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孙中山在南京，闻袁氏受职，唐阁组成，遂莅参议院辞职；又把生平积悃，及所有政见，宣布出来，作为临别赠言的表意。各议员分列座席，屏息敛容，各聆绪论，并令书记员出席登录，随听随抄，将白话译作文言道： 本大总统于中华民国正月一日，来南京受职，今日为四月一日，至贵院宣布解职，为期适三个月。此三月中，均为中华民国草创之时代。当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纯然为革命时代，中国何为发起革命？实以联合四万万人，推倒恶劣政府为宗旨。自革命初起，南北界限，尚未化除，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全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在本总统受职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期，能建立如此之大业。本总统于一个月前，已提出辞职书于贵院，当时因统一政府未成，故虽已辞职，仍执行总统事务。今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已成立，本总统自当解职，今日特莅贵院宣布。但趁此时间，本总统尚有数语，以陈述于贵院之前。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何谓天职？ 即促进世界的和平是也。此促进世界的和平，即为中华民国前途之目的。依此目的而行，即可以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盖中国人民，居世界人民四分之一，中国人民，若能为长足之进步，则多数共跻于文明，自不难结世界和平之局。况中国人种，以好和平著闻于世，于数千年前，已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中华民国有此民习，登世界舞台之上，与各国交际，促进和平，即是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本总统与全国国民，同此心理，务将人民之智识习俗，及一切事业，切实进行，力谋善果。本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国民，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贵院与将来政府，勉励人民，同尽天职。从今而后，使中华民国，得为文明之进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固不第一人之宏愿已也。 词毕，大众相率拍手，毋容絮述。孙中山遂缴出临时大总统印，交还参议院，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即令全院委员长李肇甫，接受大总统印信，一面由林议长做了全院代表，答复孙中山，大约亦有数百言，小子又录出如下： 中华建国四千余年，专制虐焰，炽于秦政，历朝接踵，燎原之势，极及末流，百度隳坏。虽拥有二亿里大陆，率有四百兆众庶，外患乘之，殆如摧枯拉朽，而不绝如缕者，仅气息之奄奄。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濒于殆者屡矣，而毅然不稍辍，二十年如一日。武汉起义，未一月而响应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无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导鼓吹之力实多也。当时民国尚未统一，国人急谋建设临时政府于南京，适先生归国，遂由各省代表，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受职才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统一底定，迄未忍生灵涂炭，遽诉之于兵戎。虽柄国不满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赐者，已靡有涯涘；固不独成功不居，其高尚纯洁之风，为斯世矜式已也。今当先生解临时大总统职任之日，本院代表全国，有不能已于言者。民国之成立也，先生实抚育之；民国之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迅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其责任一也。 卢斯福解职总统后，周游演述，未尝一日不拳拳于阿美利加合众国，愿先生为卢斯福，国人馨香祝之矣。 孙中山欢谢议员，鞠躬告退。各议员再表决临时政府地点，准将南京临时政府，移往北京，南京仍为普通都会。 由袁总统任命前陆军总长黄兴，为南京留守，控制南方军队，一面召唐绍仪回京。唐以交通一席，不便兼理，复提出施肇基总长交通，交参议院议决，得多数同意，乃电请袁总统任命。十部总长已完全无缺，唐总理遂邀同王宠惠等，启程北行。惟陈其美曾为沪军都督，自请后行，闻他醉心杨梅，所以长愿南居。唐不能相强，即日北去。参议院各议员，亦于四月二十九日，联翩赴都。副总统黎元洪，亦请解大元帅职，另由袁总统改任，属领参谋总长事。所有前清总督巡抚各名目，一律改为都督。内而政府，外而各省，总算粗粗就绪。 惟蒙、藏两部一时尚不暇办理，但由袁总统派员赍书，劝令取消独立，拥护中央。是时英、俄两国，方眈眈逐逐，谋取蒙、藏为囊中物。活佛喇嘛毫无见识，一任外人播弄，徒凭袁总统一纸空文，岂即肯拱手听命，就此安静么？都为后文埋线。袁总统也明知无益，不得已敷衍表面，暗中却用着全力，注意内部的运用。第一着是裁兵，第二着是借债，这两策又是连带的关系。看官试想，各省的革命军，东也招募，西也招集，差不多有数十百万，此时中央政府，完全成立，南北已和平了事，还要这冗兵何用？况袁总统心中，日日防着南军，早一日裁去，便早一日安枕。裁兵原是要策，但老袁是从片面着想，仍未免借公济私。但是着手裁兵，先需银钱要紧，南京临时政府，已单靠借债度日，苏路借款，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公司借款，共得五六百万，到手辄尽；又发军需八厘公债票一万万元，陆续凑集，还嫌不敷。唐绍仪南下组阁，南京政府已承认撤销，惟所有一切欠款，须归北京政府负担，南京要二三百万，上海要五十万，还有武昌一方面，也要一百五十万，都向唐总理支取，说是历欠军饷，万难迁延。唐总理即致电北京，嗣得老袁复电，并不多言，只令他便宜行事。无非要他借外债。急时抱佛脚，不得不向外国银行，低头乞贷，于是四国银行团，遂仗着多财善贾的势力，来作出借巨款的主人翁。什么叫作四国银行团呢？原来清宣统二年，清政府欲改良币制，及振兴东三省实业，拟借外款一千万镑。英国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华银行，美国资本团，合资应募，彼此订约，称为四国银行团。嗣经日、俄两国出头抗议，交涉尚未办妥，武昌又陡起革命军，四国银行，中途缩手，只交过垫款四十万镑，余外停付。至民国统一，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他本是借债能手，料知上台办事，非钱不行，正欲向银行团商借。巧值四国公使，应银行团请求，函致老袁，愿输资中国，借助建设，惟要求借款优先权。老袁自然乐从，复函慨许，且乞先垫款四十万镑，以应急需，过后另议。银行团即如数交来，会唐绍仪以南方要求，无术应付，也只好电商四国银行团，再乞垫款，数约一千五百万两，南方需求总数，不过五六百万两，乃乞借须加二倍，可见民国伟人，多是乱借乱用。 银行团却也乐允，惟所开条件，既要担保，又要监督，还要将如何用法，一一录示。唐绍仪以条件太苛，不便迁就，遂另向华比银行，商借垫款一百万镑。比利时本是西洋小国，商民亦没甚权力，不过艳羡借款的利息，有意投资，遂向俄国银行，及未曾列入团体的英法银行，互相牵合，出认借款，议定七九折付，利息五厘，以京张铁路余利，作为抵押。唐绍仪接收此款，遂付南京用费二百三十万两，武昌一百五十万两，上海五十万两，其余统携至北京。不消几日，就用得滑塌精光，又要去仰求外人了。如此过去，何以为国。 哪知四国公使，已来了一个照会，略言：“唐总理擅借比款，与前时袁总统复函，许给借款优先权，显然违背，即希明白答复”等语。袁总统心中一想，这是外人理长，自己理短，说不出什么理由，只得用了一个救急的法儿，独求美公使缓颊，并代向英、德、法三国调停。美公使还算有情，邀了唐总理，同去拜会三国公使。唐总理此时，也顾不得面子，平心息气的，向各使道歉，且婉言相告道：“此次借用比款，实因南方急需，不得不然。若贵国银行团等，果肯借我巨资，移偿比款，比约当可取消。惟当时未及关照，似属冒昧，还求贵公使原谅。”英、德、法三使，还睁着碧眼，竖着黄须，有意与唐为难，美公使忙叽哩咕噜的说了数语，大约是替唐洗刷，各使才有霁容，惟提出要求三事：一是另订日期，向四国银行团道歉；二是财政预算案，须送各国备阅；三是不得另向别国，秘密借款。唐总理一一承认，各公使最后要求，是退还比款，取消比约二语，也由唐总理允诺，才算双方解决，尽欢而散。 袁总统兀坐府中，正待唐总理返报，可巧唐总理回来，述及各使会议情形，袁总统道：“还好还好，但欲取消比约，却也有些为难哩。”唐总理道：“一个比国银行，想总不及四大银行的声势，我总教退还借款，原约当可取消。”袁总统点头道：“劳你去办就是了。”唐总理退出，即电致华比银行，欲取消借款原约。比国商民，哪里肯半途而废？自然反唇相讥。唐总理出尔反尔，安得不免人讥骂？唐氏无可奈何，只得仍托美公使居间，代为和解，美使与英、德、法三国，本是一鼻孔出气，不过性情和平，较肯转圜。并非格外和平，实是外交家手段。他既受唐氏属托，遂与英、法两使商议，浼他阻止与比联合的银行，绝他来源，一面与比使谈判，逼他停止华比银行的借款。比公使人微言轻，自知螳臂当车，倔强无益，乐得买动美使欢心，转嘱比商取消借约。比商虽不甘心，怎奈合股的英法银行，已经退出，上头又受公使压力，不得已自允取消，但索还垫款一百万镑。唐总理乃与银行团接续会议，请他就六星期内，先贷给三千五百万两，以后每月付一千万两，自民国元年六月起，至十月止，共需七千五百万两，俟大借款成立，尽许扣还。不意银行团狡猾得很，答称前时需款，只一千五百万两，此番忽要加添数倍，究属何用？遂各举代表出来，竟至唐总理府中，与唐面谈。唐总理当即接见，各代表开口启问，便是借款的用途。唐总理不暇思索，信口答道：“无非为遣散军队，发给恩饷哩。”各代表又问及实需几何？唐复答道：“非三千万两不可。”各代表又问道：“为何要这么样多？”唐总理道：“军队林立，需款浩繁，若要一一裁并，三千万尚是少数，倘或随时酌裁，照目前所需，得了三五百万，也可将就敷衍哩。”这数语是随便应酬的口吻，偏各银团代表，疑他忽增忽减，多寡悬殊，中国之受侮外人，往往为口头禅所误。不禁笑问道：“总理前日曾借过比款一百万镑，向何处用去？”唐将付给南京、上海、汉口等款额一一说明，并言除南方支付外，尽由北京用去。各代表又道：“贵国用款，这般冒滥，敝银行团虽有多款，亦不便草率轻借，须知有借期，必有还期，贵国难道可有借无还吗？”应该责问。唐总理被他一诘，几乎说不出话来。德华银行代表，即起身离座道：“用款如此模糊，若非另商办法，如何借得？”唐总理也即起立道：“办法如何？还请明示。”德代表冷笑道：“欲要借款，必须由敝国监督用途，无论是否裁兵，不由我国监督，总归没效。”唐总理迟疑半晌道：“这却恐不便呢。”各代表都起身道：“贵总理既云不便，敝银行团亦并非定要出借。”一着凶一着，一步紧一步。言毕，悻悻欲行，唐总理复道：“且再容磋商便了。”各代表一面退出，一面说着道：“此后借款事项，也不必与我等商量，请径向敝国公使，妥议便了。”数语说完，已至门外，各有意无意的鞠了一躬，扬长竟去。借人款项，如此费力，何不自行撙节？唐总理非常失望，只好转达袁总统，袁总统默默筹划，又想了一计出来。看官道是何计？他想四国银行团，既这般厉害，我何不转向别国银行暂去乞贷呢？此老专用此法。计划已定，便暗着人四处运动，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居然仗义责言，出来辩难。他说：“四国银行团，既承政府许可，愿出借款，帮助中国，亦应迁就一点，为何率尔破裂？此举太不近人情了。”这语一倡，英、美两公使不免恐慌。暗想日、俄两国从中作梗，定是不怀好意，倘他承认借款，被占先着，又要费无数唇舌。只此借款一项，外人已各自属目，况比借款事，较为重大呢。当下照会临时政府，愿再出调停，袁总统也觉快意，只自己不便出面，仍委唐总理协议。唐总理惩前毖后，实不欲再当此任，只是需款甚急，又不好不硬着头皮，出去商办，正在徬徨的时候，凑巧有一替身到来，便乘此卸了肩仔，把一个奇难的题目，交给了他，由他施行。繄何人？繄何人？正是： 会议不堪重倒脸，当冲幸有后来人。 欲知来者为谁，且至下回说明。 ---------- 孙中山遵约辞职，不可谓非信义士，与老袁之处心积虑，全然不同，是固革命史中之翘楚也。或谓中山为游说家，非政治家，自问才力不逮老袁，因此让位，是说亦未必尽然。顾即如其言以论中山，中山亦可谓自知甚明，能度德，能量力，不肯丧万姓之生命，争一己之权位，亦一仁且智也。吾重其仁，吾尤爱其智。以千头万绪棼如乱丝之中国，欲廓清而平定之，谈何容易？况财政奇窘，已达极点，各省方自顾不遑，中央则全无收入，即此一端，已是穷于应付，试观袁、唐两人之借债，多少困难，外国银行团之要挟，又多少严苛，袁又自称快意，在局外人目之，实乏趣味，甫经上台，全国债务，已集一身，与其为避债之周赧，何若为辟谷之张良，故人谓中山之智，不若老袁，吾谓袁实愚者也，而中山真智士矣。
《民国演义》•第十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
译文：
孙中山在南京得知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统、唐绍仪组成新内阁后，便前往参议院宣布辞职。他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政见公开陈述，作为临别赠言。参议院的议员们安静聆听，书记员们当场记录，并将内容用白话翻译成文言文如下：
本大总统于中华民国成立当天（正月初一）到南京就任，今日是四月一日，正式向贵院提出辞职，任期恰好三个月。这三个月，正值中华民国初创时期。在民国成立之前，中国正处于革命时代，发起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联合全国四亿人民，推翻腐败无能的旧政府。革命初期，南北尚未统一，不得已而发生战争。自三月起，南北实现统一，战事结束，最终建立起一个完整、稳固的中华民国，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全国民众和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本总统最初就任时，未曾料到会取得如此好的成果，更没想到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一个月前，本总统已向贵院提交辞职书，当时由于统一政府尚未成立，尽管已辞职，仍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如今，国务总理唐绍仪已组建完成内阁，本总统理应卸任。今天特地前来参议院宣布辞职。但趁此机会，本总统还有几句话，愿向各位陈述。中华民国成立后，每一个中华民国公民，都有不可推卸的公民天职，那就是促进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平，正是中华民国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如果以这个目标为方向，就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基础。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实现长远发展，绝大多数人能够迈向文明社会，自然就能促成世界和平的局面。况且，中华民族历来以讲求和平著称，早在几千年前，便已认识到和平是世界的根本真理。中华民国具有这样的民族传统，登上世界舞台后，与各国交往、促进和平，就是每一个中华民国公民的天职。本总统与全国民众一样，都怀有这一信念，必须切实推进人民的智慧与风俗，努力推动各项事业，力求获得良好结果。本总统辞职后，将回归普通公民身份，政府不过是一个极小的机构，其影响力只占国民力量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力量仍掌握在广大民众手中。因此，本总统今天辞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希望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与四万万国民携手，共同奠定中华民国的坚固基础，以期实现世界和平。恳请贵院及未来的政府，勉励民众，共同履行这一天职。从今以后，愿中华民国能够走向文明进步，使世界舞台享有和平幸福，这绝非个人的宏愿，而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愿望。
讲完这些话，众议员齐声鼓掌，无需多言。孙中山随即交出临时大总统印信，交还参议院。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即命全院委员长李肇甫接收印信，并由林森担任全院代表，向孙中山作答，大约有数百言，内容如下：
中华文明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专制暴政在秦朝达到顶峰，历代王朝接踵而至，腐败蔓延，直至末世，社会制度全面崩溃。尽管中国拥有两亿里的国土和四亿人口，却因外敌入侵，仿佛摧枯拉朽般被侵夺，仅能勉强维持一线生机。中山先生发下宏愿，立志拯救国家，首先倡导建立共和制度，在专制政权压迫之下奔走呼号，屡次濒临危险，却始终不退缩，坚持了二十年如一日。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到一个月，全国就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响应，这固然与清政府无道有关，但也离不开中山先生长期倡导和激励的功劳。当时民国尚未统一，民众迫切希望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恰逢孙先生回国，于是各省代表公推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上任仅四十天，便以和平方式促使清帝退位，实现全国统一，从未忍心让百姓承受战乱之苦。虽然执政不满百日，但全国五族人民所获得的福祉，已无法估量。他不仅功绩卓著，更以高尚纯洁的品格成为世人楷模。如今，中山先生即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作为参议院代表，我们实有感于言辞。民国的建立，实赖中山先生的培育；民国的发展壮大，更离不开先生的启蒙与推动。凡对民国有益之事，无论在朝廷还是地方，责任皆相同。
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辞任后周游演讲，始终不忘美国的国家利益，衷心希望中山先生也能像罗斯福一样，成为国人永久尊敬的楷模。
孙中山感激参议院的赞许，鞠躬致谢后离去。议员们随后再次投票决定临时政府所在地，最终同意将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仍保留为普通城市。
袁世凯任命前陆军总长黄兴为南京留守，负责控制南方军队；同时召回唐绍仪回京。唐绍仪认为交通部长一职不宜兼任，遂提出由施肇基担任交通部长，提交参议院审议，经多数通过后，电请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职位至此全部到位，唐绍仪遂邀请王宠惠等人北上。陈其美曾担任沪军都督，自请后行，听说他醉心于吃杨梅，便长期希望留在南方，唐绍仪无法强求，便立刻离开。参议院议员们于四月二十九日陆续赴北京。副总统黎元洪也请求辞去大元帅职务，改由袁世凯任命其负责参谋总长事务。所有前清时期的总督、巡抚等旧职一律改为“都督”。在中央政府及各省，基本实现了制度的初步稳定。
但蒙古和西藏两地区当时仍未能妥善处理，袁世凯派员带信劝其取消独立，支持中央政府。当时英、俄两国正积极争夺蒙古和西藏，企图将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西藏喇嘛缺乏见识，任由外力操控，即便袁世凯发下政令，他们也绝不会轻易服从。这为后文埋下伏笔。袁世凯也清楚这是无益之举，只得表面敷衍，暗中却集中力量处理国内事务。他首先提出裁减军队，其次计划向外国借款，这两项措施相互关联。请看，各省曾为革命而招募的军队，东边西边到处都有，人数多达数百万，如今中央政府已完全成立，南北局势已实现和平，这些冗余兵力又有什么用处？况且袁世凯内心始终担心南方军队的威胁，裁减兵员，越快越好，才能尽快安心。裁军本是良策，但袁世凯只从自身利益出发，未能全面考虑国家整体。然而，要开始裁军，首要问题是资金。南京临时政府早已依靠借贷维持运转，曾获得苏路借款、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公司借款，总计五六百万，到手后便立即耗尽；又发行了八厘军需公债票一千万，逐步筹集，仍然不够。唐绍仪南下组阁后，南京政府虽已承认移交权力，但所有历史欠款仍需由北京政府承担，南京方面要求两三百万元，上海需五十万元，武昌方面还需一百五十万元，全都由唐总理支付，说是历年来拖欠的军饷，无法拖延。唐总理于是致电北京，袁世凯复电并未多言，只让其“自行处置”。为了应急，只能向外国银行低头求助，于是四国银行团凭借其雄厚财力和强大影响力，成为借款的主导者。
所谓“四国银行团”，指清宣统二年，清政府想改革币制、振兴东三省经济，计划借外债一千万英镑。当时英国汇丰银行、法国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资本团体共同应承，订立协议，称为“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两国提出抗议，交涉未果，武昌又爆发革命，银行团遂中途退出，仅垫付了四十万英镑，其余款项停止。至民国统一后，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深知上台执政离不开资金，便决心向银行团借债。恰逢四国公使应银行团请求，致函袁世凯，愿意投资中国，支持建设，但要求借款具有优先权。袁世凯自然乐意，复函允诺，并请求先垫付四十万英镑以应急需，之后再另行商议。银行团即如数交付，而当时唐绍仪面对南方各地方的财政要求，无能为力，只好再次向银行团请求再垫款，金额高达一千五百万两，而南方实际所需仅五六百万两，银行团却要求加倍，可见民国政府对借款的使用极为混乱。
银行团虽然同意，但附带苛刻条件：要求提供担保、实行监督，并详细列出资金用途。唐绍仪认为条件过严，难以接受，遂转而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请求垫款一百万英镑。比利时是西方小国，商业势力薄弱，只是觊觎高利息，有意投资，便联合俄国银行及未被纳入“四国银行团”的英法银行，共同出资，议定七折付息，年利率五厘，以京张铁路收益作为抵押。唐绍仪收到款项后，分别支付南京二百三十万两、武昌一百五十万两、上海五十万两，其余资金则携带至北京。几天之内，资金便被挥霍一空，又不得不继续向外国借款。如此下去，如何能够治国？
没想到四国公使已发出照会，内容为：“唐总理擅自借入比国借款，违背了此前袁总统复函允许借款优先权的承诺，望明示解释。”袁世凯一想，外人有理，自己理亏，无话可说，只得求助美国公使出面斡旋，代为调停。美国公使还算宽容，邀请唐绍仪一同前往与英、德、法三国公使会谈。唐绍仪此时也顾不上面子，平心静气地向各国公使道歉，并诚恳解释：“此次借入比国资金，是因南方急需，不得已为之。若贵国银行团愿意提供巨款，可用来偿还比国借款，那么比国协议当可取消。只是当时未作通报，似有冒犯，恳请贵公使谅解。”英、德、法三国公使则瞪眼竖须，故意刁难。美国公使连忙说了几句话，大致是替唐绍仪辩解，三国公使才有所缓和。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另定日期，向四国银行团正式道歉；二是财政预算案必须提交各国供查阅；三是今后不得秘密向其他国家借款。唐绍仪一一同意。最后，三国公使提出退还比国借款、取消原借款协议，唐绍仪也答应了，双方才达成一致，尽兴而散。
袁世凯独坐府中，正等待唐绍仪的回复。不巧唐绍仪回来，报告会议情况，袁世凯说：“还好，但想取消比国借款协议，却有些为难。”唐绍仪回答：“一个比国银行，声势远不及四国银行团，我只要退还借款，原协议就能取消。”袁世凯点头说：“你去办就是了。”唐绍仪离开后，立即致电华比银行，请求取消借款协议。比国商人哪里能轻易放弃？自然公开指责唐绍仪背信弃义。唐绍仪前后变卦，岂能不遭人讥讽？无奈之下，唐绍仪只能再次委托美国公使出面调停。美国公使与英、德、法三国原本一条心，只是性格相对平和，较能妥协，实非出于善意，而是外交手段所致。他受唐绍仪之托，便与英、法两公使商量，要求他们阻止比国银行与华比银行合作，切断资金来源；同时与比国使节谈判，逼其停止借款。比国实力微薄，深知螳臂当车，无力抗衡，只得顺从美国公使的意愿，转而让比国商人取消借款协议。比国商人虽不甘心，但合股的英法银行已退出，加上外交压力，只得同意取消，但要求退还已垫付的一百万英镑。唐绍仪随后与四国银行团继续谈判，请求在六星期内先拨款三千五百万两，此后每月拨款一千万两，从民国元年六月起，至十月止，共需七千五百万两，待大额借款成立后，可全部抵扣。没想到银行团狡猾，当即回应：之前所需资金仅一千五百万两，此次却突然要求增加数倍，究竟为何？于是他们派出代表，亲自前往唐总理府中面谈。唐总理当即接见，各代表立即发问，首先问借款用途。唐总理未加思考，随口答道：“无非是用于遣散军队、发给士兵抚恤金罢了。”对方接着问实际需要金额，唐答：“至少需要三千万两。”再问为何如此多，唐答：“军队林立，需要资金浩繁，若要逐一裁并，三千万只是少数，若随时调整裁减，目前所需至少三五百万，也可勉强应付。”这些话只是敷衍应付，却引起银行团代表怀疑，他们发现资金数量前后反复，出入悬殊。一位代表忍不住笑问：“总理此前曾借过比国一百万英镑，这些钱是用在哪里的？”唐总理一一说明，解释除了支付南京、上海、汉口等地开支外，其余全部用于北京。各国代表又道：“贵国用款如此混乱，我方虽有资金，也难以轻易借贷。须知借款必有还期，贵国难道真能‘借钱不还’吗？”这一质问，唐总理几乎无言以对。德华银行代表当即起身离席，冷笑道：“用款如此模糊，若不另作方案，如何能借？”唐总理也站起，询问具体办法。德代表冷言道：“若想借款，必须由我方监督资金用途，无论是否裁并军队，若无我方监督，借款必定无效。”唐总理犹豫片刻，答：“这恐怕不太方便。”各代表纷纷起身，说：“贵总理说不便，我方也不再坚持出借。”话音刚落，便愤然离开。唐总理只得说：“再容我们商量。”代表们离开时，一面轻声说：“今后借款，也不必再与我们商议，请直接向贵国公使商谈即可。”说完，转身离去，对唐总理微微鞠躬，随即离开。如此借款，不仅费力，更暴露了管理无能。唐总理非常失望，只能将此情况转述给袁世凯。袁世凯默默思索，随即想出一计：既然四国银行团如此强势，何不转向其他银行借款？此法他早已惯用。计划一成，便暗中派人四处游说，结果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纷纷挺身而出，公开反对。他们指出：“四国银行团既然已得政府许可，愿意出借资金帮助中国发展，也应适当让步，为何如此草率破裂？此举太不近人情。”此言一出，英、美公使顿时恐慌，担心日本、俄国从中阻挠，若自己同意借款，可能被抢先，届时将耗费无数精力。如今外国银行已各自关注，何况比国借款更为重大。于是英、美公使纷纷照会临时政府，愿再出面调停。袁世凯也感到心满意足，却自己不便出面，仍委托唐绍仪负责谈判。唐绍仪吸取前车之鉴，确实不希望再承担此重担，只是资金急需，又无法拒绝，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恰好有一个人前来接替，便借机将这一难题交给他，由他继续处理。这个人是谁？谁？正是：
会议不堪重负，幸有后来者。
欲知此人来历，且待下回再叙。
孙中山遵照约定辞职，堪称信义之人，与袁世凯的权谋心术完全不同，实为革命历史中的杰出典范。有人认为孙中山只是游说家，非政治家，自认才略不如袁世凯，因此主动退步，这种说法未必尽然。即便如此，若以这种观点评价孙中山，他依然可以称得上自知之明，能衡量自身能力，不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全体人民的生命，实属仁厚且有远见。我敬重他的仁德，更钦佩他的智慧。面对千头万绪、纷乱如麻的中国，想要彻底整顿、和平统一，谈何容易？更何况财政极度窘迫，已达到极限，各省尚在自顾不暇，中央财政更是收入为零，仅此一点，便已难以应付。试看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借款过程，困难重重，外国银行团的勒索条件何其严苛，袁世凯反而自称“快意”，在局外人看来，实无趣味。他刚上台，国家债务便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与其做像周赧王一样避债的昏君，不如像张良一样清修避世。因此，有人认为孙中山的智慧不及袁世凯，我认为恰恰相反：袁世凯实为愚者，而孙中山才是真正的智者。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