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搢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元亡明兴，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书成。惟顺帝一朝，史犹未备。又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颁行后，已有窃窃然滋议者。盖其时距元之亡，第阅二、三年，私家著述，尠有所闻，无由裒合众说，覈定异同，观徐一夔与王祎书，谓：“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元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即据以修实录，其于史事已多疏略。至顺帝一朝，且无实录可据，唯凭采访以足成之，恐事未必，覈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云云。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不克完善，在徐氏已豫知之矣。厥后商辂等续撰《纲目》，薛应旗复作《通鉴》，陈邦瞻又著《纪事本末》，体制不同，而所采事实，不出正史之外，其阙漏固犹昔也。他若《皇元圣武亲征录》，记太祖、太宗事，元秘史亦如之，语仍鄙俚，脱略亦多。《丙子平宋录》，记世祖事，《庚申外史》，记顺帝事，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而《元朝名臣事略》，暨《元儒考略》等书，更无论已。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人所作，可为元史之考证者，惟《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书。《元史译文证补》，出自近年，系清侍郎洪钧所辑，谓从西书辗转译成，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蒙鞑备录》及《蒙古源流》亦一秘史类耳。明清二代多宿儒，容有钩隐索沈，独成善本，惜鄙人见闻局隘，未能一一尽窥也。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寻以材力未逮，戏成演义，都六十回。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藉广见闻，海内大雅，其毋笑我芜杂乎？是为序。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海上寓庐。
《元史演义》•自序
译文：
自序
古代历史记载丰富且完整的作品很多，但《元史》却有许多缺失，这并非因为史官失职，而是因为史料不足所致。元朝起源于北方草原，原本缺乏系统的纪载。开国初期虽开始有文字记录，但语言粗陋不雅，全用蒙文和民间俚语，读书人和士大夫很难读懂。直到元世祖时期，才开始有正式的实录（官方编年史），并延续到元宁宗为止，共历十三个朝代。然而在世祖之前，内容仍有很多空白；世祖之后，记载多强调善行，对于过错和失败则记录得很少。这其实是史官为朝廷讳言、避免批评的惯例，也无可厚非。
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洪武二年，朝廷获得元朝十三朝的实录，随即下令编纂《元史》，由李善长担任监修，宋濂和王祎担任主编。二月份开始编修，八月份完成。但元顺帝一朝的史实仍然不完整。于是又派儒士欧阳佑等人前往北平搜集遗失的史料。第二年二月，再次开馆修史，经过六个月的整理，终于完成，朝廷颁行后，便有人开始私下议论。因为当时距离元朝灭亡不过二三年，民间私人著述很少，没有可参考的资料，也难以将各种说法加以整理和核实。徐一夔与王祎的书信中提到：“要考证历史，最可靠的是日历和起居注（日常政务记录）。但元朝从未设立日历，也没有设置起居注，只由中书省政务科派遣一个文化官员负责记录，把所发生的事情转交史馆，作为编写实录的依据，因此史事多有遗漏。至于顺帝时期，甚至没有实录可依，只能通过采访传闻来补全，这种材料往往事情不实、言论不可靠，甚至前后也不连贯。”由此可见，当时就有人预见《元史》仓促编成，难以完善。
之后，商辂等人编过《纲目》，薛应旗编写过《通鉴》，陈邦瞻著有《纪事本末》，这些书体例不同，但所采用的事实，仍不出于正史范围，其缺漏之处依然和过去一样。其他像《皇元圣武亲征录》记载太祖、太宗的事迹，《元秘史》也类似，文字低俗、粗糙，内容又经常缺失。《丙子平宋录》记录世祖的事，《庚申外史》则记顺帝的事，只是零星片段，对完整历史毫无补益。至于《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书，就更不必提了。从明朝至今，又经过两个朝代，后人中确实有一些作品可作为《元史》的考订参考，但真正有分量的，唯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以及《元史译文证补》这几部书。《元史译文证补》是近年由清代侍郎洪钧编辑的，他称这些资料是经由西方书籍辗转翻译而来，其中纠正了《元史》的许多错误，但仅修到定宗、宪宗两朝为止。《蒙鞑备录》与《蒙古源流》也属于秘史类书，文字粗疏，内容零散。明清两代都有许多博学之士，本应深入挖掘史料，撰写出更详实的版本，但我自认为眼界有限，未能广泛涉猎。
今年春天，趁着闲暇时间，我偶然翻阅了国外一些关于东西洋历史的译本，发现对蒙古西征这段历史的记载，比中文正史详细得多，而且对四大汗国的分封、各自兴亡的详细过程，也补充了正史中缺失的内容。这难道不是所谓“礼失求野”——礼仪制度失传，便去民间寻求线索的体现吗？因此，我虽不才，仍想尝试融合中西史料，编撰一部关于元代的“野乘”（即民间轶事、零散记录），作为参考之用。但后来发现自身才能有限，只好戏谑地写成一部演义，共六十回。所有事件均有根据，不敢凭空捏造；语言通俗易懂，不刻意求深奥。对于元朝先世、宫廷中的秘闻、国外的异闻，凡是正史已有记载的，我酌情引用，或详或略；对于正史未记载的内容，则广泛搜集资料，加以补充，这些内容主要融入演义中。我平时在茶余饭后阅读，不仅能够消遣，也能拓宽见闻。希望有识之士不要笑话我内容杂乱无章。
此为自序。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一月，古越蔡东藩于海外寓所自记。
纳兰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