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史演義》•第五十七回 責賀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梁武帝信仰佛教,而太子蕭綱卻信奉道教,曾多次在玄圃園中講解老莊之學。學士吳孜每次去園中聽講,尚書令何敬容便說:“昔日西晉滅亡,禍亂的根源在於崇尚虛無玄妙之學,如今東宮又重蹈覆轍,恐怕江南也將因此遭到戰亂。”這話被太子聽到了,很是不高興。後來,何敬容的妾弟費慧明擔任導倉丞,夜裏偷盜官府糧食,被官府查辦,交由領軍府處理。何敬容便寫信給領軍將軍,請求爲他求情。領軍將軍是太子的堂侄蕭譽,兩人關係密切,太子便囑咐他將信轉呈給皇帝。梁武帝得知後極爲憤怒,立刻將何敬容罷免職務。何敬容被罷官後,朱異的權勢更加強大,還引薦私人,進一步擾亂朝政。散騎常侍賀琛心懷憤懣,於是上書直言時弊,內容大致如下:
我聽說慈愛的父親不會寵愛無用的兒子,賢明的君主不會任用無益的臣子。我承蒙提拔,卻未能盡到一個臣子應盡的職責,更沒有提出一條有用的意見,因此常常食而不飽,半夜嘆息。今天我謹將當前時政的四個問題列出來,懇請陛下閱覽,加以體察。如果意見不被採納,也請明察我的苦衷。
第一件事:如今北方邊境已歸順,兵器停用,正是人們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的好時機,然而全國戶口不斷減少,尤其是邊遠地區更爲嚴重。郡縣無法承受州府的管轄,縣令也無法承受郡級的過度攤派,地方之間相互掣肘,難以施展政令,只知應付徵稅。百姓輾轉流離,有的投靠大戶人家,有的聚集在軍屯或封地裏,都是迫不得已的逃亡,並非他們本意。國家在邊遠地區徵收的賦稅其實很少,卻常常出現拖欠,百姓沒有安穩的生活,這難道不是地方官員失職的表現嗎?東邊邊境人口稀少,是由於官府派遣的使臣過多,地方官吏疲於應付,於是聽任他們盤剝百姓,一些惡行貪婪的官員趁機作惡。即使朝廷反覆下詔恢復農耕、減免賦稅,百姓也始終無法迴歸故土。
第二件事:全國的地方官員大多貪污殘暴,很少有廉潔清正的,這其實是社會風氣奢侈浮華爲因。如今人們在宴會上,喫一碗飯,只追求其中一道菜的精緻,爭相炫耀奢華。堆積的水果如山峯,擺放的菜餚像錦繡,甚至屋內裝飾的物品,也貴重到足以買下一隻野鳥。更兼蓄養歌女舞姬,廳堂盈滿,爭相追求奢侈放縱,不顧禮法規範。凡爲官者,都以此爲務,盤剝百姓。雖能積累鉅額財富,但一旦退休,幾年之內就因宴飲和音樂器物的開銷而耗盡家產。這些花費如同堆積如山,快樂只維持片刻,事後反而怨恨自己當初所得太少,現在花費太多,若再繼續這樣,豈非更加貪婪暴虐?而這種奢侈之風每天都在加劇。若想讓百姓守廉節、官吏清白,又怎能實現呢?應嚴格禁止奢侈,引導人們崇尚節儉,貶抑浮華裝飾,追查浮誇行爲,使大家轉變自己的喜好,迴歸樸素本性。治理國家,必須以淳樸爲根本,糾正奢侈的風氣,沒有比提倡節儉更重要的了。
第三件事:聖上肩負着拯救天下蒼生的重任,心懷安定四海的抱負,不害怕辛勞,不嫌棄清貧,不只是每天忙到日落才能休息,夜裏也不休息。百官爭相上奏事務,上不埋怨下級,下也不逼迫上級,這確實是超越歷代的治世之道。但那些品行低劣、地位卑賤的小人,一旦進入朝廷,便想通過吹毛求疵、曲解政令來謀求升遷,不顧國家大局,只圖個人得利,以苛刻苛求爲能,以追查小過爲務。這些行爲看上去看似忠於職守,實則助長了權勢和貪腐,是造成腐敗和弊端的根源。我懇請皇上嚴查這些官員的公平表現,罷黜那些邪惡自私的人心,這樣上下才會安寧,國家才能免於禍患。
第四件事:過去征伐北方時,國庫空虛,如今天下太平,卻依然財政緊張,這是爲什麼?過去國家腐敗混亂,就應該精簡事務,節省開支,事務減少,百姓才能得到休養;開支減少,財富才能積聚。在過去五年中,尚且能維持不亂,若能繼續堅持下去,國力必將強盛,百姓富足。這正是范蠡滅吳、管仲稱霸的策略。現在應當整頓各部職事,精簡機構,比如每十個部門裁去五個,每三個中裁去一個。至於國家軍事防禦,從前應多,如今應少。各地駐軍、驛站、治所,若有無用的,就應裁撤;若有冗餘的,就應減少。凡屬非緊急的興建工程和可以延遲的徵稅事項,都應暫停,以積攢財富、休養生息。只有這樣,國家才能積蓄財富,才能更大規模地用於國事,讓百姓得以休養,才能真正實現大用與大役。若擾民徵稅、耗費國財只圖賦斂,必將導致盜賊滋生,怎麼能談國家富強與遠大圖謀呢?我回憶自普通年間以來二十多年間,刑罰和勞役不斷,百姓民力已嚴重受損。如今魏國與我朝和親,邊境無戰事,正是應趁此機會恢復百姓生計,讓他們富裕起來,同時減少開支,儲備財物。一旦外患來襲,邊關可以迅速平定。若此時不整頓,等戰事爆發時再想應對,恐怕已無及矣!我心中所憂,雖無忌諱,謹冒死上書!
梁武帝讀完這封奏書,極爲憤怒,立刻召見近臣,親口命他們將這封奏章抄錄,主要內容是質問賀琛,要求他實話實說,不得空談。第一件事要指出具體官員和地方官吏,以便罷免。第二件事批評風俗奢侈,不可一一嚴查,以免造成過度擾民。我常以身作則,三十年不娶妻不飲酒,不喜好音樂,不追求華麗裝飾,從未進入宮室。宗廟祭祀,多年未曾宰殺牲畜,朝廷會面,只備蔬菜,從不奏樂。我每天三更起身處理政事,常常到日落才休息,每天只喫一餐,過去腰圍十圍,現在只剩二尺。勤儉如此,怎能說我不節儉呢?他捨本逐末,毫無實際意義。
第三件事批評百官爭相進言,誰在虛張聲勢?誰在吹毛求疵?誰在苛責他人?若不設立專人負責奏事,不將這些小事歸於一人,豈不如同秦二世寵信趙高,漢元后託付王莽一樣?第四件事問:到底哪些事務該精簡?哪些開銷該減少?軍隊和邊境防禦應如何削減?駐地驛站應如何裁撤?哪些工程非緊急可停?哪些徵稅可推遲?請詳細列出,切莫空談,勿圖虛名。
這道敕令被下達給賀琛,賀琛嚇得渾身發抖,不敢再上書,只上表謝罪。這其實是“銀樣鑞槍頭”——外表華麗,內裏空虛,毫無實質。
大同十二年三月,梁武帝又到同泰寺講《三慧經》,差不多過了一個月,才結束講經。接着再次舉行法會,大赦天下,並改元爲“中大同”。當晚,同泰寺突然發生火災,燒燬了佛塔。梁武帝感嘆道:“這就是佛經裏所謂的‘魔劫’!”其實這並非真正的魔劫,而是他過於迷信佛教,實則是自招災禍,必將墜入魔障。於是下令重建佛塔,規模擴大到十二層,工程浩大,耗費巨資,多年才完成。
梁武帝年過八十,雖然精神尚可,但已顯老態,體力不支,日漸疲憊。平時常誦經修道,尤其對晚年生活厭倦政事,對政治越來越反感。
這時儲君雖已確定,諸子之間卻互相不服,因爲梁武帝不立嫡系子孫,僅立庶出子弟,諸子地位平等,人人都想爭奪皇位,對太子心生猜忌。邵陵王蕭綸是梁武帝第六個兒子,性情浮躁,喜怒無常,曾多次僭越皇帝儀仗,遊蕩無度。梁武帝屢次告誡,他也始終不改,曾一度把他關進監獄,免去官職,削去爵位,後來又恢復原職,任命爲揚州刺史,依舊放縱不法。派人去市場購物,不給合理價格,百姓怨聲載道,甚至罷市。府丞何智通上報朝廷,蕭綸竟派人暗殺何智通。梁武帝因此將蕭綸召回,關入府中,降爲平民。數月後又賜其復封,寵溺有加。任命他爲丹陽尹。蕭綸倚仗寵愛,日漸驕橫,企圖奪走太子之位,太子蕭綱自然嫉恨,請求將他外調爲南徐州刺史,朝廷批准。其他兒子也紛紛出鎮:第五子廬陵王蕭續出鎮荊州,第七子湘東王蕭繹出鎮江州,第八子武陵王蕭紀出鎮益州,均掌握軍權,權勢與皇帝相當。只有第二子豫章王蕭綜已死於北朝,第四子南康王蕭績,長孫豫章王蕭歡,也早已去世,無從與太子相抗衡。然而太子蕭綱始終不安心,常挑選精銳士兵自衛。
梁武帝未能察覺內部動盪,反而因爲不立嫡子而內心愧疚,因此對諸皇子們也待遇與諸子一樣。河東王蕭譽被任命爲湘州刺史,岳陽王蕭詧也被任命爲雍州刺史。面對朝政混亂,梁武帝也暗自警覺,開始蓄謀自保。他認爲襄陽地勢重要,是梁朝經營的根基,便聚集錢財、招攬人才,招募數千精兵,環繞帳下。同時認真思考政務,安撫百姓,境內治理稱得上良好。不久廬陵王蕭續在任上病亡,朝廷改由江陵王蕭繹接任。蕭繹得到要地,極爲高興,入宮歡躍,連鞋子都踩破了。
梁武帝根本不知諸子的野心,仍以爲他們只是孝順賢明的子孫,不加憂慮,整天誦經唸佛,虛度光陰。中大同二年,他又一次捨身同泰寺,羣臣出錢贖他,和前兩次一樣。原本希望藉此得福,祈求萬年長治,誰知禍從福來,福轉爲禍,竟然在無意識中失去了河南地區,收降了一個東魏叛將,導致局勢驟變,原本繁榮的江南,頃刻間陷入戰火,變成一片廢墟。
再說東魏大丞相高歡,在邙山之戰後,便停止進攻,休養生息兩年多。東魏國主高善見改元“武定”。後聽說柔然與西魏聯合進犯,便急令高歡備戰。高歡仍堅持先前策略,決定與柔然和親,派行臺郎中杜弼出使北柔然,提議結盟,並請求爲世子高澄迎娶柔然公主。高澄已有妻妾,又何須再娶?柔然可汗說:“高王若要娶,我願把愛女嫁給他。”這更加荒唐。杜弼返回後報告此事,高歡便同意。後來,高歡派高澄統兵十萬,前往河南。高澄曾輕視高歡,私下對司馬子如說:“高王還在,我還沒敢有異心;若高王死了,我不願與這些鮮卑人共事。”司馬子如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讓他不要再說。高澄還與高歡約定,自己在外掌兵,必須防範陰謀,今後寫信給高歡,必須在信中加點作爲暗號。而高澄並不知道這一約定,寫信召高景時,未加暗號,高景遂推辭不去。同時,祕密派人前往晉陽,探查高歡的病情。
不久,得到密報:晉陽由高澄全權掌控,料定高歡必死,於是決定起兵反叛,寫信投靠西魏,表示願意歸附。西魏封他爲太傅,領河南大行臺,封上谷公。高景於是誘捕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人,祕密派遣二百名士兵,夜間襲擊西兗州,被刺史邢子才察覺,全部抓獲。隨即發佈通告,要求各州嚴防。高澄立即派司空韓軌領兵討伐。
高景害怕關中、陝西被韓軌切斷,不如轉而南投梁朝,阻力更小,於是派郎中丁和向梁朝遞交表文。表中寫道:“臣高景與高澄有矛盾,願將函谷關以東,瑕丘以西,包括豫、廣、潁、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歸附大梁,青、徐二州則只需發一紙文書,即可歸順。若齊、宋平定,便可向燕、趙擴張,統一天下。”可見高景反覆無常、狡猾奸詐。梁武帝看到高景的表文,便召集羣臣商議。尚書僕射謝舉進諫說:“近來我們與東魏和親,邊境安寧,若接納這位叛臣,我私下認爲不可。”梁武帝勃然大怒:“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怎能死守舊法?”衆臣大多贊同接納,唯有一人拍手叫好:“天賜良機,不取反受其害;況且我曾預感陛下將有徵伐大業,如今果然應驗,何故拒絕?”梁武帝聽了也非常高興:“確實如此,我正是打算接納侯景。”後人有詩嘆曰:
豎牛入夢叔孫亡,故事曾從經傳詳;
盡說春秋成答問,如何迷幻自招殃!
梁武帝究竟夢見了什麼?他與大臣詳細討論過此事,爲何又決定接納侯景?這些細節,留待下回詳述。
賀琛上書言事,條理清晰,四個問題並非無理。梁武帝卻護短自大,發下敕令質問,昏庸無能的統治局面已可見一斑。然而讀其敕文,仍要求賀琛詳細指出具體事實,結果賀琛一看到就怯懦退縮,不再直言。主上不明,臣子怎能伸張正義?對此,賀琛有何可怨呢?只是梁武帝過於迷信佛教,對子女教育無方,賀琛上書時並未提及,他所言皆浮於表面,只談表面現象,未能觸及國家根本。如果以國家大勢爲重,賀琛也實在不配理解。高歡年已五十,仍娶柔然公主,老來仍沉迷男女之事,不死何爲?玉璧之戰,五十天未能攻下,雖因韋孝寬防守得力,但主要還是高歡體弱多病,軍心渙散所致。將帥疲敝,指望士卒奮勇,終是徒勞。等到最終病逝於晉陽,仍能預見侯景之亂,命人善待慕容紹宗,將計謀提前安排於身後,這是他作爲亂世梟雄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