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群言厖杂，无所适从，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杨墨，笔削谨严，辩论详核，其足以维持世道者，良非浅尠，故后世以圣贤称之。至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浒》、《红楼》，无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阅之，钩深索隐，煞费苦心，尚未能洞烛靡遗，而一孔之士，固无论已。今日之中华民国，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亦未必尽是。自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辕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济之，醉心帝制，终归失败，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贻祸国是。黎、冯相继，迭被是祸，以次下野。东海承之，处积重难返之秋，当南北分争之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无宁岁，是岂不可以已乎？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窃不自揣，谨据民国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我以为是者，人以为非，听之可也；我以为非者，人以为是，听之亦可也。危言乎？卮言乎？敢以质诸海内大雅。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古越东颿自识于临江书舍。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蒐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之于余，属继撰四五两集，自民九李纯自杀案始，迄民十七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凡四十回为一集，每集都三十万言。余无似，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笔政久荒，俗尘满腹，而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宁贻笑于大方，恐取诮于狗尾，蔡子闻之，得毋哂其譾陋？ 民国十八年五月东越许厪父。
《民国演义》•自序
译文：
这个世界有正义与谬误，但在混乱的时代，却往往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混乱的时代难道真的没有是非吗？问题在于，人们常常把错误当成正确，把正确当成错误，各种言论杂乱无章，让人无从判断，于是是非标准便颠倒失真。从前孔子撰写《春秋》，孟子反对杨朱墨翟，他们笔法严谨，论辨详实，足以维系社会道义，这并非夸大其词，因此后世称他们为圣贤。到了秦汉以后，专制权力不断强化，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日益严密，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哪怕只是轻微触犯禁忌，就会遭受惩罚。那些聪明的人，又何苦白白牺牲生命，去和一个混乱的时代争辩是非呢？因此，除非政权更迭，几乎从未有过像董狐那样的直笔史家，能够真实揭露是非的真相。即使心中愤恨时代黑暗的人，也常常只能通过诗歌或民间小说抒发感情，比如那些以美人香草比喻忧思的作品，《水浒传》《红楼梦》等，都是借虚构故事寄托理想。明眼人读这些作品，要想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真实，也需花费极大的心思，仍然难以完全揭露出真相，更不用说那些见识浅薄的人了。
如今的中华民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旧制度并非全然错误，新制度也未必全部正确。自始至终，人们忽而认为是，忽而认为非，又忽而否认，再忽而又承认，反复无常，难以理清。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标准来衡量，恐怕会南辕北辙，始终无法抵达正确的方向。回想辛亥革命时，全国上下都以为推翻清朝，废除专制，就可以进入共和时代，享受民主自由的幸福，却没想到最终事与愿违。袁世凯利用全国人才和智识，却缺乏真正德行，一心想恢复帝制，最终失败，反而引发了军阀割据的乱象，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后来黎元洪、冯国璋相继上台，也未能摆脱这种祸端，最终一一下野。随后，东海（指冯国璋之后的执政者）接任，却处在积重难返的局面中，在南北对峙之时，各执己见，非此即彼，彼此攻击，如同豆萁相煎，国家始终无法安定。这种情况难道不能停止吗？
幸运的是，《临时约法》虽然曾被废除，但后来又恢复，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仍受到法律的保护。普通百姓基于自己所见所闻，敢于提笔直言，发表意见，不必担心被惩罚，别人听到也应引以为戒。这正是我们共和国制度带来的好处，而民国能够延续至今，也正得益于这种自由精神的保存。我虽不自量力，但愿依据民国以来的历史事实，按照时间顺序，逐段叙述，分回编排，借用小说的形式，描述当代社会的真实状况，每一句话都有依据，不敢虚构。我写时心中忐忑，如同持刀自剖，只依循公理和事实。如果我认为是对的，别人认为是错的，也听之任之；如果我认为是错的，别人认为是对的，也接受它。这种言论是危险的吗？是无根据的空谈吗？我恭敬地把它拿出来，征求全国有识之士的指正。
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古越东颿（作者自署）在临江书舍自记。
《民国通俗演义》的前几集，是由我的朋友蔡东藩所著。蔡东藩非常嗜好收集报纸，资料积累极为丰富，又擅长编撰，文笔流畅，结构严谨，因此写成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史学演义，出版后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会文堂主人认为，蔡东藩的著作只涵盖民国初年（1912年）以后，至今已有十来年，如果不补充续写，就显得不完整，于是向我征求意见，让我继续撰写第五、第六集，从1919年李纯自杀案开始，一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共四十回，每集三十万字。我虽没有蔡先生那样的才华，近年来一直奔波于军政各界，为生活奔波，笔墨早已荒废，日常俗务塞满心中，资料收集也十分辛苦，只能勉强提笔，以尽责任。或许会遭人讥笑，或许会被批评拙劣，但蔡先生若知道，会不会也觉得我写得粗糙可笑呢？
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东越许廑父谨识。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