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演義》•第十回 踐夙約一方解職 借外債四國違言
譯文:
孫中山在南京得知袁世凱被任命爲總統、唐紹儀組成新內閣後,便前往參議院宣佈辭職。他將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政見公開陳述,作爲臨別贈言。參議院的議員們安靜聆聽,書記員們當場記錄,並將內容用白話翻譯成文言文如下:
本大總統於中華民國成立當天(正月初一)到南京就任,今日是四月一日,正式向貴院提出辭職,任期恰好三個月。這三個月,正值中華民國初創時期。在民國成立之前,中國正處於革命時代,發起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聯合全國四億人民,推翻腐敗無能的舊政府。革命初期,南北尚未統一,不得已而發生戰爭。自三月起,南北實現統一,戰事結束,最終建立起一個完整、穩固的中華民國,這一切的成就,都是全國民衆和軍人共同努力的結果。當本總統最初就任時,未曾料到會取得如此好的成果,更沒想到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如此偉大的事業。一個月前,本總統已向貴院提交辭職書,當時由於統一政府尚未成立,儘管已辭職,仍繼續履行總統職責。如今,國務總理唐紹儀已組建完成內閣,本總統理應卸任。今天特地前來參議院宣佈辭職。但趁此機會,本總統還有幾句話,願向各位陳述。中華民國成立後,每一箇中華民國公民,都有不可推卸的公民天職,那就是促進世界和平。促進世界和平,正是中華民國未來發展的根本目標。如果以這個目標爲方向,就能鞏固中華民國的基礎。因爲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國人民能夠實現長遠發展,絕大多數人能夠邁向文明社會,自然就能促成世界和平的局面。況且,中華民族歷來以講求和平著稱,早在幾千年前,便已認識到和平是世界的根本真理。中華民國具有這樣的民族傳統,登上世界舞臺後,與各國交往、促進和平,就是每一箇中華民國公民的天職。本總統與全國民衆一樣,都懷有這一信念,必須切實推進人民的智慧與風俗,努力推動各項事業,力求獲得良好結果。本總統辭職後,將回歸普通公民身份,政府不過是一個極小的機構,其影響力只佔國民力量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力量仍掌握在廣大民衆手中。因此,本總統今天辭職,並非功成身退,而是希望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與四萬萬國民攜手,共同奠定中華民國的堅固基礎,以期實現世界和平。懇請貴院及未來的政府,勉勵民衆,共同履行這一天職。從今以後,願中華民國能夠走向文明進步,使世界舞臺享有和平幸福,這絕非個人的宏願,而是全體國民的共同願望。
講完這些話,衆議員齊聲鼓掌,無需多言。孫中山隨即交出臨時大總統印信,交還參議院。參議院議長林森、副議長王正廷即命全院委員長李肇甫接收印信,並由林森擔任全院代表,向孫中山作答,大約有數百言,內容如下:
中華文明已有四千多年曆史,專制暴政在秦朝達到頂峯,歷代王朝接踵而至,腐敗蔓延,直至末世,社會制度全面崩潰。儘管中國擁有兩億裏的國土和四億人口,卻因外敵入侵,彷彿摧枯拉朽般被侵奪,僅能勉強維持一線生機。中山先生髮下宏願,立志拯救國家,首先倡導建立共和制度,在專制政權壓迫之下奔走呼號,屢次瀕臨危險,卻始終不退縮,堅持了二十年如一日。1911年武昌起義後,不到一個月,全國就有三分之二的地區響應,這固然與清政府無道有關,但也離不開中山先生長期倡導和激勵的功勞。當時民國尚未統一,民衆迫切希望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恰逢孫先生回國,於是各省代表公推他爲臨時大總統。他上任僅四十天,便以和平方式促使清帝退位,實現全國統一,從未忍心讓百姓承受戰亂之苦。雖然執政不滿百日,但全國五族人民所獲得的福祉,已無法估量。他不僅功績卓著,更以高尚純潔的品格成爲世人楷模。如今,中山先生即將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作爲參議院代表,我們實有感於言辭。民國的建立,實賴中山先生的培育;民國的發展壯大,更離不開先生的啓蒙與推動。凡對民國有益之事,無論在朝廷還是地方,責任皆相同。
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辭任後周遊演講,始終不忘美國的國家利益,衷心希望中山先生也能像羅斯福一樣,成爲國人永久尊敬的楷模。
孫中山感激參議院的讚許,鞠躬致謝後離去。議員們隨後再次投票決定臨時政府所在地,最終同意將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南京仍保留爲普通城市。
袁世凱任命前陸軍總長黃興爲南京留守,負責控制南方軍隊;同時召回唐紹儀回京。唐紹儀認爲交通部長一職不宜兼任,遂提出由施肇基擔任交通部長,提交參議院審議,經多數通過後,電請袁世凱正式任命。各部總長職位至此全部到位,唐紹儀遂邀請王寵惠等人北上。陳其美曾擔任滬軍都督,自請後行,聽說他醉心於喫楊梅,便長期希望留在南方,唐紹儀無法強求,便立刻離開。參議院議員們於四月二十九日陸續赴北京。副總統黎元洪也請求辭去大元帥職務,改由袁世凱任命其負責參謀總長事務。所有前清時期的總督、巡撫等舊職一律改爲“都督”。在中央政府及各省,基本實現了制度的初步穩定。
但蒙古和西藏兩地區當時仍未能妥善處理,袁世凱派員帶信勸其取消獨立,支持中央政府。當時英、俄兩國正積極爭奪蒙古和西藏,企圖將其納入自己勢力範圍。西藏喇嘛缺乏見識,任由外力操控,即便袁世凱發下政令,他們也絕不會輕易服從。這爲後文埋下伏筆。袁世凱也清楚這是無益之舉,只得表面敷衍,暗中卻集中力量處理國內事務。他首先提出裁減軍隊,其次計劃向外國借款,這兩項措施相互關聯。請看,各省曾爲革命而招募的軍隊,東邊西邊到處都有,人數多達數百萬,如今中央政府已完全成立,南北局勢已實現和平,這些冗餘兵力又有什麼用處?況且袁世凱內心始終擔心南方軍隊的威脅,裁減兵員,越快越好,才能儘快安心。裁軍本是良策,但袁世凱只從自身利益出發,未能全面考慮國家整體。然而,要開始裁軍,首要問題是資金。南京臨時政府早已依靠借貸維持運轉,曾獲得蘇路借款、招商局借款、漢冶萍公司借款,總計五六百萬,到手後便立即耗盡;又發行了八釐軍需公債票一千萬,逐步籌集,仍然不夠。唐紹儀南下組閣後,南京政府雖已承認移交權力,但所有歷史欠款仍需由北京政府承擔,南京方面要求兩三百萬元,上海需五十萬元,武昌方面還需一百五十萬元,全都由唐總理支付,說是歷年來拖欠的軍餉,無法拖延。唐總理於是致電北京,袁世凱復電並未多言,只讓其“自行處置”。爲了應急,只能向外國銀行低頭求助,於是四國銀行團憑藉其雄厚財力和強大影響力,成爲借款的主導者。
所謂“四國銀行團”,指清宣統二年,清政府想改革幣制、振興東三省經濟,計劃借外債一千萬英鎊。當時英國滙豐銀行、法國銀行、德國德華銀行、美國資本團體共同應承,訂立協議,稱爲“四國銀行團”。後來日、俄兩國提出抗議,交涉未果,武昌又爆發革命,銀行團遂中途退出,僅墊付了四十萬英鎊,其餘款項停止。至民國統一後,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深知上臺執政離不開資金,便決心向銀行團借債。恰逢四國公使應銀行團請求,致函袁世凱,願意投資中國,支持建設,但要求借款具有優先權。袁世凱自然樂意,覆函允諾,並請求先墊付四十萬英鎊以應急需,之後再另行商議。銀行團即如數交付,而當時唐紹儀面對南方各地方的財政要求,無能爲力,只好再次向銀行團請求再墊款,金額高達一千五百萬兩,而南方實際所需僅五六百萬兩,銀行團卻要求加倍,可見民國政府對借款的使用極爲混亂。
銀行團雖然同意,但附帶苛刻條件:要求提供擔保、實行監督,並詳細列出資金用途。唐紹儀認爲條件過嚴,難以接受,遂轉而向比利時華比銀行借款,請求墊款一百萬英鎊。比利時是西方小國,商業勢力薄弱,只是覬覦高利息,有意投資,便聯合俄國銀行及未被納入“四國銀行團”的英法銀行,共同出資,議定七折付息,年利率五釐,以京張鐵路收益作爲抵押。唐紹儀收到款項後,分別支付南京二百三十萬兩、武昌一百五十萬兩、上海五十萬兩,其餘資金則攜帶至北京。幾天之內,資金便被揮霍一空,又不得不繼續向外國借款。如此下去,如何能夠治國?
沒想到四國公使已發出照會,內容爲:“唐總理擅自借入比國借款,違背了此前袁總統覆函允許借款優先權的承諾,望明示解釋。”袁世凱一想,外人有理,自己理虧,無話可說,只得求助美國公使出面斡旋,代爲調停。美國公使還算寬容,邀請唐紹儀一同前往與英、德、法三國公使會談。唐紹儀此時也顧不上面子,平心靜氣地向各國公使道歉,並誠懇解釋:“此次借入比國資金,是因南方急需,不得已爲之。若貴國銀行團願意提供鉅款,可用來償還比國借款,那麼比國協議當可取消。只是當時未作通報,似有冒犯,懇請貴公使諒解。”英、德、法三國公使則瞪眼豎須,故意刁難。美國公使連忙說了幾句話,大致是替唐紹儀辯解,三國公使纔有所緩和。他們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另定日期,向四國銀行團正式道歉;二是財政預算案必須提交各國供查閱;三是今後不得祕密向其他國家借款。唐紹儀一一同意。最後,三國公使提出退還比國借款、取消原借款協議,唐紹儀也答應了,雙方纔達成一致,盡興而散。
袁世凱獨坐府中,正等待唐紹儀的回覆。不巧唐紹儀回來,報告會議情況,袁世凱說:“還好,但想取消比國借款協議,卻有些爲難。”唐紹儀回答:“一個比國銀行,聲勢遠不及四國銀行團,我只要退還借款,原協議就能取消。”袁世凱點頭說:“你去辦就是了。”唐紹儀離開後,立即致電華比銀行,請求取消借款協議。比國商人哪裏能輕易放棄?自然公開指責唐紹儀背信棄義。唐紹儀前後變卦,豈能不遭人譏諷?無奈之下,唐紹儀只能再次委託美國公使出面調停。美國公使與英、德、法三國原本一條心,只是性格相對平和,較能妥協,實非出於善意,而是外交手段所致。他受唐紹儀之託,便與英、法兩公使商量,要求他們阻止比國銀行與華比銀行合作,切斷資金來源;同時與比國使節談判,逼其停止借款。比國實力微薄,深知螳臂當車,無力抗衡,只得順從美國公使的意願,轉而讓比國商人取消借款協議。比國商人雖不甘心,但合股的英法銀行已退出,加上外交壓力,只得同意取消,但要求退還已墊付的一百萬英鎊。唐紹儀隨後與四國銀行團繼續談判,請求在六星期內先撥款三千五百萬兩,此後每月撥款一千萬兩,從民國元年六月起,至十月止,共需七千五百萬兩,待大額借款成立後,可全部抵扣。沒想到銀行團狡猾,當即回應:之前所需資金僅一千五百萬兩,此次卻突然要求增加數倍,究竟爲何?於是他們派出代表,親自前往唐總理府中面談。唐總理當即接見,各代表立即發問,首先問借款用途。唐總理未加思考,隨口答道:“無非是用於遣散軍隊、發給士兵撫卹金罷了。”對方接着問實際需要金額,唐答:“至少需要三千萬兩。”再問爲何如此多,唐答:“軍隊林立,需要資金浩繁,若要逐一裁併,三千萬只是少數,若隨時調整裁減,目前所需至少三五百萬,也可勉強應付。”這些話只是敷衍應付,卻引起銀行團代表懷疑,他們發現資金數量前後反覆,出入懸殊。一位代表忍不住笑問:“總理此前曾借過比國一百萬英鎊,這些錢是用在哪裏的?”唐總理一一說明,解釋除了支付南京、上海、漢口等地開支外,其餘全部用於北京。各國代表又道:“貴國用款如此混亂,我方雖有資金,也難以輕易借貸。須知借款必有還期,貴國難道真能‘借錢不還’嗎?”這一質問,唐總理幾乎無言以對。德華銀行代表當即起身離席,冷笑道:“用款如此模糊,若不另作方案,如何能借?”唐總理也站起,詢問具體辦法。德代表冷言道:“若想借款,必須由我方監督資金用途,無論是否裁併軍隊,若無我方監督,借款必定無效。”唐總理猶豫片刻,答:“這恐怕不太方便。”各代表紛紛起身,說:“貴總理說不便,我方也不再堅持出借。”話音剛落,便憤然離開。唐總理只得說:“再容我們商量。”代表們離開時,一面輕聲說:“今後借款,也不必再與我們商議,請直接向貴國公使商談即可。”說完,轉身離去,對唐總理微微鞠躬,隨即離開。如此借款,不僅費力,更暴露了管理無能。唐總理非常失望,只能將此情況轉述給袁世凱。袁世凱默默思索,隨即想出一計:既然四國銀行團如此強勢,何不轉向其他銀行借款?此法他早已慣用。計劃一成,便暗中派人四處遊說,結果日本正金銀行、俄國道勝銀行紛紛挺身而出,公開反對。他們指出:“四國銀行團既然已得政府許可,願意出借資金幫助中國發展,也應適當讓步,爲何如此草率破裂?此舉太不近人情。”此言一出,英、美公使頓時恐慌,擔心日本、俄國從中阻撓,若自己同意借款,可能被搶先,屆時將耗費無數精力。如今外國銀行已各自關注,何況比國借款更爲重大。於是英、美公使紛紛照會臨時政府,願再出面調停。袁世凱也感到心滿意足,卻自己不便出面,仍委託唐紹儀負責談判。唐紹儀吸取前車之鑑,確實不希望再承擔此重擔,只是資金急需,又無法拒絕,正處在進退兩難之際,恰好有一個人前來接替,便藉機將這一難題交給他,由他繼續處理。這個人是誰?誰?正是:
會議不堪重負,幸有後來者。
欲知此人來歷,且待下回再敘。
孫中山遵照約定辭職,堪稱信義之人,與袁世凱的權謀心術完全不同,實爲革命歷史中的傑出典範。有人認爲孫中山只是遊說家,非政治家,自認才略不如袁世凱,因此主動退步,這種說法未必盡然。即便如此,若以這種觀點評價孫中山,他依然可以稱得上自知之明,能衡量自身能力,不爲一己私利而犧牲全體人民的生命,實屬仁厚且有遠見。我敬重他的仁德,更欽佩他的智慧。面對千頭萬緒、紛亂如麻的中國,想要徹底整頓、和平統一,談何容易?更何況財政極度窘迫,已達到極限,各省尚在自顧不暇,中央財政更是收入爲零,僅此一點,便已難以應付。試看袁世凱與唐紹儀的借款過程,困難重重,外國銀行團的勒索條件何其嚴苛,袁世凱反而自稱“快意”,在局外人看來,實無趣味。他剛上臺,國家債務便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與其做像周赧王一樣避債的昏君,不如像張良一樣清修避世。因此,有人認爲孫中山的智慧不及袁世凱,我認爲恰恰相反:袁世凱實爲愚者,而孫中山纔是真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