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史演义》•第二十九回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齐主萧赜在永明十一年,太子萧长懋患病,病情日益加重,齐主亲自前往东宫探望,多次慰问,不久后便去世,享年三十六岁,葬礼用的是衮冕,谥号为“文惠”。萧长懋长期担任储君,参与政事,朝廷内外都认为齐主年老,继承人即将上位。突然得知皇太子驾崩的消息,大家都十分震惊哀痛。齐主萧赜悲痛欲绝,精神失常。之后齐主前往东宫巡视,发现太子的日常用品奢华,居所也过于豪华,不禁感到悲哀并产生怨恨,于是命令有关部门逐步拆除和简化这些奢华设施。
当时,太子家令沈约正奉命编纂《宋书》,本想为袁粲立传,却犹豫不决,便请求皇帝裁决。齐主说:“袁粲是宋朝忠臣,何必多疑?”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沈约还打算多记录宋世祖孝武帝刘骏、太宗明帝刘彧的一些琐事,但齐主看到后,立即提醒他:“孝武帝的事迹未必真实,我曾经侍奉过明帝,你应当为我隐瞒其中的恶事,不要说得太详细!”沈约便删去了许多内容,使全书不至于太过琐碎和失实。
由于太子去世,齐主便立南郡王萧昭业为皇太孙,所有原属于东宫的旧臣,都重新被任命为太孙的属官。不久,北方魏国进犯的消息传来,朝廷正准备调动军队边境防御,却不料齐主身体不适,寒热交加,不得不退居延昌殿静养。他刚登上殿阶,忽然听到殿内传来房屋摇动的声响,顿时毛骨悚然,内心惊恐。他知道自己病重将死,但一时不便说出口,只好勉强进入寝宫卧床休养。正值北边战报日益紧张,雍州刺史王奂因参与谋反被处死,朝廷紧急派遣江州刺史陈显达改任雍州及樊城的刺史。又下令征调徐州、扬州的士兵,扼守边境要地。竟陵王萧子良担心军队不足,便在东府招募士兵,并任命中书郎王融为宁朔将军,负责招募事宜。突然传来诏书命令萧子良佩甲带兵入宫侍疾。萧子良马上遵命前往,日夜侍奉齐主。太孙萧昭业每隔几天也前来探视。齐主担心内外臣民恐慌,便强撑病体,命乐部奏乐,以显示自己从容不迫。但病情已难以支撑,突然昏倒,宫内内外都慌乱起来。只有王融年少轻狂,想趁机拥立萧子良,建立“定策”之功,便擅自草拟假诏,想立刻发布。恰巧太孙萧昭业闻讯赶至,王融立刻穿着戎装红袍,从中书省门口冲出,拦住东宫卫兵,不让其进入。萧昭业进退两难,突然有内侍飞奔出来,报告说皇帝已经转醒,立即传召太孙入宫侍疾。王融见状,这才不敢再阻拦,只好让萧昭业进去。其实萧子良并无篡位之心,和齐主谈完后事,表示愿意与西昌侯萧鸾共同掌管国家政事。最终朝廷发布诏书称:
“人终归于死亡,贤明圣哲也无法避免。我已年过六十,还有什么遗憾?只是国家事务繁重,治政艰难,因此难免有些忧虑。太孙德行日益增进,国家有指望。萧子良能辅佐他,共同推行仁政,内外政务,无论是重要还是日常,都可以和萧鸾共同商议决定。尚书省的根本事务,交由王晏、徐孝嗣处理;军务防边之事,交由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薛渊等人负责,其他百官各尽其职。请太孙勤勉为政,不可懈怠,还有什么可说呢!”
又有一道诏书特别强调:丧葬祭祀必须节俭朴素,严禁铺张浪费。所有不必要的开销,一律停止。今后无论是地方还是京城,凡是举荐官员或办理事务,都应保持朴素,不得贪图奢华,互相炫耀。金银丝棉等物已严重损害百姓,珠玉玩好更会伤害工匠,必须严格禁止,不得违抗。若后世子孙不遵守,那就别怪我了!
当晚齐主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共十一年。中书郎王融仍想拥立萧子良,甚至派人带兵封锁宫门,准备夺取权力。萧鸾赶至云龙门,遭遇甲士阻拦,便厉声喝道:“有诏书召我,你们怎敢无礼?”甲士被他这一声喝斥,立刻退到两侧。萧鸾乘机冲入,到达延昌殿,见太孙尚未登基,众王都在小声议论,不知在说什么。当时长沙王萧晃已经去世,高祖诸子中,武陵王萧鞍最长,也就在殿中。萧鸾问:“君主是谁?”萧鞍答道:“如果按长幼顺序,应由我继位;按嫡出原则,应由太孙登基。”萧鸾说:“既然立了太孙,就应该马上登殿。”萧鞍便带萧鸾到御殿前,正在太孙送葬时,便暗中推动太孙走出殿外,升上宝座,下令安排王公百官,布置仪仗,很快便定下礼制。殿中众人无不跟随,齐声山呼万岁。萧子良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随即由虎贲中郎将潘敞奉旨,率二百禁军驻扎在太极殿西阶,以防萧子良作乱。萧子良的夫人袁氏,早年曾抚养萧昭业,对他非常慈爱,萧昭业也喜欢亲近她。当得知王融谋反,便与萧子良产生了矛盾。服丧结束后,诸王陆续退下,萧子良请求留下居于中书省,等为先帝守陵后再退居私宅,但被皇帝明确禁止。王融因谋计失败,脱去丧服返回中书省,见到萧子良,仍带着怨恨说道:“你害了我!你害了我!”萧子良虽然欣赏王融才华,一向宽宏大量,对他的越界行为也一笑置之,不加追究。
过了几天,又传出遗诏,授武陵王萧鞍为卫将军,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共同开府,享有仪同三司的待遇;西昌侯萧鸾任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任护军,竟陵王萧子良任太傅。又过几天,追尊先帝萧赜为武皇帝,庙号世祖;追尊文惠太子萧长懋为世宗文皇帝,文惠太子妃王氏为皇太后;立皇后何氏。何氏是抚军将军何戢的女儿,永明二年嫁给南郡王,此时从西州迎入宫中,正式成为皇后。
萧昭业在做南郡王时,曾与萧子良一同居住在西州,文惠太子常派人监督他的起居,禁止奢侈浪费。萧昭业表面谦恭,实际上放纵情欲,常常深夜打开西州后门,带领仆人前往各营署,召妓饮酒,尽情享乐。每当没钱时,便向富人借债,不讲偿还,富人也不好拒绝。有两位年事已高的人物——师史仁祖和侍书胡天翼,本是文惠太子任命来监督他的。他们多次劝阻无效,私下议论道:“若把皇孙这些劣行上报给两位君主,恐怕会惹怒皇孙,让两位君主伤心。如果放任不管,日后出事,不仅罪及自身,全家都可能遭受牵连。我们两人年已七十,还贪图什么余生呢!”于是都服毒自尽。他们可谓愚忠。萧昭业得知后反而欣喜若狂,更加放纵,他宠爱的侍从,常常提前获得官职任命,写在黄纸上,让其收藏佩戴,等日后登基后按约施行。女巫杨氏擅长厌胜之术,萧昭业私下嘱咐她,用法术诅咒两位君主,帮助自己获得皇位。后来太子生病,召杨氏入宫侍奉,他看到太子时神情忧虑,满脸愁容,一出宫就与小人饮酒作乐。太子去世后,他亲自临棺痛哭,哀伤悲号,仿佛是一个孝子,但哭完回到宫中,又继续纵情饮酒,如常嬉笑。
世祖萧赜想立太孙,曾单独召见萧昭业,亲自抚慰,每次谈到文惠太子,萧昭业都悲痛哭泣,装出一副真挚哀伤的样子。世祖以为他情深性厚,称他为“法身”,反复劝慰,因此决定立他为继承人,准备传位给他。等到世祖病重,又让杨氏祈求他早日死去,并特意写了一封信给何妃(在西州),信中不谈别的事,只在中央写了“大喜”二字,周围环绕着三十六个“大喜”字,表达大庆的喜讯。有一次进宫问安,见世祖病情日益加重,萧昭业内心十分畅快,而世祖却忧愁不堪。世祖与他谈论后事,做出承诺时,总是带着凄然之色。世祖始终被欺骗,临终时还叮嘱道:“我看你有德行,将来一定能成就大业。但我有重要嘱托,你要牢记:五年之内,所有政事都可委任宰相,五年之后,不要再托付他人。若你自作自受,无法成就,也不至于怨恨。”萧昭业听后流着泪答应。世祖临终时,握着他的手,喘着气说:“你……你若记得我,你……你要好好做!”说到“作”字,气逆痰涌,翻白眼,最终去世。萧昭业送灵送葬,已不像从前失去父亲那般悲痛嚎哭。等到登基受贺时,脸上却满是笑意。礼毕回宫,竟把丧事彻底遗忘,召集后宫所有妓女,喝酒作乐,声音传到门外,这已经无法掩饰。
十多日后,秘密命令禁军逮捕王融,将其拘押入狱。王融被捕后,嘱托中丞孔稚珪上书弹劾他,说他轻浮狂妄,招揽不法之徒,诽谤朝政,应受重刑,最后被下诏赐死。王融的母亲是临川太守谢惠宣的女儿,早年擅长文学,曾教他书写读书,因此成就了才华。可惜王融自负才华,常有不切实际的愿望,常自叹道:“车前没有八辆马车,怎么能称得上是男子汉?”如今他想推举萧子良,触怒皇帝,终于遭到惨死。他上疏为自己辩解,毫无用处,又向萧子良求助,但萧子良自己已有嫌疑,内心恐惧,哪里还敢救他,最终27岁的才俊就此丧命。青年才俊若想建功立业,应以此为戒。王融临死前自叹道:“如果我不是一个百岁老母,我一定会直说!”原来他想揭发萧昭业的过失,怕牵连到年迈母亲,所以只能忍住。
齐主萧昭业杀了王融以泄愤,于是封弟弟萧昭文为新安王,萧昭秀为临海王,萧昭粲为永嘉王。尊女巫杨氏为“杨婆”,特别优待。民间甚至编出《杨婆儿》的歌曲来歌颂她。为先帝发丧,出殡至景安陵,还没有出端门,便托病返回后宫,传集胡人乐伎两部,在宫殿两侧演奏音乐,这简直是放纵欲望、疯狂至极了。
在世祖萧赜患病时,曾有北边入侵的消息。等到萧昭业继位后,反而沉迷享乐,不问外务,完全不知道魏国是否真的南侵。魏主拓跋宏性格怀古,向往中原文化,推行礼乐制度,整顿社会风气,彻底废除前代的辫发旧制,改为束发成髻,穿着衮冕。他还派遣地方官员祭祀尧、舜、禹、周公,尊孔子为“文圣尼父”,并亲赴孔庙行祭拜仪式,在中书省设立孔子画像,亲自拜祭,将原来中书学改为国子学,尊司徒尉元为“三老”,尚书游明根为“五更”,并推广这些制度。随后,在邺城建立行宫,作为临时都城。
第二年,即魏太和十八年(对应齐主昭业隆昌元年),魏国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提出四条建议:第一,请求魏主尽快返回北都,节省游历费用,改在洛阳建都;第二,建议朝廷修缮洛阳,应节俭,但须拓宽道路,疏通沟渠;第三,迁都后,应设立警戒制度,不可轻率骑马穿越山河;第四,应减少劳苦,安养身心,以无为而治,守候太平。魏主拓跋宏对这四条建议非常认可,于是于仲春启程,返回北都平城。
留守官僚迎接魏主入城,他在殿上接受朝拜,并当面说明迁都之事。燕州刺史穆罴上奏:“天下尚未安定,不应迁都,况且中原没有良马,若要征战,非常不便。”魏主反驳道:“马匹在代郡,哪里会缺?代郡在恒山以北,属于九域之外,非帝王应居之地,所以我决定南迁。”尚书于栗又说:“我不是说代地地形优越,能超过伊洛地区。但自先帝以来,长期居于此地,官吏百姓安居乐业,一旦南迁,恐怕会激起众怒。”魏主听了脸色不悦,正要发作,东阳王萧丕进言:“迁都这种大事,应当通过占卜决定。”魏主答道:“过去周朝、召公等圣贤才能占卜选址。如今没有贤明之士,占卜有何益处?而且占卜是为了解疑惑,若没有疑惑,又何必占卜?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家,可南可北,随地而居。我先祖世代居住北方荒野,平文帝拓跋郁律初居东木根山,昭成帝什翼犍迁至盛乐,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我有幸承袭祖业,国家安定,为何就偏偏不能南迁呢?”群臣这才不再敢多言。
魏主又西巡至阴山,登上阅武台,巡视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四镇。回到平城时已正值秋季。到初冬时节,得知洛阳宫殿已基本建成,便亲自前往太庙,命高阳王拓跋雍、镇南将军于烈奉神主前往洛阳,并率领六宫妃嫔、文武百官,从平城出发,一路上旌旗猎猎,钟鼓齐鸣,浩浩荡荡奔赴洛都。
诗曰:
霸图建立仰慕皇风,骑马南下抵达洛阳;
推行夏制改变夷俗,北朝继任者也称英雄。
魏主迁都洛阳时,正值南朝齐廷废立之乱。想了解废立的真正原因,敬请阅读下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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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先亡,嫡孙继位,这是古今常见的制度,无可厚非。萧昭业是文惠太子的后代,太子去世后由昭业继承,祖孙相承,符合传统。有人说他淫乱败德,必然灭亡,不如王融拥立萧子良,仍能保全齐国正统,这说法也有道理。然而,天道深远,人道短暂。立孙承祖,是人道;孙无德而覆祖业,是天道。商纣王之父帝乙未立微子,后人不能归咎于太史,由此推论,对萧鸾又何须苛责!王融妄图富贵,图谋私利,根本不值一提。魏主拓跋宏南迁洛阳,完全是出于坚定决断。后世有人批评他轻弃根本,盲目模仿夏周汉朝旧制,导致后代衰亡,这是一种浅薄之见。国家兴衰,根本在于政治清明与否,与是否迁都无关。政治清明,不迁都也可以;政治腐败,即使迁都也无济于事。因此,说魏主迁都是错误的,不过是肤浅之论。本回对萧鸾拥立太孙、魏主迁都洛阳均无贬低之词,正是因为这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考量。