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
以下是《民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中“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一节的现代汉语翻译:
话说筹安会成立之初,共有六位发起人,分别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杨度是前清保皇派的领袖人物,和康有为、梁启超一向交好。辛亥革命后,他转而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得到袁世凯的信任,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孙毓筠是革命党中的骨干,辛亥革命时曾在安徽有过突出表现。此后他组织“政友会”,与国民党脱离关系,也当上了参政院的参政。严复精通英文和中文,早年翻译西方著作很有名,人称“严侯官”。袁世凯设立参政院时,为了招揽有才学的人才,便邀请他加入。刘师培原名刘光汉,博通古文经学,曾在《国粹丛报》上发表过文章,有相当学识基础,袁世凯也特意邀请他参政。李燮和是陆军中将,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打南京。胡瑛曾长期和宋教仁交往,不知为何改变了志向,也投靠了袁世凯的幕府。
这六人彼此认识,聚在一起整天谈风月、议时政。恰巧袁世凯总统府里有一位美国的博士顾问,名叫古德诺,他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君主制比民主制更优越,尤其认为中国不适合实行共和制。杨度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很有道理,正好可以借机讨好袁世凯,于是与孙毓筠、严复等人秘密商议,决定趁机推出一项“轰动全国”的举动。
孙毓筠、严复等人也都赞成。他们凭借过去十年刻苦读书积累的论据,不到半天时间,就起草好了筹安会的宣言和章程。宣言内容如下:
我国在辛亥革命时,人民情绪激昂,只顾推翻种族压迫,却未考虑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仓促之下建立了共和国。当时大家没有深入思考国情是否适合,一议既出,无人敢反对。有见识的人虽知道这样有隐患,却也顾不上,怕一时动荡会引发亡国之祸,所以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从临时政府过渡到正式政府,这一过程经历了很多危险,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痛苦,举国上下都清楚。如今南美、中美洲的共和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乌拉圭、芬兰等,无不是从党争开始,最终酿成战争。葡萄牙改行共和后,也陷入了混乱,最严重的要数墨西哥,自总统迪亚斯下台后,长期战乱不断,各派军阀拥兵自重,胜者占地,败者烧城,无恶不作,最终出现五位总统并立的局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我国也是新兴的共和国,以这些国家为鉴,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美国是世界共和制度的先驱,其著名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指出,君主政体优于民主政体,中国尤其不适合实行共和制度。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许多西方有识之士也都持此看法。而古德诺本人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却批评共和制度,其观点尤为深刻。外国一些关心中国的人,也大声呼吁,希望中国能吸取教训,可我们国人却反而盲目乐观,不考虑根本问题,甚至明知国家危难,却因个人利害关系而犹豫不决、徘徊观望,爱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国民的义务又是什么?
我们身为中国人,民国的存亡,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死存亡,怎么能苟且偷安,坐视国家灭亡?于是我们特地召集志同道合的人,组成这个团体,共同商议国家的安危。我们将在国家前途和共和制度的利弊方面,充分发表意见,互相切磋,以贡献给全体国民。有远见的人看到我们这份诚心,也愿意参与探讨,这真是中国之幸。
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附:筹安会章程】
第一条:本会宗旨是传播学理,研讨政论,供国民参考。
第二条:想加入本会者,须提交入会申请书,并由四名以上会籍会员推荐,经理事会批准。
第三条:本会设理事六人,由发起人暂任,并推选一名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
第四条:本会设立名誉理事若干人、参议若干人,由理事长推选。
第五条:本会设干事若干人,由理事推选,具体分工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事务所暂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
宣言和章程已全部准备好,当即推举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便在预定地点设立事务所,挂出一块“筹安会”招牌。
京城百姓起初并不了解这回事,看到“筹安会”三个字,还以为国家终于出现了一位大人物,能将风雨飘摇的民国治理得安定了,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后来读了他们的宣言内容,才知道这个组织真正目的是要改用君主制,把袁世凯推上皇帝宝座。于是消息迅速传播,大家都说这“筹安会”是制造皇帝的“私房组织”,以后是祸是福,还难以预料。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京城警力已布满街头,一旦有人议论筹安会,稍有泄露,就会被警察带到拘留所,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普通百姓为顾及生计,自然不敢多说,以免惹祸上身。袁世凯心想:“我就能平息诽谤了”,却也不敢公开回应。
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纷纷加入筹安会,想趁机谋得好处,指望日后富贵。还有一些报纸,如《民视报》、《亚细亚报》,也拼命宣传筹安会,用大标题不断刊登,大肆鼓吹。
几天后,《顺天时报》刊登了贺振雄写给肃政厅的呈文,内容大致如下:
我为扰乱国政、危害中华、祸害百姓、威胁国家元首,恳请肃政厅长转呈总统,严加缉拿,以挽救国家灭亡之危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奸佞误国,人人可诛。我们中国四千多年历史,君主相续,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积贫积弱,历史反复翻阅,令人痛心。从唐尧、虞舜的禅让,到夏商的征伐,到春秋战国七雄争霸,秦灭六国,汉初约法三章,王莽篡位,光武中兴,曹操称雄,司马懿逞智,南北朝纷乱,陈后主、隋炀帝、武则天、安禄山,宋太祖、元世宗、明朱氏、清觉罗……历代帝王名号不断,可如今一个个都去哪儿了?只留下祸患,贻害中华文化。
古人争权夺利,称帝称王,只是一时迷乱,图谋眼前虚荣,却给子孙留下了巨大灾祸,多么可悲、可叹!
在古代闭关自守时,各派斗争还局限于一家之内,而今世界开放,各国相互觊觎,一旦被煽动,国家立刻就会灭亡,万劫不复。难道连像尉迟恭这样的忠臣都“无心肝”吗?
我们的民国才建立不到五年,战场上血迹斑斑,腥臭仍存,百姓苦不堪言,呻吟不断。总统亲创共和,承担重任,四年如一日,日夜操劳,处理军务、外交事务,耗尽心血,才使得国家基本稳定。如今正筹备国会,建立法院,整顿官僚,肃清腐败,日以继夜,毫不懈怠。民生与国计逐渐有序,国家根基已稳固。
现在却有人说我们中国不适合共和,必须恢复君主制,这种话简直就是猪狗都不愿意听的荒唐之语!
我敢对同胞们说:我们伟大圣明的袁世凯总统,已经为共和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若能连任,国政将更加完整,不十年时间,中华民国的共和国制度,必将超越欧美先进国家,称雄世界!
袁总统目光深远,战略高明,彻底铲除四千年来专制的毒害,开创了东亚共和新时代,人民颂扬,铜像巍峨,世界各国也都钦佩他的威望。如今竟有妖人胆敢在青天白日下,图谋私利,利禄熏心,蛊惑民心,公然鼓吹帝制,妄图让世界笑话,其用心之恶,藏毒之深,简直如同卖国的野狼、反贼的枭首,其阴谋更加阴险,罪责更为严重。
啊!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妖孽”是谁?就是筹安会的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我贺振雄生长于中华,目睹国家危难,深知这些人毒害国家,言出必祸。害怕一旦国家被毁,自己也将无处可逃。与其做亡国奴,不如做共和的烈士。因此我以头颅立誓,以鲜血为证,恳请肃政厅长转呈总统,立即命令军政执法机构,将杨度等“祸国贼”依法严惩,以正国家大义,挽救国家灭亡,以告慰天下人民,也以回应各国友邦的质疑。
总统幸甚!人民幸甚!谨此呈上。
第二天,又有一篇由李诲递交检察厅的呈文,刊登在《顺天时报》上,内容如下:
我为叛乱昭著,动摇国本,恳请依法严惩,以消除大患事。
回顾历史,武昌首义,全国动荡,总统不忍生灵涂炭,毅然承担重任,数月之内,清帝退位,将政权交予我,组织政府,确定共和国体。此时人心稳定,南北统一。总统就职时曾郑重声明,绝不允许帝制复活。
民国三年五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总统再次声明,将严格遵守,绝不违背。三年十一月,宋育仁等人曾鼓吹复辟,总统依据约法,严肃警告。
国体已经确立,如日中天,全国百姓终于有了寄托。虽仍有内忧外患,但总统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立志十年内使国家与欧美媲美,怎会担心国家不足?然而,孙毓筠、杨度、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竟组织筹安会,声称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援引南美、中美各国因共和而起乱的先例,作为反面教材,公然主张改变国体,公然鼓吹,毫无顾忌。
这种错误言论一旦传播,必将煽动乱党,引发动乱,一旦外国势力趁机干涉,坐收渔利,后果不堪设想。国体已经确定,竟又提出这种荒唐之说,是自寻破坏,和暴徒无异,罪责难逃。
这些所谓“忠爱之士”,实则为煽动叛乱的祸根,罪行岂能宽恕?赣、宁发生动乱,虽是暴民专制的征兆,但总统下令出兵,数月之内便全部平息。如今动乱已止,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这难道是南美诸国能比得上的?怎能以这些例子来推翻共和制度?
国家政体没有绝对的优劣,要看时势而定。我们国家的未来政体到底如何,不能说永远不变。但只要在共和国体制下,就必须遵守宪法,不能鼓吹君主制,反对共和制度,以维持国家纲纪。
共和国家是由多数人民组成的,即便未来需有变革,也应由代表民意的机关,根据多数人意愿决定,这是自然趋势,绝非少数人可以随意更改。
如今总统德高望重,受到国会推举,受到列强承认,平定内乱,巩固对外关系,所有政策无不是为了保全国家。现在却轻率提出变更国体,万一清室中有人蠢蠢欲动,与乱党内外勾结,乘机主张复辟,将使总统陷入绝境,国家也将随之覆灭。这些“国贼”虽死万次也抵不过其罪责。
我查阅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总统发布的命令:“民主共和,载于宪法,若有人捏造谣言、著书立说、集会结社,以扰乱国宪者,按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巩固国本、遏制乱萌。”此令明确存在,所有行政、司法机关都应严格执行。
如今杨度、孙毓筠等人鼓吹邪说,扰乱国宪,未向内务部报备,便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传播各种印刷品,严重违反法律,罪不容诛。
检察厅作为国家机关,有责任维护法律、惩治奸邪,若对此视而不见,法律就形同虚设,法律一旦失效,国家如何立足?我李诲身为普通百姓,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感不安,不敢沉默,特此根据总统命令,请求立即依法将杨度、孙毓筠等人以内乱罪从严惩办,以消除大患。
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观察家们,你是否知道贺振雄和李诲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们都是湖南人。贺振雄曾参加过革命,有文才,但后来留在北京,没有得到官职,内心愤懑,于是借机在筹安会上痛斥这些人,发泄牢骚。李诲是李燮和的亲弟弟,与他志趣不合,因此也上书弹劾,甚至有“大义灭亲”之志。
两人先后呈文,都期待能引起关注,还分别抄录多份,送给各报社。然而《民视报》《亚细亚报》不仅不刊登原文,反而发表时评,冷嘲热讽,讥讽他们不识时务、迂腐可笑。确实,他们真是迂腐、荒谬。
只有《顺天时报》完整刊登,一字不落。或许是因为挂了外国招牌。
第二天,筹安会门口竟站满了警察,手持枪支,严密盘查出入,似乎在为这会所提供“国家保护”。贺振雄没有权无势,只能在家闷坐叹息。而李诲曾担任过湖南省议员,又因家族显赫,平时与京中大官往来密切,于是又向内务部提交呈文:
孙毓筠等人鼓吹错误言论,扰乱国宪,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如果依照《集会结社法》规定,本应向内务部申报核准,若如此,这种行为显然更严重。如今他们未报备就擅自成立,显然罪责更深。如果当初对宋育仁的类似行为都予以宽纵,现在又如何取信于民?如何服众?因此我冒昧上呈,恳请处理。
这份呈文送进内务部,几天没有回音,仿佛石沉大海。然而,总检察厅长罗文干却突然辞职,带着家人离开北京返乡。
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一向为人正直,执法严厉,清廉勤政。得知筹安会成立后,他便私下骂杨度等人是“误国贼”,想加以揭发。恰巧又收到李诲的呈文,他读一句,叹一句,读完后愤怒不已。于是前往司法部,拜见司法总长章宗祥,略述几句,便将李诲的呈文呈上。
章宗祥看完后,先是皱眉,随后摇头,看完后冷冷一笑说:“这种文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罗文干不解地问:“总长认为筹安会是正当的吗?”
章宗祥答:“国家怕不稳,能‘筹安’,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吗?”
罗文干更加忍耐不住,又说:“他鼓吹的是帝制!”
章宗祥说:“我们身为司法官员,只管尽职尽责。昨天内务总长朱启钤(字桂莘)也说过,李诲多事,已经把他的呈文撕毁了。罗兄,你觉得这事能办成吗?”
罗文干听了彻底无言,过了很久,才勉强说了一个“是”字,随即告辞回家。
当晚他反复思虑,第二天清晨便写下病假说明书,派人送到办公处,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启程。等到请假获批,便带着家人连夜出京,悄然离去。
我写了一首诗来赞美他:
举世昏昏我独醒,出都从此避羶腥。
试看一棹南归日,犹见清风送客亭。
罗文干离开后,京城官员是否有所变动,我们下回再讲。
读贺振雄的呈文,令人畅快,读李诲的呈文,令人欣慰。贺振雄痛斥筹安会,骂得淋漓尽致,让杨度等人无地自容,堪称趋炎附势者的警示。李诲则引经据典,援引袁世凯已发布的命令,明面批评筹安会,暗中讽刺袁世凯,不仅让杨度等人感到羞愧,就连袁世凯听到之后,也该忆起当初的承诺,不敢违信。然而杨度等人依旧厚颜无耻,袁世凯也依旧不作为,达官显贵们全然无视,几近不知廉耻为何物。
在这关键时刻,唯有罗文干能洁身自好,毅然辞职,远离政治漩涡。他比陶渊明辞官归隐更显高洁。这世上若有这样的人,我们怎能不大力称赞,为国民树立一个榜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