑寝履皇,维持国政,整理军务,削平内乱,亲睦外交,不知耗多少心血,费几许精神,始克臻此治理。现方筹备国会,规定法院,整饬吏治,澄肃官方,惟日孜孜,不遗余力,民生国计,渐有秩序,四年之间,国是已经大定。内外官吏,诚能以国家为前提,辅弼鸿猷,绥厥中土,国力日见其发展,国基日见其巩固。而谓吾中国不适于共和,不能不用君主政体,真狗彘不食之语也。吾敢一言以告我同胞曰:有吾神圣文武之袁大总统,首任一期,规模即已大备,若得连任,国政即可完全,不十年间,我中华民国共和程度,必能驾先进之欧美,称雄地球。况我大总统高瞻远瞩,硕画伟谋,既铲除四千余载专制之淫威,开创东亚共和之新国,不独人民颂祷馨香,铜像巍峨,即世界各国,亦莫不钦仰其威信。何物妖魔,竟敢于青天白日之下,露尾现形,利禄薰心,荧惑众听,尝试天下,贻笑友邦。窥若辈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于不仁不义之中,非圣非贤之类,蹈拿破仑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辙,贻路易十六专制魔王流血国内之惨状,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谁?即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復、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诸贼也。振雄生长中华,伤心大局,明知若辈毒势弥漫,言出祸至,窃恐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与其为亡国之奴,曷若作共和之鬼,故敢以头颅相誓,脑血相溅,恳请肃政厅长,代呈我大总统,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以救灭亡,以谢天下人民,以释友邦疑义。元首幸甚!国民幸甚!谨上。  越宿,又有一篇李诲上检察厅呈文,亦登载《顺天时报》,但见上面录著:  为叛逆昭彰,摇动国本,恳准按法惩治,以弭大患事。窃维武汉首义,全国鼎沸,我大总统不忍生灵涂炭,出肩艰巨,不数月间,清室退位,以统治权授之我大总统,组织政府,定为共和国体。人心之倾向,于以大定,南北统一,当时我大总统就职宣言,曾经郑重声明,不使帝制复活。迨正式政府成立,世界友邦,遂次第承认。  民国三年五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我大总统又谓谨当率我百职有司,恪守勿渝。三年十一月,宋育仁等倡为复辟之谬说,我大总统又经根据约法,严切申诫。国体奠定,既已炳若日星,薄海人民,方幸有所托命,虽内忧外患,尚未消弭,而我大总统雄才大略,硕画宏谟,期以十年,何患我国家不足比肩法、美?乃国贼孙毓筠、杨度、严復、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组织筹安会,其发词中,以共和国体,不适于吾国民情,历引中美南美诸邦,以共和酿乱之故,指为前鉴,主张变更国体,昌言无忌,似此谬种流传,乱党必将乘机煽动,势必危及国家,万一强邻伺隙,利用乱党之扰乱,坐收渔人之利,而祸何堪设想。当国体既定之后,忽倡此等狂瞽之说,是自求扰乱,与暴徒甘心破坏,结果无殊。虽自诩忠爱,实为倡乱之媒,其罪岂容轻恕?赣、宁之乱,虽为暴民专制之征,而我大总统命将出师,期月之内,一律肃清。迄今暴徒敛迹,政治悉循轨道,此岂中南美诸邦之所可企及?安得以此颠破共和。夫国体原无绝对的美恶,恒视时势为转移,吾国今后国体,果当何若,固不能谓其永无变更。但一日在共和国体之下,即应恪守约法,不能倡言君主,反对共和,以全国家之纲纪。且共和国家以多数之国民组织而成,即迫于时势之需要,有改弦更张之日,则国体之选择,当然由代表民意之机关,以大多数人民心理之所向决之。事势之所至,自然而然,决非少数妄人,所能轻议。今大总统德望冠于当世,内受国会之推戴,外受列强之承认,削平内乱,巩固国交,凡所以对内对外,不敢稍避险阻者,无非欲保全国家。今轻议变更国体,万一清室之中,或有一二无知之徒,内连乱党,外结强邻,乘机主张复辟,陷我大总统于至困难之地位,而国家亦将随之倾覆,该国贼等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伏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明令具在,凡行政司法各机关,允宜一体遵守。今杨度、孙毓筠等,倡导邪说,紊乱国宪,未经呈报内务部核准,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传布种种印刷物,实属弁髦法纪,罪不容诛。检察厅代表国家,有拥护法权惩治奸邪之责,若竟置若罔闻,则法令等于虚设,法之不存,国何以立?诲凛匹夫有责之义,心所谓危,不敢安于缄默,用特据实告发,泣恳遵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国民幸甚!民国幸甚!  看官,你道这贺振雄、李诲两人,是何等出身?原来两人都籍隶湖南,贺振雄曾加入革命,颇有文名,至是留寓都门,不得一官,因此郁愤得很,特借这筹安会,畅骂一番,借发牢骚。李诲是李燮和族弟,与燮和志趣,不甚相合,所以也上书弹劾,居然有大义灭亲的意思。两人先后进呈,眼巴巴的望着消息,且各抄录数份,分送各报馆。哪知《民视报》、《亚细亚报》中,非但不登载原文,反各列一条时评,冷嘲热讽,讥诮他不识时务,迂谬可笑。确是迂儒,确是谬论。只有《顺天时报》,照文登录,一字不遗。想是挂外国招牌。过了一日,筹安会的门首,竟站着许多警兵,荷枪鹄立,盘查出入,似替那会中朋友,竭力保护。贺振雄无权无力,只好闷坐寓中,长吁短叹。独李诲是曾任湖南省议员,且因他族兄列居显要,平时与京中大老,颇相往来,于是复上书内务部道:  孙毓筠等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如其遵照集会结社律,已经呈报大部,似此显违约法,背叛民国之国体,大部万无核准之理,如其未经呈报大部核准,竟行设立,藐视法律,亦即藐视大部,二者无论谁属,大部均应立予封禁,交法庭惩治。顷过筹安会门首,见有警兵鹄立,盘查出入,以私人之会所,而有国家之公役,为之服务,亦属异闻。若云为稽察而设,则大部既已明知,乃竟置若罔闻,实难辞玩视法令之责。去岁宋育仁倡议复辟,经大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察看。以此例彼,情罪更重,若故为宽纵,何以服人?何以为国?为此急不择言,冒昧上呈。  这呈文送入内务部,好几天不得音信,依然似石沉大海一般,惟闻总检察厅长罗文干,却挂冠去职,挈领眷属,出京回籍去了。洁身远引,吾爱之重之。原来罗文干身任厅长,平时颇守公奉法,备著廉勤,及闻筹安会设立,已骂杨度等为误国贼,有心讦发。可巧李诲的呈文,又复递入,他读一句,叹一语,至读完以后,竟愤激的了不得,到司法部中,去谒司法总长章宗祥,略叙数语,便将李诲原呈奉阅。章宗祥披览后,忽尔皱眉,忽尔摇首,到了看毕,向罗文干冷笑道:“这等文字,倸他什么?”罗文干听了此语,不禁还问道:“总长以筹安会为正当么?”章宗祥道:“国家只恐不安,能筹安了,岂不是我辈幸福?”罗文干越忍耐不住,又道:“他是鼓吹帝制的。”章宗祥道:“我与你同任司法,老实对你说,你我只自尽职务罢了。昨日内务总长朱桂老,朱启钤字桂莘。也曾说李诲多事,把他呈文撕毁。罗兄,你想这事可办么?”李诲呈内务部文,就章宗祥口中叙明。说得罗文干哑口无言,迟了半晌,方答出一个“是”字。随即告辞归寓,踌躇了一夜,竟于翌晨起床,缮就一封因病告假书,着人送至办公处,一面收拾行囊,整备启行。等到乞假邀准,遂带着眷属数人,夤夜出京,飘然自去。小子有诗赞道:  举世昏昏我独醒,出都从此避羶腥。  试看一棹南归日,犹见清风送客亭。  罗厅长去后,在京各官,有无变动情形,且至下回再叙。  ----------  读贺振雄呈文,令人一快,读李诲呈文,令人愉快。贺呈在指斥筹安会,骂得淋漓酣畅,令杨度等无以自容,足为趋炎附势者戒。李呈则引证袁氏申令,阳斥筹安会,隐攻袁总统,非特杨度等闻而知愧,即老袁闻之,亦当忆念前言,不敢自悖。然而杨度等之厚颜如故,袁总统之厚颜亦如故,即达官显宦,俱置若罔闻,几不识廉耻为何事。于此得一罗厅长,能皭然不滓,引身自去,较诸彭泽辞官,尤为高洁。斯世中有斯人,安得不极力表扬,为吾国民作一榜样耶?

以下是《民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中“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一节的现代汉语翻译:


话说筹安会成立之初,共有六位发起人,分别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杨度是前清保皇派的领袖人物,和康有为、梁启超一向交好。辛亥革命后,他转而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得到袁世凯的信任,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孙毓筠是革命党中的骨干,辛亥革命时曾在安徽有过突出表现。此后他组织“政友会”,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也当上了参政院的参政。严复精通英文和中文,早年翻译西方著作很有名,人称“严侯官”。袁世凯设立参政院时,为了招揽有才学的人才,便邀请他加入。刘师培原名刘光汉,博通古文经学,曾在《国粹丛报》上发表过文章,有相当学识基础,袁世凯也特意邀请他参政。李燮和是陆军中将,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打南京。胡瑛曾长期和宋教仁交往,不知为何改变了志向,也投靠了袁世凯的幕府。

这六人彼此认识,聚在一起整天谈风月、议时政。恰巧袁世凯总统府里有一位美国的博士顾问,名叫古德诺,他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君主制比民主制更优越,尤其认为中国不适合实行共和制。杨度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很有道理,正好可以借机讨好袁世凯,于是与孙毓筠、严复等人秘密商议,决定趁机推出一项“轰动全国”的举动。

孙毓筠、严复等人也都赞成。他们凭借过去十年刻苦读书积累的论据,不到半天时间,就起草好了筹安会的宣言和章程。宣言内容如下:

我国在辛亥革命时,人民情绪激昂,只顾推翻种族压迫,却未考虑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仓促之下建立了共和国。当时大家没有深入思考国情是否适合,一议既出,无人敢反对。有见识的人虽知道这样有隐患,却也顾不上,怕一时动荡会引发亡国之祸,所以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从临时政府过渡到正式政府,这一过程经历了很多危险,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痛苦,举国上下都清楚。如今南美、中美洲的共和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乌拉圭、芬兰等,无不是从党争开始,最终酿成战争。葡萄牙改行共和后,也陷入了混乱,最严重的要数墨西哥,自总统迪亚斯下台后,长期战乱不断,各派军阀拥兵自重,胜者占地,败者烧城,无恶不作,最终出现五位总统并立的局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我国也是新兴的共和国,以这些国家为鉴,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美国是世界共和制度的先驱,其著名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指出,君主政体优于民主政体,中国尤其不适合实行共和制度。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许多西方有识之士也都持此看法。而古德诺本人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却批评共和制度,其观点尤为深刻。外国一些关心中国的人,也大声呼吁,希望中国能吸取教训,可我们国人却反而盲目乐观,不考虑根本问题,甚至明知国家危难,却因个人利害关系而犹豫不决、徘徊观望,爱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国民的义务又是什么?

我们身为中国人,民国的存亡,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死存亡,怎么能苟且偷安,坐视国家灭亡?于是我们特地召集志同道合的人,组成这个团体,共同商议国家的安危。我们将在国家前途和共和制度的利弊方面,充分发表意见,互相切磋,以贡献给全体国民。有远见的人看到我们这份诚心,也愿意参与探讨,这真是中国之幸。

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附:筹安会章程】

第一条:本会宗旨是传播学理,研讨政论,供国民参考。

第二条:想加入本会者,须提交入会申请书,并由四名以上会籍会员推荐,经理事会批准。

第三条:本会设理事六人,由发起人暂任,并推选一名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

第四条:本会设立名誉理事若干人、参议若干人,由理事长推选。

第五条:本会设干事若干人,由理事推选,具体分工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事务所暂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

宣言和章程已全部准备好,当即推举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便在预定地点设立事务所,挂出一块“筹安会”招牌。

京城百姓起初并不了解这回事,看到“筹安会”三个字,还以为国家终于出现了一位大人物,能将风雨飘摇的民国治理得安定了,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后来读了他们的宣言内容,才知道这个组织真正目的是要改用君主制,把袁世凯推上皇帝宝座。于是消息迅速传播,大家都说这“筹安会”是制造皇帝的“私房组织”,以后是祸是福,还难以预料。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京城警力已布满街头,一旦有人议论筹安会,稍有泄露,就会被警察带到拘留所,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普通百姓为顾及生计,自然不敢多说,以免惹祸上身。袁世凯心想:“我就能平息诽谤了”,却也不敢公开回应。

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纷纷加入筹安会,想趁机谋得好处,指望日后富贵。还有一些报纸,如《民视报》、《亚细亚报》,也拼命宣传筹安会,用大标题不断刊登,大肆鼓吹。

几天后,《顺天时报》刊登了贺振雄写给肃政厅的呈文,内容大致如下:

我为扰乱国政、危害中华、祸害百姓、威胁国家元首,恳请肃政厅长转呈总统,严加缉拿,以挽救国家灭亡之危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奸佞误国,人人可诛。我们中国四千多年历史,君主相续,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积贫积弱,历史反复翻阅,令人痛心。从唐尧、虞舜的禅让,到夏商的征伐,到春秋战国七雄争霸,秦灭六国,汉初约法三章,王莽篡位,光武中兴,曹操称雄,司马懿逞智,南北朝纷乱,陈后主、隋炀帝、武则天、安禄山,宋太祖、元世宗、明朱氏、清觉罗……历代帝王名号不断,可如今一个个都去哪儿了?只留下祸患,贻害中华文化。

古人争权夺利,称帝称王,只是一时迷乱,图谋眼前虚荣,却给子孙留下了巨大灾祸,多么可悲、可叹!

在古代闭关自守时,各派斗争还局限于一家之内,而今世界开放,各国相互觊觎,一旦被煽动,国家立刻就会灭亡,万劫不复。难道连像尉迟恭这样的忠臣都“无心肝”吗?

我们的民国才建立不到五年,战场上血迹斑斑,腥臭仍存,百姓苦不堪言,呻吟不断。总统亲创共和,承担重任,四年如一日,日夜操劳,处理军务、外交事务,耗尽心血,才使得国家基本稳定。如今正筹备国会,建立法院,整顿官僚,肃清腐败,日以继夜,毫不懈怠。民生与国计逐渐有序,国家根基已稳固。

现在却有人说我们中国不适合共和,必须恢复君主制,这种话简直就是猪狗都不愿意听的荒唐之语!

我敢对同胞们说:我们伟大圣明的袁世凯总统,已经为共和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若能连任,国政将更加完整,不十年时间,中华民国的共和国制度,必将超越欧美先进国家,称雄世界!

袁总统目光深远,战略高明,彻底铲除四千年来专制的毒害,开创了东亚共和新时代,人民颂扬,铜像巍峨,世界各国也都钦佩他的威望。如今竟有妖人胆敢在青天白日下,图谋私利,利禄熏心,蛊惑民心,公然鼓吹帝制,妄图让世界笑话,其用心之恶,藏毒之深,简直如同卖国的野狼、反贼的枭首,其阴谋更加阴险,罪责更为严重。

啊!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妖孽”是谁?就是筹安会的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我贺振雄生长于中华,目睹国家危难,深知这些人毒害国家,言出必祸。害怕一旦国家被毁,自己也将无处可逃。与其做亡国奴,不如做共和的烈士。因此我以头颅立誓,以鲜血为证,恳请肃政厅长转呈总统,立即命令军政执法机构,将杨度等“祸国贼”依法严惩,以正国家大义,挽救国家灭亡,以告慰天下人民,也以回应各国友邦的质疑。

总统幸甚!人民幸甚!谨此呈上。

第二天,又有一篇由李诲递交检察厅的呈文,刊登在《顺天时报》上,内容如下:

我为叛乱昭著,动摇国本,恳请依法严惩,以消除大患事。

回顾历史,武昌首义,全国动荡,总统不忍生灵涂炭,毅然承担重任,数月之内,清帝退位,将政权交予我,组织政府,确定共和国体。此时人心稳定,南北统一。总统就职时曾郑重声明,绝不允许帝制复活。

民国三年五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总统再次声明,将严格遵守,绝不违背。三年十一月,宋育仁等人曾鼓吹复辟,总统依据约法,严肃警告。

国体已经确立,如日中天,全国百姓终于有了寄托。虽仍有内忧外患,但总统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立志十年内使国家与欧美媲美,怎会担心国家不足?然而,孙毓筠、杨度、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竟组织筹安会,声称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援引南美、中美各国因共和而起乱的先例,作为反面教材,公然主张改变国体,公然鼓吹,毫无顾忌。

这种错误言论一旦传播,必将煽动乱党,引发动乱,一旦外国势力趁机干涉,坐收渔利,后果不堪设想。国体已经确定,竟又提出这种荒唐之说,是自寻破坏,和暴徒无异,罪责难逃。

这些所谓“忠爱之士”,实则为煽动叛乱的祸根,罪行岂能宽恕?赣、宁发生动乱,虽是暴民专制的征兆,但总统下令出兵,数月之内便全部平息。如今动乱已止,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这难道是南美诸国能比得上的?怎能以这些例子来推翻共和制度?

国家政体没有绝对的优劣,要看时势而定。我们国家的未来政体到底如何,不能说永远不变。但只要在共和国体制下,就必须遵守宪法,不能鼓吹君主制,反对共和制度,以维持国家纲纪。

共和国家是由多数人民组成的,即便未来需有变革,也应由代表民意的机关,根据多数人意愿决定,这是自然趋势,绝非少数人可以随意更改。

如今总统德高望重,受到国会推举,受到列强承认,平定内乱,巩固对外关系,所有政策无不是为了保全国家。现在却轻率提出变更国体,万一清室中有人蠢蠢欲动,与乱党内外勾结,乘机主张复辟,将使总统陷入绝境,国家也将随之覆灭。这些“国贼”虽死万次也抵不过其罪责。

我查阅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总统发布的命令:“民主共和,载于宪法,若有人捏造谣言、著书立说、集会结社,以扰乱国宪者,按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巩固国本、遏制乱萌。”此令明确存在,所有行政、司法机关都应严格执行。

如今杨度、孙毓筠等人鼓吹邪说,扰乱国宪,未向内务部报备,便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传播各种印刷品,严重违反法律,罪不容诛。

检察厅作为国家机关,有责任维护法律、惩治奸邪,若对此视而不见,法律就形同虚设,法律一旦失效,国家如何立足?我李诲身为普通百姓,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感不安,不敢沉默,特此根据总统命令,请求立即依法将杨度、孙毓筠等人以内乱罪从严惩办,以消除大患。

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观察家们,你是否知道贺振雄和李诲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们都是湖南人。贺振雄曾参加过革命,有文才,但后来留在北京,没有得到官职,内心愤懑,于是借机在筹安会上痛斥这些人,发泄牢骚。李诲是李燮和的亲弟弟,与他志趣不合,因此也上书弹劾,甚至有“大义灭亲”之志。

两人先后呈文,都期待能引起关注,还分别抄录多份,送给各报社。然而《民视报》《亚细亚报》不仅不刊登原文,反而发表时评,冷嘲热讽,讥讽他们不识时务、迂腐可笑。确实,他们真是迂腐、荒谬。

只有《顺天时报》完整刊登,一字不落。或许是因为挂了外国招牌。

第二天,筹安会门口竟站满了警察,手持枪支,严密盘查出入,似乎在为这会所提供“国家保护”。贺振雄没有权无势,只能在家闷坐叹息。而李诲曾担任过湖南省议员,又因家族显赫,平时与京中大官往来密切,于是又向内务部提交呈文:

孙毓筠等人鼓吹错误言论,扰乱国宪,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如果依照《集会结社法》规定,本应向内务部申报核准,若如此,这种行为显然更严重。如今他们未报备就擅自成立,显然罪责更深。如果当初对宋育仁的类似行为都予以宽纵,现在又如何取信于民?如何服众?因此我冒昧上呈,恳请处理。

这份呈文送进内务部,几天没有回音,仿佛石沉大海。然而,总检察厅长罗文干却突然辞职,带着家人离开北京返乡。

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一向为人正直,执法严厉,清廉勤政。得知筹安会成立后,他便私下骂杨度等人是“误国贼”,想加以揭发。恰巧又收到李诲的呈文,他读一句,叹一句,读完后愤怒不已。于是前往司法部,拜见司法总长章宗祥,略述几句,便将李诲的呈文呈上。

章宗祥看完后,先是皱眉,随后摇头,看完后冷冷一笑说:“这种文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罗文干不解地问:“总长认为筹安会是正当的吗?”
章宗祥答:“国家怕不稳,能‘筹安’,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吗?”
罗文干更加忍耐不住,又说:“他鼓吹的是帝制!”
章宗祥说:“我们身为司法官员,只管尽职尽责。昨天内务总长朱启钤(字桂莘)也说过,李诲多事,已经把他的呈文撕毁了。罗兄,你觉得这事能办成吗?”
罗文干听了彻底无言,过了很久,才勉强说了一个“是”字,随即告辞回家。

当晚他反复思虑,第二天清晨便写下病假说明书,派人送到办公处,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启程。等到请假获批,便带着家人连夜出京,悄然离去。

我写了一首诗来赞美他:

举世昏昏我独醒,出都从此避羶腥。
试看一棹南归日,犹见清风送客亭。

罗文干离开后,京城官员是否有所变动,我们下回再讲。


读贺振雄的呈文,令人畅快,读李诲的呈文,令人欣慰。贺振雄痛斥筹安会,骂得淋漓尽致,让杨度等人无地自容,堪称趋炎附势者的警示。李诲则引经据典,援引袁世凯已发布的命令,明面批评筹安会,暗中讽刺袁世凯,不仅让杨度等人感到羞愧,就连袁世凯听到之后,也该忆起当初的承诺,不敢违信。然而杨度等人依旧厚颜无耻,袁世凯也依旧不作为,达官显贵们全然无视,几近不知廉耻为何物。

在这关键时刻,唯有罗文干能洁身自好,毅然辞职,远离政治漩涡。他比陶渊明辞官归隐更显高洁。这世上若有这样的人,我们怎能不大力称赞,为国民树立一个榜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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