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治世有是非，濁世無是非。夫濁世亦曷嘗無是非哉？弊在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羣言厖雜，無所適從，而是非遂顛倒而不復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筆削謹嚴，辯論詳核，其足以維持世道者，良非淺尠，故後世以聖賢稱之。至秦漢以降，專制日甚，文網繁密，下有清議，偶觸忌諱，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與濁世爭論是非乎？故非經一代易姓，從未有董狐直筆，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憤時者忍無可忍，或託諸歌詠，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寫憂思，《水滸》、《紅樓》，無非假託，明眼人取而閱之，鉤深索隱，煞費苦心，尚未能洞燭靡遺，而一孔之士，固無論已。今日之中華民國，一新舊交替之時代也，舊者未必盡非，而新者亦未必盡是。自以迄於茲，朝三暮四，變幻靡常，忽焉以爲是，忽焉以爲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膠膠擾擾，莫可究詰，繩以是非之正軌，恐南其轅而北其轍，始終未能達到也。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爲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濟之，醉心帝制，終歸失敗，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貽禍國是。黎、馮相繼，迭被是禍，以次下野。東海承之，處積重難返之秋，當南北分爭之際，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無寧歲，是豈不可以已乎？所幸《臨時約法》，絕而復甦，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竊不自揣，謹據民國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愧如刀，但憑公理。我以爲是者，人以爲非，聽之可也；我以爲非者，人以爲是，聽之亦可也。危言乎？卮言乎？敢以質諸海內大雅。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古越東颿自識於臨江書舍。 《民國通俗演義》，一至三集，吾友蔡子東藩所著。蔡子嗜報紙有恆性，蒐集既富，編著乃詳，益以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後不脛而走遍天下。會文堂主人以蔡作斷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無續，乃商之於餘，屬繼撰四五兩集，自民九李純自殺案始，迄民十七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爲止，凡四十回爲一集，每集都三十萬言。餘無似，年來奔走軍政界，謀升斗之食，筆政久荒，俗塵滿腹，而資料之採集，又極煩苦，率爾操觚，勉以報命，寧貽笑於大方，恐取誚於狗尾，蔡子聞之，得毋哂其譾陋？ 民國十八年五月東越許厪父。
《民國演義》•自序
譯文：
這個世界有正義與謬誤，但在混亂的時代，卻往往沒有明確的是非標準。混亂的時代難道真的沒有是非嗎？問題在於，人們常常把錯誤當成正確，把正確當成錯誤，各種言論雜亂無章，讓人無從判斷，於是是非標準便顛倒失真。從前孔子撰寫《春秋》，孟子反對楊朱墨翟，他們筆法嚴謹，論辨詳實，足以維繫社會道義，這並非誇大其詞，因此後世稱他們爲聖賢。到了秦漢以後，專制權力不斷強化，政府對言論的控制日益嚴密，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哪怕只是輕微觸犯禁忌，就會遭受懲罰。那些聰明的人，又何苦白白犧牲生命，去和一個混亂的時代爭辯是非呢？因此，除非政權更迭，幾乎從未有過像董狐那樣的直筆史家，能夠真實揭露是非的真相。即使心中憤恨時代黑暗的人，也常常只能通過詩歌或民間小說抒發感情，比如那些以美人香草比喻憂思的作品，《水滸傳》《紅樓夢》等，都是借虛構故事寄託理想。明眼人讀這些作品，要想深入挖掘其背後的真實，也需花費極大的心思，仍然難以完全揭露出真相，更不用說那些見識淺薄的人了。
如今的中華民國，正處於新舊交替的特殊時代。舊制度並非全然錯誤，新制度也未必全部正確。自始至終，人們忽而認爲是，忽而認爲非，又忽而否認，再忽而又承認，反覆無常，難以理清。如果我們用正確的標準來衡量，恐怕會南轅北轍，始終無法抵達正確的方向。回想辛亥革命時，全國上下都以爲推翻清朝，廢除專制，就可以進入共和時代，享受民主自由的幸福，卻沒想到最終事與願違。袁世凱利用全國人才和智識，卻缺乏真正德行，一心想恢復帝制，最終失敗，反而引發了軍閥割據的亂象，給國家帶來嚴重災難。後來黎元洪、馮國璋相繼上臺，也未能擺脫這種禍端，最終一一下野。隨後，東海（指馮國璋之後的執政者）接任，卻處在積重難返的局面中，在南北對峙之時，各執己見，非此即彼，彼此攻擊，如同豆萁相煎，國家始終無法安定。這種情況難道不能停止嗎？
幸運的是，《臨時約法》雖然曾被廢除，但後來又恢復，人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仍受到法律的保護。普通百姓基於自己所見所聞，敢於提筆直言，發表意見，不必擔心被懲罰，別人聽到也應引以爲戒。這正是我們共和國制度帶來的好處，而民國能夠延續至今，也正得益於這種自由精神的保存。我雖不自量力，但願依據民國以來的歷史事實，按照時間順序，逐段敘述，分回編排，借用小說的形式，描述當代社會的真實狀況，每一句話都有依據，不敢虛構。我寫時心中忐忑，如同持刀自剖，只依循公理和事實。如果我認爲是對的，別人認爲是錯的，也聽之任之；如果我認爲是錯的，別人認爲是對的，也接受它。這種言論是危險的嗎？是無根據的空談嗎？我恭敬地把它拿出來，徵求全國有識之士的指正。
中華民國十年（1921年）一月，古越東颿（作者自署）在臨江書舍自記。
《民國通俗演義》的前幾集，是由我的朋友蔡東藩所著。蔡東藩非常嗜好收集報紙，資料積累極爲豐富，又擅長編撰，文筆流暢，結構嚴謹，因此寫成一部完整而系統的史學演義，出版後廣爲流傳，幾乎家喻戶曉。會文堂主人認爲，蔡東藩的著作只涵蓋民國初年（1912年）以後，至今已有十來年，如果不補充續寫，就顯得不完整，於是向我徵求意見，讓我繼續撰寫第五、第六集，從1919年李純自殺案開始，一直到1934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爲止，共四十回，每集三十萬字。我雖沒有蔡先生那樣的才華，近年來一直奔波于軍政各界，爲生活奔波，筆墨早已荒廢，日常俗務塞滿心中，資料收集也十分辛苦，只能勉強提筆，以盡責任。或許會遭人譏笑，或許會被批評拙劣，但蔡先生若知道，會不會也覺得我寫得粗糙可笑呢？
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東越許廑父謹識。
納蘭青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