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第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
译文:
当然可以,以下是《民国演义》第十六回中关于民国国庆日庆祝活动及外蒙古独立事件的现代汉语翻译:
当时武昌起义发生的时间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也就是公历的1911年10月10日。民国改用公历后,便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日期是公历1月1日,北京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时间是公历2月12日,这两个日子也被定为纪念日,并举行庆典。每逢国庆日,即“双十节”,都会举行以下八项活动:
(一)放假休息;
(二)悬挂国旗,布置彩旗;
(三)举行大规模阅兵;
(四)追思和悼念革命先烈;
(五)表彰有功人士;
(六)暂停刑罚;
(七)救济穷困民众;
(八)举办宴会。
1912年10月10日,正值民国元年的国庆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当天,将原来的“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门外搭建起一座华丽的彩楼,里面悬挂着隆裕太后宣布退位的诏书。赵秉钧(时任总理)派内外两厅的官员作为代表,主持中华门的开幕仪式。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团体代表纷纷到场,气氛热烈欢庆,旗帜飘扬,热闹非凡。
当天还在祈年殿新建祭坛,追祭为辛亥革命献身的烈士们。由赵秉钧代表总统上台主持祭典,仪式按照新制度进行,祭文仍沿用古体,原文如下:
“维民国元年十月十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谨派遣代表赵秉钧,献上酒和祭品,祭奠革命先烈。‘荆轲与高渐离的牺牲,让天下武臣不再有声望,千年沉寂,大陆无光。如今时机成熟,国风未变,帝制终结,民权初现,万里疆土,尽归人民之手,谁不有热血,怎能忍受如此拖延?仰望苍天,革命如龙腾海啸,雷电交加,日月重辉。可惜前人未能实现理想,只能长眠于荒野,但他们的壮志仍未消亡,英灵永存。我们这些新生的国民,切莫忘记先烈们的牺牲!辉煌的国徽,是自由的鲜血铸就。革除旧制已经完成,建立新国家才刚刚开始。先烈们的英灵已昭然若揭,希望你们奋发图强,永志不忘!’”
祭礼结束后,袁世凯亲自登台检阅军队。参阅的军队共有一万二千人,包括拱卫军六千人、禁卫军三千人、游缉队一千人和补充队一千人。他们列队在总统府门外进行检阅。袁世凯身着军服,手持佩刀,站于高台之上,陆军总长及以下各级军官均列队在台下。各部队从东边进入,从西边出发,步伐整齐,井然有序,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所有部队全部通过,袁世凯才下台进府休息。随后,各官员退至国务院,国务院前搭起一个彩棚,装饰以松柏,摆设数十张长桌,茶点丰盛。参议院议员、各政府部门高官、各省代表、中外记者以及北京社会名流均到场参加茶会,就连外国公使和贵宾也兴致勃勃地前来参观。此外,内蒙古的活佛章嘉以及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大喇嘛称号)也来到北京,拜访总统,因此也被邀请参加活动。
当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宾客们云集,整个京城喜气洋洋,可谓“国门集福,全民欢庆”。中午时分,现场还准备了午宴,大家共进美食,酒是御赐的美酒,菜是上等佳肴,虽然名义上是普通宴席,但实际花费堪比千金。内里虽贫,外在却极为阔绰。午后宴会结束,宾客们陆续离场,而军警人员却继续聚会,晚上又设宴数十席,大家吃得尽兴,欢呼雀跃,无一人不心满意足。
前门外琉璃厂一带,革命党人专门开辟了一个“共和纪念会场”。会场大门和正门都竖起松花牌楼,场内设有多个彩棚,内设陈列馆、运动场和剧场。陈列馆陈列着辛亥革命时期的图片、旗帜、服饰、证件以及烈士生前生后的照片。运动场则举行各种竞技活动,如竞走等。
剧场内上演的是革命主题的新剧。场中还专门设立祭坛,供奉革命先烈的牌位。其中最精彩的是用五彩纸扎成一座黄鹤楼,高耸入云,气势非凡。除正式庆祝日之外,还连续举行了两天活动。11日,章嘉活佛到场,他的随行喇嘛诵经追荐先烈。当晚,会员组织“提灯会”,征集各种灯笼,招募青少年儿童提灯出游,前有军乐队开道,后有马队护送。先到中华门行鞠躬礼,之后沿街前往天坛。同时,四川公会也制作了白色灯笼,上面写着四川革命烈士的名字,也抵达天坛。双方在天坛会合,顿时燃放起烟花,火光冲天,烟花中幻化出各种革命战争的场景,仿佛枪林弹雨,宛如楚地汉江。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奇景,惊呼为“奇遇”。无论老少男女,纷纷聚集,整座城市灯火通明,几乎通宵达旦,场面异常热烈,令人惊叹不已。
然而袁世凯深知,新国家的建立来之不易,除了追思先烈,还应表彰功臣。于是他特别授予前总统孙中山“大勋位”,副总统黎元洪“大勋位”,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各授“勋一位”,孙武授“勋二位”,并授予国务总理一等嘉禾章,各部总长二等嘉禾章。各省都督、民政长官以及对民国有贡献的人士,也都被授予勋章或军衔,唯独没有提到救济贫困民众,百姓仍然吃亏。此外,因为武昌是起义的发源地,袁世凯特派朱庆澜前往湖北,祭祀先烈,参议院代表汤化龙也一同前往。
抵达武昌后,恰逢各省都督也派代表来参加活动,他们在原清政府“万寿宫”改建会场,场面盛大,不输首都。会场内外彩旗飘扬,装饰华丽,门口摆满松树,墙上悬挂柏树,还有五色电灯与花朵,五彩缤纷,如锦绣般美丽。会场中央供奉着革命烈士的牌位,各代表依次上台致祭。黎元洪的代表蔡济民主持整个仪式,读祭文后,全场行三鞠躬礼。随后奏起军乐,活动结束,众人前往宴会场聚餐。
另一种特别的纪念活动,是安排在医院中伤愈的军人,穿着军服,佩戴黄色绸带,标明姓名、受伤时间和地点,用彩扎的轿子抬着,由军乐队开道,穿街走巷,供民众参观,以表达对革命士兵的敬意。黎元洪还发表了一篇演说,交由蔡济民宣读,大意是:“国家尚未成型,责任在后来者身上。”语言真挚而有力,虽篇幅受限未能详述,但读者若想了解全文,可查阅黎元洪的文牍,目前市面上已有相关专书,不必赘言。
除武昌外,上海也为庆祝活动做了大量准备,全国各地也都同步举行庆典,城市中挂起五色国旗,街道上亮起五彩灯笼,百姓们纷纷称颂“五族一家、天下同庆”。然而,盛况难以长久维持,该如何延续?谁又知道,西藏的独立并未取消,外蒙古更是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正式建立政府,推举哲布尊丹巴为皇帝,改年号为“共戴”,自称为“蒙古帝国”。成吉思汗若有灵,也当欣慰,可惜最终却成了一个虚幻的政权,近乎闹剧。
哲布尊丹巴是谁?他本是外蒙古的活佛,居住在库伦,早有名声。但他并非真正有政治才能,甚至双目失明,几乎如“死佛”一般,毫无主见。他的夫人扣肯儿,容貌出众,心思机敏,比普通蒙古人聪明得多。她与亲王杭达多尔济关系密切,两人亲密无间,大概结下了“欢喜缘”。扣肯儿勾引活佛,便将政权交由杭达管理。杭达得势后,主张与俄国结盟,抵抗中国。
当时俄国正觊觎蒙古,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高兴,便赠送大量土产给活佛和杭达,连扣肯儿也获赠礼物,众人皆感满意。活佛派杭达前往俄国,表达谢意。俄国政府极为欢迎,甚至安排杭达谒见沙皇。沙皇亲自接见并握手言欢,好机会来了!杭达献上金佛一尊、十头名马作为见面礼。他甚至提出将蒙古全境地图献给俄国,沙皇欣然接受,随后安排外交大臣宴请杭达。
宴会上,杭达当面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俄国提供军火援助,二是俄国贷款支持。俄国外长萨沙诺夫一一答应,并承诺将向中国驻俄使节转达:“蒙古独立,请求中国不得干涉”。杭达欣喜若狂,恨不得当即跪拜,但又怕得罪俄方,最终在扣肯儿面前磕头,却不敢在俄方代表面前行礼,否则性命难保。他感激不已,谢恩不止。萨沙诺夫果然兑现承诺,杭达离开后,即电告驻华俄使,正式通知中国北京政府,提出三项要求:
(一)中国同意蒙古拥有完全的行政主权;
(二)中国不得在蒙古驻军、设官、开垦土地;
(三)抚慰在蒙古战争中受伤的中国百姓。
此时的中华民国尚处于初创阶段,南北尚未统一,自然没有足够精力回应。等到袁世凯正式就任总统后,杭达已返回库伦,由蒙古内阁正式发函北京,宣布“独立”,并祝贺袁世凯就任。袁世凯收到电报后,两次劝说活佛取消独立,活佛回答:一是“我已独立,如何取消?”二是“请与邻邦协商,避免争议”。袁世凯以“邻邦”指代俄国,打算等国内局势稳定后再与俄国商谈。
但他没想到,活佛反而煽动西蒙各部攻占科尔多,又唆使东蒙各旗攻占呼伦城,还勾结科尔沁右翼的郡王乌泰,出兵攻打中国洮南府。
面对这一危局,袁世凯紧急命令东三省各都督出兵镇压。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乌泰驱逐至索伦山,随即下令革除乌泰的世袭爵位,改任“镇国公”鹏束克暂代管理。
但在处理内外蒙古问题上,袁世凯仍旧采取“怀柔政策”。在国庆期间,内蒙活佛章嘉与甘珠尔瓦呼图克图支持共和,入京觐见。袁世凯特意优待他们,给章嘉加封“宏济光明”徽号,允许他继续使用前代享有的黄轿、九龙坐垫,并赏赐貂皮大衣,白银一万圆;甘珠尔瓦也获得“圆通善慧”称号,同样赏赐貂皮大衣和白银。内蒙各部王公因此被袁世凯笼络,基本稳定下来。老袁的策略,就是“以恩怀柔”。
袁世凯还任命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致信内外蒙古、西藏,劝说他们归附民国,共同推动共和。前藏达赖喇嘛也精明,看到尹昌衡在川边驻守,巴塘、里塘反复失守,便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策略,主动回信表示“愿归附”。袁世凯仍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随后,东蒙古十旗的王公也纷纷来函,表示愿意召开“蒙旗会议”,解释共和理念,以化解猜忌。袁世凯得知后,委派蒙古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吉林都督陈昭常、东三省宣抚使张锡銮等人赴会,会址设在长春道署。各旗王公陆续抵达,共四十余人。
会议持续三四天,政府派出三名委员提出如下建议:
(一)各王公应回到本旗,劝慰民众,大力宣传“五族共和”的好处;
(二)立即取消蒙古独立;
(三)若能效忠民国、或积极宣传、促成独立取消者,政府将特别嘉奖;
(四)政府承认民国对蒙古的原有权利,不加剥夺;
(五)蒙古所借的外债,由政府承担偿还责任。
此外还提出了十条补充议案,包括:
(甲)政府可在蒙古边境要地派驻军队;
(乙)蒙古王公若向外国借款,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丙)取消独立后,由总统颁布特别优待蒙古人民的规定;
(丁)蒙古人不得私自将产业抵押给外国人,以保护国土;
(戊)蒙古办新政,需经政府批准;
(己)成立“华蒙联合委员会”,增进感情;
(庚)创办蒙文报纸,以开启民智;
(辛)蒙古人应使用五色国旗,以符合国家体;
(壬)蒙古人须遵守民国法律;
(癸)蒙古人练兵所需的枪械,由各省都督代为采购,不得私自运输。
各旗王公纷纷表示赞同。政府三委员将结果回报给袁世凯,他满怀信心,以为从此可以控制蒙古与西藏两大区域,真正实现“五族共和”的宗旨。但谁曾料到,11月9日,驻京俄国外交使节突然送来一份照会,宣布蒙古独立为“正式事实”。外交部接到照会后,慌忙查阅内容,惊得外交总长梁如浩瞠目结舌,几乎失声,险些疯了。
诗曰:
莫言世界尽是强权,胜负只在一步之间。
回想中西交涉往事,多数决策都因迁延误事。
这份照会究竟有何重大内容?留待下回详述。
民国第一届国庆日,庆祝场面盛大,堪称空前,但从那时起,每年的庆祝活动都日渐式微。到了民国四年(1915年)的双十节,袁世凯竟停止了所有宴会。外人讥讽说:“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情。”仅看每年国庆日的盛况,便可见国人热情的短暂与缺乏持久性。相较之下,美国的独立日、法国的国庆日,全国庆祝至今不衰,而我国却从盛极转衰,何其可惜!至于蒙古与西藏,长期被英俄势力操纵,来去无常,反复无常,而袁世凯却只采取“怀柔”政策,沿袭清朝“拖延”之术。直到俄国发出正式照会,全国震惊,才猛然醒悟自己此前因循失策,已经太晚了!特此揭示,以警后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