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演義》•自序
譯文:
自序
古代歷史記載豐富且完整的作品很多,但《元史》卻有許多缺失,這並非因爲史官失職,而是因爲史料不足所致。元朝起源於北方草原,原本缺乏系統的紀載。開國初期雖開始有文字記錄,但語言粗陋不雅,全用蒙文和民間俚語,讀書人和士大夫很難讀懂。直到元世祖時期,纔開始有正式的實錄(官方編年史),並延續到元寧宗爲止,共歷十三個朝代。然而在世祖之前,內容仍有很多空白;世祖之後,記載多強調善行,對於過錯和失敗則記錄得很少。這其實是史官爲朝廷諱言、避免批評的慣例,也無可厚非。
元朝滅亡、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洪武二年,朝廷獲得元朝十三朝的實錄,隨即下令編纂《元史》,由李善長擔任監修,宋濂和王禕擔任主編。二月份開始編修,八月份完成。但元順帝一朝的史實仍然不完整。於是又派儒士歐陽佑等人前往北平蒐集遺失的史料。第二年二月,再次開館修史,經過六個月的整理,終於完成,朝廷頒行後,便有人開始私下議論。因爲當時距離元朝滅亡不過二三年,民間私人著述很少,沒有可參考的資料,也難以將各種說法加以整理和核實。徐一夔與王禕的書信中提到:“要考證歷史,最可靠的是日曆和起居注(日常政務記錄)。但元朝從未設立日曆,也沒有設置起居注,只由中書省政務科派遣一個文化官員負責記錄,把所發生的事情轉交史館,作爲編寫實錄的依據,因此史事多有遺漏。至於順帝時期,甚至沒有實錄可依,只能通過採訪傳聞來補全,這種材料往往事情不實、言論不可靠,甚至前後也不連貫。”由此可見,當時就有人預見《元史》倉促編成,難以完善。
之後,商輅等人編過《綱目》,薛應旗編寫過《通鑑》,陳邦瞻著有《紀事本末》,這些書體例不同,但所採用的事實,仍不出於正史範圍,其缺漏之處依然和過去一樣。其他像《皇元聖武親征錄》記載太祖、太宗的事蹟,《元祕史》也類似,文字低俗、粗糙,內容又經常缺失。《丙子平宋錄》記錄世祖的事,《庚申外史》則記順帝的事,只是零星片段,對完整歷史毫無補益。至於《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書,就更不必提了。從明朝至今,又經過兩個朝代,後人中確實有一些作品可作爲《元史》的考訂參考,但真正有分量的,唯有《蒙韃備錄》《蒙古源流》以及《元史譯文證補》這幾部書。《元史譯文證補》是近年由清代侍郎洪鈞編輯的,他稱這些資料是經由西方書籍輾轉翻譯而來,其中糾正了《元史》的許多錯誤,但僅修到定宗、憲宗兩朝爲止。《蒙韃備錄》與《蒙古源流》也屬於祕史類書,文字粗疏,內容零散。明清兩代都有許多博學之士,本應深入挖掘史料,撰寫出更詳實的版本,但我自認爲眼界有限,未能廣泛涉獵。
今年春天,趁着閒暇時間,我偶然翻閱了國外一些關於東西洋歷史的譯本,發現對蒙古西征這段歷史的記載,比中文正史詳細得多,而且對四大汗國的分封、各自興亡的詳細過程,也補充了正史中缺失的內容。這難道不是所謂“禮失求野”——禮儀制度失傳,便去民間尋求線索的體現嗎?因此,我雖不才,仍想嘗試融合中西史料,編撰一部關於元代的“野乘”(即民間軼事、零散記錄),作爲參考之用。但後來發現自身才能有限,只好戲謔地寫成一部演義,共六十回。所有事件均有根據,不敢憑空捏造;語言通俗易懂,不刻意求深奧。對於元朝先世、宮廷中的祕聞、國外的異聞,凡是正史已有記載的,我酌情引用,或詳或略;對於正史未記載的內容,則廣泛蒐集資料,加以補充,這些內容主要融入演義中。我平時在茶餘飯後閱讀,不僅能夠消遣,也能拓寬見聞。希望有識之士不要笑話我內容雜亂無章。
此爲自序。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一月,古越蔡東藩於海外寓所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